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八佰》于8月21日全国正式上映。影片讲述了1937年的淞沪会战期间，“八百壮士”固守上海四行仓库，抗击日军的故事。
你是否知道，“八百壮士”悲壮故事的背后，是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弱国的何等的悲凉？
一场“奇特”的战斗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寇。
一支中国孤军，在日军围困中以寡敌众、死守不退，日军一波一波的疯狂进攻，都被勇士们击退。当日军抵近企图爆破守军所在大楼时，一位身上绑满手榴弹的中国士兵，毅然从楼上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15岁的中国姑娘杨慧敏，身缠一面青天白日旗，潜入中国守军的阵地，中国军人临时找到两根竹竿作为旗杆，将旗升起，正值黎明时分，曙色微茫中，军人们肃立敬礼，没有音乐，只有一两声冷枪，外面是即将发动新一轮进攻的敌人。
……
这些皆是1937年惨烈的淞沪会战中之细节。历史细节，唯有放在历史中观察，才能让人更加真实地理解历史及历史细节。
八百壮士孤军坚守，象征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
当时的背景是：淞沪会战后期，中国军队不敌日军海陆空一体的凌厉攻势。10月26日，大场失守，上海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军队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为防止被日军围歼，决定放弃现有阵地，全面向苏州河南岸转移。但是，当时蒋介石决定留一支中国军队在苏州河北岸坚守，最终选择了毗邻苏州河的四行仓库。
2020年8月15日，位于上海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四行仓库是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6层大厦，1935年竣工，为当时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筑物。原是大陆银行和北四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及盐业银行）联合仓库，与租界隔一条苏州河相望，旁边有一座混凝土桥（1942年加固拓宽后改称为“西藏路桥”，沿用至今）连接租界。
选择此地作为中国军队在苏州河北最后一块阵地，是非常合适的：
四行仓库背靠苏州河，日军只能围困三面（杨慧敏送完旗帜后从苏州河游回租界），而且与租界只隔一条狭窄的苏州河。在租界一侧，还立着一排大煤气罐，为避免炮火落入租界，日军不敢动用重炮攻击和飞机轰炸。仓库先前作为中国第88师师部，贮存了大量食物、救护用品及弹药，是一个适合坚守的堡垒。在4天4夜的战斗中，日军横尸200余具，中国守军仅伤亡37人。
后人看来，这是一场“奇特”的战斗：在中国上海，苏州河北，只有一支中国军队在日军三面围攻下死战不退，而一河之隔的租界，在中国的地盘上却不属于中国管辖的租界，上海市民围观战斗，为中国军人助威。史载当时“观者如堵，靡不赞叹”。
八百壮士，实则只有452人，一个营，他们来自第88师，由524团团副谢晋元率领。
史料记载，大场失守当天，中国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打电话给88师师长孙元良，让他率领全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市区，但孙元良一口拒绝了，理由是经过两月苦战，部队已无力再战，何况是以孤军留守作战，会遭受敌人任意屠杀。于是，留下1个师的计划，缩水为1个团，孙元良仍然拒绝，最后勉强留下了1个营。
在日军已经占领的苏州河以北区域留下1个营坚守，已无太大军事价值。在蒋介石眼中，这支孤军的意义是：让外国人看看，我们还是有部队坚守在上海市区的。
蒋介石满心希望：国联大会11月3日就要在布鲁塞尔开幕了，这个会议，一定要做出制裁日本的决定啊……
一场“心存幻想”的战斗
“通过将战争引到上海，蒋介石迫使世界关注此事。对世界而言，中日两国在华北的磕磕碰碰可以被视作是在‘偏远地区’的小打小闹，因为那里距离上海的租界很远，并没有引起外国势力重视并赢得支持。蒋在日记中写道，他希望‘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并促使英、美允俄参战。’……”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如是写道。
的确，蒋介石的逻辑是：你们西方列强在上海有巨大的利益，现在日本人打过来了，你们还不赶紧干涉？
1937年9月22日，淞沪会战正打得难解难分之际，蒋介石在南京就即将召开的国联大会回答《巴黎晚报》记者提问时，说过如此一段话：
“若列国仍又不采取及时措施，遏制日本之侵略，则不但各国对中国原有之贸易为之消减，即各国在东亚之领土，亦必受严重之威胁。故对日制裁，非所以独助中国，亦所以保护国联会员国及相关非会员国本身之利益。本人深信各国远大眼光之政治家，必当有见及此，遵照会章制裁日本，以尽其义务矣。”
一个弱国的悲剧，就是幻想自己陷入危难时强国会“尽义务”出手援助。
蒋介石把希望寄托于国联出面主持公道，也确实健忘——就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了东北，中国向国际申诉，国联派出了调查组，也就走了个过场，日本人还不满意，退出了国联。当时驻国联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回答，让他颇为难堪：“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
当淞沪会战局势日渐对己不利后，蒋介石的选择是：要坚持跟日本人打下去，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也要坚持到国联大会召开，由国联出面干涉、调停。
这又是弱国的悲剧：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与坚决的战斗意志与强敌对抗，却幻想通过外交斡旋来达到目的。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评价淞沪会战时说：“这场战争的爆发将英国的冷漠暴露在大众目光之下。”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接到的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建议是：“我们不应该插手干预此事，因为这对保护我们在远东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有害无利……”
国联大会11月3日如期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要求与会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停止提供贷款和军需物资，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与会各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和利害关系，除发表泛泛的谴责之词外，谁都不愿率先制裁日本。
会前，控制会议的英、美两国商定，凡有损于对日关系的任何提议，他们一概不提。苏联代表支持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但又不愿单独卷入冲突。
经过3个星期的空谈，11月24日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会议报告书》，会议拒绝了中国政府关于制裁日本的正义要求，强调九国公约和平原则的有效性、必要性和普遍适用性，要求中日停止敌对行动，采取和平程序。
这份报告书，形同一张废纸。而这份报告书出炉之时，淞沪会战已经结束，日军兵锋，直指瑟瑟寒风中的南京。
心存幻想，又怎能坚决斗争？
史料记载，在淞沪会战中，蒋介石有多处错误的决策。该坚决进攻的时候突然叫停，该紧急撤退的时候，又突然让部队再坚持几天。他的错误判断，皆基于西方国家干涉日本的幻想。
比如，会战初期，中国军队尚占优势，正开始全线攻击后，蒋介石获悉英、美、法三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将上海设为中立区、中日两军同时撤出上海，于是下令停止攻击。哪能想到，日本政府根本不睬，援军如潮水般涌至上海。
又如，会战后期，中国军队牺牲过于惨烈，将领纷纷要求撤出上海战场，蒋介石同意了。但后撤的命令刚刚传至各部队，蒋介石的另一命令又来了：停止后撤，原地坚持10天以上。蒋介石的用意是：国联大会马上要开了，你们再坚持一下，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在关键时刻，前后矛盾的命令，会给部队造成多大的混乱？
时任中国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回忆说，在松江的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撤离战场，将部队撤到苏嘉、吴福国防要塞，“此时蒋夫人突然从上海来到，我还记得她穿着毛皮大衣，她宣称我们若能守住上海——我记得她说10多天——中国将赢得国际同情，国际联盟将帮助我们抑阻日本侵略，谈到国际援助，与会者只有少数人同意她的观点，蒋先生说：上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守。”
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叹息道：“蒋先生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蒋夫人的愿望被证实是一种错觉，她太天真了，蒋先生怎能听从妇人之言去指挥一场百万人的大战役呀！”
一场“部署不当”的战斗
八百壮士的四行仓库保卫战，是历时3个月之淞沪会战的尾声。
淞沪会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87师、88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史学界已有一致意见：淞沪会战，是中国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
最早指挥会战的第9集团军司令张治中回忆说，中国对付日敌，分作3个时期：
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
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如长城抗战；
第三种我判断他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作先发制人，又叫先下手为强，淞沪会战即是第三种。
遗憾的是，会战初期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军队，却无法实现战略目标：将盘踞上海的日军“赶下海去”。
1937年8月13日战斗打响时，中国军队占了绝对优势，除2个精锐师外，还有2个装备德国火炮的重炮团，即炮兵第10团（150毫米榴弹炮）和炮兵第14团（150毫米榴弹炮），加上坦克、空军助战，按理应具有压倒性优势。其时日军在上海的部队仅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紧急从日本商团中动员退役军人，合计也不过4000人，重武器也不足。
中国军人憋足了劲，战斗意志旺盛，但因装备低劣、火力不够威猛，面对日军钢筋混凝土筑造的坚固工事，一筹莫展。时任左翼军总司令的陈诚战后叹息：“以5师之众，对数千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效，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
陈诚所言部署不当，是多方面的。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上海之未能一次总占领，统帅部失机于先，三次叫我停止攻击。后来大战展开，除陆军外，又没有配合有力的空军……因为缺乏空军和炮兵的配合，以致未能达到占领全沪的目的。”
中方先机既失，渐渐转为防御。此后双方不断增兵，终成百万人的大血战。淞沪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失败告终。后人评价：此役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呓，彰显了中国人面对强敌血战到底的信念，形成了全国团结一致抵抗侵略的局面。《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评价桂军、川军等地方军阀部队积极参战时说：“在相对和平时期让蒋介石大感头疼的国家统一进程，反而在战争时期聚沙成塔地得到了加强。”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蒋介石耗费心血训练的20个德械师全部葬送在黄浦江畔，中国雏形的空军也折损了大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自沉封锁长江航道，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淞沪之战……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时，谢晋元（右上）率领八百守军在上海四行仓库孤军坚守阵地抗击敌人。
从史料中能够读出：中国军人的血气之勇与武器装备、战术理念、战略思想的落后，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缺乏步兵与炮兵、战车的协同作战训练，不适应日军的海陆空立体作战。
今天读到骁勇的桂军士兵挺着刺刀向日军坦克进攻、三个小时就拼完一个师，读到中国军队不懂防空、在后方生火做饭时被日军飞机轰炸死伤惨重，不禁掩卷长叹。
那时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弱国，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弱”——系统性的弱。
蒋介石将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到上海来的战略没错，但他确实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事家。英国作家乔纳森·芬比在《蒋介石传》中毫不客气地评价：“蒋（介石）坐镇其上海西北的丝绸之城苏州的总部指挥作战，他下达详细的常常与瞬间万变的战场实际毫不相干的书面命令，而当这些命令到达前线时已是时过境迁。”
张发奎直至晚年，仍坚持一个观点：淞沪会战不应该打这么长时间，应该撤下一部分军队防守苏嘉与吴福国防工事。
苏嘉与吴福国防工事号称“东方的马其诺防线”。在图纸设计上，这些国防阵地充分考虑了中国南方的地形地貌，利用长江、太湖等河流湖泊的天然屏障和散落在水网中的天然高地，修筑起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用碉堡和战壕相互连接的军事防线。为了防线的巩固，国民政府甚至还修建了专线铁路。
但是，在1937年11月13日，江南的深秋时节，张发奎坐在苏嘉线国防工事一座机枪掩体的顶盖上，日机扔下的炸弹就在不远处爆炸，一身寒意。他傻眼了：军队进不去，因为国防工事的地图和钥匙早被村里的保甲长带着逃走了。何等荒谬！
其实，当时有些部队砸掉了锁进入工事，也傻眼了：整个就是豆腐渣工程……
淞沪会战中，比八百壮士更悲壮的，是坚守宝山城的姚子青营。
1937年9月4日，宝山县城的防御工事全部被敌炮击毁，陷入重围。当晚，姚子青致电旅部:“抱誓与敌皆亡之旨，固守城垣，一息尚存，奋斗到底。”9月6日凌晨，日军攻入城内，姚子青率队转入巷战，最终，600将士，全部英勇殉国。
从整个淞沪战役来看，中国军人，无论是低层士兵，还是高级将领，大多有英勇无畏的表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这样。
张发奎回忆说：11月8日午夜，他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让他命令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留在南市。张发奎遂打电话给蔡劲军，让他过来，但是，张发奎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后，蔡劲军拒绝接受，张发奎又给蒋介石打电话报告了蔡劲军的态度，蒋介石说：“毙了他！”
当然，张发奎没有枪毙蔡劲军。他深知，这只是蒋介石习惯在一时冲动时下达的命令。蔡劲军是黄埔一期生，当过蒋的随从参谋，深受宠信。张发奎去做蔡劲军的思想工作，让他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你是蒋先生的门生，必须服从蒋的命令，为蒋效命。此外，留下来未必有生命危险。”但张学奎无法说服蒋校长的得意门生，“警察们没有动摇，但蔡局长先逃走了……事后，蔡劲军给蒋介石写了份报告，就没受到处分。”
相比于蔡劲军，蒋介石的另一个嫡系孙元良，更过分。孙元良是88师师长，八百壮士的直接上司。四行仓库保卫战开始前，谢晋元给孙元良写了一封信：晋元“誓不轻易撤退，亦绝不做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决不负师座，不负国家。”
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确实没有辜负“师座”和国家，但“师座”却无疑辜负了国家和他的战士们。
孙元良是黄埔一期生，长得一表人才，深受蒋介石宠信。但此人贪财好色，淞沪战役中，各种中饱私囊，贪污国防工事费用，变卖上海各界的慰问物资，甚至将抢劫来的棉纱偷运到武汉出售。最令人发指的是，前线打得尸山血海，他还有心情霸占民女。
时任第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回忆道：“（1937年）10月上旬我到上海，那天正好遇到上海学生代表在四行仓库88师师部慰劳。这时孙元良看到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就以花言巧语要该女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企图强奸。这个情况被该师副师长冯圣法知道后，曾前往劝解无效。这时我到师部，冯要我再去一劝。我照冯意对孙劝说后，他竟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欢美人，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
在历史上，孙元良以“长腿将军”著称，说的是他撒腿逃跑的本事极强——在北伐、抗战和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期间，孙元良三次丢下部队成功逃跑。南京保卫战中，受命守卫中华门的孙元良就丢下袍泽逃跑，甚至被写进了《拉贝日记》：“得知孙元良藏身在难民营中，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早在北伐时期，孙元良就因逃跑，惹怒了蒋介石，当即要对他军法从事。但经黄埔嫡系求情，蒋介石不仅没有枪毙孙元良，反而送他到日本留学。
淮海战役中，孙元良见势不妙，撒腿就跑，他先化装成中尉副官，骗过盘查，后又化装成农民，一路狂奔，当解放军发动总攻时，孙元良已出现于南京城中了。确实是个好演员。他的儿子孙祥钟，后来确实成了电影明星，艺名秦汉。
据张发奎回忆：淞沪战役最后几天，特别混乱。一天，蒋介石叫张发奎去看孙元良，张发奎又叫自己的副手黄琪翔去找他，发现孙元良正在公共租界内的百乐门舞厅跳舞。张发奎把此事向蒋介石报告了，蒋介石说：“混账！毙了他！”
“我没有枪毙他，我感到蒋介石只是说说而已。”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很冷静也很无奈地写下了这句话。
这支孤军的悲壮是国家的悲凉
八百壮士作为蒋介石“打给外国人看看”的象征，最终成为中国人面对强敌不屈抗战的象征。
著名作家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道，当时留在北平沦陷区的中国人最兴奋的，就是听到八百壮士一类的消息。
爱国歌曲《歌八百壮士》更是在当年激励了无数中国人：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事实上，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并不是“打给外国人看看”，外国人靠不住。他们以一腔热血，不畏死亡，在全体中国人当中树立了一座坚持抗战的精神丰碑，他们是中国人的骄傲！
八百壮士的结局，同样悲壮。
血战4个日夜后，他们受命退入租界，却被英军缴去武器。这支孤军全靠上海市民接济。他们照样出操和训练，但在纪念抗战一周年的升旗仪式中，遭到租界军人的袭击，4死11伤。他们却只能通过绝食来抗议。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在出操时遭受叛徒袭击，中弹身亡，年仅36岁。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将这支孤军全部拘禁，押至各地做苦工，最远的被押送到新几内亚，战士们有些逃脱，有些死于折磨……
这支孤军的悲壮，是当年弱小的中国的悲凉。
所幸，现在的中国，再也不是当年的中国了。
这恰恰就是历史予今天的意义。
参考资料：
《淞沪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宋希濂、黄维等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张发奎口述实录》张发奎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抗日战争》王树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治中回忆录》张治中著 华文出版社
《蒋介石传》 【英】乔纳森·芬比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英】拉纳·米特著 新世界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川人民出版社
《14年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 1931-1945》桂宏、郑德良著 台海出版社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9辑 军政人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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