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顶岗实习是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一环。每年的毕业季来临前，大量的职校实习生走上工厂流水线。但校企逐利、缺乏保障下的实习，让一些学生成了廉价的劳动力。连续的夜班和加班后，今年7月，湖北十堰汉江科技学校一名17岁学生，在工厂实习期间跳楼自杀。经历了盘剥、克扣和高强度劳动，一些职校实习生试图从流水线中挣脱。
文| 魏芙蓉 编辑| 王姗
林阳义决定逃跑。两个月来，他在脑海里把步骤预演了好几遍：等这天下班，回宿舍收拾东西，工服不脱，混在人群里跑。他在灰白色的工服口袋里揣了一包软“中华”，如果被工厂门口的保安拦下，就递上它。顺利的话，逃离这个地方，只要15分钟。
这座电机厂位于山东省济南市，轰鸣声和机油味里，17岁的林阳义面无表情地站在传送带前，他左手拿起一台电机，右手攥着插头插入其中，用脚踩下启动器。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一套工序重复近5000遍。
传送带载着电机缓缓向前，这条流水线上的23名工人，13人都是和林阳义同龄的学生，个个面无表情。
他们都是济南一所公办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林阳义读机电专业，2019年，中专学习的最后一年，学校开展“产教融合”项目，林阳义和同学们被要求进入这所工厂进行为期一年的顶岗实习。
招生简章上，电机厂是常年和学校合作的本地知名企业。中专二年级的暑假，第一次听到关于这家电机厂的实习介绍时，林阳义很满意——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休息一天，不加班，工资计件。他的父母都是工厂普工，他也计划以后当名电工， “靠手艺吃饭，工作不忙，工资也不错”。
进厂之前，林阳义咬咬牙花40多元买了一包中华烟，他虽然不抽烟，但觉得进厂拜师，学好手艺，烟是少不了的。
校企合作下的“产教融合、工学交替”已经成为职业教育的一种常见办学模式。按照《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最后一年要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实习时间则不少于半年。
在广西，17岁女孩杨晓林幼教专业，也被学校要求进工厂实习4个月。今年4月底，在班主任带领下，大巴载着杨晓林和近百名幼教专业的女学生们从桂林出发，十几个小时后，车辆在广州一工业区停下，杨晓林和同学们这才第一次被告知具体工作内容——制作和包装验孕棒。
到工厂的第一天，跟车的班主任离开了。一个操着广州话、戴着劳务派遣公司工牌的陌生男人成了女孩们的“驻厂老师”。承诺的4人间宿舍变成了10人间；16元的时薪变成13元。后来在车间，杨晓林遇到了同样来自河南、云南和贵州的职校生，“一条线上，只有一个老员工，全是年轻的学生脸。”
林阳义的兴奋劲在进厂第一天就消失了。没有任何培训，第一批到厂的100多名学生当天就被安排上了流水线，林阳义的任务是给电机铁芯刷上深蓝色涂料，涂料气味刺鼻，即使戴着口罩他也不住地咳嗽、眼睛涌泪。流水线一侧的板凳通通撤了，班长的解释是：坐着不方便干活。第一天过后，流水线上的学生就少了一个，“跑路了”。
继第一批机电专业的学生之后，旅游、化工、计算机专业的，越来越多的学生被送进这家电机厂。日产量在林阳义刚进厂时还是3000，第一个月末就变成了4000，第二个月直接加到5000，最高的时候加到7000多。林阳义跟老员工打听，对方说往常产量最高的时候5000多。
四天，林阳义磨穿了一双棉手套。工厂劳保用品发放更新慢，最夸张的时候，一次性口罩林阳义戴了半个月，“臭了，戴上都闻不到刺鼻的涂料味。”
那包烟在他口袋里揣了几个月都没能派上用场，他的工作，“有手有脚就能做”。一旦上了流水线，一站14个小时，不能说话，手机上交，上厕所打报告。转子绕线、器件组装、电机测试，林阳义在十几条流水线上交叉忙活。
“我X，老子不干了！”干了快一个月，流水线上一男生突然扔了手里的工具，头也不回地走出车间。
进厂前的所有承诺最终都成了泡影。第二个月，学生们也要开始倒班了——中班凌晨两点半下班，夜班则天天是大通宵。不到一个月，跟林阳义同批入厂的学生又跑了十几个。
林阳义决定逃跑的那天，在流水线上挨了批评：动作要标准！他的速度不得不慢下来，每天5000的产量要求又逼在眼前，他手忙脚乱，下游流水线的责骂和督促声稀稀疏疏在耳边响起来。
他再也受不了了。
晚上九点，班长刚通知完下班，林阳义跑出车间，顾不上买晚饭，直冲向宿舍，毛巾、裤衩、肥皂盒通通丢进行李箱。路费不够，他找同学借了50元。
还没踏出宿舍门，舍友的一句话拉住了他：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了吗？
风雪中，114名即将赶往江苏实习的大中专学生。（图片与上文无关）
“一个学生工嘴上说要走，提了3-4次，一般都不会离开，到第5次或第6次才可能会真的走。”26岁的王寅对这些操作和心理变动可谓“熟门熟路”。
两年前，以公司合伙人的身份，王寅加入到一家劳务派遣公司，主营校企合作外包业务。每年的6、7月份和11、12月份，大量像林阳义和杨晓林一样的“准毕业生”走出学校，进入工厂实习，王寅扮演的就是连接工厂和学校的角色。
河南、河北、海南和东北地区的职业高中、普通中专和技工学校，王寅所在的公司一年要对接上百所，大多是民办类院校。
“学生工”是劳务派遣市场上的香饽饽，中职院校的学生从学校无缝衔接到工厂，价廉、量大且稳定，有时比大龄社会工更能胜任工厂智能化的操作要求。一到夏季南方水稻收割期或临近过年，企业遇上了巨大的用工缺口，王寅总能接到工厂的电话，希望能尽快介绍一批学生工。
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提到，学校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学生实习。
但在王寅看来，这一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具备足够的约束力，“如果学校想从社会实践中抽成，一般都会选择跟我们合作”。劳务公司通常会换个“马甲”——以科技公司或咨询公司的名头出现，“学生表面上是签给了这些公司，实际上被派给了工厂。”
每年王寅都会大量联系中职院校的招生老师，通过他们找到校长或校董——“电子商务专业的推荐到电话销售岗位；学计算机的就说这工厂靠智能化制造，需要电脑操作”，“很少是完全对口，大部分都是‘指鹿为马’”。
“工时”、“工价”、“包车路费”都是劳务公司和学校最在意的因素。和同业公司竞争同一所学校的学生时，王寅代理的是一家工作时间10小时的电池研发和制造厂，在时薪一样的情况下，不敌另一家代理富士康的劳务公司——12-14小时的工作时间，意味着更丰厚的抽成空间。
把学生送上流水线前，王寅经常需要扮演企业HR的角色进校宣讲。“10小时工作制”、“1.5倍加班工资”、“一周双休”是基本话术。为了让工厂生活更具吸引力，他还会准备一些诱人的工作餐图片，把工厂里为数不多的女性员工组一个大合照，“基本上都是吹得天花乱坠的”。
王寅迎来第一笔“大”订单是在半年前。他把海南一家汽修技术学校的100多名学生送进了西安一家国产品牌汽车制造厂——学生每天工作8—15小时，基本工资1450元，8小时外加班工资1.5倍。
按照当时的行情，劳务公司通常抽取500~600（每人每月）的管理费，劳务公司和学校各派一人驻厂，统计出工情况。这次的工厂加班“凶猛”，因为花了不少功夫“安抚”学生，公司从学生工资中收取了1300元的管理费，学校则扣除了每人每月200元的“人头费”。6个月后收入管理费78万元，公司还不忘“给驻厂老师分一点，渠道老师分一点，学校也象征性给一点”。
一年时间，王寅一人谈下的合作就有十几所学校，来自各地的职校学生，经他搭桥，大多被送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区，以及天津的自动化产业区。
中专学生在一家智能机械生产企业实习（图中非本文内人物）
“学生工通常比社会工更好‘拿捏’”，王寅知道，这也是工厂喜欢用学生工的重要原因。遇到一些“刺头”学生时，“他们（学校）可以记为旷课、开警告处分，乃至是劝退”，和学校接触时，有老师曾告诉他。
事实上，一张毕业证就足以“震慑”住他们。进厂之前，杨晓林曾跟老师提出过申请，希望能自己找幼儿园进行实习。可班主任的回答却让“自主实习”听来困难重重——要经过学校审批，还要去教育局签字。对方不忘提醒她，“不实习的话拿不到毕业证，就算考到大专也不能读”。杨晓林最终接受了统一安排。
在制药厂实习的日子，劳务公司的中介承担了学生们的督工工作。每天早上不到七点，男中介都会用钥匙开门进入女生宿舍，叫醒学生，清查宿舍，确保每人都上了工。
超过10小时的日工作时间，通宵夜班，身体过敏……不到一个月，杨晓林就动了回家的念头，但身份证和银行卡被中介以“登记发工资信息”的理由收走了，迟迟没有发还——这在教育部的文件中是被明令禁止的。
林阳义的逃跑计划也卡在了毕业证这关。他在进厂之前就被老师告知：不完成实习，不能拿到毕业证；工厂根据学生的实习表现打分，评分低的，也拿不到毕业证。
至于那些最早逃离流水线的学生，他后来得知，有人辗转被送到了其他工厂，“一样是上流水线，一天干12小时”；有人则是直接被告知拿不到毕业证。
那天晚上，面对身后舍友的发问，林阳义犹豫了——在学校待了两年，就为了这个毕业证，一走就什么都没了。父母比自己更看重这张毕业证，“你跑，你爸妈也会打死你的”，舍友进一步劝他。林阳义只能搁置了逃跑计划。
2011年02月22日，广东省东莞市。电子厂实习的学生，带着行李，准备乘长途客车返回学校。
对林阳义来说，“留守”并不意味着服从，反抗从未停止，因为压榨每天都在发生。
车间里的工人通常分为三类：正式工、小时工和学生工。下午5点，小时工下班了，6点，正式工也走了，流水线上只剩下实习生，为保证流水线不停，实习生需要持续工作，等到18:30的夜班员工接班，晚上9点，他们才能下班。
加班是流水线的常态。如果要平稳度过一天休息日，那意味着要提前把产量干足。2019年的国庆节林阳义得到了一天假期，在那个假期到来前，午饭时间被取消了，他一连加班五天，只有第一天吃了午饭。
一路飙高的日产量让人难以负荷。有时候中午吃顿饭的功夫回到流水线，林阳义发现传送带转得更快了，自己“拼了命干也跟不上”。他很快发现了端倪——传送带下藏着的速度调节按钮，班长总趁员工离开时调快它。后来只要发现不对劲，林阳义就偷偷调回常速。
工厂生活里，有时候比劳累更难忍受的是恐惧。体验过十几种工序，林阳义最不想去的是仓库。遇上叉车不够的时候，实习生们就会被派去仓库徒手搬箱子——一个装满了电机的木箱重上百斤，六个男生合力才能搬动一个。在这里，林阳义曾亲眼见过学生被木箱砸中；也有手推车倾翻撞倒学生。受伤的实习生们被送到医院，好在只是皮外伤，休息一下午，第二天就被催着上了流水线。
林阳义是实习生里出勤多，干活快，处罚少的那类。第二个月末，他拿到了人生第一份工资——1400元，林阳义难以接受，他找其他同学打听一圈，也都1500左右。
林阳义的母亲在电子厂工作十几年，总碰上工资少发的情况，因此母亲总是自己计件，一旦少了就去找领导，领导大多会表示，“算错了，补上补上”。这之后，林阳义也给自己计件，但没想到，下个月他干得更多，到手的工资却更少了。
因为工资问题，林阳义没少跑主任办公室。“你算错了”，最初对方还会平静回复他。但去的次数多了，主任便怒了：你干活不行，毛病不少，不想干就别干了！
“工资计件”、“不上夜班”、“不加班”……进厂前自己得到的所有承诺都变了。最初几个月，抱怨和质疑常常在实习群里刷屏。实习群由带队老师建立，所有实习事宜都需要跟他沟通。林阳义印象里，那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一两个月才在工厂露个面。
“同学们啊，你们实习是来学技术的，不是来享福的啊”，带队老师总是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不实习拿不到毕业证啊”。
“那为什么骗人？”和很多提出异议的学生一样，林阳义的消息刚发出，就被踢出了群。
实习生们的意见最远曾被反馈到了系主任处，但得到的回复是：听带队老师和领导安排。问题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
在又一次请假要求被拒后，隔壁流水线上的实习生闹了一场罢工。十几个实习生聚集在宿舍讨论，试图跟工厂提出：“提高工资”、“真正按件计费”、“每个月休息两天”。但罢工计划在实施前就传到了车间领导那里。大部分学生扛不住压力，在宿舍里坐了一个上午就放弃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了四五天，后来被记为旷工，遭工厂开除。
林阳义也尝试过组织罢工。他有一次给自己流水线上的二十多个人发消息，但最后应邀来到宿舍的只有两人，“其中一个还是来看热闹的”。林阳义并不意外，“没有人真正愿意罢工，害怕拿不到毕业证，这个小地方，大家都不想惹事。”
在工厂，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比想象中更弱。宿舍六个人住在同一屋檐下，却因为上不同的班次，总是凑不到一块，偶尔在食堂碰见，彼此打声招呼。一天下来，林阳义说过的话不超过10句。他有时候忙得忘记充话费，手机被停机，就彻底断了和外界的联系，“感觉像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重复劳动和超负荷的工时不断啃噬他的耐心。林阳义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机器人，“没有思考”，“麻木了”，很多次在流水线上，轰地一下，他发现车间突然安静下来，等到人群走出车间，他抬头一看：晚上九点多了，“原来是下班了”。
如果说前半年还有抗争，林阳义后半年的生活就只剩下了忍耐。“让加班我就加班；让罚我款就罚款；领导批评干活不行，我立马道歉”。他不再反驳，“因为要罚款你怎么反驳都没用，不管干多少，工资只有那么一点。毕业证最重要。”
父母了解他在工厂的遭遇，“全国的工厂都是这样的”，他们淡淡地安慰他。
压抑情绪得不到释放。有段时间他变得易怒——食堂免费的绿豆汤没了，他发脾气；被扣钱了，他闷声走进厕所，一脚甩向门板。又一次被车间领导训斥后，林阳义失控了，他含着眼泪，“疯了一样”冲上宿舍五楼的天台——
视野之下是一条通向车间的小道，想象着自己的身影如何从这里坠落，林阳义朝着眼前的水泥围墙一步步靠近。
林阳义待过的电机厂仓库。
回想起当时，林阳义庆幸自己没有跳下去。因为恐惧，他退了回来，转过身，呆呆地靠在水泥墙上。
高强度劳动极易粉碎一个人的意志。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及时“刹住车”。
今年6月，湖北十堰丹江口市汉江科技学校90多名学生根据学校安排到深圳工厂学习，经历了高强度的劳动和昼夜颠倒的作息后，实习的第15天，该校一名17岁中专生在深圳工厂宿舍楼从6楼跳下，不幸身亡。
去年11月，山东省沂水县职业学校一名16岁学生，也在学校安排的工厂实习时坠楼身亡，警方称疑因“有心理问题自杀”，此次实习也被指存在强制加班、实习岗位内容与所学专业不对口等情况。
林阳义觉得自己和他们的区别，只是差了最后一跳，“亲身经历了才能感受到那种绝望”。
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曾制定《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要求职校生实习岗位应与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不得扣押学生身份证。遗憾的是，近年来，有关职校生实习中的“高危工种”、“加班夜班”、“收取人头费”等问题依然频繁见诸报道。
看到汉江科技学校自杀学生的报道，杨晓林哭了，“看那些细节，都像在看我自己”。在厂里连上夜班后，她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呕吐、发烧、食欲减退。她想请假，总不被批准，后来索性旷工。今年6月，从制药厂离开后，杨晓林的精神状况并未得到好转，需要靠药物入睡，前不久，她被确诊重度抑郁。凭借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学校同意她中止实习。
杨晓林提供的诊断证明。
劳务派遣公司的王寅不否认这其中的问题。从业之初，他原希望推动“三方共赢”局面。可他也发现，“越来越多时候，我们要去跟学校强调你们一定不能让学生跑，然后跟企业保证你们怎么压榨都可以”，察觉到从业“心态变了”，今年年初，他离开了这个行业。
林阳义在2020年的夏末迎来了工厂生活的尾声。8月的一天，他去车间上班，四五辆大巴车停在工厂路边，穿着蓝色校服的学生拖着行李箱从车上下来，他意识到，实习快要结束了。林阳义擦着学生队伍经过，看着他们打闹谈笑，“像大学放假的感觉”，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实习正式结束的三天前，在微信群里，林阳义和同学们才被正式通知了离厂日期。
那天中午，看到手机屏幕上车间主任宣布的日期时，所有人都沸腾了。林阳义有些不敢相信，他问带队老师，又跑去问班主任，得到肯定答复，最终放下心来。那天下班后，林阳义一个人去小卖部买冰红茶、干脆面、辣条，蹦跳着回到宿舍，舍友上夜班了，他一个人独自庆祝。
流水线上的生活晃过一年，到这时，他所在的实习微信群里，48人已经剩下不到20人。
重获自由的那天，凌晨四点半，天空还没放白，林阳义拎着箱子逃出了宿舍。
他终于从学校捧回了那本毕业证，朱红色的封面，他揣在包里，如获至宝。他和同学一起约着报名了大专考试，少数几个同学去当了保安，总之就是“打死都不想进厂了”。
继续求学的念头在这一年里越来越强烈。之前在车间，有好心的老员工总喊他一起吃饭，“你跟我姑娘一样的”，有一天他告诉林阳义，自己姑娘也17岁，刚上大学，“你这个年纪也应该在读书，不应该在工厂”。看林阳义总打两块钱的土豆丝，那天他给林阳义加了个鸡腿，五块钱。
但父母首先站出来反对他。夫妻俩都在工厂兢兢业业干了十多年，他们仍希望孩子进厂，找一份有退休金的工作。
和父母僵持、争吵了数十天，最终，林阳义读书的计划止步于父亲的一顿毒打，他妥协了。
那张毕业证也没有发挥他期待的作用。因为中专学历，他连续遭到两家工厂的拒绝，“最少要大专的”。最终，第三家电子厂接收了他。
兜兜转转这两年，他又成了流水线上的一员。
（文中人物为化名，实习生徐朝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