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疫情过后，由于缺工太久，武汉周围的工厂纷纷开出高价薪水吸引工人。
可是不论这些工厂开出多高的工钱，年轻的小王（化名）总觉得不太满意。
因为自己眼下有一笔几千元的债务急着要还上，而工厂的工钱不但不够还债，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拿到手。
急需用钱和急需工作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让小王是比遍了一家又一家工厂，总是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办法。
万般无奈之下，小王总算找到一个夜班的临时工，两个小时就挣了6千元钱工资，这才在最后关头，填补上债务的缺口。
小王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也没有消耗过多的体力，但他自那以后还是整整在家里休息了半个月，才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几乎不可能有人喜欢这份工作，但对于我们社会，它的重要性却又不下于救死扶伤的医生。
千年以来，我们中国人从黄土中诞生，最终也归于黄土。
凡是做子女的，总免不了最后亲手将父母放入上好的棺椁葬入墓穴，才算是尽了自己最后的孝道。
不过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的工业社会，这种传统的土葬方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
也正是从此开始，民政部及下辖各地民政局之下又多了一个新的事业单位：殡仪馆，或者按照普通老百姓的说法，火葬场。
殡仪馆最重要的功能，便是在各地普及推广丧事风俗改革，变土葬为火葬，并提供相关服务。
火葬的积极意义当然很多，比如破除迷信、减少浪费、有利节俭、节约耕地、消除疫病、保护水源等等。
但对于逝者的亲属来说，先进的火葬却带来一份在情感上难以承受的重担：几乎没有哪个人有勇气，能将陪伴了自己一生一世的父母、爱人、至交，推入800度以上的烈焰之中，化作一捧不复相见的烟灰。
搬尸工，这个殡仪馆中不可或缺的职位，虽然名字听起来冰冷无情，令人望而生畏，其实正是应时代的变革而产生，对逝者最后的善待。
因为有这个工作的存在，亲人好友还有静坐在等候厅里等待接过骨灰盒的机会，而不必面对打开焚化炉的残忍。
也因为在这个机械高度发达的时代，逝者的最后路程是被人抬着，才能完整保持身后的尊严。
要给这么一份内容简单到无以复加，意义却无可取代的工作做评价，单论薪水收入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但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搬砖”，是普通人对于体力劳动的戏称，一般而言，一天下来能赚到几百块，已经算是不错的收入。
武汉小王两个小时能拿6000元，如果是一天8小时算下来，一个月轻轻松松就能有超过50万元收入，这当然不是“搬砖”能达到的。
小王搬的，正是胆子稍微小一点的人根本不敢想象，已经失去生命的人体。
然而即便如此高薪的工作，在当事殡仪馆发布招聘消息几个小时后，应聘者依然没能达到岗位需求的10个人。
小王自己心里，在这几个小时里也不知道反复思量了多少回。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热爱生活的民族，我们注重现实的天性和文化，使我们无须将精力浪费于虚无缥缈的宗教道德，也同时让我们对死亡怀着特别的恐惧：死后元知万事空，我们都知道，天堂和灵山，都不过是一种无用的安慰剂。
不论你生前是秦皇汉武，还是至亲长辈，一旦永久合上眼睛，就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字眼：死人。
同时还会无形之中带上一种叫做“晦气”的粘糊糊的东西，如同病毒细菌一般，无孔不入，沾之即附。
小王是“阳气”十足的年轻壮汉，他自认为可以不怕逝者身上的“阴气”，却不能不考虑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晦气”。
也正是这两个字，阻挡住了绝大多数并不那么急需收入的应聘者，反而给小王留出了一线机会。
除了这种至今未能随着丧葬仪式被一起革除、根深蒂固的生死观，小王也不得不考虑更现实的因素。
殡仪馆招募临时工仅仅注明了岗位工作是搬运遗体，却没有给出更多关于逝者的病理信息。
如果是寿终正寝的老者、或是意外身故的不幸者还好，但生老之外，还有因为疾病，甚至是传染病身亡的患者，要搬运这样的遗体，风险就显得非常不可预测。
尤其是小王找工作之前，武汉和临近地区因为新冠病毒已经封城数月之久，当地当时所有不幸去世的人，都有可能带有这种凶险的病毒。
事实上，如果不是为急切的债务逼迫，恐怕小王最后也是那群望着高薪却步的人之一。
得知儿子找了这么一份临时工，小王父母在电话里将他劈头盖脸一顿痛骂，不过此时小王也没有更多选择。
小王在出发之前不知道洗了多少次手，还戴上三层手套，穿上了厚厚的防护服。
和小王最终通过报名的其他9人情况也和小王差不多，在驶向医院太平间的包车上，年纪轻轻的大小伙子们都低着头，车厢里的阴暗沉默，能使再胆大的人也心惊肉跳。
“兄弟，你怕吗？”“当然怕啊，但是有什么办法，我要吃饭啊！”
这句话，恐怕就是那份招聘启事最终能招到10个临时工的唯一原因。
这趟旅程唯一让小王他们感到幸运的是，遗体已经在医院用袋子裹得严严实实。
没有冰冷惨白的肤色，没有扭曲变形的表情，没有恶臭难闻的异味，他们只需要在脑中强行认为自己只是在搬动一块巨大沉重、冰冷僵硬的大石头。
即便是如此，厚厚的防护服之下，所有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们，背后都冒出了阴冷的汗水。
几十名殡仪馆员工，再加上小王等10名临时工，在2个小时之内总共花费的力气就是将4具遗体从医院运上车，到达之后，再从车上搬到焚化炉前，这百来米的路程。
殡仪馆的馆长十分爽快，在小王完成任务之后，立即就将薪水转了过去，没有一秒钟的拖欠犹豫。
但小王第一时间将债务还完之后，就立刻失去了寻找其他工作的心情，在家里也不愿和父母多说一句话，整整躺了半个月才缓过神来。
如果看了小王的故事，认为在殡仪馆的正式员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拿着难以想象的高薪，这也是彻头彻尾的误区。
搬运遗体，本就是殡仪馆职责之内的服务内容之一，设置有固定的人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亡故病例突然增多、正常工作时间之外需要紧急处理等，殡仪馆才会用特别的高薪招募一些临时工助手。
而馆中更“专业”的搬运工，并不会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拿到额外的报酬。
正如国家一开始推荐丧葬改革时，就将殡仪馆纳入民政局管理，我们所谓的“搬尸工”，其实正式的名称叫做：“殡仪服务人员”。
搬运遗体只是他们的重要“服务”内容之一，他们同样要承担一些其他的辅助事务。
生老病死，是关系社会全局的大事，人们再怎么不喜欢殡仪馆，也不能否认它的重要性和医院并不相上下，殡仪馆也是不折不扣的事业单位，殡仪馆正式员工也是吃财政拨款的“编制人员。
说明殡仪馆里的正式岗位和其他政府、事业机构一样，可不是几个小时都无人问津的零活。
以中国东部发达地区某地殡仪馆为例，该单位在最近的招聘岗位中就明确注明专业条件：现代殡葬技术及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要求。
没有错，人们印象中总是和风水、吉日这种封建迷信和纸钱、花圈之类挂钩的“白喜事”，如今也是一门讲究技术和管理的现代科学了。
出现殡葬专业学科的根本原因，当然不仅仅在于遗体处理设备的运行和保养需要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殡葬单位本身的公益、公务属性也在吸引着许多追求稳定工作的年轻人。
世代交替是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如果说有什么行业是永远也不担心没有“业务”的，殡葬业必定不是第一便是第二。
在“铁饭碗”身份的加持之下，殡仪馆的正式岗位并不愁没人报考，甚至随着学习殡葬专业的人数渐多，他们对于招募临时搬运工也有了更强的议价能力，可以从还未毕业的殡葬专业学生中优先挑选。
那么当一个专业对口的学生最终成功进入一家殡仪馆，能领到多少薪水呢？
答案是并不特别多，视地区发展水平而定，一般实习期的学生工资不过2-3千元，转正之后如果继续从事一线搬运工作，则可以达到一个月6千元左右，和一般经过财政系统下发的工资水平没有太大差别。
根据一位在广东某殡仪馆工作20年的股长所言，他的月薪也不过是8000多元。
相较于其他多姿多彩的生活行业，殡葬业的确有那么一点“小尴尬”。
一方面，这个行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属于绝不可缺少的基础行业之一；另一方面，行业的特殊性却很难激发从业人员的热情积极性，也不便于在社会上广为宣传号召。
甚至有馆内工作人员在对外介绍自己单位时，仅仅只到“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便戛然而止，绝口不提自己的真正岗位内容。
如果是普通朋友倒也罢了，最令一线搬运工们头疼的无疑是谈婚论嫁的时候，女方一旦问起自己的工作，实在少有能直接说出口的，多半只能用“事业单位”、“公务员”之类谋求搪塞过关。
因此，比起其他行业，人们对于殡葬业的一些“灰色收入”也格外宽容得多。
比如某些地区，逝者家属会给搬运工塞一份不大不小的红包表示谢意。
又比如，搬运工可以向家属推荐购买一些寄托哀思的道具和骨灰盒，而这些交易，自然会给这些另类的“推销员”带来额外的收入。
殡仪馆中没有生离，只有死别，还算过得去的收入，是唯一能让年轻人有勇气面对他们自己未来结局的办法。
殡葬行业其实并没有多少发展的空间，一线搬运工尤其有着不成文的年龄界限：一般当员工要成家、或是升迁之后，就会想方设法脱岗。
在这个商品经济的时代，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办法。
实际上，我们新中国建国初期也曾经遇到过类似于今天的殡仪馆搬运工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老北京平房多，老四合院里人口密度大，茅坑浅，粪便常常溢出来，气味非常难闻。
掏粪不仅是北京城卫生所必需，还能运往乡下制作农肥，变废为宝。
可走街串巷的掏粪工人时传祥，却被骂为“粪花子”，背着一筐肮脏污秽的大粪，受尽欺凌白眼。
新中国建立之后，时传祥不仅有了崇文区清洁队青工班班长的正式身份，还被评为劳模、作为北京市观礼团副团长，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对于大有益处的火葬事业和从业人员们，人们又何必守着陈旧的生死观看待呢。
对于特殊的搬运工，人们又何必守着陈旧的生死观看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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