文／刘江华
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门楼，门楼上方题额“清华园”。这三个圆润端庄的楷书，以及主楼“清华学堂”四字，都出自晚清内阁协理大臣（大体相当于副总理）那桐的手笔。
生于1856年的那桐，1886年乡试中举，与端方、荣庆被称为晚清“旗下三才子”，当时有“大荣、小那、端老四”之说。三人中，端方官至直隶总督，以推崇新政著称，曾创造了清廷新政中至少30项第一。荣庆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守旧而清廉。那桐则不仅以体仁阁大学士、内阁协理大臣为三人中官阶最高者，而且厚有家赀、生财有道。他在今天北京新东安市场东北的金鱼胡同拥有占地25亩、房间300多间、东西七跨大院落的庞大宅第，还有三家当铺、十七八顷土地……
然而，年轻时的那桐穷得上朝时连靴子都不舍得穿，先光脚走路到朝堂前，再穿靴子，潦倒如斯。年轻时的那桐，竟连续三次冲击一个四品官职而未成，落魄至此。
那桐飞黄腾达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1858年顺天乡试，主考官、文渊阁大学士柏葰被举报受贿，咸丰下旨将其斩杀于菜市口，殃及担任同考官的那桐父亲普安（又写作浦安）也丢了性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午科场案”。父亲去世后，那桐家道开始败落，除了不舍得穿靴子外，因为生活困难，还要经常到姑姑家里打鞋带子赚钱。
那桐虽31岁才中举，但凭借满族出身，22岁时即入仕，签分户部贵州司行走。他从此在户部兜兜转转了21年，直至1899年1月补授正四品的鸿胪寺卿，才首度离开户部。在户部历任的诸多职位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1895年的崇文门奏派委员和1896年的银库郎中两职。
崇文门税关是京师收税之总机关，其监督为知名肥缺。曾任崇文门帮办委员的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帮办委员一年岁入可得四五千金，奏派委员所得则多出数倍。至于银库郎中虽只为正五品，但掌管银库印钥，地位较为重要。据《清宫遗闻》载：“户部各差，以银库郎中为最优。三年一任，任满贪者可余二十万，至廉者亦能余十万。”有说法称，朝廷拟定银库郎中人选时，那桐排名第二，本无希望。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鼎力推荐，甚至不惜与军机首辅李鸿藻闹僵，终于让那桐获此肥缺。
那桐父亲死后，叔父铭安对那桐视若己出，不仅将其在金鱼胡同的宅院分给那桐一半，还在1891年送给那桐高达3.5万两的家产。如果说，叔父所赠是那桐人生的第一桶金，那么任职崇文门奏派委员，尤其是出任银库郎中，则给那桐带来职业生涯的第一桶金。
出任户部银库郎中的第二年，那桐就开始投资当铺。据《那桐日记》，1897年9月，他买下了北新桥北大街路东的增裕当铺作为己产，“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1898年，又买下了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的元丰当铺，改字号为“增长”，用银七万二千九百六十两。1902年3月，他又凑了一万两银子，与人合伙开办“合兴当”。仅此3家，那桐在当铺上的投资已达13.5万多两。
在户部的前二十年，那桐官运并不佳。举一个例子，至1896年，已经入职户部20年的他才官至五品。鸿胪寺是掌管朝会与国家宴会赞导礼仪的机关，鸿胪寺卿为正四品。1894、1896两年，虽经户部保举，但那桐两度落选。失望之余，他在日记中无奈写下“无望也”三个字。直至1898年第三次保举，那桐才补上此四品官。
但从1898年至1903年，仅仅用了5年时间，那桐即由正四品鸿胪寺卿升至从一品的户部尚书，连升五级。1899年12月，由于荣禄的推荐，正四品的那桐直接补授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越过从三品、正三品两级。升迁之快，堪比火箭速度。
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荣禄成为慈禧最信任、最倚重的军机大臣。荣禄为人极为精明，城府甚深，但有贪财的致命缺陷。保留至今的《荣禄存札》揭示，1901年6月至1903年4月，不到三年的时间，各地官员给荣禄的信函中涉及请托者就有三四百件之多。如署湖南按察使继昌为求“逾格栽培”，一次性就送给荣禄“纹银千金”；两江总督刘坤一也曾一次性“汇送京平银二千两”。
那桐也是看准了荣禄贪财的嗜好，每逢荣禄生日，必定登门送礼。1899年补授鸿胪寺卿后，那桐给所有的上司送礼致谢。按照常规，京堂送礼，四十两为准，而那桐却下血本单单送给荣禄一千两。一来二往，荣禄便把那桐视为亲信，重点栽培。1900年12月，兼为会典馆提调官的那桐，将编修会典所节省的银子六万两返还部库，被谕旨赞为“实属奉公洁己，办事认真”。荣禄借此机会，在慈禧面前美言，终使那桐获此逾格提拔。
平心而论，那桐办事能力颇高。1894年为慈禧六十寿辰，翁同龢等奉旨出任总办大臣，派那桐负责“点景”，即在京城各处布置景点，搭建彩棚。在当年6月4日的日记中，翁同龢如此评价那桐：“此君才固可喜也”。1899年10月慈禧召见那桐时也说“我闻你颇能办事”。
凭借际遇和才干跨入二品官员行列，对那桐而言，至关重要。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前夕，慈禧、光绪等西逃，时为理藩院左侍郎的那桐被派为留京办事大臣。由于同时兼任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之职，在议和全权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尚未抵京之前，因缘际会，那桐成了与洋人交涉的核心人物。他“托总税务司赫德见各国公使，为之代商和局”；8月28日，八国联军士兵穿越紫禁城，他在乾清门外等候，又在御花园伺候“喝茶、用果点”，使紫禁城得以保全。
现存的史料显示，庚子事变中，那桐在金鱼胡同的住宅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家人被迫到亲戚家中躲避了将近两个月。1901年4月30日，在给驻德公使吕海寰的信中，那桐就说，由于家在东华门附近，所以成了八国联军第一批洗劫对象，“房屋占据，财物一空……一家三十余口，无衣无食，全恃告贷”。
这些慨赴国难的努力，这种国而后家的精神，得到慈禧的赏识。她下旨称赞那桐等“身处危城，力维大局，洵属可嘉”，并于1901年8月特赏私房钱银六百两。慈禧亲赏私房钱，可谓殊恩。
此后，那桐迎来了职位的快速升迁：1900年12月因办理辛丑和议有功被赏加尚书衔；1903年5月被任命为户部尚书，步入一品大员的行列。1905年7月3日，慈禧在仁寿殿召见时对他说，“尔近来办事甚历练，将来朝廷大事全仗你了”。以笔者所见的史料，除了对庚子事变时由甘肃带兵进京护驾的岑春煊曾说过“我母子西巡时，若不得汝照料，恐将饿死，焉有今日。我久已将汝当亲人看待”之外，与臣属如此推心置腹，在素以狠辣著称的慈禧身上，并不多见。
在得到慈禧赏识的同时，那桐对慈禧也是悉心讨好。慈禧寿辰是自不必说，就是出国、出差、年节甚至是慈禧从紫禁城移驾颐和园，那桐都会进献礼物。他1903年赴日出席大阪博览会并考察银行印花税等，给慈禧带回了七宝窑大鱼花瓶、东洋彩缎等八色礼物。他10月份以户部尚书身份赴天津出席银钱总厂开工仪式3天，也给慈禧带回糟鱼、糟虾、糟鸡等礼物。1902年9月，慈禧、光绪移驻颐和园，那桐还进奉饽饽果子八大盒、银十二两。
那桐所题的“清华园”，被评为字体圆润。字如其人，其为人也是八面玲珑。对慈禧、恭亲王奕䜣、庆亲王奕劻、荣禄、翁同龢等上司，他自是费心讨好。就是政见相左的同僚中，他也能左右逢源。袁世凯和岑春煊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时势若仇雠，但在那桐日记中，既有5月6日、6月10日等与岑春煊频繁走动的记载，也有6月1日赴徐世昌六国饭店之约、9月27日给袁世凯拜寿等与袁世凯一派关系亲近的举措，可谓结交有术。
在年节等联络感情的好时机，那桐更是不辞劳苦。《那桐日记》记载，1898年的正月初一到初八，他前去拜年达到五百多家。毫无疑问，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其他年份的春节，拜客数量也不在少数，如1896年110多家，1897年230多家。
那桐还通过与同僚结拜兄弟等办法，在朝中编织自己的关系网，为自己的升迁和做官铺路。1905年12月，他与仓场侍郎桂春义结金兰；1907年5月19日，他与时为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互换兰谱。
1911年5月，大清首届责任内阁组建，那桐出任排名第一的内阁协理大臣，位极人臣。
很难精确统计出那桐家产的具体数额，但仅据《那桐日记》所记数条，即可窥其一斑：1897年至1902年购买当铺13.5万两；1901年3月至10月在日本正金银行、英国汇丰银行共存银1.7万两；1904年至1907年买地3.3万两；1902年至1906年买地基用银超过1.3万两；1911年报效清廷京平银4万两、购买爱国公债11.28万元；1912年购建天津新居5.8万两；1922年购买崇文门苏州胡同宅院3.5万元……仅这些不完全统计，就超过40万两。
清朝在京文武官员，一品官岁给俸银 180 两、俸米 90 石（一石等于十斗）。雍正改革后，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侍郎发双俸，即便如此，按照这个俸禄，那桐绝无可能拥有如此巨额家赀，更何况其长期出任的四品官俸银只有银105两。
那桐的家财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不可否认有那桐的投资所得。如1904年8月出价2.6万，买地十七顷，每年可收租金银855两；1915年入股盐业银行后，每年可得分红和办公经费两三千元；1922年购房后出租，每年可得3600元。此外，还有入股铁厂、入股中国电灯公司、存款于银行生息、放高利贷等等投资所得。
但毫无疑问，更多的家财是灰色收入，其中收受前来投拜于自己名下者的进献是重要一项。
那桐为人，并不在意清节，时人就将其与庆亲王奕劻并列，有“庆那公司”之说。摄政王载沣的胞弟载涛在回忆录中说“那桐是一个著名圆滑的官僚”、“奕劻、那桐平日贪得无厌”、“那桐亦是著名的大贪污者，拿钱走他的门路者，大有其人”。
从1903年被任命为户部尚书起，开始有大量的官员来拜门、求其照拂。来拜门者，多为候补道，希望那桐帮忙谋得一实缺或差事。清朝自乾隆后期起走向衰落，历经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等以及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后，国库日趋空虚。自咸丰朝开始，捐纳、保举日益肆滥，候补官员队伍迅速扩大，官多缺少的矛盾日趋尖锐。有学者统计，晚清时期候补的官员常年有两三万之多。
这些来拜门者自然不会空手前来。据那桐日记，1905年5月14日，好友福余庵的三个儿子“以千金为贽拜门”；1907年1月24日，郭家两子弟“瞻敬千金来晤”。由此看来，以银千两作为进献标准者，不在少数。粗略统计，1903年全年，来拜门的人数约为 53人。可以想见，随着那桐官职的上升，来拜门者越来越多，所送贽敬也会越来越高。虽然，有少数人所送的礼金被退回，但绝大部分还是落入了那桐囊中。天长日久，当属巨资。
1912年2月29日，曹锟发动“北京兵变”。两天后，那桐一家移居天津。在天津，那桐一开始租住在德国、法国的租界。几个月后，他投资5.8万两，在英租界红墙道（今和平区新华路196号）孟家庄修建了新居，包括一大一小两座德式洋楼，独立院落。
或许是因为曾主管外务部的缘故，那桐对西方生活和西方事物并不排斥。早在1901年7月，他就出洋元四十元、花了两个小时，给自己拍了一段影像。要知道，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1905年才诞生。此前4年，那桐就尝试给自己拍类似电影的活动影像，无疑属于尝鲜者。移居天津后，那桐也没有停下赶时髦的爱好。1920年四五月间，他出资四千六百元购买“美丰”牌汽车，乘车去马场道、海河沿等地游览。甚至，还花了4880元给自己在天津的别墅装上美丰暖气管。而且，大约从1922年6月12日开始用寒暑表记载温度，这在当时自属时髦。
那桐爱好京剧。身为朝廷重臣，他有机会观赏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顶级演员的演出。如1902年9月，慈禧和光绪驻跸颐和园，那桐以左翼总兵身份随驾，此后4天就看戏33出。
除此之外，他欣赏这些名家演出的机会也相当多：1917年11月底，中国、交通、汇业、新华、盐业、金城六银行借其金鱼胡同宅院宴请日本实业家大仓等诸君，那桐作陪，那次，梅兰芳唱的《天女散花》被那桐评为“极佳”；1918年8月，友人梁士诒等14人做东，请梅兰芳、杨小楼、刘鸿升等唱戏，为那桐祝寿等等；1919年11月15日，为了看梅兰芳演出的《游园惊梦》，那桐还专程由天津回北京。这出戏，晚8点开始，12点才结束，长达4个小时。如此看来，那桐可谓十足的京剧戏迷。
那桐爱看戏、会看戏，同时也和这些京剧名家关系颇好：其1913年3月6日的日记中有“谭鑫培来谈”的记载；1921年8月26日是那桐六十五岁生辰，“梅兰芳送戏一出”表示祝贺。1917年5月10日，名伶谭鑫培病故，那桐在日记中难过地写道：“名伶谭鑫培今日病故，失一角色可惜也”——远比清帝逊位时沉痛。1912年移居天津后，其日记中经常有去“丹桂茶园”“天仙茶园”听戏的记载，甚至“看京剧成为主要娱乐方式。常常带夫人、子女，并邀请族人一起看戏，几乎跑遍了津门的茶园戏楼，往往深夜才归”。
那桐为人有念旧情的一面。叔父待其如同己出，其对叔父也情同父子。叔父所赠的3.5万两，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那桐于1894年、1896年、1904年分三次还清。从1896年8月开始，每月还资助叔父银五十两。与叔父生活的几十年间，他侍奉唯谨，年节、做寿一丝不苟；1911年7月，84 岁的铭安患急症病逝，从请谥到办理丧事都主要由那桐一手操持。
对亲人如此，对老师也如此。安晓峰是其参加乡试时的座师，1894甲午战败后，他上折参劾李鸿章丧权辱国，被慈禧发配新疆，临行前那桐赠银200两作为程仪。1920年10月，已经在天津当寓公8年的那桐，通过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得知安晓峰已从新疆回到甘肃秦安县，又“汇洋三百元”略表心意。
对亲人、对座师如此，对逊清皇室也是如此。移居天津后，那桐自称“前清告退少保大学士”，属于遗老一族。1917年7月1日（阴历五月十三）张勋复辟、拥立溥仪登基，第二天，那桐即用阴历记日记；张勋复辟失败两天后的7月14日，他又改用西历写日记。这些细小的举措无疑透露出这位前清旧臣的微妙心理。每逢溥仪、隆裕生日，他都会送去礼物。1922年溥仪大婚，他更是一次性进献了一万元。
尽管如此，就目前所见，那桐风评不佳。从流传下来的照片看，那桐属心宽体胖一类。他性格圆融乐观，崇尚及时行乐，生活追新求异。作为清末一代重臣，在动荡时局中，并无治乱本事，也无政治智慧，却结交有术、擅长纳贿、精于理财。
从《那桐日记》中确实很难看到他“怨天尤人”“忧时愤世”的记载。1910年正月初一，应该说此时的清朝已是危机四伏，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动过多次起义，但那桐在日记中写下的是“国事极顺遂”之语。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他也只是平静地写着“本月（日）奉懿旨三道，宣布共和立宪政体”之语，与前功臣馆总纂恽毓鼎的“呜呼！国竟亡矣……真堪痛哭”、前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十二月廿五日逊位诏书颁出，二百六十八年之天下，从此断送，哀何可言”形成鲜明的对比。甚至，1912年2月18日即清帝逊位后第一个大年初一这天，他的日记还写着“风定天晴，气象甚好”之语，完全看不出失国之痛的情绪变化。
经过那桐的苦心经营，位于金鱼胡同的七跨大宅院，自西向东依次布置马号、西大院、两所宅院、怡园、东大院（今东城区金鱼胡同东口到华尔道夫饭店东墙），以“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闻名京师。怡园正房名“乐真堂”，室内有戏台，建于光绪、宣统年间，当时属于新式建筑，声光电一应俱全。加上地处市中心，遂成清末民初名重一时的达官贵人宴会之所，曾多次接待过孙中山、黄兴、段祺瑞等显赫人物。
那桐升官发迹的背后，我们看到了清朝吏治的腐败和慈禧晚年的懒政。
清朝本不许官员开当铺。道光年间两广总督琦善被抄家时抄出当铺三家，每家出钱两万串，共计六万串。但均非琦善之名，而是由其家仆王幅出面，“写立公中合同”，并由王幅派人参加当铺的管理。到慈禧时期，反对戊戌变法、率领义和团同八国联军开战的兵部尚书刚毅，已敢在京城开设了三座当铺；军机大臣鹿传霖在家乡河北定兴开当铺；那桐开当铺之事也堂而皇之地记录在其日记中。官员则例已成具文。
那桐之外，像奕劻、袁世凯等，也不时向慈禧进贡礼物，如1902年慈禧67岁生日，袁世凯花了一万两银子买了辆小汽车作为礼物进献；1908年1月，那桐、奕劻和袁世凯“恭进马车十辆、马十对”等等。本来，天子富有四海，频繁的进贡——所需钱财都是民脂民膏。可想而知，也把慈禧与臣子的关系几乎等同于商品买卖。溥仪登基后，摄政王载沣即予以废除也表明这些礼节不得人心。
那桐之资质，本不胜任尚书、军机大臣之职，以慈禧之精明，岂能不知，却竟然对其说出“将来朝廷大事全仗你了”。连溥仪都认为“庆王就是以办理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慈禧却说“奕劻太老实，是上人的当”。这样的反常，只能说明在被围猎之下，慈禧对奕劻、那桐等的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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