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的编辑把此书中文版的审阅稿寄给我，想让我写几句话，放在书的封底作为给读者的推荐语。我原本只打算花一个小时翻看一下写几句交差，但是一读之下，竟然花了两个整天将书稿仔细通读了一遍。科赫兄弟的故事本身非常精彩，作者讲故事的功底很好，译者驾驭中英文的水平也很高，因而此书很容易让人手不释卷。读罢掩卷沉思，颇有感触。因此，我主动联系编辑，毛遂自荐说要为此书的中文版写一篇推荐序。
科赫兄弟是指科赫家族兄弟四人中的查尔斯·科赫与大卫·科赫。他们在美国商界和政界很有影响力，其发家扩张之道对于我们观察和理解当代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及演变，可谓不可或缺的经典案例。此书主要讲述了查尔斯作为企业经营者和政治布局者的故事，前半部分以商业为主，后半部分以政治为主。
查尔斯是一位低调、坚定而又足智多谋的斗士，一辈子都在为他和大卫从父亲弗雷德·科赫那里继承的家族生意和政治理念而斗争。他与工会斗争，与亲弟弟（比尔·科赫）斗争，与环保监管部门斗争，与市场风险和政治风险斗争，并且基本上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战绩。他的成功既是自身商业天赋的反映，也是充分利用了美国政治经济和司法制度缺陷的结果。
先说说他的商业经营之道。查尔斯具备一位成功企业家和投资家的各种品质：极端理性，特立独行，以至于对道德、舆论乃至法律和政治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尊重市场的力量和规律，高度重视信息优势在商业上的价值；战略审慎，通常用较小额度的投资尝试新领域然后逐步扩张；低调行事但是敢于斗争，善于了解并主动改造公司的生存环境；保持扁平化决策流程，着眼于长期收益，重视人才培养。
为了做到这些，查尔斯有一整套特立独行的方法。他重用的年轻人通常不是光鲜亮丽而眼高手低的名校毕业生，而是一批相当于我国“二本”大学毕业的普通学生，因为这个群体期望值低，也能够吃苦耐劳。科氏工业集团内部有一套独特的思想和话语体系，新进入的员工要么将查尔斯的这一套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么离开。查尔斯以这种手段来形成公司内部的共识和默契，打造员工的归属感和执行力。他坚定地拒绝将公司上市，因此公司的所有权完全集中在他和大卫手中，公司结构扁平、决策流程快，一旦看到合适的交易机会，就可以迅速拍板。作为非上市公司，科氏工业集团无须每个季度都向外部投资者披露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重大事项，无须浪费精力去编制庞杂而无用的预算和营收预测报告，因而可以保持神秘和低调，同时也保障了经营策略的灵活性。
希拉里·克林顿曾经创造了一个新概念用以批评今天的美国：季度资本主义。美国的大企业基本都是上市公司，按季度披露的财务报表、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票与买卖行为给上市公司管理层带来的压力非常大，导致他们普遍行为短期化，许多长期来看有重大战略价值但是短期内有风险或者会对财务产生负面影响的项目，都被上市公司的决策者“枪毙”掉了。波音公司的飞机前几年出现重大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为这种季度财务报表压力导致决策短期化的制度问题。
相比那些严重官僚化的上市公司，科氏工业集团的效率与决断给自身带来了独特的优势。在各种行业的周期性低谷中，科赫兄弟屡屡出手收购那些被低估的潜在优质资产。
再谈谈他们的政治主张与政治布局。
这本书对查尔斯的父亲弗雷德和弟弟大卫的着墨不多。其实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弗雷德的人生经历与大卫的政治生涯，就能更好地理解查尔斯的政治主张。弗雷德曾经从苏联的炼油业中获得第一桶金，并且帮助纳粹德国提升其炼油产业效率。回到美国后，他变得特别激进并信奉自由主义，主张低税率、小政府。20世纪80年代，大卫曾经出资组建自由党，并且亲自下场竞选副总统，尽管以惨败收场，但却向公众坦诚地公开了他的政治理念：取消社会福利政策、取消最低工资制度、取消医保、取消遗产税。换言之，不能从富人身上征税来补贴穷人。这样的政策显然不得人心，他和竞选搭档只获得了全美总票数的1%，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
如何把如此极端自私的政策意图变成实际落地的政策？一个更加高明且可行的办法是，躲在幕后而非亲自下场，资助舆论和政客，用各种基金会、媒体节目、智库、科研机构的名义去影响大众。由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透明，所以公共政策事务的复杂性超出了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范围，大众的偏好本身又是非常多元且易变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利用金钱去收买一部分政客、媒体、学者，并把自己那些极端自私、违背大部分选民利益的政策意图逐步渗透和推销到联邦和州政府的各个领域，其成功概率远高于亲自下场参选。借助乔治梅森大学的学术中心、卡托研究所、繁荣美国等非政府组织的所谓专家学者的包装，上述自私意图竟然成了一部分右翼中下层民众的信仰，也就是所谓茶党的基本理念。后危机时代，美国极右翼草根的茶党运动得到了科赫兄弟的大力资助，甚至有人认为，没有科赫兄弟就没有茶党运动。富人忽悠一部分普通民众去支持减税、减福利的主张，其实是把穷人当猴耍，堪称现代美国版的“朝三暮四”。
这正是查尔斯比他弟弟大卫更显高明的地方。经过两百多年的进化，美国的政治和司法体制看起来已经颇为完善，但是在科赫兄弟这种资本权贵眼里，这个系统中存在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巨大杠杆套利机会。
第一层杠杆是通过政治捐赠和游说来获得权力，然后用权力来捍卫商业利益。在美国的选举体制下，政治家们不是刚刚当选就是在准备下一轮选举的路上，筹款是主要工作，如何对各类政策议题进行表态和投票是那群20多岁名校毕业的国会议员助理的主要工作。议员到国会就各种议题进行投票前，或者进行公开演讲之前，只需要在专用的通信系统中问一下助理，工作就搞定了。我曾问过专门在华盛顿的K街（又称游说一条街）从事游说工作的美国朋友，从他告诉我的行业操作细节来看，美国政治家们似乎相当“便宜”，利益集团花不到几百万美元就可以搞定或者搞黄很多事情。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的法律允许有钱人利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形式大打政治广告，来帮助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击败对手，借此绕过了政治竞选捐赠金额的法律限制。这种变通使富人的钱通过各类所谓公益基金大量流入政治竞选活动中。这本书中也委婉地提及了科赫兄弟如何借助政界和司法界的关系逃脱法律制裁，战胜对手。我理解作者的这种委婉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如果他胆敢坦率地批判此书的研究对象，他就可能面临科氏工业集团的司法起诉，毕竟美国是一个“律师治国”的国度。
第二层杠杆则是用别人的钱放大自己的政治能量。查尔斯所创设和资助的政治性思想平台需要不断的资金供养和人才供给。科赫兄弟团结一大批与之志同道合的富人，鼓励他们为这些平台共同出资，从而使自己的政治阵营在财力和声势方面大幅增长。如果说早期的科赫兄弟是美国政治赌桌边上下注的赌客之一，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他们已经升级为发牌的庄家了，至少在共和党内已经稳居大庄家的地位。近年来，他们从政治赌局中获得的盈利应该说相当可观，尽管目前为止还没有将其所养之“士”扶上总统宝座（2016年如果不是特朗普这个“门口的野蛮人”冲进来搅局，他们本来已经非常接近成功），但是他们已经成功收获了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一众国会议员。正如此书所披露的那样，科赫兄弟成功干预了21世纪以来美国的税收、节能减排、医保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教育和科研的“慷慨资助”造成了美国社会严重分裂的价值观和政治生态。
民主党那边也有类似的对政治感兴趣的大金主，最典型的是索罗斯和布隆伯格。我曾经系统地研究过索罗斯，读过他在2008年之前发表的几乎所有文章和书籍，研究过他的投资经历和政治手腕，并发表过专门的学术论文。索罗斯靠国际金融市场挣钱，而世界政治则是他花钱的地方，说得好听点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说得难听点就是有钱就自大地认为可以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强加到各国体制中去。如果说索罗斯的问题是自大，那么科赫兄弟与之相比就更显恶劣，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理念同企业的商业利益混杂在一起，或者如同此书作者在行文中所暗示的那样，主要是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干预政治乃至司法。
如果说查尔斯的经营之道值得中国的商界人士参考学习，那么他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是我强烈不建议中国企业家去模仿的。这类政治经济的“硕鼠”，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中都会存在，因为任何一个政治经济体系都存在不完美或者有待弥补的漏洞。虽然识别、利用并扩大这些漏洞，就能给某些聪明人提供快速收割巨额财富和巨大权势的机会，但却要以国民和政府的损失为代价。他们的财务成功不是因为创造了财富，不是因为发明了新的技术和工艺，而是因为利用了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功能失调的那部分扭曲和漏洞。尽管饱受批评和嘲讽，但科赫兄弟仍然是美国的成功人士，或者说仍然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科研和教育，而他们在中国的模仿者却纷纷落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由此显现。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路线，美国走的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路线；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越来越像一个“香蕉共和国”。哪个国家更有前途？我从2009年起就断言，中国更有前途。
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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