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1日，蒂莫西·唐纳德·库克（Timothy Donald Cook，这是库克名字的全称）出生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Mobile）。莫比尔市是位于墨西哥湾沿岸的港口城市，也是亚拉巴马州第三大城市。库克的父母，唐·库克和杰拉尔丁·库克都是亚拉巴马州农村的人。他们一共有三个儿子，库克排行老二。唐在亚拉巴马州的干船坞造船厂工作，当时这家造船厂是莫比尔最大的企业，为平托岛（Pinto Island）的军船提供制造和维修服务。库克的母亲杰拉尔丁是一名兼职药剂师，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
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库克和父母的关系非常亲密。直到现在，库克仍会在父母身上倾注大量时间和精力。“无论蒂姆在哪儿，或者在做什么，他每个周末都会给家里打电话。”库克的父亲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如是说，“无论在欧洲、亚洲或其他任何地方，他每个星期天都会给他妈妈打电话聊聊天，没有一个周末落下。”库克的母亲杰拉尔丁于2015年去世，享年77岁。蒂姆现在仍与父亲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有段时间，库克一家从莫比尔市搬到了彭萨科拉（Pensacola），这座城市位于佛罗里达州，距离莫比尔市大约一小时车程。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海军基地，唐就在那儿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在1971年蒂姆上中学的时候，他们又搬回了亚拉巴马州，定居在了罗伯茨代尔（Robertsdale）的东银山大道（East Silverhill Avenue）。罗伯茨代尔是一个小镇，位于该州最大的县城鲍德温县（Baldwin County）的中部。为了让三个儿子可以去顶尖的公立学校读书，唐和杰拉尔丁最终选择了在罗伯茨代尔定居。
罗伯茨代尔是美国南部小镇的典型代表，它虽被称作城市，但占地面积只有5平方英里。如今其人口数量也只有5000多，是库比蒂诺的十分之一。在库克成长的那个年代，罗伯茨代尔的人口数量只有现在的一半，约为2300人。小镇里的居民彼此都认识。
20世纪初期，肥沃的农田让小镇充满祥和、闲适的生活气息。小镇距离格尔夫海岸（Gulf Shores）仅40分钟车程，前往这个海岸要穿过小镇。尽管这些来往的人流给小镇带来了不少收益，但农业依然是这座小镇主要的收入来源。镇上的生活如此简单，既没有电影院也没有保龄球馆，最热闹的事情就是鲍德温县的秋季集市了。杰拉尔丁在描述小镇的时候，实事求是地形容它“就是地面上的一个小洞而已”。甚至在过去的30年间，小镇镇长都没有换过人。
库克家庭的宗教信仰对库克影响至深。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提到基督教信仰。2015年，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浸信会教堂受洗了，信仰一直是我生命的重要部分。”可以推断，信仰深深地影响了库克，让他成为一名善良、慷慨的领袖。2014年，他在彭博新闻社发表文章，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时，也提到了上帝。他写道：“我认为，同性恋是上帝给我的最好的礼物之一。”尽管库克现在并不会过多地公开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很明显，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库克就不会是现在的库克和这样的领袖。
看起来，库克在罗伯茨代尔的童年生活是十分美好的。相比于少年乔布斯的叛逆乖张，少年库克的性格温和谦逊，成绩出类拔萃。从那时的照片可以看出，他有点儿笨拙，但充满青春活力，留着唐尼·奥斯蒙德的发型，笑容轻松、阳光。
库克在代数、几何、三角学等一切需要分析能力的科目中的表现十分优异。在初中和高中的6年时间里，他一直被评选为“最勤勉的学生”。1978年，他取得了全年级第二的好成绩，并因此成为在学校毕业典礼上致开幕辞的学生代表。
库克以前的数学老师巴巴拉·戴维斯（Barbara Davis）回忆说：“他是一个让人信赖的孩子。他对学业总是一丝不苟，所以我知道他能把事情做好。”库克的同事和以前的老板们也这样评价他：库克总能不负众望，把工作做好。“把事做好”成了库克职业生涯的标签。
库克的社交能力和他的学习成绩一样突出，他的人缘非常好。“库克才不是一个书呆子呢！”戴维斯如是说，“他是那种你会特别享受跟他相处的人。”许多同龄人都认为库克天资聪颖、为人谦和，而且十分幽默。与库克同届的全年级第一名特蕾莎·普罗查斯卡·亨茨曼（Teresa Prochaska Huntsman，因此也是学校毕业典礼上致闭幕词的学生代表）在提到库克的时候说：“库克不仅仅在学业方面十分优秀，而且我们没有不喜欢他的，他可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
库克的另一位老同学，也是他的好友克拉丽莎·布拉兹托克（Clarissa Bradstock）说：“他很聪明，爱读书，还特别幽默。我们会一起出去玩，看《周六夜现场》……聊学校里发生的事和天南海北的事。”她补充说：“一个出身于亚拉巴马州小镇的人，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确实让人惊叹不已。这是对我们国家的肯定，也是对他个人的肯定。”库克的高中同学在谈到库克取得的成就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库克不仅成绩优异，在课外活动中也有着出色的表现。他很早就表现出对商业的敏锐嗅觉。他是学校乐队里的长号手，经常在学校舞会、足球赛、游行，以及当地其他需要乐队的活动中表演。为了在校外赚一点儿外快，他为莫比尔市《新闻记录报》（Press-Register）送报纸，在饭馆打工，在当地一家名叫李氏药品（Lee Drugs）的药房做兼职。这家药店离他母亲工作的地方不远，位于罗伯茨代尔的“太空之路”购物中心（Spaceway shopping center），这里是当地唯一的商业街，位于一条贯穿小镇的主路上。这条商业街上有各种各样的店铺，大都很冷清，有的甚至关门了，唯独这家药店至今都在，而且看起来生意不错。有几家午餐店和拖拉机租赁店的生意也还行。我在2018年6月去镇里参观时，当地居民告诉我，罗伯茨代尔的大部分商业已经迁移到城镇边缘，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快餐店、几家一元店［比如，多来店（Dollar General）和家庭美元百货（Family Dollars）］，以及一家沃尔玛超市，库克曾在那儿买过生活用品。
在高年级时，库克抽时间参与了学校年鉴的制作工作，他担任的是业务经理，而且做得很棒。库克的具体工作内容是负责年鉴的仓储工作，还要负责拉来足够的广告以覆盖成本。年鉴中有一张成员集体照，库克在最前面的中间位置开怀大笑着。成员们都穿着统一的T恤，上面印着：“你买到了吗？”这大概是一种鼓励学生购买年鉴的销售策略。据当年的年鉴记载，由于库克的努力，那年的销量和广告费都创下了纪录。巴巴拉·戴维斯形容库克是“那种不可或缺的人”。同时打好几份工并担任学校项目的业务经理，让库克很早就收获了重要的商业经验，也为他后来不知倦怠的工作风格和敏锐的商业头脑打下了基础。正如当年能为年鉴创下新纪录，多年后，他亦领导苹果的发展到达了新的高度。
人们从年鉴方方面面的工作中，能预见到库克后来在苹果的样子。从低年级年鉴的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到，库克在一个同学旁边，激动地向大家展示着一副头戴式耳机和一台打字机，这些都是当时令人亢奋的高科技产品。照片的文字说明是“特蕾莎和蒂姆正在用两种现代方式提高学习效率”。好像库克隐约知道，自己未来将会掌舵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
虽然罗伯茨代尔散发着美国南部小镇特有的气息——热情、安宁又古朴，但也有一种令人不快的种族主义在暗潮涌动。后者对库克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引起了他日后对平等的重视。
库克的父母曾说，他们从彭萨科拉搬到罗伯茨代尔，只是为了让孩子尽可能地进入最好的学校。他们的这一举动和当时的很多人不谋而合。在彭萨科拉，由于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种族矛盾日益加剧，许多白人家庭为此搬到了附近的亚拉巴马州。虽说早在1963年，该州的公立学校就禁止种族隔离，但对于同属此州的彭萨科拉和罗伯茨代尔来说，前者的种族危机却比后者严重得多——前者面积较大，种族情况复杂；后者面积较小，居民以白人为主（根据人口普查，罗伯茨代尔目前85%的居民为白人）。
“我们学校的非裔美国人很少。”库克的同学克拉丽莎·布拉兹托克说，“鲍德温县盛产石油，当时是最富有的县之一。但我们的学校很小。我没有目睹过公开的种族歧视，但在亚拉巴马州……许多种族隔离问题依然在解决中，有人会在非裔美国人面前讲有关种族主义的笑话。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事实上，在库克搬到罗伯茨代尔的几年前，这个镇子中心的商业街有一家名叫“小猪扭扭”（Piggly Wiggly）的杂货店，里面依然设立分开的饮水机。一名要求匿名的鲍德温县居民描述了他在当地目睹的公然的种族歧视行为：“1966年，我的哥哥（白人）和一个年轻的非裔女孩偷偷约会，但是他在给女孩买汉堡的时候，被几个坐在咖啡馆里的白种男人看到了。当时为了安全，女孩坐在我哥哥的车里没有出来。就在我哥哥离开咖啡馆后不久，那几个白人开着他们的皮卡车尾随并拦住了我哥哥。他们把我哥哥从车里拖出来，狠狠地打了他，然后把他丢在附近的树林里，让他在那儿等死。我哥哥被打得整整一周都只能用吸管喝汤。”不幸的是，当时在亚拉巴马州，这种种族主义行径并不少见。
库克自己也亲历过这样的种族主义行为，并在若干年后都深受影响。20世纪70年代初，库克还在读初中。有一天晚上，他沿着罗伯茨代尔外缘偏僻的道路上，骑着一辆崭新的10速自行车。突然，他发现路边有个地方着火了。他骑近一些，看到一个燃烧的十字架，几个穿着白色长袍、戴着白色头巾的三K党（美国最庞大的种族主义组织）成员围在那里。虽然三K党成员的数量从1925年的历史峰值400万人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数千人，但在美国南部的某些地区，三K党成员聚集的现象并不少见。库克看到那些三K党成员正在将燃烧着的十字架安装在一户黑人家庭的院子里。他立刻喊道：“停！”那些三K党成员看着库克，其中的一个人掀开头巾，示意自己是罗伯茨代尔当地一家教堂的执事。他警告库克迅速离开。这件事让年轻的库克感到无比震惊。
2013年，库克在荣获母校奥本大学颁发的国际生活质量奖（IQLA）时，还回忆起了这段经历。“这个画面永久地印在了我的大脑中，并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他说，“对于我而言，那个燃烧着的十字架意味着无知、仇恨，以及仅仅因为有些人跟大多数人不同，人们就为此恐惧。我永远无法理解这种行为。”关于种族主义的亲身经历影响了库克年轻时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后来也体现在他的商业行为中。
尽管库克坚称自己所讲的绝无虚言，但罗伯茨代尔依然有些居民质疑库克所说的三K党成员在镇上烧毁十字架的事。例如，库克的一个老同学特德·普拉特（Ted Pratt）说：“我的家人和朋友还在罗伯茨代尔居住，没有人记得发生过那样的事情。对于把罗伯茨代尔当作家乡的人来说，听到这样的事情让人感到很恼火。”当然了，作为罗伯茨代尔的居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家乡与三K党联系在一起。小镇的形象被一位如此有名的商界人物抹上了污点，这令小镇的居民们十分不悦。
在脸书上，有一篇冗长的帖子，题为“罗伯茨代尔的过去和现在”。数十名现在或曾经居住在罗伯茨代尔的居民在帖子里质疑库克的回忆。“蒂姆·库克完全是在撒谎，”一位名叫罗德·杰金斯（Rod Jerkins）的人评论道，“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一评论下面有6个人点击“喜欢”，这是帖子中最受欢迎的评论之一，从而反映了公众对此事的情绪。）事实上，我在帖子中没有找到任何支持库克说法的评论——143条评论几乎全部质疑了库克的回忆。另一位评论者马文·约翰逊（Marvin Johnson）补充道：“我的亲戚在这里比我住得久，有差不多大半个世纪。我问过他们，他们都说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还有一位评论者的留言只有几个字：“他在撒谎，句号！”
从脸书的帖子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罗伯茨代尔的许多居民对此事拒不承认。即便三K党活动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但脸书确实不是一个承认此事的好地方。还有几个人发帖说，虽然没有看到正在烧着的十字架，但他们确实看到了烧毁后的十字架。还有一个人回忆起在附近城镇的圣诞节游行中，确实看到了燃烧着的十字架。罗伯茨代尔极有可能与三K党活动有些渊源，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
众议员帕特里夏·托德（Patricia Todd）说，三K党不仅在库克的童年时期极其活跃，时至今日依然十分常见。“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一直在伯明翰的各个社区分发传单，”她说，“如果你否认亚拉巴马州在民权运动方面的那段历史，那你就错了！但在今天的亚拉巴马州，种族主义确实还存在，而且很猖獗。虽然他们没有大声说出来，但就是有很多人仇视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
在目睹三K党聚集的多年后，库克又经历了一次与种族主义的正面交锋。那是库克16岁的时候，他参加并赢得了一场由亚拉巴马州农村电力协会组织的征文比赛，比赛主题是“农村电力合作社——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挑战者”。因为当时家里买不起打字机，所以库克的文章完全是他手写的。
赢得比赛的奖品是一次免费的国家首都之旅，包括参加宴会，以及在白宫现场聆听吉米·卡特总统发表讲话。但这次旅行却被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会见破坏了。乔治·华莱士是一位坚定的种族主义者，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试图整合该州的公立学校以消除种族隔离时，华莱士坚决抵制了联邦政府的这一做法，但最后他没有成功。库克与华莱士握了手，这让他感到十分后悔。“对我来说，会见州长跟‘荣幸’二字根本沾不上边，”他说，“跟他握手让我感到自己似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这感觉太糟了，仿佛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但幸运的是，库克从这样的经历中汲取了经验。如今的他不再容忍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行为。虽然这项工作要经历一个过程，但库克在努力地把苹果变成一个更包容的地方。在他的引领下，苹果比硅谷的其他公司雇用了更高比例的少数族裔员工，并向历来黑人较多的大学、慈善机构和鼓励少数族裔学生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科目的基金会提供了慷慨的资助。
库克在苹果践行的许多价值观，似乎与他童年时遇到种族歧视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2013年，他在对杜克大学富卡（Fuqua）商学院［库克在那里获得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学生的谈话中，谈到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追寻的两位英雄：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他对学生们说：“我在南方出生和长大，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见过最恶劣的一些歧视行为，我对这些行为感到深恶痛绝。”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曾冒着生命危险来对抗歧视行为，所以库克对他们十分钦佩。“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办公室里有三张照片，两张是肯尼迪，一张是马丁·路德·金，”他说，“我的办公室里就只挂了他们的照片。我每天都看着他们，我认为他们为所有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不是一份政治声明，而是关于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声明。”
库克童年时代所目睹的这些仇恨和歧视行为，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并影响着他的行事方式，不管是生活上的还是商业上的。丽莎·杰克逊（Lisa Jackson）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第一位非裔女性领导，库克在2013年雇用她来管理苹果的环境保护工作。据她说，库克在美国南部的童年经历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他的一部分，”她说，“来自南部的你，看到了那些丑陋的行为，但也看到了希望和机遇。”她补充道：“至少我不能把这些与自己分开，蒂姆也谈论过这一点。”
库克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无论是在苹果还是在其他公司——都坚守自己的原则。2015年，库克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中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即“成功和行善”不应该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在价值观的问题上，库克曾经多次受到挑战，但他从没有妥协，这就是后来苹果能成功的直接原因。2014年5月，美国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保守派智囊团的一名成员逼迫库克衡量可持续发展项目会给苹果带来的利益损失，库克拒绝了，他说：“当我们付出努力，为了让盲人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设备时，我是不会考虑该死的ROI（投资回报率）的。”苹果在发起环保倡议、保护员工安全和其他政策时也是如此。“如果你让我做事的时候，唯一关心的就是投资回报率，那我希望你马上抛出苹果的股票！”库克向这位保守投资者吼道。那之后，美国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发表声明，公开谴责库克的立场：“今天的会议让投资人可以确信的是，苹果正在大手笔地挥霍股东的钱，去对抗所谓的‘气候变化’。”但是库克一如既往，忠于自己的原则。
库克的公众形象与乔布斯的公众形象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一个差别便是库克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形成的道德观。乔布斯常避开各种慈善捐赠，对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没什么兴趣，也很少谈论社会问题。对于乔布斯来说，他用产品“改变世界”（put a dent in the universe）就已经足够了。具备极佳图形用户界面（GUI）的Macintosh电脑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乔布斯认为，他在苹果所做的，要比任何慈善捐款对这个世界的贡献都大。而对于库克来说，他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则更加润物无声，也更加面面俱到。库克仍旧会为品质优秀的苹果产品而殚精竭虑，但他也会毫不吝啬地发挥全球最具价值公司的CEO的影响力，使苹果成为“行善的力量”。正如我们在后续章节会看到的，库克大幅增加了苹果在慈善捐赠方面的投入，并带领苹果大步向前，成为诸多领域的重要力量：从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降低产品毒性物质、增加产品回收力度，到致力于打造以人为先的供应链，以及大力推进苹果成为一家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公司。
他的道德观源于基督教的家庭环境、美国南部的风土人情，以及被他视为英雄的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榜样作用。他在一次演讲中回忆说：“我从父母、教会和自己的内心深处，慢慢地发展出自己的道德观，它成为引导我踏上探索之旅的指南针。”书籍的熏陶也对库克的道德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说，小时候的库克曾从罗伯茨代尔的图书馆借阅哈珀·李（Harper Lee）的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书中描绘了善良的律师阿提克斯·芬奇（Atticus Finch）在亚拉巴马州一个虚构的小镇中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这显然引起了库克的共鸣。
库克对边缘化少数群体的支持，也受到自己身为一名同性恋者和在美国南部长大的经历的影响。他从未公开讨论过自己生活的这个方面，直到2015年，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在电视采访中直接问他：“因为性取向问题被视作不入流的‘局外人’，在亚拉巴马州长大的这样一段经历，跟你现在试图帮助世界各地的弱势群体有关系吗？”库克用肯定的语气解释说，他觉得必须做些什么来对抗四处蔓延的恐惧感。“对于那些在学校受到欺凌、歧视，甚至被父母抛弃的孩子，我必须做些什么，”他说，“我觉得自己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库克是一个极其注重隐私的人，但从这个回答里，我们能够窥见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不轻易被他人了解的方面。
科尔伯特把库克的同性恋身份和他敢于为人权问题发声这二者联系在一起，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回应。“我不得不相信，20世纪60年代在亚拉巴马州长大和他的那些经历，再加上身为一名同性恋者，这些都让库克明白保持沉默的危险。”罗伯特·肯尼迪的女儿克里·肯尼迪（Kerry Kennedy）同样是一位人权活动家，她说道：“现在他看到错误的事情正在发生，他就会毫不畏惧地挺身而出。”
库克并不怎么分享他作为男同性恋者年轻时的经历，人们都说他不太可能在高中时公开性取向。他的朋友克拉丽莎·布拉兹托克说，高中的时候，她并不知道他是同性恋，甚至还喜欢过他。克拉丽莎解释说，当时他们读的高中不是一种特别包容的环境。“上学的时候，我猜有的人性取向跟我们不同，”她说，“但没人讨论这些。同性恋们不会受到骚扰，但当然了，他们还没到能够公开性取向那么自由。”
“罗伯茨代尔并不是独立于亚拉巴马州的自由开放的安全之所，”亚拉巴马州唯一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众议员帕特里夏·托德如是说，“如果他在年轻的时候公开性取向，我认为他之后的生活会非常艰难。”这种说法得到了鲍德温县一名要求匿名的居民的回应：“周围的人如果知道蒂姆是同性恋，就一定会排斥他。在这里，可没少听说同性恋者遭到伏击和殴打的事，就连警察也会打他们，然后告诉法官，受害者‘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所以，库克在罗伯茨代尔居住期间选择不公开他的性取向，这不足为奇。
但现在的很多人，包括托德在内，都称赞库克公开性取向的做法。她认为，这样做能够给那些视库克为榜样的人以勇气，同样也能让同性恋这件事正常化。“我认为，蒂姆和其他CEO公开自己同性恋的身份，会让情形大不一样。”她说，“人们会意识到我们周围的群体是多元的，确实在任何地方都有同性恋者。与性别、种族、民族等其他性质的社会运动不同，我们会淹没在人群中而不被发现。但现在，这些人有勇气站出来了。蒂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当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之一的CEO公开性取向，大众就会关注这件事。”这正是库克想要的结果。正如他在《彭博商业周刊》发表的“公开性取向”一文中写的：“如果听说苹果的CEO是一个同性恋者可以帮助那些为性取向问题而苦苦挣扎的人，或是能够抚慰那些感到孤独的人，抑或是能够鼓舞人们勇敢地追求平等，那公开我的隐私又算得了什么呢？”
尽管罗伯茨代尔的很多居民都知道库克的成就，但在库克的家乡，人们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庆祝这件事。他的一些老友和同学都为他的成就感到十分自豪，但无论是过往还是现在，都没有什么表彰库克的奖杯或奖牌。在库克曾就读的高中，有一个玻璃柜陈设着橄榄球明星约什·柴尔德里斯（Joe Childress）的纪念品，柴尔德里斯是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的一名跑卫，20世纪50年代从这所高中毕业。而在这所高中，看不到任何关于库克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库克是一名商人，而不是一名运动员。一位现在仍居住在小镇的居民说，镇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库克是谁。在这样的一个小镇，谁会关心那些与自己无关的超级大公司的CEO的事呢？
知道库克的当地人总感觉他应该为家乡的经济做出更多的贡献才对。那个脸书上题为“罗伯茨代尔的过去和现在”的页面上，有一篇备受热议的讨论——为什么库克不借由苹果回馈自己的家乡。甚至还有个网友自问自答：“为什么罗伯茨代尔不是亚拉巴马州的技术中心？这可是库克的故乡啊。”这似乎是一个常常被人们提及的问题。
小镇里有一位名叫迪兰·高斯奈（Dillan Gosnay）的居民，他今年21岁。他说在这个小镇上找份工作并不容易，他会尽可能地接一些焊接的零活儿，但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失业状态。迪兰并不是个例。和美国的很多乡村地区一样，罗伯茨代尔长期以来都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在这里生活最糟糕的就是工作问题。赚钱糊口很不容易，每个人都得打3份工……这里什么都没有，没什么有名头的大公司会把总部设在这里。”迪兰说道，“我觉得很多人都希望库克能够为小镇带来一些项目，能够在当地创造一些就业机会。”
不过，迎接苹果“进城”的时间还没到。亚拉巴马州还没有法律明令禁止对于种族、年龄或性取向方面的歧视。2014年，库克被亚拉巴马州荣誉学院录取后不久，就在私下聊天时告诉众议员托德，除非亚拉巴马州通过反歧视法，否则苹果不会在该州投资。“在亚拉巴马州，人们仍然会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被解雇。”库克说道，“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我们可以吸取教训，去创造不一样的未来。”
受到库克的启发，不久后，众议员托德就向亚拉巴马州的立法机构提交了一条以蒂姆·库克命名的《就业非歧视法案》的提案。“库克在得知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份反歧视议案后，感到很荣幸。”她说。不幸的是，这条法案并未被通过。“当然，我早就知道这条法案无法被通过，”她说，“我是民主党，现在是共和党控制着立法机构。他们占有多数席位……他们才不会通过《就业非歧视法案》呢。但这件事的意义大过一切。至少……它进入了人们讨论的范畴。”尽管失败了，但这是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显然，库克并非对自己的家乡或亚拉巴马州漠不关心。“他对亚拉巴马州发生的事情非常关注，”众议员托德说，“库克正在努力，他试图协助整个州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过考虑到这是亚拉巴马州，肯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改变。”2014年12月，库克向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战线”捐助了未披露具体数目的大笔资金。该组织在亚拉巴马州、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开展了一项为期3年、耗资850万美元的同性恋维权运动。人权战线的“一号美国项目”（Project One America）是一个长期项目，它在3个州都设有办事处并有全职工作人员。该组织称，由于得到了库克的捐助，美国人权战线已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LGBTQ民权组织，有300多万名会员和支持者。库克还向亚拉巴马州“黑带”地区的落后学校捐赠了iPad。“黑带”地区因当地的黑色土壤而得名，属于亚拉巴马州的贫困地区。“库克已经尽其所能了，但是他也态度鲜明地对当地官员，尤其是立法部门的官员表示：‘除非你们通过《就业非歧视法案》，否则我是不会把公司扩展到亚拉巴马州来的。’”众议员托德说道，“不过，这并不会奏效。亚拉巴马州宁可挥舞着宗教大旗，也不会为了改善就业环境而努力。”
库克也鼓励当地的商界人士积极地为《就业非歧视法案》发声。现有的法律——包括《卫生间法案》在内——所引发的分裂行为，让亚拉巴马州很难吸引更多公司到当地投资。“如果是10年前，你告诉我最拥护《就业非歧视法案》的团体将会是军队和公司，我一定会嘲笑你。而现在，这却是正在发生的事。”托德说道，“亚拉巴马州十分落后，并且默许歧视的存在，这样的形象和名声让这个州很难吸引好的公司来发展经济。”库克希望亚拉巴马州能够改变法律，哪怕这个过程十分缓慢。但这里对库克来说毕竟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会定期回来观看奥本大学的球赛并探望家人，他人生前21年的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正如他在访问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Birmingham）时曾对一群年轻人说的：“我人生早期阶段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亚拉巴马州度过的。”希望这些年轻人也能像库克一样，为改善亚拉巴马州而努力。
1978年，高中毕业的库克离开了罗伯茨代尔，去奥本上大学。在那儿，库克获得了工业工程专业的学士学位，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库克在读七年级的时候就说过：‘我想上奥本大学。’”库克的妈妈回忆说。奥本大学离库克的家乡不远，仅仅三个小时的车程。当时，库克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去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的亚拉巴马大学，但他觉得那里过于时髦和华丽。“亚拉巴马大学是有钱人读书的地方，”他解释道，“医生、律师等才适合去那里，我一直觉得自己只是劳动人民。奥本大学就是劳动人民读书的地方。”
看起来，库克选择工业工程专业是一个明智之举。克莱斯勒的前CEO李·艾柯卡（Lee Iacocca）、沃尔玛前CEO迈克·杜克（Mike Duke）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前CEO迈克尔·埃斯丘（Michael Eskew）都是工业工程专业出身，这个专业把年轻的库克也引向了同样的人生轨迹中。库克自身所具备的天赋和优势也十分适合学习工业工程——专注于优化复杂系统的方法，以及如何消除不必要的开销，并充分利用资源。可以说，库克在早期就培养了这方面的能力。“库克总能去伪存真，从一堆无用的信息里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点。”教过库克的罗伯特·布尔芬（Robert Bulfin）教授如是说。
在奥本大学读书时的库克，成绩就算不是出类拔萃，也能算得上稳扎稳打。大四那一年，他被提名为工业工程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对于这一荣誉，他表现得十分谦逊。“愧不敢当，”他当时坚持说，“还有很多人比我更有资格得到这个荣誉。”
库克上大学时候的另一位教授，赛义德·马索德罗（Saeed Maghsoodloo）记得，库克的成绩不是名列前茅，但还算不错。库克成为苹果CEO的那一年，马索德罗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描述库克是“非常安静、踏实和稳重”，总是“安静地坐在那儿学习”。但库克同时也非常有魅力，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从高中到大学一如既往地受欢迎。从一张他大学时代的照片上就可以看到，库克和朋友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开怀大笑。
在奥本大学，库克学习了很多技能，这些技能让他在整个职业生涯受益匪浅。比如，他学会了编程。他写过一套系统，来优化大学附近的交通信号灯的时间安排。“当时停止灯是靠计时器设置的，我试图改善这种状况，”他解释道，“我想找到一种办法来减少行人的排队时间，这样行人就不必等待太久，同时还可以兼顾交通安全。”当地警方采用了这套系统，显然他设计得不错。“这套系统当时还是挺酷的，而且真的用上了。执法部门使用了这个发明。”库克开心地说。虽然库克现在的编程能力已经不如从前，但他会开玩笑地说自己写代码的技术还是“不错”的，不过“在苹果，有很多人比我做得更好”。
奥本大学似乎对库克的影响非常深远，无论是他日后的工作方式还是世界观。奥本大学的校训是由这里的第一位足球教练乔治·皮特里（George Petrie）在1943年写下的：“我相信这是一个务实的世界，有所劳才能有所得。因此，我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勤奋努力的力量。我相信教育的力量，它使我懂得聪明地工作，还训练我的头脑和双手娴熟地工作。我相信诚实和真实，没有这些，我就无法赢得同胞的尊重和信任。”
库克在2010年奥本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引用了这些话作为个人信条。“尽管这个道理很朴实、简单，但它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尊严，并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库克对台下的学生们说，“那些想要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成功的人，终究是在欺骗自己，甚至欺骗别人。”库克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相信勤奋努力的力量，而且从他管理苹果的方式也能看出，他也十分看重员工身上是否具备这一品质。
在奥本大学就读期间，库克第一次有机会参与真实的企业管理。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合作教育项目，参加项目的学生要在上课以外抽出一部分时间，到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雷诺兹铝业（Reynolds Aluminum）公司工作。事实证明，这段经历是一堂真刀真枪的职场速成课。库克刚去不久，就遇到了公司大裁员。但是这些人的离开反而给了库克机会。他临时补缺，公司总裁要求他帮忙一起监管整家公司。担任公司二把手的角色使库克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不断地精进，直到他后来成为苹果的最高管理者。
粗略地算起来，苹果首次公开募股的18个月后，也就是1982年，库克从奥本大学毕业。在这之后又过了18个月，苹果发布了突破性的产品Macintosh电脑。但是在1982年，苹果并没有进入这个21岁年轻人的就业选项中。库克一毕业，就收到了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招聘人员主动送来的工作机会。当时的IBM刚刚发布了第一台个人电脑。除此之外，库克还收到了另外两家颇有吸引力的公司的入职邀请，它们分别是安德森咨询有限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在谈到为什么选择IBM时，库克说：“其实，我当时对计算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如果没去IBM，后来的故事会完全不同吗？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只有几件事能够决定你的一生，加入IBM对我来说，绝对算得上其中一件。”虽然库克此前没想过要踏入科技行业，毕竟这个行业当时才刚刚起步，它并不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的首选，但IBM的这个职位，确实各方面还算不错，于是库克便欣然接受了。
库克在取得工业工程学位后，立刻加入了计算机巨头IBM，并进入业务快速发展的PC业务部门。这是一个较新的部门，在北卡罗来纳州科研三角园的一家大型装配厂里。除了偶尔回母校奥本大学看一场橄榄球比赛，库克便很少回去。
能够加入IBM对于年轻的库克来说，的确是一件幸事。20世纪80年代初，计算机行业方兴未艾，蕴含无限机遇。对于有野心和有才华的库克来说，进入这一行业可以说是前途无量的。这么看来，库克的成功在情理之中。当时，家用计算机还是一个全新的产业，在美国家庭的覆盖率不足10%。尽管苹果、雅达利和柯摩多尔的产品已经备受青睐，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IBM的PC。市场正蓄势待发，即将进入爆发式增长时期，所有制造商都在你争我夺，希望能够成为顾客们第一台计算机的提供商。
当时的IBM是行业的焦点。IBM在推出第一台个人计算机之前，是制造和销售那种大到能充满整个房间的大型计算机的，它的客户主要是企业和政府。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35万名员工。[4]1981年，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设计的Apple II（第二代苹果电脑）取得成功，IBM这家计算机巨头大约是从中看到了机会，由此决定进军刚刚起步的PC领域。
IBM的第一台个人计算机是一款突破性的产品，这款产品不仅后来被人们视作里程碑，在商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款机器采用的是标准化的部件，因此被广泛复制。它的名字PC成了这一类体积小、运算快、价格低廉的计算机的代名词。仅仅十年间，这些IBM“克隆机”（即IBM兼容机）就成就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PC产业。
这款灵活性高、性能出众又易于使用的电脑，标价为1565美元。它使用BASIC这一当时最流行的编程语言（直到1985年，微软才推出Windows操作系统）；同时配置了16位微处理器、16KB（千字节）的内存和40KB的存储空间，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大的存储空间了。但是，与今天处理能力强大和存储空间巨大的计算机相比，这款电脑显得既慢又原始。以第三代苹果手表为例，[6]这款佩戴在手腕上的小巧设备的存储空间是前面这台电脑的40万倍［16GB（千兆字节）对比40KB］。这款电脑的“高分辨率”显示器最多可容纳25行字符（每行可显示80个字符）。这是1982年IBM推出的最便宜的个人电脑，它附带的产品手册里还标榜它有“先进的功能，可以运行各种各样的软件包，你绝对值得拥有”。这款电脑尤其受企业客户的欢迎，因为企业客户需要相对便宜、灵活的计算机来处理会计、通信、记账等日常工作，由此它很快就成为世界各地办公室的标配。这款曾经只有技术迷才感兴趣的小众产品，现在俨然成为商业世界的主流。
截至1981年年底，IBM平均每分钟就能卖出一台个人计算机。IBM本来预计在5年内卖出25万台左右的PC，但有时候，当月生产多少台就能卖出多少台，这使得PC成为Apple II最大的竞争对手。1982年，IBM及制作“克隆机”的公司在美国总计卖出了280万台家用计算机，是1981年销量的两倍。
计算机的一炮而红使其成为1982年《时代》周刊评选的“年度‘人物’”。1983年1月3日的《时代》周刊杂志封面上写着：“‘年度机器’：计算机上场。”封面上，一个纸糊的人坐在一台电脑面前。“有的时候，给这一年带来最重大影响的并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进步，并且整个社会都会广泛认识到，这一小步正在推动世界向前走一大步。”文章里如此写道，“因此，《时代》周刊决定，1982年是计算机的一年。”这对IBM及整个科技行业来说，都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而对于苹果，尤其是对乔布斯来说，这个意义则更为具体。乔布斯想到自己没有获得《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荣誉，就觉得心烦意乱。他本以为“年度人物”非自己莫属，因为苹果在那一年成为“年度销售额10亿美元俱乐部”的第一家计算机公司。在乔布斯去世前的几年里，他对自己的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袒露心声：“那本杂志是用联邦快递（FedExed）寄给我的。我记得当时拆开包裹的时候，满心期待在封面看见自己的脸……结果却是一个电脑的雕像。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怎么回事？！’然后我看了那篇文章。”乔布斯补充道，“写得太糟糕了，我真的哭了出来。”这对于苹果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事隔很久，去苹果工作才进入库克的考虑范围。当时的库克在IBM的PC部门崭露头角，他在这里积累的一切宝贵经验，都将化为日后在苹果大展身手所需的重要能力。
IBM的PC部门位于科研三角园的一家大型工厂里，由于业务发展迅速，该部门需要招募大量新人。IBM的策略是招聘大量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再在体系内培养和选拔，库克就这样被纳入麾下。当时科研三角园的这家工厂非常大，占地面积有60万平方英尺。与其说这是一家工厂，不如说它是一个大型的组装和测试场地：IBM自己仅仅生产一小部分组件（比如键盘），绝大部分的计算机零部件都是从英特尔等公司采购的。
工厂里一共有6条生产线，这些生产线三班倒，保证从周一到周五24小时全天运转。如果进度没有滞后，也没有需要赶工的大订单，那生产线就会在周末关闭。虽然每天有100辆18轮的半挂式卡车运输零件，但是工厂里并没有仓库。这些零件从工厂的一头进入，几小时后就被组装成计算机从另一头运送出来（平均每分钟大约组装一台计算机）。
工厂里的1.2万名员工中，大约一半是装配工，他们要手工完成几乎所有的装配工作。吉恩·阿戴索（Gene Addesso）在IBM工作了36年，是工厂里的老人，也是当时的工厂经理。据他估计，工厂里每天组装6000~8000台电脑，在生产高峰时期可达1万台。电脑被组装好后，就被放到传送带上，接着被运送到测试区接受多项检测。通过检测的电脑会被送去打包，打包区是工厂里唯一高度自动化的部分。打包完成后就装上卡车，直接运送到经销商和客户们的手中。
工厂采用的是准时生产（JIT）的方式，浪费少且效率高。IBM内部也把这种方式叫作“连续流程生产”（CFM）。“准时生产意味着仓库中不必有库存，”阿戴索解释道，“生产出来，运送出去……这样就节省了大量时间和资金。”因为不需要存储零件和成品，所以压根儿不需要仓库。
作为全球首批个人计算机的制造商，IBM是PC制造业采用准时生产的先驱。1985年1月，IBM在它位于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工厂开始实施连续流程生产，该工厂生产光学存储零件、激光打印机和印制电路板。当时印制电路板的生产周期是17.5天，但到1987年12月，工厂全面采用连续流程生产后，这个时间几乎减半了。不仅如此，这一流程还大幅提高了产品质量。与此同时，空间利用率提升了100%，员工士气也随之增加了21%。
库克在IBM的第一个职位就是掌握错综复杂的准时生产流程，这个经验后来帮助他彻底变革了苹果的整个生产流程。库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厂进行供应链管理，确保工厂在装配PC的时候有足够的零部件供应。这件事要比听起来复杂得多。
库克必须确保在生产过程中，所有零件都在需要的时间按照需要的数量被供应。这项工作对精确度的要求极高，需要对细节把控极严，常常让人备感压力。供应链管理就是这样一项浩大而复杂的工作。“我们有大量供应商，你必须确保需要的零件在需要的时间到位，这一点非常困难。”科研三角园工厂的副总裁兼总经理理查德·多特里（Richard Daugherty）说，“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极高。如果出了差错，要么就没有成品交付，要么就被库存压垮。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是致命的。在我的记忆中，库克在这个领域倾注的心血最多，而且这确实是他的专长。”
所有的环节都是用计算机控制的，工厂的经理精确地知道什么零件在什么时间出现在什么位置。他们精确地跟踪每一个环节，确保工厂里有正好够用的库存。IBM每6个月就会发布一款新品，这给库存管理团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记得，每当库存管理团队进度落后时，”多特里说，“库克都会负责和大家一起解决问题。”没过多久，库克就开始脱颖而出，在供应链管理和运营环节上都做得十分出色。
加入IBM几年后，库克就被认为是极具潜力的人才，用IBM的行话来说，就是“高潜”（HIPO）。高潜人才计划在IBM是非常重要的项目，这也是一条通向公司未来领导层的通道。每年，工厂的高层管理者都会列出一份名单，上面是25名最有前途的年轻雇员，还会按照绩效、责任感、领导力潜质等维度进行排名。库克曾在其中排名第一。
“我在高潜人才名单中给库克打了最高分。”多特里说，“所以，作为一名全明星员工，他其实早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感谢上帝，让我当时就看到了这一点并给他打了最高分。库克总能赢得周围人的信任，并让别人对他有绝对的信心。”这就是库克的工作风格。他高中和大学时就养成的这种工作风格，为他在高潜人才名单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并让他在IBM节节攀升。库克的前任老板，也是当时该工厂负责PC生产的经理雷·梅斯（Ray Mays）同意提拔库克，他说：“库克的职业道德令人难忘，我都怀疑他可能根本不休息。有一次，他在中国，当地时间是早上两三点，他竟然在5分钟之内回复了我的电子邮件。在所有跟我合作过的人中，他是最聪明的人之一。”梅斯补充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执行得非常到位。”
IBM的用人理念是从内部提拔，而不是从外部聘请。在高潜人才名单中表现优异的人会优先得到培养。比如，他们会进行轮岗，以便能更深入地理解IBM是如何运营的。“我们通常会做的一件事就是让他们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让他们对IBM的全部业务有更宏观的认识。”梅斯说。库克作为一名高潜人才，曾临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制造部门经理，还担任过工厂经理的行政助理。
库克除了管理工厂，还常常和同事们一起去拜访供应商，检查他们的运营情况，确保供应商能够按时按质交付。如果供应商遇到物流问题，他们常常会去协助解决。每次他们出差回来的时候，多特里会说：“猜猜谁是那个给大家展示汇报IBM代工厂管理情况的人？非库克莫属。”吉恩·阿戴索对此也表示认同：“你一看就知道，库克是做领导的料。他能够管理别人，在一个集体里总是很突出，并且能够赢得大家的敬仰。”学生时代的库克表现优异且安静内敛，但是在IBM，他开始引人注目，并逐渐脱颖而出，成为领导者。库克的领导力与生俱来，他在IBM不断成长，后来还去了杜克大学进修深造。
所有在高潜人才名单上的人都会被送到大学去学习有关领导力的辅修课程。梅斯自己也曾是高潜人才，他曾被派到纽约礼仪学校去参加培训。“主要是公关方面的一个培训，在纽约市。整整一周，他们会纠正我在讲话时的每一个动作和发言方式。”他如是说。
但库克对自己有更高的期待，他开始参加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的“夜间管理课程”，并于1988年获得了MBA学位。虽然读MBA是基于库克的个人意愿，但是IBM承担了这笔费用。“如果你想读MBA但不利用公司提供的这个条件，那就是犯傻了。”梅斯说。梅斯的妻子珍妮也和库克同时参加了MBA课程。富卡商学院的“夜间管理课程”持续了18个月，在晚上上课。对库克和其他MBA候选人来说，这种时间安排非常紧张。梅斯解释道：“你需要在工作一整天之后，每晚在学校花三四个小时，然后还要完成课后作业。”但对库克来说，这个付出是值得的。
库克是工程师出身，如果他想在IBM再上一层的话，就需要具备管理和领导能力，而MBA帮他做到了。库克在2016年犹他科技之旅上曾表示，他知道光有工业工程学位本身是不够的。工程师不仅要懂技术，更需要有能甄别机会的全球化视野，而这正是他在读MBA的时候获得的。库克在苹果的同事对他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具有商业头脑。“他有很好的商业思维，”库克的同事格雷格·乔斯维亚克说，“史蒂夫要求苹果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就是商业思维，而蒂姆就有这样的思维。”
库克在杜克大学读书的时候，修了一门道德课，这门课对他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名工程师学习道德课程，这并不常见，但是库克希望拓宽自己的视野，希望自己对工程学和商业有全球化的视角。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库克就在思索，公司可以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以推动世界的改变。库克的这种思维方式非常独特，因为大多数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并没有道德方面的培训。一直以来，这个行业都崇尚“技术至上”。如今，大型科技公司的道德观正受到严密审查，这使得“技术至上”带来的负面问题日益凸显。从脸书滥用客户的隐私权到优步公司苛待员工，科技公司的道德败坏问题已经成为热门话题。2016年前后，硅谷开始遭到人们的强烈抵制，大家反对科技行业追求唯快不破的风气，以及摧毁旧事物时的不计后果。
整个科技行业正经受着严峻的道德挑战，而此时，库克在苹果的道德立场脱颖而出。“当许多商业人士考虑道德时，他们会联想到做假账、内幕交易……但这不是我想到的。”库克在2013年杜克大学的毕业生团聚会上说道，“当我想到道德时，我想的是，将你发现的事物留下，并让它们比被发现时更好。对于我来说，道德包罗万象，从环境到你如何应对供应商和劳工问题，再到你的产品留下的碳足迹，再到你选择支持的东西，再到你对待员工的方式……你的整个人格都包含在这个范畴内。”
库克上的道德课让他开始用不同于行业内大多数人的思考方式进行思考，他从中学到的一个道理就是：将你发现的事物留下，并让它们比被发现时更好，从保护环境到尊重雇员，方方面面。这一信条支撑起了库克的信念，并成为这位苹果CEO身上一个无法磨灭的印记。库克在IBM的工作经历为他日后在苹果展现出的领导力奠定了基础，其中也包括他和同事们互动的方式。
这些年来，库克常常给人一种距离感，但是多特里和阿戴索认为，库克在IBM工作的时候并非如此。“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多特里说，“他是会与人合作，也会带领团队的那种人。”库克经常是人群中的焦点，他会社交——尤其是跟他的同事们，还有那些高潜人才。多特里暗示说：“同一拨被招聘进来的人通常关系非常好。他们会一起出去玩，库克有男性朋友，也有女性朋友，甚至有个别人跟他非常要好。他们有时候会一起出去喝啤酒。总之，他是一个很正常的小伙子。”
库克在IBM的时候是很喜欢社交的，人们总能记住他的幽默感。而现在，他的公众形象显然是更加严肃、更加沉稳的那一种类型。库克在演讲或接受采访的时候，往往表现出更加严肃的那一面。人们常常认为他是一个高冷、严肃的家伙，绝不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但是在私底下，无论是库克的前同事还是现同事，都说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而且特别会自黑。多特里说：“他就是特别有思想，很冷静、工作勤奋，但又特别有幽默感。”
雷·梅斯还补充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他说在工作中，“大家都喜欢和库克一起共事。他比其他人更聪明，更有上进心，也更努力”。工厂里的员工们工作都非常努力，但是整体上还是一种蓝领文化。梅斯说：“白天工作，晚上喝酒。这就是人们主要的社交方式。”但是“库克不参与这些。虽然说不出他每天具体工作多久，但是我觉得库克只要是醒着，几乎都在工作”。综合所有信息，我们不难看出，库克在工作之余更享受小圈子的社交，而非多人聚会。
尽管库克在IBM有一群关系非常紧密的朋友，但他很注重个人隐私。没有人知道他是同性恋。阿戴索说，库克在自己性取向的问题上绝对保密。在北卡罗来纳州保守的氛围下，又是在IBM这样一家对着装和流程的要求都十分严格的公司里，同性恋员工们通常都不会公开表露自己的身份。
“我对库克的性取向一无所知。”阿戴索说，“他离开IBM的几年后，一大堆前同事一起打高尔夫球时谈到了这件事，没有人介意他是同性恋，每个人都喜欢他。他对性取向的问题非常保密，从不会主动提及。”库克对私生活一贯低调，对工作一贯专注。即使现在库克已经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他依然没有让私生活曝光。
库克在IBM工作的十几年里，多次晋升并成为二级经理。在IBM的层级结构中，车间员工向一级经理报告，三四名一级经理向二级经理汇报，三级经理向工厂经理报告，工厂经理向总经理多特里报告。
有一次圣诞节，库克负责在节日期间管理工厂，此时他在这家工厂已经工作了八九年。许多高层经理都喜欢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那周休假。可是在那一年，该工厂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需要在年前完成一大批计算机的装配。多特里说：“我们已经在争分夺秒了。为了完成一年的生产定额，我们必须在年底赶工。每当我离开去度假的时候，我都会找一个人来代管。那一年，库克毛遂自荐，他确实做得很棒！整个车间在那一周被管理得非常好，完成了我们既定的产量。我们必须要达到那个产量，没有选择。库克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做到了。”
雷·梅斯说，那年年底真的是“任务艰巨”，“18轮半挂式卡车已全部就位，等着装货，就在我们位于东部沿海的码头。蒂姆就在码头上盯着，从中午盯到半夜，确保货物顺利发出。他做得特别好，表现得冷静镇定。大部分人在这样的压力下都会手忙脚乱、焦头烂额，而蒂姆却能够泰然处之、从容自若”。
高层管理者们发觉了库克的工作能力和职业道德。就像大部分高潜人才一样，他最终被提拔到IBM的总部。在离开IBM时，他已成为PC业务部门负责北美制造和物流的总监。
1994年10月10日，库克在IBM工作了12年之后，接受了位于丹佛的智能电子公司（简称IE）计算机经销商事业部首席运营官的职位。如今这家公司已经不在了，但当时它是微型计算机、工作站和其他技术产品首屈一指的供应商。1995年是库克在那里工作的第一年，这家公司当时的市值是32亿美元。年仅33岁的库克负责公司内所有产品和服务的分销业务。关于他为什么离开IBM，去了一家规模小，也没什么名气的公司，库克没有公开解释过。但在旁人看来，一个很高的职位，以及丰厚的薪金待遇，可能是吸引库克做出这个选择的理由。库克在IE工作的第一年，待遇是25万美元的基本工资，加上67500美元的奖金和10万股股票。1996年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备案的资料显示，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这个待遇相当好，蒂姆怎么能够拒绝得了。”梅斯说。
但是那段时间对库克来说并不顺利。他在IE工作期间，遇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1996年，他开始感到浑身疲惫，身体有刺痛感，并失去了协调能力。更可怕的是，他一开始被误诊为多发性硬化症。“医生当时对我说，‘库克先生，你要么是得了中风，要么就是得了多发性硬化症’。”库克在接受奥本大学的校友杂志采访时回忆道。他说，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开始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这也开始激发他主动参加一些募资活动，比如在格鲁吉亚举行的为期两天的自行车活动，为多发性硬化症的研究筹集资金。结果，他根本就没有得这种病。当时他身上出现的那些症状，是“总是拖着重物到处走”导致的。但是，直到今天，库克仍然在为多发性硬化症的研究筹集资金。
在得知是被误诊了之后，库克恢复了正常生活，并且为IE做出了很多重大变革。在库克任职期间，IE与佰德公司（Packard Bell）签订了新的分销协议，推出了新的定价模式，并且简化了运营环节，同时推出了一项名为“为企业赋能”（PowerCorps）的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IE的经销商来增加苹果产品的销售。在1994这一财年，IE的收入增长了21%，达到32亿美元，并在1995这一财年攀升至36亿美元。在此期间，公司遭遇了多起诉讼，其中包括一名前雇员指控公司的不当行为；另一起诉讼是股东集体诉讼，指控该公司通过隐瞒其市场行为的信息而哄抬股价。1997年，库克建议将公司出售给通用电气公司。最终，公司以1.36亿美元的价格售出。
IE被收购后不久，库克就被位于休斯敦的康柏（Compaq）公司挖走，去担任物料管理的副总裁。康柏公司此前是IE的供应商之一，当时已经超过苹果和IBM，成为全球最大的PC制造商。不仅如此，它当时刚刚完成了对天腾电脑（Tandem Computers，以NonStop服务器著称）及Microcom公司（当时调制解调器的主要供应商）的收购。
1997年2月，康柏公司推出了Presario V2000系列，这是第一款价格低于1000美元的台式机，目标客户是那些占比60%的还没拥有过PC的美国家庭。这台入门级电脑运行的是Windows 95操作系统。在中央处理器（CPU）的选择上，康柏公司没有选择更为熟悉的英特尔，而是打破惯例，选择了创业公司Cyrix的廉价处理器——MediaGX。康柏公司的这一举动可谓一场豪赌。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英特尔的芯片都是大多数PC的标配，而Cyrix的芯片则来自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风险之大可想而知。但这一冒险的举动得到了回报。1997年，Presario V2000系列计算机给这家拥有超过3.2万名员工的公司带来了18.6亿美元的利润。
MediaGX处理器把计算机的价格降到1000美元以下，这使得大多数家庭都能负担得起。计算机平民化风潮席卷而来，这迫使英特尔于1998年4月推出了赛扬（Celeron），这是英特尔旗下主打低价的处理器品牌；而另一家科技公司AMD也开始效仿，推出更便宜的芯片。PC的价格由此稳步下跌，苹果的噩梦开始了——价格昂贵的苹果电脑卖不出去了，库存堆积如山。
库克在康柏公司短短半年的任期内，就帮助公司过渡到按订单生产的制造模式，这是准时生产的另一个产物，康柏公司称之为“优化配送模式”。康柏公司在收到订单之后才开始制造，而不是按照预测需求量生产，后者会造成很多货物积压在货架上。这一模式引得戴尔（DELL）和捷威（Gateway）这样的竞争对手也纷纷效仿。公司不再按照预测生产，而是按照实际的订单生产，这种做法给了康柏公司更大的灵活性，并且减少了浪费。但这也意味着，康柏公司要想快速、低成本地响应市场需求，就必须更加有效地管理供应商。“我们对整个行业造成了冲击，”[48]时任康柏公司CEO的埃克·菲弗尔（Eckhard Pfeiffer）表示，“新模式决定了康柏公司所有产品的设计、制造、分销、订购、服务和升级的方式，决定了公司吸引客户的方式，也决定了我们与经销商伙伴合作的方式。”
“按订单生产”能提高效率并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得益于此，康柏公司在1997年秋大幅下调了最受欢迎的几款计算机的价格。几个月后，在1998年2月，它又把整条Deskpro计算机产品线的价格下调了18%，这使得戴尔、IBM和其他公司也不得不赶紧降价。“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微调我们的优化配送模式来获得更高的效率，这样我们就可以在Deskpro平台上保持领先的技术优势，并提供更大的价值。”担任康柏公司高级副总裁兼PC产品集团总经理的迈克尔·温克勒（Michael Winkler）如是说。
康柏公司利用优化配送模式，将库存成本转移给它的外包制造商，这些制造商只在收到订单后才装配完整的机器。因此，康柏公司不再需要用来存放待售计算机的大型仓库。彼得·乔（Peter C. Y. Chow）和季北慈（Bates Gill）在他们的书《抵御风暴》（Weathering the Storm）中解释说，康柏公司把节省下来的资源更好地分配在了其他领域。“从康柏公司的角度来看，优化配送模式使公司能够专注于自身在研发和营销上的核心竞争力，同时留给供应商、中国台湾的分包商更多利润空间。”这基本上就是库克后来带给苹果的模式。
库克在康柏公司向优化配送模式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这一建树很快就使他进入了乔布斯的视野。库克在康柏公司作为联系人与公司的合约制造商密切合作，确保公司实现向优化配送模式的转型。当时，苹果迫切需要彻底变革其混乱的生产流程。乔布斯开始寻找解决方案，也在寻觅能够扛起这份重任的人。“蒂姆·库克从前是做采购的，这恰好是我们所需要的背景。”乔布斯后来对沃尔特·艾萨克森说，“我发现，他和我看问题的方式是一样的。我在日本参观过很多采用准时生产模式的工厂，也曾为Mac和NeXT（美国软件公司）建立这样的工厂。我知道我想要什么，然后就遇到了蒂姆，他和我想得一样。”库克和乔布斯是两位截然不同的领导者，他们将因“准时生产”而走到一起。
与在IBM时的状态不同，库克在康柏公司时与同事来往不多。在康柏公司工作时，他一个人住在市内，而绝大多数同事都和家人住在休斯敦的郊区。康柏公司的同事们还没能有机会真正了解库克时，他就放弃了这份安稳的工作，加入了苹果。在那里，他将大展身手，彻底变革苹果制造和销售计算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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