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戏曲逐步形成的时代，涂面化妆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宋杂剧、金院本中，涂面化妆形成了两种基本类型:一是“洁面”化妆，一是“花面”化妆。“洁面”化妆的特点是脸上很干净，不用夸张的色彩和线条来改变演员的本来面目，只是略施彩墨以描眉画眼而已，达到美化人物的效果。这种化妆又称“素面”“俊扮”或“本脸”。
“花面”化妆的特点是用夸张的色彩、线条和图案，来改变演员的本来面目，以达到滑稽调笑或讽刺的效果。当时的“花面”化妆，用的主要色彩是白（粉）和黑（墨），所以又称“粉墨化妆”。“花面”化妆同“洁面”化妆形成鲜明对比。“洁面”化妆用于生、旦、末，“花面”化妆用于副净和丑行。
宋、金时期的“花面”化妆都是很粗糙的。有的画出白眼圈，在白眼圈外再加些黑色花纹;有的在脸的中心部位涂块白斑，额头上画两条黑线。无论怎样勾画，目的都是达到滑稽的艺术效果。因为在宋、金杂剧中，科诨（滑稽调笑）占了很大比重。宋杂剧、金院本中“花面”的化妆面貌，在河南温县出土的宋杂剧砖雕、山西稷山马村一号墓出土的金代副净残俑、山西侯马董墓出土的金院本彩俑中，可窥见一斑。
尤其是山西侯马董墓出土的金院本彩俑更为明显。山西侯马董墓出土的金院本彩俑为装孤、副末、末泥、引戏、副净，称为“五花爨弄”。彩俑中左起第一人，画了两个白眼圈，并用墨在脸部中心画了一个近似蝴蝶形的图案;右起第一人是副净，在面部申心涂了一大块白粉，并在脑门、脸频、嘴角上抹了几道黑。
这个时期杂剧的涂面与行当的典型扮相越来越接近了，特别是鼻部画自色三角形，与后世的丑行勾脸已经十分接近。宋代南戏在化妆上继承了宋杂剧的艺术传统，也采用了“洁面”化妆与“花面”化妆这两种基本形式。南戏的净，是从宋杂剧的副净转化而来的，作“花面”化妆。南戏的丑，可能来自民间的滑稽歌舞表演。
产生于民间滑稽歌舞中的丑，同宋杂剧中的副净，在表演风格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它们到了南戏中以后，配成一对，都以插科打诨、滑稽调笑为特色。在当时人的观念中，丑即是净，净即是丑，名异实同。
在化妆上，丑与净一样，也是用夸张的色彩和线条来达到滑稽调笑的效果。并且丑和净的勾画样式较为接近，与后世典型的丑脸谱的勾画也比较相近。丑脸谱的产生在先，净脸谱的产生在后。
陶宗仪（元末明初人，著有《村辍耕录》）说，最早发现的丑角面部化妆即是粉面乌嘴，独具滑稽性。这种简单的丑角面部化妆，早在南唐（五代十国）已见端倪。
据说，北宋皇帝赵佶（宋徽宗）见爨人（当时西南地区的一个部族）来朝，衣装屣履巾裹，面傅粉墨，举动稽滑可笑，于是命优人（演戏之人）仿效来演戏。后来面傅粉墨被广泛运用到丑角面部化妆中。丑角面部化妆产生的准确年代和剧目，今已无从确考，但丑角面部化妆早于净角脸谱，则是确定无疑的。
元代是中国戏曲发展的黄金时代，脸谱也有了重大发展。元代杂剧最完整的形象资料，是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内的元代杂剧壁画—休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壁画中的主角是女艺人忠都秀，演出剧目不明，但人物装扮和舞台布置都很清楚。从壁画上看，元杂剧的化妆，是在宋杂剧、金院本的化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排的五个人，除了左起第二人之外，都是“洁面”化妆。
左起第二人，画粗黑眉，勾白眼圈，这种在面部中心画大白斑的粉墨化妆，实为后世戏曲的丑角脸谱的主要样式。壁画中后排左起第三人，涂粉红脸，眉、眼均用黑墨作了浓重的描画，在眉、眼之间加了一道白粉，戴着假髯。这个正面人物形象的脸谱，并不算特别夸张，但却有点性格描写的色彩（尽管性格描写不很充分），这是元杂剧为了塑造一系列性格或豪放或粗犷的正面人物形象在化妆上的创造，打破了以往副净那种白底黑线的基本格局，开后世戏曲脸谱的整脸”谱式之先河。
这个创造，使得元杂剧的涂面化妆具备了三种基本形式:般正人物的“洁面”化妆，滑稽和反面人物的“花面”化妆，性格粗放豪爽的正面人物的性格化的勾脸化妆。较之宋代的两种基本化妆形式，有了突破性发展。元杂剧的性格化勾脸化妆，除了壁画中的粉红脸之外，还有勾红脸和黑脸的。
从许多曲文中得知，关羽勾红脸，张飞、李逵、尉迟恭等勾黑脸，都是受说唱文学描写影响的结果。在妇女形象的化妆方面，也有“洁面”与“花面”之分。当时的“花旦杂剧”是写妓女题材的戏。扮演妓女，化妆上“以黑点破其面”，以同良家妇女区别开来。还有一种“搽旦”，扮演的是反面妇女形象，化妆上是“搽的青处青、紫处紫、白处白黑处黑，恰便似成精的五色花花鬼”（佯郑孔目风雪酷寒亭》）。
搽旦一般由净扮演。搽旦化妆也属于“花面”一类，似乎比一般粉墨化妆更夸张些。总之，元杂剧涂面化妆形式的多样性和适当夸张，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剧作者和表演者的倾向性（善恶褒贬的评价），通过化妆艺术鲜明起来。脸谱的倾向性，是在表演者和观众之间长期互动对话中形成的。有一定戏剧经验的观众，才能迅速而准确地判断脸谱的倾向性，否则就会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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