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说到，岛津齐彬继位后，在藩内实行一系列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改革，壮大了萨摩藩的实力。岛津齐彬的政治目标是推动幕府改革，建立公武合体、雄藩联合的政权，打开国门与西方诸国交往，建设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岛津齐彬与德川齐昭、德川庆胜、松平春岳、阿部正弘等人联合，准备拥立德川幕府“御三卿”之一的一桥家当主德川庆喜为下一任将军，进一步掌握幕府的主导权，以便推行幕府改革。
同时，岛津齐彬还把养女笃姬嫁给将军德川家定，加强与幕府的关系，通过笃姬做工作，试图让德川家定指定德川庆喜为将军继嗣。但由于老中阿部正弘英年早逝，支持纪伊家当主德川庆福继位的井伊直弼上位成为幕府大老，井伊直弼为人强势，行事霸道，一上台就指定德川庆福为将军继嗣。在德川庆福成为继嗣的七天之后，将军德川家定突然暴毙，德川庆福遂继位成为德川幕府第十四代征夷大将军，改名“德川家茂”。
德川家茂继位成为将军后，身为“一桥派”重要支柱的岛津齐彬有何对策呢？
其实，井伊直弼也是主张开国的“贤侯”之一，但井伊直弼与德川齐昭、岛津齐彬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井伊直弼反对阿部正弘将是否开国、是否与外国签约等事务提交给朝廷决定的做法，企图恢复幕府专制的体制。因此，井伊直弼既反对“尊皇”，也反对“攘夷”，与“尊皇攘夷派”势不两立。而德川齐昭所在的水户藩则是“尊皇攘夷派”的大本营，“尊皇攘夷”这个词最早就是德川齐昭的御用学者藤田东湖提出来的。只不过，德川齐昭的主张是既要“攘夷”也要开国，开国是为了更好地“攘夷”。虽然同样主张开国，但井伊直弼反对“尊皇攘夷”，而德川齐昭支持“尊皇攘夷”，这是两人的政治主张分歧。但政治主张分歧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导致两人势不两立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人分别支持德川庆福和德川庆喜继位，这才是最要命的。于是，两人成了死对头。
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十九日，井伊直弼决定不等朝廷敕许，派幕府重臣井上清直、岩濑忠震与美国代表哈里斯签署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
井伊直弼撇开朝廷迳直与外国签约，目的就是要恢复德川幕府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恢复德川幕府独裁天下政务的体制。对井伊直弼的做法，激起“尊皇派”德川齐昭的强烈不满，德川齐昭指责井伊直弼“违敕签约”，于六月二十四日带着德川庆恕（尾张藩主）、德川庆笃（水户藩现任藩主）、德川庆喜（一桥家当主）、松平春岳（越前福井藩主）强行进入江户城，向井伊直弼发难，表面上是指责“违敕订约”，实际上是要求立德川庆喜为将军继嗣。然而，一向强横霸道惯了的井伊直弼不但不会屈服于德川齐昭，反而更加强硬起来。
六月二十五日，井伊直弼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直接宣布以纪伊藩主德川庆福为将军继嗣，并给德川齐昭等人扣上“不时登城”的罪名，德川齐昭、德川庆恕、松平春岳被处以隐居、谨慎（一种禁止出门的处罚措施，相当于软禁在家），德川庆笃、德川庆喜则被处以登城禁止（不准进入江户城，意即不得参与幕府政务）。
原来，德川幕府对在江户参勤的各藩诸侯有严厉的约束，平时要在城外的藩邸办公，在指定的时间要到江户城内执勤或汇报工作，即使是亲藩大名也必须遵守，但是到了江户时代末期，这一规矩已经不像早期那么严格。德川齐昭等人在幕府没有召集的情况下强行擅自登城，其实是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如果幕府较为宽容，完全可以不当回事，罚酒三杯即可，但如果硬是要较真起来，上纲上线，也可以说是违反法度的严重事件。德川齐昭一时意气用事，不但没能扳倒井伊直弼，反而被抓住把柄倒打一耙，真是失算。
这次被处罚的人，都是德川幕府最为亲贵的“御三家”“御三卿”和亲藩大名，这是德川幕府创建二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这些德川家的天潢贵胄仅仅因为忤逆一个谱代大名就遭到处罚，令世人怀疑这究竟是德川幕府还是井伊幕府？由此也可以看到井伊直弼行事风格之霸道。
井伊直弼强行指定德川庆福为将军继嗣、处罚德川齐昭等“一桥派”人士的时候，岛津齐彬远在鹿儿岛，直到七月中旬，这些消息才和德川家定暴死、德川庆福继位的消息一起到达鹿儿岛，为岛津齐彬所知悉。传达给岛津齐彬的消息，按照当时民间盛传的说法，说德川家定是被井伊直弼毒死的，这让岛津齐彬又惊又怒：井伊直弼做事如此没有底线，那可休怪我不按套路出牌了！
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二十日，岛津齐彬调集三千精兵，在鹿儿岛鹤丸城外举行阅兵式，准备在阅兵之后就进军京都和江户，以武力推翻井伊直弼，废黜德川庆福（已改名德川家茂），拥立德川庆喜为将军。这就不止是不按套路出牌，而是直接掀牌桌了。
岛津齐彬主政萨摩藩八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既包括发展产业、学习科学技术，也包括军制改革，按照荷兰、英国等西洋军队制度，训练了一支新式军队。萨摩藩的新式军队摈弃了足轻、弓矢、骑马、铁炮、荷驮等传统兵科建制，模仿荷兰军队以40人的中队为基本战斗单位的制度，设立每队80人的小铳队、大炮队、臼炮队、番兵队、外城队、兵具方队、运输方队、机械方队等战斗单位，每队在战斗时可分为两个“半队”使用，即为荷兰式的40人中队。萨摩藩新式军队全员穿戴统一制式的西式军帽军装，不再穿戴传统铠甲（部分军官会在西式军装外穿上阵羽织），主战装备也不再是刀枪弓矢和铁炮（火绳枪），而是集成馆仿制英国产的恩菲尔德来复枪，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后装弹闸式线膛枪，萨摩藩共装备有一万两千余挺。
相比之下，佐贺藩、土佐藩等其他藩国以及德川幕府也在进行军制改革，但佐贺藩的主战装备是从荷兰进口的二手格维尔前装式滑膛枪，在射程、射速、穿透力、命中率、稳定性等方面均落后于萨摩藩的恩菲尔德来复枪，而故步自封的德川幕府，即使新建了陆军讲武所，也依旧还是着重于训练刀术、枪术、弓术、骑术等传统科目，与萨摩藩相比，这差距可不止一点点。幕末时期的萨摩藩经历了多次军事考验，除萨英战争以外，在文久政变、禁门之变、征长战争、戊辰战争中都是稳居不败之地，甚至能够以少胜多，就是因为有岛津齐彬留下的这支新式军队的缘故。
长州藩与萨摩藩的新式军服
岛津齐彬此次出兵江户，很大概率会得到“一桥派”诸藩大名的支持，再加上萨摩武士一贯剽悍的战斗力，对阵早已腐朽不堪、连阿部正弘都自认为“武力倾颓”的幕府军，胜算是很大的。如果岛津齐彬成功了，日本很有可能提前十年开始“维新”的历史进程，甚至有人认为岛津齐彬将会建立一个公武合体的“岛津幕府”。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七月的鹿儿岛骄阳似火，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长期操劳的岛津齐彬在七月二十日的阅兵式上因中暑而昏迷。四天之后，岛津齐彬死于心律不齐、心力衰竭和脑栓塞。岛津齐彬死后，葬于岛津家菩提寺御龙山福昌寺，法号“顺圣院英德良雄大居士”，神主供奉于鹤岭神社，神号“明彦神勋照国命”（明治维新后，鹿儿岛县政府为纪念岛津齐彬，另建一座照国神宫，专门供奉岛津齐彬）。萨摩兵马未动，先丧主帅，出兵江户一事，只能作罢。
岛津齐彬原有三个儿子，都是未成年就夭折了。岛津齐彬在临死前，收重富岛津家当主岛津久光（岛津齐彬的同父异母弟）之子岛津茂久为养子，令其继承藩主之位，改名“岛津忠义”。本来，按照岛津家惯例，新任藩主要登江户城觐见德川将军，由将军赐予“松平”氏名和一字偏讳，但此时岛津家和德川幕府都快要走到开战的边缘了，自然不会再接受德川将军的赐姓赐名，否则，岛津忠义就要把名字又改回“岛津茂久”了。
岛津忠义继位时，年方十八岁，这个年纪不大不小的，要处理此时萨摩藩所面临的复杂局面，不免太嫩了，因此，岛津忠义的亲生父亲岛津久光就担起了“后见”（监护人）的职责，代岛津忠义暂摄藩中实权。由此亦可见，岛津齐彬虽然和岛津久光立场对立，但兄弟俩其实私底下感情还是挺好的，两人的对立更多的是两方家臣团的对立。岛津久光其实没有岛津齐彬那么大的志向抱负，也没有岛津齐彬的能力和手段，他原本无意与哥哥争位，一心一意只想在重富的领地当个小领主就行了，但他性格优柔寡断，都是被母亲由罗和身边的家臣裹挟推着走，完全身不由己。后来萨摩藩走上倒幕的道路，也是因为岛津久光被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下级藩士牵着鼻子走。日本历史的走向，就这样被岛津久光的软弱性格决定了。
岛津久光
岛津齐彬病亡时，在萨摩藩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岛津齐彬和岛津久光的父亲岛津齐兴。当年岛津齐兴被岛津齐彬联合阿部正弘等人逼迫退位，隐居于鹿儿岛的玉里（地名）宅邸，一直愤愤不平，心有不甘。岛津齐彬死后，岛津齐兴立即复出，他回到鹿儿岛鹤丸城，对岛津久光指指点点，要求清算岛津齐彬重用的人马，废止岛津齐彬的各项改革政策，特别是关闭他一向看不惯的集成馆。岛津久光虽然性格偏软弱，但也不是毫无主见，他其实并不认同老父亲的意见，不过他不便直接否定岛津齐兴，只是表面答应，实际上拖着不办。例如集成馆，岛津久光知道这是老哥岛津齐彬一生的心血所在，说废就废了也太可惜，他明面上命令集成馆停工，但暗地里要求所有人员都在原地待命，并未完全关闭集成馆。
因为岛津久光清楚地知道，岛津齐兴没有多少时间了。果然，在安政六年（1859年）四月，也就是岛津齐彬病死的九个月后，岛津齐兴也病死了。从此，岛津久光成为萨摩藩地位最高的实际掌权者，藩内再也没有人能够居高临下来干涉他了。安政六年（1859年）十月，岛津久光放弃重富家家督之位，以岛津忠义生父的身份回归本宗家，因此被萨摩人尊称为“国父”（意即国主之父，因为岛津久光没当过藩主，不好称为“大殿”，所以特地发明这个称号，以示尊崇）。
岛津齐彬之死，对“一桥派”来说是继阿部正弘死去之后的又一大打击，对井伊直弼来说，则意味着消除一大威胁，这就让井伊直弼更加肆无忌惮，加强幕府专权的态度更加强硬了。安政五年（1858年）十月，井伊直弼派其亲信、老中间部诠胜前往京都，名义上是向天皇解释“违敕订约”，实际上是迫使朝廷承认幕府所签订的条约。间部诠胜颇有手段，通过朝廷公卿做工作，使原本坚决主张“攘夷”的孝明天皇态度缓和下来，同意暂缓“攘夷”。
做通了朝廷的工作后，在井伊直弼的授意下，间部诠胜和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开始在京都全面镇压“尊皇攘夷派”人士。水户藩家老安岛带刀，水户藩士近藤茂左卫门、鹈饲吉左卫门、鹈饲幸吉、茅根伊予之介，越前藩士桥本左内，长州藩士吉田松阴，小滨藩士梅田云滨，儒学者赖三树三郎等“尊皇攘夷派”的领袖人物均被处死。同时，井伊直弼对幕府内部也进行了整肃，原本由阿部正弘提拔上来的岩濑忠震、川路圣谟、永井尚志等人全部被免职、勒令隐居。
甚至在朝廷，那些曾经支持过德川庆喜的“一桥派”公卿也遭到清算，青莲院宫尊融入道亲王被处以勒令隐居、谨慎，内大臣一条忠香、权大纳言二条齐敬、前权大纳言万里小路正房、权中纳言正亲町三条实爱被处以谨慎，左大臣近卫忠熙、右大臣鹰司辅熙、前关白鹰司政通、前内大臣三条实万被处以勒令辞官、隐居、落发出家为僧，朝堂几乎为之一空。
井伊直弼对“尊皇攘夷派”的强势镇压，主要发生在安政五年（1858年）至安政六年（1859年）期间，史称“安政大狱”。“安政大狱”影响极广，受牵连的人不计其数。
京都高台寺春光院住持月照和尚，是与尊融亲王、近卫忠熙以及萨摩藩诸藩士来往甚密的“尊皇攘夷派”高层人物之一，在“安政大狱”中，也是幕府的镇压对象，但月照在西乡隆盛的保护下，辗转逃往萨摩。本来，月照和西乡隆盛以为萨摩藩已经跟幕府势成水火，必定会收留月照，可是没想到，此时岛津久光新掌大权，地位未稳，他不愿得罪于幕府，招惹不必要的麻烦，竟命令西乡隆盛将月照遣送回京。这还不算，岛津久光还下达密令给西乡隆盛，在送月照前往日向乘船的途中，将月照处死。
西乡隆盛接到岛津久光的密令，非常气愤。西乡隆盛早年为岛津齐彬所赏识提拔，对岛津齐彬敬若神明，崇拜不已，在岛津久光上台之后，西乡隆盛就敏锐地感觉到岛津久光的眼光、能力、水平、声望都和岛津齐彬差得太远，根本接不下岛津齐彬的担子，他对岛津久光十分失望。如今岛津久光为了自保，不敢得罪幕府，还要谋杀曾经的同志以讨好幕府，这样的做法跟岛津齐彬相比简直猥琐至极。这让西乡隆盛打心底里瞧不起岛津久光，后来西乡隆盛一辈子都跟岛津久光谈不到一块儿，根源就是在此。
岛津久光的密令，让西乡隆盛很难做人。本来西乡隆盛保护月照来到萨摩，就是为了帮月照逃得一条性命，但如今岛津久光竟然要西乡隆盛杀月照，那就变成西乡隆盛为虎作伥，让月照来萨摩自投虎口，以后西乡隆盛还怎么混社会，简直社死了。西乡隆盛越想越气，却无可奈何，又想到国难当头，自己报国无门，愈感绝望，甚至有了去往地下追随先主岛津齐彬的想法。于是，他和月照相拥跳入大海，以求解脱。月照和西乡隆盛跳海后不久就被人救起，西乡隆盛体壮如牛，很快就被抢救回来，但月照却早已没有了气息。
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和月照一起跳海自杀，等于是违抗岛津久光的命令，岛津久光对此很生气，将西乡隆盛流放至奄美大岛。岛津久光流放西乡隆盛，在萨摩藩引起了轩然大波。
原来，岛津齐彬在萨摩藩主政八年，很得人心，藩内士人都团结一致跟着他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而西乡隆盛是岛津齐彬身边的红人，虽然职位不高，但却是岛津齐彬实施改革、参与幕政的得力助手，在藩内藩外都小有名气。如今岛津久光流放西乡隆盛，似乎是要与岛津齐彬划清界线，要对岛津齐彬的政策改弦更张了。
岛津久光要改变岛津齐彬的政策方向，众多的萨摩藩士可不答应。尤其是大久保利通等中下级藩士，都是在岛津齐彬的富国强兵改革事业中成长起来的，早就把改革当成了终身事业，现在突然要让他们停下来不干了，他们说什么也不能接受。大久保利通、伊地知贞馨、岩下方平等人甚至密谋脱藩，宁可去京都当浪人，也要从事尊皇攘夷、推翻幕府的大业，不愿呆着萨摩碌碌无为。
大久保利通等人此时还远远算不上位高权重，但都是萨摩藩厅的业务骨干，要是他们脱藩出走，对藩厅来说是重大的损失，而且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其他藩士也纷纷脱藩。因此，对岛津久光来说，这个头不能开，必须坚决阻止大久保利通等人脱藩。
大久保利通
岛津久光派出家老小松带刀，拿着岛津久光和岛津忠义的手谕，到大久保利通的家里做思想工作。对于大久保利通这样的中下级藩士，一般是见不到藩主的面的，更不可能接到藩主直接下发的手谕。但大久保利通竟然能够接到国父和藩主的手谕，手谕中还郑重承诺将会继承岛津齐彬的遗志，继续改革藩政，进而改造幕府，建设富国强兵的新国家。而且，像小松带刀这样家老级别的人物亲临大久保利通的蓬荜之家，也不是常有的事情。
岛津久光诚意满满，在手谕中推心置腹，让大久保利通很是感动。大久保利通答应不脱藩，并且保证说服其他人也不脱藩。从此，大久保利通等人就被岛津久光收到麾下，一心为岛津久光效力了。岛津久光还成立了一个名为“诚忠组”（也作“精忠组”，日语中“诚忠”和“精忠”同音）的组织，以小松带刀为首，大久保利通为核心，伊地知贞馨等为骨干，成为岛津久光掌权施政的重要班底。
大久保利通为了接近岛津久光，费了不少心思。岛津久光为人孤僻冷漠，不善与人交流，但他嗜好围棋，而且棋艺高超。于是大久保利通苦练围棋技艺，经常和岛津久光一边棋盘厮杀，一边议论政务，久而久之，大久保利通就成了岛津久光极为倚重的心腹。岛津久光最为倚重的心腹，除了大久保利通，还有小松带刀、伊地知贞馨、中山尚之介，后世称四人为“久光四天王”。
岛津久光不敢得罪幕府，只是因为此时他权力地位尚未完全稳固，暂时隐忍而已。萨摩藩与幕府的关系依然是剑拔弩张，再也回不到从前的蜜月期了。但是，其他各藩就未必像萨摩那样能忍。井伊直弼所重点打击的“尊皇攘夷派”大本营水户藩，就有以关铁之助为首的一帮藩士脱藩来到江户，密谋暗杀井伊直弼，以报复井伊直弼对德川齐昭及水户藩士的打击镇压。
安政七年（1860年）三月三日，时值仲春，江户下起了反常的大雪。这一天是幕府重臣登城开会的日子，大老井伊直弼一大早就乘坐驾笼从井伊宅邸前往江户城。因为下着大雪，井伊直弼的卫士们都穿着厚厚的蓑衣，为了防止雪水浸入，卫士们的太刀都装进丝绳系口的刀袋，用手捧着。井伊直弼的队伍走到樱田门外时，暗杀组的森五六郎假装上书伸冤，拦住井伊直弼的驾笼，正在井伊直弼和众卫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森五六郎身上时，一旁的黑泽忠三郎用左轮手枪向井伊直弼的驾笼连开数枪，击中了井伊直弼的腰部和腿部。以枪声为信号，暗杀组的十八名成员一拥而上，杀向井伊直弼。
樱田门之变
井伊直弼的队伍共有六十名卫士，但由于猝不及防，而且刀都装在刀袋里，仓促之间无法拔刀，顿时陷入被动，好几名卫士被当场削断手指。暗杀组中混有一名萨摩藩士有村次左卫门，他在乱斗中走近井伊直弼的驾笼，取下了因受重伤而动弹不得的井伊直弼的首级。井伊直弼文武双全，是明神梦想流居合术高手。在几天前，曾有人向井伊直弼告密，说水户藩士正在策划暗杀他，但井伊直弼自恃剑法高强，且有众多卫士，没当回事。井伊直弼没想到，武功再高，也怕菜刀，更怕手枪，在水户藩士的手枪之下，井伊直弼根本没有展示剑法的机会。
堂堂幕府大老，一个国家领导人，就这样被人当街斩下首级，这不仅是井伊直弼个人的耻辱，更是德川幕府的耻辱。暗杀事件之后，幕府虽然处死了关铁之助等几名凶手，但也无济于事。德川幕府一时威风扫地，成为诸藩大名和江户町民嘲讽的笑料。
井伊直弼死后，安藤正信升任首席老中，成为幕府的负责人。安藤正信没有井伊直弼那么强势，他认为幕府声威不再，已无可挽回，因而更倾向于“公武合体”。文久元年（1861年），安藤正信通过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关白九条尚忠向孝明天皇进奏，以“十年后破约攘夷，恢复锁国”为条件，让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亲子内亲王嫁给将军德川家茂，加强朝廷和幕府的关系，作为“公武合体”的第一步。孝明天皇是守旧的“尊皇攘夷派”，他看到幕府肯妥协答应攘夷，虽然有十年的期限，但也可以接受。
孝明天皇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在和宫内亲王去往江户的路上，幕府必须确保和宫内亲王的安全。孝明天皇的这点要求，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这表明在发生樱田门之变后，人们普遍对德川幕府的安保能力产生怀疑。为了挽回最后的一点尊严，德川幕府组织从京都到江户沿路上的二十九个藩，出动文武官员、役人、士兵共五万余人，沿路警备，送亲队伍所经过之处，老百姓都要关门闭户，不准出行，不准围观窥视，甚至禁止寺院鸣钟。一路上草木皆兵，总算是安全把和宫内亲王送到江户，顺利与德川家茂完婚。
在安藤正信看来，幕府愿意让步，承诺十年后实行攘夷，“尊皇攘夷派”应该无话可说了。然而，“尊皇攘夷派”大都是思想顽固不化之人，他们认为幕府的承诺只是拖延时间的缓兵之计，根本不买安藤正信这个账。一向行事极端的水户藩士，甚至开始策划暗杀安藤正信的计划了。
文久二年（1862年）正月十日，又是一个大雪天，安藤正信坐着驾笼准备进入江户城开会。在安藤正信准备从坂下门进城的时候，川本杜太郎、高畑总次郎、河野显三等一众水户藩士照着樱田门之变的模式依葫芦画瓢，针对安藤正信实施暗杀行动。有井伊直弼的前车之鉴，安藤正信加强了警备力量，每次出行都有所准备，这一次暗杀没有成功，只是安藤正信的手臂也还是被凶手之一的平山兵介砍伤，不过好歹保住了性命。尽管没死，但经此一劫，安藤正信已成惊弓之鸟，再也无心打理政事，三个月后就辞职隐居了。
经过樱田门之变和坂下门之变，德川幕府的威望降至历史低点，人们都讥笑幕府连自己的领导人都保护不了，更何谈保护国家与人民？两次暗杀之后，再也没有有能之士愿意出任老中帮幕府出谋划策、渡过难关，幕府人才匮乏的窘境进一步突出，尽显衰微之相。更为恶劣的后果是，以“尊皇攘夷派”为代表的极端人士，都认准了暗杀这种恐怖袭击手段是贯彻自身政治主张、打击政敌的有效方法，在此后一段时间的日本政界形成了一种解决不了问题就杀掉对方的风气，尤其是一些中下层人士喜欢用暗杀手段来威胁、裹挟上层人物，这大概也是战国时代“下剋上”风气的一种传承吧。
井伊直弼身亡、安藤正信退隐之后，幕府也再没有强有力的人物来主持大局，将军德川家茂年纪尚轻，也拿不出什么靠谱的改革方案，整个德川幕府都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彻底摆烂。如此一来，引导局势走向的主动权日益转移到朝廷方面。特别是和宫内亲王下嫁将军之后，孝明天皇对“公武合体”很感兴趣，因此，朝廷方面频频与主张“公武合体”的诸藩大名联系，最后，朝廷最看好的是实力雄厚、在改革事业方面卓有成效、且一向八面玲珑的萨摩藩。
孝明天皇
文久二年（1862年）二月，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到京都活动，联络久迩宫朝彦亲王、权大纳言近卫忠房、参议中山忠能等亲萨公卿，促使朝廷下发敕令给萨摩藩，令岛津久光领兵进京，主持朝廷和幕府改革，建立公武合体政权。
岛津久光接到朝廷敕令，喜忧参半。
喜的是，他终于获得朝廷的认可，也能够像哥哥岛津齐彬一样出入京都，与公卿、大名、各路英雄豪杰一起指点江山、谈笑风生了。要知道，岛津久光一直都在向家臣藩士们强调，他一定会实现“顺圣院御深愿”（意即岛津齐彬的遗愿），但自从他掌权以来，都是在处理藩内事务，对外则无所作为，对幕府更是处处避让，不敢招惹得罪，哪有岛津齐彬的魄力？难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在吹牛。现在有了朝廷敕令，岛津久光即将实现“顺圣院御深愿”，众藩士对岛津久光顿时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投地。
忧的是，岛津久光自幼没有离开过萨摩，更没有和公卿、大名打过交道，让不善言辞的岛津久光和这些老谋深算的大人物一起坐而论道，岛津久光心里有点虚。这大概就是“社交恐惧症”吧。更要命的是，岛津久光说话带有浓重的鹿儿岛方言口音，听起来土不拉几，到了京都恐怕会被刻薄的京都人取笑为“地五郎”（关西方言“乡巴佬”的意思）。光是这一点，岛津久光就难以跟自幼在江户长大、会说一口流利江户话的岛津齐彬相比。
大久保利通不愧是岛津久光的心腹，他清楚地知道岛津久光担忧什么。因此，他向岛津久光推荐了西乡隆盛。西乡隆盛曾经深得岛津齐彬的赏识和信任，担任岛津齐彬的“名代”（代理人）负责联络江户、京都的公卿、大名，人脉深广、经验丰富，如有西乡隆盛出面，必能弥补岛津久光对外联络协调能力的不足。此时岛津久光和西乡隆盛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恩怨，岛津久光一听说西乡隆盛有这本事，就赶紧下令让西乡隆盛从奄美大岛回来，陪自己进兵京都。
岛津久光的安排是，让西乡隆盛先到长州藩打探情况，然后在下关等候，与岛津久光的大部队会合后，再一起前往京都。可是，当西乡隆盛到达下关后，听说萨摩藩士村田新八、森山新藏等人正在京都密谋联合诸藩的“志士”以武力推翻幕府，西乡隆盛认为这太鲁莽了，不能放任他们胡闹，于是不顾岛津久光的命令，就直奔京都去了。当然也有人认为西乡隆盛去京都是要参加村田新八等人的计划，跟他们一起密谋。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总之，在西乡隆盛心目中，只有岛津齐彬才是值得他忠心效力的领导，其他人包括岛津久光在内，西乡隆盛都没放在眼里。因此，对于岛津久光的命令，西乡隆盛根本不屑一顾。
文久二年（1862年）四月二日，岛津久光亲率藩兵一千五百人，到达下关。按计划，西乡隆盛本应早已等候在此接应，然而，岛津久光等了半天，也没看到西乡隆盛的影子，后来才知道西乡隆盛早已擅自前往京都。岛津久光非常恼火，派人先行前往京都将西乡隆盛捕缚回鹿儿岛。
没有西乡隆盛的陪同，岛津久光的计划被打乱了，但好在还有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没有西乡隆盛那么长袖善舞，但他踏实稳重，办事能力不亚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早已通过权大纳言近卫忠房，为岛津久光安排好了入宫觐见孝明天皇的事宜。
四月二十日，在近卫忠房的引带下，岛津久光入宫觐见孝明天皇。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计划，由天皇钦点，命岛津久光任大隅守，叙正四位下，岛津忠义任萨摩守，叙正四位下。但是，接下来的交谈，就很尴尬了。岛津久光一口的萨摩话，让孝明天皇听得很是费劲，而孝明天皇的京腔，同样令岛津久光一头雾水。两个人鸡同鸭讲，根本没法沟通。
孝明天皇对岛津齐彬颇为欣赏，虽然他从未见过岛津齐彬。原本他以为岛津久光作为岛津齐彬的弟弟，应该不会比乃兄差太多。但没想到，岛津久光竟是这样一个土bao子，孝明天皇大失所望，对“公武合体”一下子泄了气。而近卫忠房原来是经常跟西乡隆盛联系的，对西乡隆盛很信任，看到岛津久光不但没带西乡隆盛来，还把西乡隆盛抓回鹿儿岛，这让近卫忠房也很不高兴。
由于天皇和公卿的态度变化，岛津久光在京都的处境顿时变得很尴尬，所谓的“公武合体”下一步应该怎么推进，岛津久光也没辙了。
另一方面，岛津久光来到京都后，敏感地发现京都出现了一股异常的氛围。岛津久光领兵进京，目的是实行“公武合体”，也就是联合朝廷和幕府，建立新政权。但京都的很多“尊皇攘夷派”人士却误解了岛津久光的目的，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岛津久光是来和他们一起拥戴天皇推翻幕府的，一时坊间各种谣言盛传，“尊皇攘夷派”人士都非常兴奋。
尤其让岛津久光警惕的是，萨摩藩中也有不少人参与其中。萨摩藩士有马新七甚至来到京都伏见的岛津家宅邸，请求面见岛津久光，面陈“倒幕”“攘夷”之策。岛津久光既然主张“公武合体”，自然不会支持“倒幕”，他拒绝接见有马新七，让“尊皇攘夷派”吃了个闭门羹。岛津久光心想，其他藩的人我管不着，但是萨摩藩的人决不允许在京都胡闹。
四月二十三日，萨摩藩的“尊皇攘夷派”人士在京都伏见的萨摩藩宿屋“寺田屋”集会，决定不管岛津久光，他们自己谋划暗杀前关白九条尚忠和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的计划。这帮人行事不密，行踪被岛津久光的派出的密探掌握。岛津久光亲自选派大山纲良、奈良原繁、道岛五郎兵卫等一批剑法高强的藩士，任命为“镇抚使”，以制止这帮萨摩藩“尊皇攘夷派”人士的疯狂计划。众“镇抚使”包围了寺田屋，经劝说无果，大山纲良等人抽刀闯入，大开杀戒，“尊皇攘夷派”的有马新七等六人当场被杀，其余人等被迫投降。
寺田屋事件表明了岛津久光的立场，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尊皇攘夷派”认识到岛津久光不可能成为他们的领头人，于是纷纷转而投靠长州藩，使长州藩成为“尊皇攘夷派”的新大本营。第二个后果是让朝廷再次改变对岛津久光的态度。
孝明天皇虽然支持“尊皇攘夷”，但不支持“倒幕”，而是倾向于“公武合体”，不然他也不会让岛津久光领兵进京搞改革。因此，那些过激的“尊皇攘夷派”在京都闹腾，并不为孝明天皇所喜。而岛津久光此次断然处置萨摩藩的过激人士，京都风气为之一新，让孝明天皇对这个土bao子有点刮目相看了。
于是，经过参议中山忠能等人运作，孝明天皇再次召见岛津久光。这次岛津久光吸取了教训，虽然是“面”圣，但两人主要以书面形式交谈，岛津久光先把要说的话写成奏章，孝明天皇答复后由中山忠能写下给岛津久光看，岛津久光再把意见写出来呈上。这大概是日本最早的“打字聊天”了吧，虽然效率低了点，但总算能够沟通了。
岛津久光的请求主要有三点：一是全面赦免在安政大狱中被迫害的人士，被处以谨慎、隐居的尊融亲王、正亲町三条实爱、近卫忠熙、鹰司辅熙、松平庆永、德川庆喜等公卿、大名全部复出，已被处死的，给予恢复名誉；二是委任德川庆喜为将军后见职，辅佐年轻的将军德川家茂；三是委派岛津久光到江户，与幕府商议成立新政权的具体事宜。
岛津久光的请求，孝明天皇全部同意。四月三十日，朝廷下发敕书给岛津久光，以权中纳言大原重德为敕使，岛津久光为副使，到江户向幕府宣布敕旨。敕书的内容，也是三点，史称《三事策》：
第一，以德川庆喜为将军后见职，松平春岳为政事总裁职，幕府不再设大老一职；
第二，仿照丰臣秀吉政权的做法，设置“五大老”以备咨询国策，由萨摩（岛津氏）、长州（毛利氏）、土佐（山内氏）、仙台（伊达氏）、加贺（前田氏）等藩的藩主担任；
第三，将军德川家茂进京，与天皇公卿共商“公武合体”事宜。
大原重德
按照敕旨，原本属于“一桥派”的德川庆喜、松平春岳将要执掌幕府大政，在“安政大狱”中下台的近卫忠熙、鹰司辅熙等“一桥派”公卿也纷纷复出，重新活跃在京都的政治舞台。不论是在江户还是在京都，“一桥派”都已经全面复辟了。
文久二年（1862年）五月，大原重德、岛津久光到达江户，向幕府老中久世广文、板仓胜静等传达了敕旨。迫于形势，幕府接受了除设立“五大老”制度以外的其他两点要求。作为交换条件，岛津久光增加了两点要求：一是罢免执行了“安政大狱”的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任命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为京都守护职；二是改革参勤交代制度，改为三年到江户述职一次，在江户滞留时间不得超过一百天。
在岛津久光主持下，德川幕府根据朝廷敕旨进行的这一系列改革，史称“文久改革”。一个外样大名跑到江户对德川幕府政治指手画脚，而且幕府还得乖乖听话，这可是江户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咄咄怪事。这也表明，德川幕府已经毫无权威可言，幕府的这一套体制究竟还能存续多久，各方势力都在拭目以待。
岛津久光在江户颐指气使，威风无两，他下一步还会有何举动？出任将军后见职的德川庆喜，将领导德川幕府走向何方？在即将到来的明治维新中，岛津家又将扮演何种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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