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超
最近一个月,印度富士康忙前忙后,先后接待了路透社、彭博社,还有一些北美科技媒体的好几波记者。
这么多记者飞越大半个地球来到印度,当然不是为了见证iPhone X在印度的首次量产。
记者们希望通过实地探访来探寻一种可能性——随着贸易摩擦加剧,苹果到底有没有可能,将部分产能从中国转移到印度,通过“不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来规避风险。
要实现这种可能,不单单取决于苹果的意愿,更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印度制造有没有能力承接产能,从世界工厂的篮子里分走几个鸡蛋,甚至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躲过三轮关税加征,苹果在美国新一轮关税加征中瑟瑟发抖。
9月1日起,美国分批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第一批征收15%关税的商品,就有苹果的智能手表Apple Watch和蓝牙耳机AirPods。
这还没完,12月15日起,美国又要对手机、手提电脑等加征10%的关税,其中就有占据苹果营收半壁江山的iPhone。
美国CNBC电视台分析,针对手表、无线耳机等的额外关税,将让苹果损失5亿美元,如果算上手机,苹果的利润至少会减少50亿美元。
50亿美元,倒不至于让苹果伤筋动骨,毕竟2019年第三财季,苹果的净利润就超过100亿美元,更何况人家账上还躺着2100亿美元的现金。
短期经济损失不算什么,苹果更担心的是,难以预判走向的贸易摩擦,会给美国市场带来一些不可控的风险和影响,而对眼下的苹果来说,美国市场不容有失。
2018年,美国、中国、欧洲,是iPhone的前三大市场。
可就在今年二季度,iPhone全球销量经历了近几个季度最严重的下滑——3640万部iPhone,同比下滑11.9%,落后华为200多万部。
在中国市场,iPhone二季度销量为570万部,同比下滑14%;欧洲市场,iPhone销量为640万部,同比下滑17%;只有在苹果的大本营北美市场,iPhone的销量、份额依然保持着第一名,但也同比下滑了1.7%,与此同时,老对手三星却有所增长。
8月16日,库克亲赴白宫,对特朗普抱怨,三星是苹果的“头号竞争对手”,可是作为一家韩国公司,三星(越南制造)无需支付关税,这让苹果处于下风。
iPhone太贵了,苹果根本没办法通过涨价的方式,将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面对关税大棒,苹果要么自己出血硬抗,要么将部分代工厂搬出中国,如果一定要搬,若以美国市场在苹果营收的占比看,他们至少需要转移三分之一的产能。
最新供应链数据显示,苹果在全世界有59座代工厂,分布在四个国家——中国52座,印度3座,美国和巴西各2座。
路透社统计的苹果代工厂数据
其中,印度和巴西代工厂负责组装生产老款中低端iPhone,主要满足当地需求。
美国代工厂负责组装高端台式机Mac Pro,不过华尔街日报今年6月爆料,苹果已决定将Mac Pro生产一并转移到中国。
全球主要市场的苹果设备,基本都来自中国代工厂,富士康、和硕、纬创等公司雇佣了数十万工人,组装出数以千万计的iPhone、iPad、Apple Watch和MacBook。
如果苹果需要转移三分之一的产能,印度的代工厂接得住吗?
四年前,富士康在印度斯里城开设了第一家苹果代工厂,四年中,富士康又在印度南部建成了另外两家代工厂,分别位于金奈和甘吉布勒姆,他们还表示计划扩建这些工厂,同时再开设两家新的工厂。
“富士康将工厂转移到印度,体现了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商业原则。”富士康印度业务负责人乔什·福尔格面对媒体侃侃而谈,他认为印度代工厂有不少优势,比如印度劳动力成本只有中国的一半;印度拥有包括才华横溢工程师在内的大量工人;印度政府也在提供帮助……
可是造访工厂的媒体却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乔什·福尔格说的那么乐观,哪怕是印度最被看好的劳动力优势,其实也没有那么明显。
在印度富士康,超过90%的工人都是女性,但女工们离职率很高,很多人抱怨工作内容单调乏味,只把这份工作当作暂时的糊口之计。
前不久,一家印度富士康工厂的400名女工集体翘班,去参加了政府教师招聘计划,虽然教师工资可能只有富士康的三分之一。
为了稳住这些女工,印度富士康为她们支付了额外的安保费用,并为离家较远的工人提供接送和住宿,还在生产线的测试、包装和组装部分至少教授了她们10项技能,让她们可以轮流从事不同的工作。
可即便如此,印度工人在精密制造方面的技术,目前还是无法与中国工人相提并论。
库克视察富士康中国工厂
组装一部iPhone,需要大约400个工序,包括抛光、焊接、钻孔和上螺丝。印度工人必须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培训,才能正式走上工作岗位。
为此,富士康计划从今年开始多花三亿卢比(约合3000万人民币),在印度建立两个培训中心,在三年内培训10万工人。
印度富士康为iPhone X规划了两条生产线,但是目前只先开了1条,1个月产量只有6万部。
而在2016年,郑州富士康就有94条生产线,一天生产50万部iPhone,产能是印度富士康的250倍。
印度富士康的产能上不来,不仅受制于工人数量和素质,更大的限制来自供应链和物流。
在富士康位于甘吉布勒姆的工厂,媒体实地探访发现,代工厂方圆百里内,不见零部件厂集聚,就连富士康自家的连接器、机构件等工厂都没跟来印度。
富士康位于印度甘吉布勒姆的工厂
富士康印度工厂需要的零组件及半成品,仍要仰赖运输距离5800公里外的广东,这些零件装上船后,穿越孟加拉湾,经历大约一周的航程,才能到达印度第二大港金奈港,而从港口到达园区,还需要大约1个小时的车程。
给iPhone配套的电池厂倒是设在印度,可是远在2000公里之外、印度首都新德里东南方的诺伊达,电池坐上卡车,要开上3到4天才能运到。
一部iPhone的零组件上千个,涉及超过200家供应商,一旦短缺一个零组件,就不能按时出货,供应链复杂程度远高于传统制造行业。
而苹果在中国的供应链,几乎都在24小时车程之内。
央视报道,中国供应链优势强大
曾经,苹果在最后一刻更改了iPhone的屏幕设计,新的屏幕面板就在当天午夜运达代工厂。12小时后,一块块新屏幕就都嵌到手机上。
一名前苹果高管曾对《纽约时报》说:“整条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圈?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钉?隔街的工厂就有。你需要对螺丝钉做一点小小的改动?三小时就行了。”
可是如果在印度组装iPhone,以前1天内能完成的零部件交货期,被拉长到7倍以上,而供应链由短变长,意味着库存增加、运费增加,营运风险也增加了,而最大的风险莫过于断链。
苹果就曾为断链交过学费。
2012年,伟创力在美国奥斯汀建立了组装Mac Pro电脑的代工厂,可是新机临到上市,工人们突然发现,有一款螺丝钉不够用了。
放在中国,一种零件短缺,供应商当天就能供货,但在美国,一切都行不通了。最终,一颗螺丝钉,让这款美国组装的Mac Pro推迟了数个月才上市。
2019年新款Mac Pro
苹果创办人乔布斯曾说,iPhone不在美国组装,原因不是成本,而是亚洲工厂生产速度快,能兼具经济规模与灵活性。
在中国,苹果供应商的集群效应,不只提供了完整的供应链,还能加快整个供应和生产环节,让苹果得以在每年生产数亿部设备的同时,只持有几天的库存,这对苹果的自由现金流至关重要。
苹果为难的是,就算他们冒着“断链”的风险,将组装环节放到印度代工厂,可能还是逃不过被征收关税的命运——印度一直对进口的手机SKD(半散件)征收5%—15%不等的关税,以贯彻莫迪的“印度制造”计划,这项政策旨在利用印度巨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加快推动手机产业链在印度本土的落地。
要降低这部分成本,除非苹果能把供应链逐渐搬去印度,但这样操作的难度,比代工厂搬家要难得多。
数据显示,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产品包括iPhone的摄像头模组、PCB线路板、天线、FPC柔性印刷线路板、扬声器、触控马达、玻璃盖板、玻璃后盖、金属结构件和精密连接器等。
2019年,苹果前200大供应商在全球拥有807座工厂,其中383家在中国大陆,比例为47.46%。
2018年到2019年,苹果前200大供应商一共新增了29家工厂,其中27家工厂选择设在中国大陆。
也就是说,中国制造在苹果供应链中占据着绝对优势,而且随着贸易摩擦的加剧,这种优势反而在扩大。
苹果前200大供应商在印度也有工厂,2018年是5座,2019年增加到了8座。
苹果供应链扎堆中国,原因非常简单——中国既是全球第一大手机制造国,也是全球第一大手机消费国。
2018年,全球手机产量为20亿部,中国制造了其中的15亿部,印度制造了2.25亿部。
2018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4亿部,中国卖出了其中的3.9亿部,印度卖出了1.4亿部。
另外,华为、小米、OPPO、vivo等中国手机品牌也占据了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种种因素叠加,才奠定了中国全球手机制造中心的地位。
不可否认,中国手机产业链确实正在向印度转移,但驱动因素并不是苹果,而是中国手机品牌,后者已经拿下印度市场半壁江山,并期待拿下更多的市场份额。
因为印度对智能手机零组件渐次加征关税,手机厂商如果想在印度获得长期发展,必须把代工厂和供应链逐渐搬到印度。
近年来,中国手机品牌不断扩大在印度的代工规模,品牌商也不断邀请其在国内的上游供应商赴印度建厂。
2018年8月,小米供应商合力泰宣布将投资14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13.9亿元)在印度建立一家工厂,以生产紧凑型摄像头模块(CCM)、薄膜晶体管(TFT)、电容式触摸屏模块(CTP)、柔性印刷电路(FPC)和指纹传感器。这是印度第一次生产这些手机零部件。
合力泰在印度的工厂
同年12月,TCL印度产业园正式动工,总投资额达15.3亿元的华星光电印度模组项目,将整合大尺寸电视屏及中小尺寸移动终端显示屏生产,规划年产出800万片大尺寸电视面板及3000万片小尺寸手机面板。
TCL印度产业园
今年3月,小米供应商欧菲科技也宣布在印度成立子公司,以实施智能手机微摄像头和指纹识别模组生产项目。
这些年在印度投资设厂的手机供应商,大大小小还有不少,可以说,印度手机产业链已经初具规模。
然而,中国手机品牌推动的产业链转移,主要还是为了在国内换机需求放缓的背景下,争夺印度市场巨大的人口红利,换言之,印度制造是为了优先满足印度当地的需求,而不是以印度为基点,向全球输出手机产品。
事实上,中国品牌不只在印度这么干,在印尼也这么干,为了争夺近3亿人口红利的印尼市场,OPPO、vivo、华为和小米这两年都在印尼建立了代工厂。
而印度市场的苹果,恰恰是最尴尬的透明存在。
2018年,苹果在印度只卖出了170万部iPhone,还不到其全球出货量(2.25亿部)的百分之一,当前印度智能手机平均售价只有158美元,昂贵的iPhone,对绝大部分印度消费者而言,只能是一个远景目标。
只有面向全球市场的印度制造,才能够帮助苹果破局,但要想成为世界工厂,就需要拥有世界工厂的配套条件和基础设施。
看看iPhone在中国的生产过程,就知道什么是世界工厂的标准。
2016年,国外媒体探访了富士康郑州工厂,这座占地5.7万平方米的工厂,一天能生产50万部iPhone,最多需要雇佣35万名员工。
工厂就设在保税区内,海关距离工厂大门才几百米远,这样便免去了材料组件进口环节,也可以省去成品出口环节,不仅节省了关税成本,也大大提升了通关效率。
计划销往美国和全球各地的iPhone,由卡车运输到距离海关5公里外的郑州机场,这座机场为了起降波音747全货机进行过大规模的扩建,而一架波音747全货机一次就可以将15万部iPhone空运到全球各地。
iPhone6和iPhone6 Plus由波音747从中国运往美国阿拉斯加
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iPhone,则在保税区海关完成从“出口”到“进口”的过程,再被装到集装箱卡车上,一辆集装箱卡车可以装载3.6万部iPhone,经过18小时陆运到达上海的苹果全国配送中心。
郑州新郑保税区的海关
以平均时间计算,一部iPhone在离开富士康郑州工厂后,2天就能到达949公里外的上海苹果门店,3天就能而到达10138公里外的旧金山苹果门店。
高效的物流和运输,复杂的流程和系统,才是劳动力优势之外,中国在30年间一跃成为世界工厂的秘密。
反观印度,目前连工业制造最基本的水电需求都无法保证。
在印度金奈的斯克里伯鲁布德工业园,政府提供了土地、水和电力连接,可是富士康、戴尔、伟创力等公司建起自己的厂房才发现,金奈当地严重缺水,附近四个水库几乎干涸。
金奈的菲亚特克莱斯勒、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威普罗公司等大型制造和IT公司,都减少了食堂和厕所的用水,一些小企业更是直接让员工在家上班,减少单位用水压力。
BBC报道金奈当地严重缺水
瀛通通讯印度工厂负责人邱斌则向证券时报记者吐槽,“印度电力设施就像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观澜,夏季用电高峰期每天断电十几次都是常有现象,厂房必须配备备用发电机,不然无法开工。”
除了劳动力成本之外,印度制造其他生产资料较中国并无明显优势。比如印度很多地区厂房月租金达到30元人民币/平方米,几乎与深圳相当,工业用电采用阶梯收费,价格也与广东地区差别不大。
郭台铭曾经告诉印度总理莫迪,富士康可以帮助印度转型为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巨头,但中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已经花了30年的时间。
赶超中国,需要印度政府和私营部门大力投资公路、铁路、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可最近发生的一个大新闻,却严重动摇了外界对印度基建的信心——一座修建42年、耗资近220亿卢比(约合22亿元人民币)才建成的大坝,居然在正式启用不到24小时就垮塌了……
另外,当中国大力投资基础设施的时候,全球供应链支离破碎,可以说中国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才成为世界工厂,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印度制造前景无限,但对苹果而言,终究是远水难救近火。
美国人给自己挖的坑,最后还是得美国人自己来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