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9期，原文标题《“全职妈妈”：辛酸、渴望与再出发》，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文/徐菁菁
中国的全职妈妈群体正在迅速扩大，社会如何认识她们的价值，她们如何自处，是一个新的课题（视觉中国供图）
5月11日中午，母亲节的前一天，我到北京顺义福尼亚剧院参加“国际女主人节”。这场面对国际社区妈妈们的活动主题为“全职妈妈再出发”，重头戏是两场“轻戏剧”表演，都是由全职妈妈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来到这里，我有两个好奇。一是基于一个事实：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近些年，尽管中国女性受教育比例不断上升，但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却从2000年的68.2%下滑至2017年的58.9%，这意味着有更多女性最终回到了家庭。在全面二胎的政策背景下，这一数字还可能继续下滑。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职场妈妈生存状况报告》显示，21.7%的职场女性有做全职妈妈的未来规划。第二个好奇基于我眼前的这个全职妈妈群体的特殊性。顺义后沙峪一带是北京著名的别墅区，这里聚集的是中国最富裕的全职妈妈群体，套用剧本里的一句台词：“我还以为你们是中国最幸福的女人呢。”她们也会有普通全职母亲的辛酸和焦虑吗？
戏剧开演前，准备了一中午的全职妈妈们决定快速解决一顿午饭。Inès拒绝了伙伴们让她吃一块三明治的建议。“我出门前只敢啃两只我妈煮的鸡爪，这三明治下肚，还怎么在台上演小蛮腰？”
Inès在戏里演一个叫赵小梅的角色。赵小梅曾经梦想当畅销书作家，她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着小蛮腰。和身在职场的闺蜜一起逛街买衣服，人家买五套，上班一天换一套，她想着自己做全职妈妈全年无休，跟着买了七套。可是回到家，鞋还没脱就后悔了：“我啥场合穿？难不成穿着香奈儿去买菜？”她去银行办卡，在“职业”一栏谦虚地填了“家庭主妇”。柜台小姐笑了，用笔重重地划了去，改成“无业”，让她在旁边签字确认，承认她犯了错。“我们是中国最精神分裂的女人，”赵小梅有这么一句经典台词，“一面佯装幸福，一面绝望。”Inès和剧本里的赵小梅一样快人快语，台词一从她嘴里爽脆地抛出来，台下就笑作一团。
几个月前，“国际女主人节”的主办人Vida找到陶太，希望她执笔写一个剧本。陶太已经做了9年的全职妈妈，正在筹划重新回到职场。初稿写得很快。“那些台词百分之七八十是我跟我的朋友们生活中的原话。”剧本里，全职妈妈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迷茫：“觉得前途一片漆黑，不知道自己是谁，要去干吗，要到哪儿去。”那正是陶太几年前“特别刻骨铭心”的状态。
Vida感到，全职妈妈们有再出发的渴望 （王旭华 摄）
陶太是在大女儿4岁那年回家的。父母年岁渐大，已经无法承担看护孩子的工作。陶太那时在一家媒体做编辑，为了两全工作和孩子，常常只能牺牲自己的睡眠，深夜里“点灯熬油式地熬”。有一次，她觉得自己再也熬不下去了。“女儿犯了哮喘。凌晨4点半，我开车去医院挂号，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和小马扎。我就坐在排号队伍里，敲着字编着稿子，别人往前挪一点，我也往前挪一点。”终于排到窗口，当天的号正好挂完。陶太当场嚎啕大哭。抹完眼泪，第一件事是把稿子编完，赶紧发走。
陶太原本以为辞职回家只是一段过渡期，没想到这一口气就“歇了9年”。说是“歇”，其实不然。全职妈妈是一个厨娘加保姆、司机加陪练、教师加秘书的混合岗位，而且是7天24小时工作，没有周末，没有假期，看不到头。两年前《爱乐之城》上映的时候，陶太想去看场电影，死活抽不出两个小时。那时，大女儿已经进入青春期，特别敏感。小女儿2岁，刚进入幼儿反叛期，已会大声说“不要不要”，一言不合，马上躺倒在地上。这个淘气的孩子一个月里创下了看医生的纪录：一次是她悄悄翻出了姐姐的手工材料袋，鼻子里塞进去一颗小珠子，陶太惊魂未定，两天后又发现她磕伤了门牙；接着小人儿大哭大闹，肚子痛、发烧、上吐下泻，不得不去看儿科急诊。陶太通常早上5点多醒来，有时夜里12点还没有坐下来喘口气，孩子生病的时候，更是只能整宿抱着孩子坐着。“累还在其次，最难受的是，我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鲜有坐下来一个人发会儿呆的工夫。”
某个周一，面对周末热闹过后乱糟糟的家，陶太又疲乏又沮丧，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我需要一个人的假期，哪怕是以小时计。”她鼓起勇气要求先生早点回来，让她去看那场《爱乐之城》。大银幕上，男主角问道：“Do you have a dream（你有梦想吗）？”黑暗中捧着爆米花，吃着哈根达斯犒劳自己的陶太觉得每一个词都敲进了自己心里。
陶太生于上世纪70年代，自言是在“妇女能顶半边天”这种观念下长大的一代女性，一路读书求学，勤恳工作，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成为全职妈妈。辞职回家的事，陶太心虚地瞒了母亲多年。4年前，二胎政策还没放开，夫妻俩觉得时间不等人，决定去美国生孩子。陶太给母亲打电话，说她会在美国待半年。母亲问：那么长时间，你领导同意了吗？陶太鼓起勇气，说自己辞职了，但还是隐瞒了已经辞职5年的事实。母亲言语上没说什么，但老人家不满意的气场还是从电话那头紧逼了过来。
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个把头衔，不是高级职称就是业界的资深人士。“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除了是个妈妈，你几乎什么也不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不愿意参加同学聚会，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就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谈论的那些东西我不是不感兴趣，可是我插不上话。”还有一段时间，陶太发现自己这个曾经的媒体人，成天和孩子们打交道，似乎连说话能力都退化了。“一张嘴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肤浅。”
在家里，陶太也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眼前这个人，不仅是你的伴侣，他也是你的饭碗，当你知道他是你的衣食父母的时候，你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刚结婚的时候，她向先生坦白自己没有积蓄，为了践行自力更生的独立女性价值观，她主动提出家用AA制。可做了全职妈妈，半边天变成了伸手族，她心里纠结得不得了，买件稍微贵点的衣服，心里就有满满的“负罪感”。后来她发现，周围的全职妈妈都“报虚账”“做假预算”。譬如买菜的预算是按照超市标准制定的，但坚持去早市买菜，只买时令菜。再譬如同学聚会AA制时，一定热情付账，刷卡买单，而后收取现金，称为“套现”。还有人会悄悄地在每月的家庭开销里扣下一笔，当然，前提是数量不至于大到引起先生注意。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维系自己的自尊心，攒下一笔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钱。有朋友告诉陶太，她的目标是攒出一笔自己的养老金，将来老了，不至于给孙子买颗糖都得问先生和孩子伸手。实在无法节流，就想办法开源，陶太常常前脚把先生孩子送出门，后脚就扑到电脑前挣点兼职码字的钱，估摸着先生快回家了，便开始小跑着扫地叠被，预备一家人的餐食，“角色转变之迅速，比电视遥控器还灵敏”。
陶太说，她观察，在中国从一个甜蜜的全职主妇，变成一个崩溃的绝望主妇，大约需要三年。这恰好是一个孩子度过婴幼儿时期，可以交托到幼儿园的起始阶段，也是一个全职妈妈内耗到弹尽粮绝的极限。“三年之痒”的原因五花八门，有些是因为家庭经济的压力，有些是厌倦了看不见尽头完全没有奖赏的家务琐碎，有些则纯粹因为伴侣不能够认同这份付出，回家变成了失败的代名词。
陶太的家庭没有顺义妈妈们那么富足，但那种个人价值感缺失的不安全感是共有的。
香港妈妈Estella是“国际女主人节”另一场“轻戏剧”的编剧兼导演。在陶太眼里，Estella是个异类，她永远热情澎湃，活力四射，陶太剧本里写的那些悲观自怜，好像在她身上都看不见。可是Estella告诉我，接受全职妈妈这个身份，她花了很长时间。十多年前，35岁的Estella做了个决定：结婚，和丈夫移居到北京。38岁时，她速战速决生下两个孩子。休完产假，她把孩子们交给保姆，回到职场。可是圣诞节的时候，她发现孩子把小区大厅圣诞树上的圣诞球拿回了家。“这是公共用品，怎么能这样做？”还有一次，保姆让孩子在小区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生下小孩子就可以不管了吗？我怎么能够允许我的孩子不按照我所认为的基本规范去成长？”现在看起来，回家照顾孩子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只有Estella知道自己接受这个选择有多难。来北京以前，她在香港一家大公司的客户服务部做部门经理。离职的时候，她一层楼一层楼地去和同事们告别。“我好爱工作啊，舍不得，坐在别人办公室里哭，走都走不动。”回想起十多年前，她还是忍不住在我面前抹起了眼泪。
全职妈妈Estella认为，即使退出职场，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自己的价值（王旭华 摄）
Inès曾在加拿大做税务审计工作，回国后，她的公司税专业完全派不上用场，职场经验重新归零。那时候，年纪逼人，要孩子是当务之急。“吃药，看医生，每天早晨睁眼第一件事是量体温，画温度曲线，整个人的精力都耗在了上面。等孩子终于生下来，更没有时间筹划就业了。”孩子小的时候，黏在母亲身上，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几年之后，孩子渐渐长大，Inès觉得自己不太对劲了。“说起来特别矫情，我每天吃得饱穿得暖，想买什么也买得起，可我看什么都不顺眼，觉得全世界欠了我。幸不幸福是个精神状态，和外界条件其实没多大关系。以前小时候看哲学家要追问‘我是谁’，我只觉得好假，可是到一定的年龄，我也开始问自己：我是谁？我什么也不是！别人一到年底公司有奖金，开年会，我连个组织都没有，那种失落感你知道吗？”
Inès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法西斯”妈妈：孩子是别人眼里的学霸，但她甚至可以为一些小事对孩子说出“你真像猪一样”这么难听的话。先生屡次批评她，说她把自己的坏情绪倾倒在孩子身上，Inès并不觉得。直到有一次，她被学校老师找去约谈。老师说，孩子在学校里当小组长，需要督促同学完成作业。老师模仿孩子催促同伴时的一言一行，Inès一下子羞愧难当：“我就像是在照镜子。”
“孩子成了我生活里最重要的寄托，我成为全职妈妈的这个选择正确与否，我是否是个成功的全职妈妈，全都由他的表现决定，他就是我的业绩，所以我在意他的一切不完美。”Inès后来反省自己，“其实我对孩子的不满意，是我对自己现阶段没有工作，得不到社会认可的状态的不满意。我的那些情绪不能对别人发泄，却可以对孩子发泄，因为他最弱小。事实上，每个人最终都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孩子再优秀，你也只能在某些场合臭屁一下而已，这能解决你的空虚吗？”
在来剧场的路上，汽车在别墅区之间穿行，导航让我拐上一条破碎的道路，一地的石块震得人颠了起来。坐在我旁边的陶太感叹起来：“从中央别墅区一下子到了城乡接合部，中国的全职妈妈群体就像这样。”陶太记得，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个班里只有她一个全职妈妈，等孩子从幼儿园毕业，三分之一孩子的妈妈都已经辞职回家。可是，回到家里，“全职妈妈如何能更好地生活？父母一辈没有给出可供学习的榜样，我们周围也鲜有可资借鉴的模范，只能是自己摸索——不断地否定自己，又不断地给自己鼓劲，因为觉得活着总要有活着的样子”。“成仙还是成魔，全靠自己修行。”
在最低落的时刻，一个教育公众号找到陶太，问她愿不愿写专栏，主题就是全职妈妈生活里的鸡零狗碎。写作成了陶太自我疗愈的方式，当她把烦恼记录下来，分享出去，还有了一笔小小的收入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好多了。她督促自己忙里“抢”闲，咂摸生活里一丝一毫属于自己的乐趣。她越来越喜欢清早送孩子去上学，因为回程只有她一个人。她什么也没有干，只是顺着熟悉的路开车，绝不变道，放松地听听天气预报。她甚至试过徒步回家，路过那个黑暗的涵洞桥，看见桥底有人涂鸦示爱，五彩缤纷又寂寞无比。她说：“这些孤独的自由，都是我奋斗来的人生礼物。”
在顺义，全职妈妈人数众多，她们彼此扶持，有自己的圈子。社区里有很多活动，也给妈妈们提供了施展才智的平台。Estella是孩子学校家长委员会的超活跃分子。Vida说，Estella“屁股有针”，停不下来。别人参加家长委员会是为了孩子，她是为了自己。“我就是喜欢和人打交道，在里面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才知道自己还能学会那么多东西。”Estella说，“我的工作多得忙不过来，只不过，以前赚钱，现在是义工。”Inès和一些妈妈组织在一起，去学校图书馆给孩子们义务上“生命教育”的读书课。每次上课之前，妈妈们都凑在一起备课，从书里的故事谈到孩子，谈个人生活。“那些故事也会让你反思自己，而且你会发现大家有共同的焦虑，也就不那么焦虑了。”Inès还找时间去考了一个对外汉语教师证书。“我看世界看得更辽阔一点，我的孩子才能看得远。”
还有的妈妈决定勇敢地回到职场。Lixin在《全职太太九千岁》里扮演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秦明月。“我家老大前两天写作文，题目叫《我最尊敬的人》。”她在台上说道，“我问她为啥不写自己的妈妈？熊孩子回答，老师说了，要尊敬事业成功的人，为工作废寝忘食的人，你为了家庭把工作辞了，不符合标准。”
和秦明月一样，Lixin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芬兰，那时，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辞职回家。芬兰为新手父母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假期，母亲产假大概有4个月时间，在那以后，有6个月的父母假。父母假是允许在家庭内部自由分配的，如果妈妈想要重返职场，父母假可以由爸爸来休，也可以两人各休一部分。这就保证了孩子在10个月以前总是有人能够照顾。在这期间，所有休假都有补贴，相当于上一年收入的70%。如果在这之后，妈妈决定回去工作，孩子可以送往日托中心。她也可以在家一直陪孩子到3岁，不必担心被供职机构辞退。此外，芬兰还有大概总计9周左右的爸爸假，这个假期在孩子2岁前都有效。令Lixin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重新工作以后，她每个月还能有1到3天的机动假期，用来应付孩子生病这样的突发状况。
许多新生代全职妈妈，在照料家务、养育孩子的同时会尝试各种兼职工作（视觉中国供图）
第二个孩子出生前，Lixin一家回到国内。她原本想把生二胎当作一个三年缓冲，如果还是决定回芬兰生活，她可以继续回公司上班，如果决定留在国内，那她就再找一份工作。最终，一家人决定留在国内发展。在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渴望重新回到职场的Lixin就立刻着手找工作。没想到，握有一份不错的外企工作履历，这份工作却找得如此艰辛。她发现，很多工作不要35岁以上的女性。开始的一段时间，投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后来，偶尔有一些机会参加面试，Lixin根本没资本和年轻人竞争：“他们可以周末上班，可以‘996’，我得照顾孩子，我不能。”有一次她进了一家企业的“终面”，竞争对手是一名男青年。外籍面试官问她：你有几个孩子？Lixin心里想：在你自己的国家，你根本无权在面试时询问这样的隐私。她常常回忆起那次面试，尽管她知道，对方没有选择她的原因有无数种可能，但她还是忍不住揣测，这一切只是因为她是个全职母亲。
在顺义福尼亚剧场，音乐声起，秦明月说出了《全职太太九千岁》里最煽情的一段台词：“中年全职太太好像永远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场合了。我们是谁呢？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没有单位，没有职称，没有职务，没有青春，而且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前程了。不怕你们笑话，有时我会突然冲出家门，走到地铁站，从起点坐到终点，再坐回来，脑子里一片空白……没人的时候，我会在地库里突然崩溃，一个人坐在车里哗哗流眼泪，我觉得我的一生都浪费了。我确定我不是神经过敏。”
Lixin干过和秦明月同样的事。有一阵她放弃了找工作这件事，不愿再让挫折感践踏自己的信心。有一次，她上了一辆公交车，坐了很远，然后又坐回来。“我就是想让自己的头脑一片空白，不用去想孩子，想先生，想这个家里的一切，也不用再去想找工作。公交车里的那个时间是完全属于我的，在那个空间里，虽然周围的人很吵，但都和我无关。”
最终，再多的拒绝和失望都无法熄灭Lixin回到职场的渴望。她去芬兰语学校兼职，也去博物馆做过志愿者。后来，她决定把履历抛开一边，放弃对工作的偏好，抓住一切机会。于是，她去做了保险推销员。这份工作和她的性格很不搭，“但是门槛低，时间灵活，能逼着我打开自己的圈子，见不同的人，推销自己”。不久前，在辞职回家7年后，Lixin终于在一家商会找到了一份适合她的工作。“《全职妈妈九千岁》的海报上有句话，我特别有感触，”她念道，“当我们决定再出发的那一刻起，世界就已经透进了一线光。”
美国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视觉中国供图）
采访全职妈妈们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著名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写过一本书叫《女性的奥秘》（Feminist Mystique）。她窥探到美国郊区富裕“家庭主妇”的境遇：她们的“无名”、孤独以及自我迷失。听起来，这和顺义国际社区妈妈们的困惑多么相似。但本质不同在于：在贝蒂·弗里丹的年代，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女性回到家中是社会的普遍期待，全职主妇的价值是被认可的，她们会“在调查表上颇为骄傲地写上：‘职业：家庭主妇’”。对于我采访的妈妈们而言，在她们接受的教育里，“全职主妇”这四个字本身就天然地低人一等，是难以被接纳的身份。而跨越时光和国度，两个全职妈妈群体的焦虑居然是共通的。仔细想来，并不奇怪：她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女性的角色和价值被赋予了一元化的期待，凌驾在了个人的内心选择之上。今天全职妈妈是否只能通过家庭之外的场所，或者重回职场，才能获得自我接纳？
孩子上了幼儿园以后，有一个工作机会放在了全职妈妈包丽敏面前：“年薪诱人，比我之前的任何一份工作多得多。”但考虑了一阵，她谢绝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并非好到无需这份工作，但除了担心影响带孩子，更重要的原因是，包丽敏发现，她对这份工作的内容无法提起兴趣。“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已经彻底改变了。”
孩子出生前，包丽敏在一家著名媒体担任特稿记者。那时候，她关心的是国家大事、制度变革，根本无法理解有了孩子的朋友们一天到晚讨论孩子的吃喝拉撒。“当时的感觉就是，一养孩子，个人的自由就完全让度，完蛋了。”可没想到，孩子就像是一把钥匙，忽然打开了她心里的一个房间，这是她过去从没意识到的力量无比强大的神秘角落。
孩子一岁半的时候，包丽敏发现孩子成长很快，自己忙于工作，开始和孩子的成长脱节。“一岁5个月时候，我在房间里工作，他自己进来找我。我和他打招呼，走过去靠近他，可他居然往后退，靠到墙上，还有点不好意思。这个小孩，你觉得自己看不懂他了。你不知道在他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包丽敏读过很多育儿书，她知道母亲的陪伴对年幼孩子的价值，很快，她就做出了辞职的决定。“其实早5年，我的心思可能还在追逐事业的成就感上，我会想要个更好的职位，想写出更好的新闻作品，希望获得更多的来自外界的赞同和认可。可等到我到了36岁准备怀孕，37岁生孩子的时候，我对这方面的渴望已经无法和对孩子的爱相抗衡了。”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跟孩子相处这几年，她感受到了人生最大的成长。“有的时候，孩子在公共场合哭闹，我本能地想要迅速喝止，但很快我发现，我的焦虑和恐惧阻碍了我去了解孩子当时的内心需求，而我这么做其实并不是怕他会吵到别人，而是恐惧别人认为我这个妈妈当得很糟糕，我养的孩子缺少教养。”“慢慢地，你会看到自己内心一些幽暗的东西，你也会从孩子身上看到自己成长中那些不被允许表达的东西。”
从前做记者，包丽敏觉得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总在呼吁平等，思考实现制度变革、改变社会观念。和孩子相处，她发现自己之前都是纸上谈兵。孩子曾经执着于一件事：每天下午都要坐电梯，从一层到顶层，每一层都要按停，然后要妈妈抱着从楼上走下来。电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坐过去，一栋楼坐腻了就换一栋楼，刷遍了整个小区，持续了几个月。每天，孩子还要去小区的超市看收银机，他要亲手按下那个键，听到“叮”的一声，收银条从机器里“哒哒哒”地打印出来。还有的时候，他会反反复复爬小区门口的几级台阶，弄得浑身脏兮兮的，或是蹲在大太阳底下，把小石头一粒一粒地扔到井盖的小洞里。“在这些你无法理解的乐趣面前，你的智力完全无处施展。”为了保护孩子探索的自由，包丽敏一次又一次地和巨大的烦躁感抗衡，忍住不让自己条件反射式地说出“不行”。“平等自由，这些最后都要落实到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上：你能不能侵犯别人的边界，你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边界？”包丽敏感慨，“大家势均力敌还好，而你跟你的老板相处，你可能就守不住自己的界限了。和孩子也一样，他最弱小，而且他绝对依赖你，你在他面前就是绝对的权力，比政府还大。”
包丽敏说，她的全职生涯就像大学生的gap year（间隔年）：“大学读到一半，你开始迷茫了，那就什么都别管，去非洲做个志愿者，很可能因为这件事又重新调整人生的方向，发现人生新的面向和维度。”谢绝了工作邀约之后，包丽敏开始写书，把自己养育孩子过程中的体会写下来。她不着急，一天只写几百字，把脑子里的想法反反复复推倒重来。不久前，她的第一本书已经顺利出版。
上海“80后”妈妈顾佩超也和我说，做全职妈妈，是她成长最快的时期。她记得自己刚刚怀孕的时候，发现有先兆流产的症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和先生商量，而是给父母打电话。“当天，我爸妈就提着大包小包出现在我家里，包办了我的衣食住行。现在回想起来，我虽然已经成人、结婚，但内心里还是一个依靠在父母身上的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后，顾佩超辞去了大型国企财务主管的工作，从父母手里彻底接过带孩子的重任，现在已经5年。“今天孩子突然生病了，早上我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不用着急，也不用过来，我一个人能搞定。”
“普罗大众提起全职妈妈，都觉得我们回家就是为了带孩子；经济不独立，依附老公，没有安全感；不上班，接触的人少，易与社会脱节——总而言之，家庭容易有变故。”对于这些刻板印象，顾佩超统统不认同。当年为了带孩子，父母和小家庭住在一起，顾佩超发现一家人都不舒服：丈夫从小独立，和岳父母住在一起，总觉得不自由；父母带孩子，一方面身体辛苦，一方面精神上也很焦虑，总担心做得不对，被儿女挑剔。“我回家是为了更好的家庭生活，而非为了孩子。”父母撤出后，夫妻两人精诚合作。每天，先生送孩子上学，如果下班早，也会去接孩子放学。他每天都要抽时间陪孩子玩，不必要的应酬坚决不去。两年前，先生到北京工作，但每周五，无论多晚，他都会赶晚班飞机回上海，在周末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顾佩超觉得，夫妻俩的关系不是更疏远，而是更接近了。回家以后，顾佩超成了厨艺高手和缝纫高手，但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她会看自己的专业书。眼下，一份新的财务工作找到了她。“如今互联网发达，不出门即知天下事，想与社会脱节也是不易。真正容易让全职妈妈走向低谷的，只有懈怠和不进步。”“每个人只能选一条路，我们永远不知道另一条路上的风光和荆棘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如果我没有放弃工作，没有做全职妈妈，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顾佩超说，“我觉得生活没有对错，选择也没有好坏。不管选择什么，内心的富足是最重要的。我们总是记得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就对了。”
接触越多的全职妈妈，我越感到，她们的决心、力量，她们对于自我的要求，对生活可能性的追求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我甚至不再愿意用“全职妈妈”这个充满刻板印象的词去界定她们。
“我其实是半职妈妈。”Cecilia笑着对我说。4年前，第一个孩子出生，Cecilia在一家国际组织工作，产假是三个月。由于有早产迹象，Cecilia提前住院一个月，孩子两个月的时候产假就结束了。“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不公平，对我来说也不公平，我本来就有深度参与育儿的想法，干脆辞职回家。”和许多全职妈妈家庭不一样，Cecilia的先生在高校工作，收入并不高，她才是家里赚钱的主力军。她算了算这些年攒下的钱，制订了一份详细的开支计划。她自己陪孩子玩，给孩子做早教。她趁着美国“黑色星期五”打折，买好孩子一年的衣服。Cecilia算过一笔账，2014年的时候，她可以做到养孩子每个月不超过500块钱。夫妻俩调整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以前买草莓一人吃一斤，现在一人吃一口”。从金融白领变成全职妈妈，Cecilia练就了提着20斤菜上楼不歇一口气的功夫。最辛苦的时候，她挺着七八个月的肚子，还带着一岁半不停地要和妈妈玩的大宝。但她觉得一切辛苦都没什么可抱怨的。“既然想好了最重要的是陪伴孩子，我没有想象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有了问题解决就好。”
2017年，先生到美国当了半年访问学者，Cecilia带着两个孩子一块儿去了。那半年，家里的开销变大，积蓄花光了。“回到国内，孩子吃了两个月苹果，因为苹果最便宜，当时3块钱一斤。”Cecilia决定改变状况。她找到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接下了许多课题研究的任务。在美国，她学了正面管教课程，全职回家后也一直在网络上写育儿科普的文章。她找到几家育儿公众号和杂志社，要求他们给自己尽可能多的撰稿机会。“那时候夜里常常写到两三点，甚至三四点，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后来，Cecilia开始接到一些育儿活动的邀约，她就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去。准确地说，现在的Cecilia是个半职妈妈，再次成了家里收入的顶梁柱。
Cecilia有一个公众号，很多全职妈妈会留言倾诉她们的烦恼。她知道，对于很多全职妈妈来说，她们不赚钱，没有话语权，对很多事情无能为力，但她也发现，这两年，大家的焦虑感在降低。“呼吁了这么多年的平权，社会开始逐渐接受，女性选择回家也是一种选择，是一种贡献。大家都在调整，而且真的是机会也更多了。好多妈妈都在通过互联网寻找兼职工作。她们的状态和欧美的全职妈妈越来越像。”Cecilia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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