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为避开国内疫情，在印度斥资10亿美元，建起代加工厂。
但开工不到半年，工人偷懒耍滑、迟到早退、聚众抗议加班等现象不断发生，加上印度疫情集中爆发，郭台铭被迫重新把目光转回中国大陆。
此时市场份额已经被比亚迪、立讯精密等品牌纷纷抢占，富士康在中国境内失去了一家独大的地位。
郭台铭在功成名就后曾经对外放出豪言，称中国离不开富士康。但从富士康后期发展来看，中国并不是非富士康不可，反而是富士康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的崛起。
1974年，郭台铭在台湾地区创办富士康，这时的富士康员工只有200多人，主要业务是制造用于电器的树脂模具。
八十年代，台湾地区盛行电脑配件加工，郭台铭受这股时代潮流影响，也逐渐增加生产线，涉足电子制造业，出口连接器。
在台湾发展13年后，富士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产观念，注重高质量、高产量，在同行业加工厂内有了一定名气。
但郭台铭心中并不满足于此。台湾地区劳动力价格逐年上涨，各种劳动保护法也束缚着工厂规模进一步扩大。为降低成本，郭台铭绞尽脑汁。
1978年大陆地区改革开放，外商争先恐后进入东南沿海建厂，留在台湾的郭台铭也开始动起心思。
彼时大陆和台湾关系微妙，但毕竟有所缓和。郭台铭抓住时机，在1988年，果断把富士康工厂搬迁到内陆地区。
事实证明郭台铭走了最正确的一步。
1988年，深圳第一家富士康工厂建立，当年就招到了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工人们为郭台铭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富士康规模急剧扩大，台式电脑生产量占据了世界的25％。
由此，富士康正式进军前景更广阔的电子设备制造业。
1995年，苹果公司与代加工厂摩托罗拉在产品质量上产生了分歧，乔布斯开始着手为苹果手机选择最佳代加工厂。
就在这时，他认识了郭台铭，没多久，乔布斯便向他提出了初步合作意向。
郭台铭受宠若惊，同时也感到忐忑不安。在此之前苹果公司一直选择摩托罗拉作为代加工厂，生产的手机质量也一直不错。
郭台铭起初想委婉拒绝乔布斯的要求。但这位魄力十足的苹果创始人却告诉他，先试着做一台苹果出来，如果做不到，再说别的。
郭台铭回去后立刻想办法，结果真的做了一台苹果出来，乔布斯看到成品后十分满意，不久就把苹果的订单交给了他。
由此，富士康正式成为苹果的代加工厂，一做就是三十年。
这三十年里，富士康取代摩托罗拉的地位，一跃成为苹果在中国境内最大的代加工厂。乔布斯去世后，继任者库克也依然默认了富士康的代加工地位。
除了承接苹果的订单，富士康同时也大量接收其对家的手机生产订单，但郭台铭分寸掌握得十分到位，几家竞争商对此也从未有过争执。
纷至沓来的国际国内订单让郭台铭和富士康赚得盆满钵满，他本人也登上了福布斯全球富豪榜，财富值63亿美元。
而作为中国大陆最知名的代加工厂，富士康成了中国制造的代名词，“世界工厂”有目共睹。
至此，郭台铭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但社会各界也同时注意到，富士康的工资之低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工人为了多拿一点加班费，不得不放弃休息时间，拼命加班。
据统计，普通一线工人每日工作可以达到16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吃饭和睡觉被压缩到5个小时以内。
繁重的工作量使员工们劳累不堪，精神和物质受到双重折磨。
2010年1月，富士康第一起跳楼事件发生，19岁的年轻员工不堪工作重负，最终心理崩溃，绝望之下跳楼自尽。
此后短短一年内，跳楼员工增加到13例，触目惊心的自杀事件频频登上报纸头条，富士康也因此被迅速推上舆论风口，成了城镇化过程中“血汗工厂”的代名词。
而创始人郭台铭对这一称呼坚决否认。
富士康跳楼事件引起外界热议时，一直保持低调的他选择现身，表示愿意尽最大努力安抚员工，并加强安全防护，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由于富士康承接了许多知名电子产品加工生产订单，郭台铭只同意在钱款、心理防护、安全设施等方面做一些改变。对于工作量、最低工资、加班时长等至关重要的领域，他只退让了很小的一步。
例如取消填写不自杀承诺书，赔偿跳楼员工10万元，加班意愿从一月一问改成一周一问。
到2011年，郭台铭在颁奖典礼上还仍然声称，“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
对郭台铭来说，富士康的成功建立在中国近三十年的人口红利期基础上。因此，当深圳工厂员工不断流失、用人成本逐年增加时，郭台铭便想到了向更广阔的内陆地区大举迁移。
2008年金融危机后，富士康在重庆、成都、贵阳、郑州等中西部地区建厂，同时极力减少用工数量。
郭台铭宣布，未来将用100万台机器人取代50％的劳动工序，这意味着富士康目前120多万的员工里，有相当一部分岗位会被机器人取代。
对中国而言，富士康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从2009年起，在前20家对外贸易的企业中，与富士康保持联系的就有8家。业务总额占到了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
无数人被迫在家隔离，一时间，店铺关门，工厂歇业，大街上人迹罕见。
富士康加工厂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天不开工就意味着一天没有收入。为此，郭台铭也伤透脑筋。
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情况下，富士康只能关停国内工厂，遣散工人，等待着疫情结束的好消息。
此时苹果公司见大陆地区疫情严重，于是决定把生产线搬迁到印度。作为苹果公司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也选择了与苹果共进退。
当然，这并不是出于“义气”，双方各有各的考虑。
印度拥有13亿人口，但智能手机的使用人口只有4亿。如此广阔的市场一度吸引了许多著名手机品牌商前来投资。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印度贫富差距太过巨大，买得起智能手机的人很少。加上在当地建厂又困难重重，高昂的成本最终劝退了这些厂商，转而选择在中国建厂。
面对这种情况，为了倒逼品牌手机行业在国内建厂投资，印度政府不断增加进口智能手机的关税，从5％增加到20％。
同时还规定，所有进口手机必须在当地购买30％的零件，才有可能被允许设立直营店。
由于这种规定太过缺德，很多智能手机巨头在印度市场屡屡受挫。苹果公司也不例外。
无奈之下，苹果只能接受这种不公平的条件，把国内的8条生产线陆续搬到印度，以降低成本，抢占市场。
但当时中国大陆地区，富士康还在开动机器生产苹果手机，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印度工厂并没有彻底接收苹果在国内的制造业。
而另一方面，一直保持与苹果往来的富士康也把目光投向了印度。
富士康依靠大陆丰富低廉的劳动力发家致富，直到2020年也没有摆脱思维惯性，依旧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价格最低的劳动力，先后在东南亚、南美洲等地投资建厂，雇佣当地人进厂。
但在欠发达地区，富士康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劳动力，而是供应链短缺甚至极度匮乏的局面。
这些国家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远不如中国本土农民工吃苦耐劳，郭台铭始终无法复制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成功。
无奈之下，郭台铭选择了离中国最近的印度。
印度作为当今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劳动力丰富自然不用多说，供应链的问题可以依靠短途运输解决，出口和进口都很方便。
加上近年来，印度政府极力把印度打造成下一个世界加工厂，也对外商投资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
郭台铭计划，要在2020年前印度本土建起12座富士康工厂，员工数达到100万。
在接受采访时，郭台铭自己也承认，富士康的成功离不开三十年的人口红利期，而红利期终有一天会消失，富士康必须在那之前为自己找到新的廉价劳动力。
郭台铭最终选择了印度。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中国等地进口的零部件以及生产设备，加上印度本土的供应链，郭台铭打算在南亚大干一场。
但很快他就发现印度国情和中国完全不一样。
在印度开工不到半年，苹果手机生产效率直线下降，产量只有中国国内的一半。
而究其原因，还出在印度国情上。
印度人口众多，卫生、医疗等条件完全不能与国内并肩。2020年第一季度后，疫情开始大规模扩散了。
留在印度当地的富士康工厂也没能避免。
郭台铭设立的富士康工厂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地区，耗资10亿美元，刚开工没多久就成了疫情重灾区，工人纷纷倒下，机器停止转动。
焦头烂额之下，印度方面负责人只能紧急招收更多工人进厂做工，并同时严密关注隔离情况。
但令工厂管理层意想不到的是，印度政府为了进行下届选举，不等疫情清零就放开了各种防疫措施，举行大规模人群集会。这导致了工人被感染的概率大大增加。
不久之后，印度政府更是彻底躺平，任新冠肆虐，工厂的印度工人或死亡或病倒，留下的人所剩无几。
而剩下的这一批人，仍然拒绝加班，经常迟到早退，上班期间聚众抗议安管人员态度恶劣。
除此之外，印度工人每逢宗教日，总要请假去参加宗教活动。如果工头不批准，他们就旷工出去。印度又是多宗教国家，各种活动不断，这意味着工人们每天都有理由出门去参加宗教活动。工头如果管得太严，甚至可能被工人暴打一顿。
而印度劳动保护法又十分照顾当地打工人，富士康在当地唯一的优势就是提供高工资，但在印度人面前，高工资并不意味着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
雪上加霜的是，印度基础设施十分落后，水、电等能源供应十分紧张，当地提供的零部件数量和质量都达不到客户要求。
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富士康只好从中国进口零部件，从日本购买机器设备，来回的运费和材料费使成本迅速上涨。
开工半年后，富士康印度工厂产能下降一半，而苹果公司的最新产品马上要在秋季上市，富士康焦头烂额之下，只好转回国内加紧生产余下的产品。
重新回到中国大陆，富士康制定了一系列招聘计划，把工资一度提到了7000元/月的标准。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即便是这样的工资，工厂也会以各种理由克扣，员工到手工资依然没有增长多少。
但中国工人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忍耐，面对富士康给出的“高”工资，他们依然开足马力加班加点，顺利完成订单。
当年秋季，苹果新品发布会如期举行。郭台铭凭借这一笔订单收回了487亿。
当然这也有疫情期间、线上教育产品需求激增的原因。
完成第二季度的工作量后，郭台铭对于国内的电子加工业发展也十分吃惊。
最初他离开中国时，十分自信中国离不开富士康。但没想到，国内代加工行业已经是风水轮流转，富士康依然对中国很重要，但已经远远不如当初了。
苹果有了更多的选择：比亚迪、立讯精密等电子加工厂。
富士康的对家比亚迪原本是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同时也经营代加工产业。
苹果为避免富士康一家独大，在供应链选择上有诸多考虑。比亚迪凭借不输富士康的加工业务和老本行电池业务，在富士康离开中国后，拿到了iphone的大额订单。
和富士康离开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比亚迪没有一跑了之。
当时国内口罩供不应求，甚至一度成为硬通货，比亚迪召集工程师，从设计口罩生产线到第一批口罩投入生产，只用了10天时间。
一个月内，比亚迪口罩产能达到了日生产500万只，大大缓解了国内口罩的紧张局面，受到全民称赞。三个月后，汽车公司比亚迪成了全球产量最大的口罩生产商。
比亚迪这一举动不仅为它赢得了名声，同时也歪打正着找到了第二条生财之道。国内疫情稳定后，比亚迪把口罩业务扩大到了全世界，在第二季度实现了15亿的净利润入账，比汽车业务还赚钱。
除了比亚迪，郭台铭也失意地看到，曾经的富士康打工妹王立春也挤进了代加工行业，她一手创办的立讯精密如今和富士康成为竞争对手，同为华为、苹果的重要代工厂之一。
立讯精密背靠5G行业，虽然目前无法与富士康匹敌，未来发展却不可估量。
而郭台铭从创办富士康以来，一直致力于提高管理效率，对大行业背景研究毫无认识，对劳动力以外的因素考虑也远远不够，因此多年来，富士康始终只是苹果的一级供应商，负责订单层面的基础管理。
即便如此，郭台铭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在哪里，反而在一次论坛上公开指责中国当代年轻人，“不愿意在工厂里工作，只想着从事互联网、服务业或者其他一些更轻松的工作”。
事实上，员工辞职无非是两件事没办好：第一，钱没给够；第二，员工情感上受委屈了。
而富士康三十年发展，最终在中国大陆无“工”可用，这其中的道理，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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