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录自我2015年出版的作品《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这是近20年可以同时在大陆、台湾出版的现代史书籍。该书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层面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本文摘录自经济篇，与其它角度相比，经济的溃败对于国民党政权才是致命的一击。
本篇主要讲述在上海的两场金融战争，作战双方分别是1948年国民党VS投资商，1950年中共VS投资商；是的，48年国民党与50年中共面对的几乎是统一批对手，结果也大相径庭。从这两场战争过程与结果来看，中共对经济与国家治理的理解与执行力与国民党真不是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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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及1950年，民国经济中心上海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对当时中国国运影响是决定性的，其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
其一，为国民党政府以上海为主战场的金圆券改制；
其二，则是中共入主上海后主导的经济战争（银元、大米、棉纱、煤炭战争）。
这两件大事中博奕双方对抗之激烈，动用资源的规模之巨大不亚于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这两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结局也迥然不同。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惨败，而中共经济战争大获全胜。两场战争的结局基本也决定了国共双方在大陆的命运。
现在，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的过程。
金圆券改制是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即将崩溃前的最后一搏。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的成功，国民党政府倾尽全力其力度不亚于打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但是，由于其财经指导思想上的根本错误，加上前线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导致其金圆券改革以惨败收场。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
王云五
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1946年1月，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翁文灏上台后，蒋介石原拟仍由俞鸿钧任财政部长，但俞此前刚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原总裁张嘉正办理交接手续，蒋介石遂嘱翁文灏自己物色财长。
翁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选其掌财。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
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学问界恩人”与“学问界达人”有本质区别吧！所以，不但媒介对王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翁内阁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蒋否决了俞鸿钧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方案。
当时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4人研究小组，成员有中央银行稽核处长兼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后接替李立侠上海金融管理局长之职）。
俞鸿钧
4人小组一致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鉴于财政收支差额太大，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4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
尔后，俞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满以为会得到大加赞赏，却不料立即遭到否诀，蒋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俞回到上海对4人小组说，看来蒋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
客观的评价，俞鸿钧4人小组的金圆方案是对日益恶化的国民党经济形势的一种“徐徐调理”的方案。
而蒋介石不懂经济，觉得“调理”太慢，偏要用“立竿见影”的虎狼之药，这对沉疴已深的经济体是个非常危险的选择。
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
他首先分别问议财政部的主管人员，令其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意见。为了保守秘密，不使财部人员知晓这些做法与币改有关系，王云五故意作出只听取意见的样子，不表示个人看法。他还对秘书处资料室所剪贴保存的历年国内关于币改的七、八十种资料，一一阅读和归纳。
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为此，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
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操刀的方案。24日，翁文颢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3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
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
下午6时，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播放。
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
将“紧急处分令”和各种办法综合起来，其主要内容有4项：
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第二、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注：东北流通券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金圆券发行后，限期收回。）
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
以上4点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改制金圆券的基本思路：首先，强制冻结物价，然后以行政命令强行收取民间黄金与外汇。按照王云五的设想，货币发行不是要贵重金属与外汇作为基础吗？如果在民间能收取足够的黄金与外汇，那么，金圆券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币值一稳定自然物价就能稳定。
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
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成功，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三大机构，分别是物资调节委员会、检查委员会、物价审议委员会。
金圆券能否改制成功，上海这个金融中心是关键，为此蒋太子亲赴上海坐镇。
其中检查委员会是重中之重，由蒋经国亲自负责。
为了保证金圆券发行在上海成功，蒋经国很是花了一番力气。
组织层面
调动戡乱建国总队第二、四、五大队到上海，以此为基础，在上海招收15000人（大部分为青年学生）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在上海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部培训班”，培训经管干部。
调“中正学社”五人领导小组前往上海，作为蒋太子指挥机构协助统筹指挥。
动员与宣传层面
1948年9月12日，上海街头出现一场诡异的出殡——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穿着长衫的老头，从棺材里爬出来，站在棺盖上向围观市民发表演说，老头滔滔不绝地大声痛斥囤积倒卖的邪恶行径，每痛斥一声，他脸上夸张的圆片眼镜和胡子都会滑稽地抖动一下。他的手里紧紧抓着一条香烟，两块肥皂，几盒手表，一捆布——那是他的陪葬品，也是象征囤积倒卖的罪证。在灵车前面是一块巨大的牌子，大书“谁危害金圆信用，咱们就砍他的头”
诡异的出殡
这场精心策划的出殡游行出自蒋经国本人的创意，通过戏剧化表演来强化游行宣传的效果。
10月，蒋组织规模更宏大的——10万人大检阅。参加者包括军人、警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上海各行业公会以及各界人士。检阅后举行全市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口号声振天地，为金圆券改制大肆造势。
除了游行宣传，蒋经国还在上海街头设立“建议箱”。鼓励民众检举不法商家。告发属实者将获得没收的金银外汇以及囤积物资价值的3成作为奖励。加上街头四处传唱的“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的“打虎歌”，蒋经国在上海的造势宣传可谓铺天盖地十分成功。
管制层面
在上海各行业都派遣督导员坐镇监督。
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各个交通路口设置多个检查站，检查过往车辆、行人是否携带违禁物资与金银。
另由经检大队搜集情报、检查仓库、登记物资，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蒋氏父子甚至亲自出马，威逼金融单位与工商界交出金银与外汇。
9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上发表杀气腾腾讲话：“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留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交于中央银行……届时如再虚与委蛇，观望延拓，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
蒋经国在上海直接约谈金融界、工商界人士，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
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当将具结书送到医院，由周鉴字，此外别无举动。”
严刑峻法
约谈之后就是杀鸡骇猴：
财政部秘书因泄露机密罪被判刑。
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私逃外汇罪，被处以死刑；
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以贪污舞弊罪被枪决。
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等一大批工商界人士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逮捕入狱。
在多重手段下，金圆券改制一开始颇有“奇效”。
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
8月23日金圆券发行的第一天，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银行，前往兑换者颇多。为此，俞鸿钧特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
25日，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挤兑的人也不少，交通银行只兑一百号就截止，中国银行则因24日所发号码未及全部兑清，今日起暂不再发新号码。
央行今日起虽委托大陆、盐业等行代兑黄金，但因准备手续关系，大陆等银行并未开始收兑。因此中央银行兑金者更为拥挤，门警用尽力气还不容易维持秩序。”
到28日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如常因黄金成色发生纠纷，收兑工作受到影响；又因金圆券未注明“金圆”字样，有些市民认为这可能是以前没有发行的法币，于是对金圆将来的发行数额表示怀疑；原来作为法币辅币的旧镍币，现改作金圆券辅币行使，百姓真伪难辨，争端迭起。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能按规定办事，轮到工商、金融资本家，他们虽然比普通百姓更了解国民党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忧心重重，但是在蒋经国杀气腾腾的威逼下，不得不表面表示妥协。
国民政府在强制收兑金银外汇的同时，又强迫冻结物价，禁止囤积居奇。
9月9日，行政院特别公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各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
蒋经国在上海也发布命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对违令大商人蒋经国毫不软手，米商万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大批违反禁令的商人，被蒋以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罪，逮捕入狱。
大多数上海市民对于蒋氏之'铁腕'政策咸为称快。蒋经国博得“打虎英雄”称号。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高压，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但这是政治“铁拳”与病体经济较量所产生的成效，带有相当程度的虚假性，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因为前方军费开支巨大，导致金圆券发行额超出预期计划。在前半个月内就多发行了8千余万元，以致立法委员皮德中在立法会议上感叹：“这不是通货膨胀是什么？”
其次是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躲藏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的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商人们还收买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以逼迫国民党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更严重的是，由于商品限价，生产企业无利可图。虽然在国民党政府政治高压下不敢停工——蒋经国杀气腾腾声称，停工企业一律没收，逼迫生产企业不得不将产品亏本出售。当生产企业只能亏本出售产品时，国民党的金圆券改制已经面临重大危机。
纵观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政策，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对搜刮黄金白银与外汇过于关注，而物资生产、物资组织则缺乏基本的重视。
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不管是稳定物价还是稳定经济——物资供应才是根本，才是王道。货币不管是纸质货币还是贵重金属甚至外汇，没有物资做保障一切都是浮云——国民党高层至死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其金圆券改制纵有铁腕高压，也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政治高压下，商户虽不敢涨价，但是却可以不进货来对抗。于是，商品市场愈见枯竭，北平所有粮食店油盐店均空空如洗，不按照官价购不到一切，即按黑价亦无觅处。上海商店纷纷托词歇业，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恐慌。
这时民众还把希望寄托在“打虎英雄”蒋经国身上。
北京《新生报》发表社论：“我们希望当局再创打虎纪录，借人头，平物价。”但蒋经国也乏术可用了。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至此，金圆券改制已经失败，国民党当局只是差个承认失败的台阶了。这个台阶就是著名的扬子案。
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物资举上海皆知。蒋经国迫于压力，下令查封该公司所有仓库。打开杨子公司仓库发现，其中土特产、棉纱、日用品、钢管、大米等应有尽有，堆得满坑满谷。
众目睽睽下，都在看蒋经国怎么办这个案子。
孔令侃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又请蒋介石为孔放绿灯。蒋介石匆忙从东北前线赶到上海，立刻召小蒋觐见，父子一番密谈，最后由老蒋承担一切责任下令小蒋放人。时人都评价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蒋经国反倒成为悲剧英雄，被迫辞职离沪。
其实，就算办了扬子公司也挽救不了金圆券的命运。
扬子案后国民党行政院终于认输。
10月26日调整八·一九限价，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
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这两项规定等于承认币改失败。
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
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搜刮了2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
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
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
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俞鸿钧因此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刘芸接替。
上海人民挤兑黄金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
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许多地方发生严重钞荒，向中央银行告急，中央银行又向财政部诉苦：“近来国库支出激增，券源短绌，供应时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虽经竭力设法运济，仍患绠短汲深，无以解决困难。”
到1949年4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 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五百万元金圆券
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
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
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27处。许多商店的店主、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
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圆券4.4亿元，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
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
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
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鉴于恢复金圆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币制似已无可避免，广州国民政府重演故伎，于7月3日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注：一种更短命的纸币， 1949年11月30日停发）， 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事实证明，世界大战爆发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而金圆券改制不过是国民党经济奄奄一息使用的一剂虎狼药。此药不仅没能挽救国民党的经济，反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毁灭。此药一下，国民党政权已经生机断绝。
金圆券唯一的作用，只是为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收刮了大量金银。
据中央银行统计，全国在金圆券改制期间共收黄金1677000两，美元49851000元，港币86097000元，银元23564000元，白银8881000两，这些金银与外汇后来绝大部分都运到台湾。
国民党搜刮的金银外汇大部份来自于城市中产阶级与升斗小民。由于金圆券改制失败。民众用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只是一堆废纸。仅此一项可以想象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愤怒！
国民党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遭遇惨败，那么中共呢？没有什么外汇储备又缺乏国际承认的中共又用什么手段来赢得上海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的胜利？
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席卷江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很快撤到台湾。中共虽然占据大陆，但是接手的国统区实在是一个烂摊子。
因为国民党金圆券改制的失败，整个国统区经济形势一片混乱。
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灾害，更使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农业大约下降25%，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
在国民党治下尝到投机甜头的投机商们更是瞧不起中共。
他们甚至公开放出言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
为了控制物价，稳定经济形势，中共派遣党内财经第一人陈云前往上海主持财经工作，一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再次在上海拉开帷幕。
陈云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后，投机资本家凭借他们掌握的足以扰乱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用黄金、银元、美钞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
军管会颁布外汇管理办法后，投机分子便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内上涨近两倍。
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率先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也闻风仿效，使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稳住市场，人民政府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没有稳住市场。银元投机反而越来越猖狂。当时上海的证卷交易所本来已命令停业，实际上却没有停，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麇集几千人在那里。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更多，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这一天有两万人，六月八日发展到八万人。
上海街头银元贩子
以当时中共的实力，与投机商们拼金银数量是拼不过的。所以，中共立刻改变策略。
银元之战策略：不陪你下棋，我直接掀翻桌子。
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力量，于上午10时查封了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同时，多管齐下，强推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使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相互配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
让人民币进入上海容易，但是控制物价却很难。国民党政府用了4年时间，耗尽自己所有的黄金外汇储备都没控制住飞涨的物价。中共这个没有多少黄金与外汇储备的新生政权能迅速控制物价吗？请看更精彩米粮、棉纱、煤炭之战（又称两白一黑战争）。
棉布米粮之战：中共组织体制的惊人威力。
当时投机资本实力很强，银元之战还没有伤其根本，为了避免打击，他们将投机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迅速掀起了又一轮物价猛涨狂潮。
从6月中旬到7月下旬的一个多月中，上海的投机商乘国民党残敌对中共政权实行武装封锁、捣乱和一些地区遭受水灾、风灾之机，砸下巨资炒作米粮、棉纱等，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上海米价猛涨4倍，纱价上涨1倍，同时又影响到整个华东和华北、中南等地。7月平均物价比6月上涨1.8倍。
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会议，商讨解决上海和全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陈云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大米和纱布，“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在会上，他要求加紧调运大米和棉花，设好防线，警惕新的物价涨风。上海会议后，8、9两个月，全国物价虽呈平稳态势，但投机势力却在积蓄力量，酝酿一场新的风暴。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调兵遣将，准备粉碎投机商们的经济攻势。
11月13日，陈云发布十二道密令：
一、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
二、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到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平津需要。东北及平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为保证汉口及湖北湖南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纱布尽速运至西安。
五、财政部须自11月16至30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2.1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
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
八、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
九、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如压。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
十、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续半月或20天。
十一、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销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暂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披落，各地带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十二、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在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乙)等到收缩银报、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十二道密令归根结底无非两条，其一，最大程度收缩银根；其二，最大程度调集物资。对比国民党金圆券改制——将搜刮金银与外汇，以政治高压打击囤积居奇作为主要手段——双方对经济的认识简直不是一个档次！
国民党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银与外汇，就能稳定物价，就能稳定经济形势。而中共却能一针见血的认识到“我掌握多少（物资），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
认识上的差异自然导致方法与手段的差异，方法与手段的差异自然导致不同的结局。
陈云十二道密令一下，中共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体系迅速运转起来，从全国范围调集物资。以粮食为例，四川就调集4亿斤到上海，东北每天运输1000万斤粮食入关，还有华北、华中、山东等解放区也源源不断运送粮食到各大城市。
这次动员范围之广、调动物资之巨已经远远超过淮海战役的规模。
截止到11月底，中共调集的粮食不下50亿斤（打淮海战役调集的粮食才1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他们将大难临头了！
手握巨额物资后，中共开始动手了。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售棉纱。投机商一看又有棉纱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棉纱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
国营公司又出售又涨价的举措让投机商们莫名其妙——政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价格水平上，中共通过严密计算，手里掌握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中共发起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多罗嗦一句——宋国舅手中只有几百万两黄金就敢放出狂言——政府仅靠抛售黄金就能稳定金融；而中共手握数十亿斤大米与半个中国棉纱产量，还要严密计算是否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相等，直到手中物资绝对大于投资商手中可能得到的全部现金才开始动手，双方的差距真不是一点半点！
11月25日，在各大城市，国营贸易公司同时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无穷无尽，不仅越抛越多，后续调运的纱布整车整车通宵达旦的拉进各大城市。各个国营商店囤积的纱布堆成山一样，你敢买？砸也砸死你！
面对中共动员的压倒性的物资力量，投机商绝望了，开始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抛风一起，纱价应声而跌，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
但是陈云并不收手，紧接着出台三条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税金额的3%。
三条夺命令一出，不仅参与纱布投机的资本家纷纷破产，连带许多私营钱庄也因此而大量倒闭。
棉纱之战赢得十分漂亮。
著名金融家、时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商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
棉纱之战后是米粮之战。
上海春节后有粮价看涨的老规律，投机商在棉纱之战后大伤元气，最后决定在米粮上生死一搏。于是投机商们在春节前夕向粮食市场进军，他们筹集资金，大量囤积粮食，能买多少大米就买下多少，然后等待粮价飞涨。
但是，投机商们再次打错算盘。
为了准备上海的米粮之战，中共在上海已经囤积了足够上海人吃1年半的粮食。春节过后，投机商惊恐的发现——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
为什么粮价不涨反跌？原因很简单，上海突然冒出一批国营粮店，一口气抛售了2亿多斤大米，2亿斤大米啊！那就是一座米山！这座米山直接砸穿了投机商们的口袋。事实上这还不是中共的全部底牌，为了打赢米粮之战，中共准备了20座这样的米山！
上海军管会各粮库大米堆积如山
两战全败，投机商们血本无归。上海、天津许多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大量私营批发商、私人钱庄倒闭，中共用经济手段干净彻底消灭了这批投机食利阶层。上海与全国物价一下子稳定下来。
上海工商界有人曾感叹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
中共在经济领域的成就，连国外经济学家都赞叹不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言“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能解释”已经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那么实际操作者呢？该给个什么奖？
中共在经济领域获得两白一黑战争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其粮本位体制与严密的组织体系的胜利。
按：中共体制是对经济具有强大的干预能力，建国之初在通胀治理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几十年执政磨练国家治理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在中国与政府对着干搞投机是没有好下场的。
对应中央反复强调的“房住不炒”，有些人就是不相信，各种加杠杆继续炒房，最后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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