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中年危机不是源于你不行，而是因为你太行了。
奔四的刘畅是较早留学美国的海归，也在互联网大厂摸爬滚打过，等到要安定下来时，选择了有着慢节奏的成都。没想到，“安逸”背后潜藏着的中年危机，打了这名互联网老兵一个措手不及。
刘畅租住的曼哈顿国际首座是个高档小区，紧邻车水马龙的人民南路四段，但出入口在闹中取静的桐梓林中路上，到地铁站只用步行5分钟。两支老年自行车队从这里穿行而过，给忙碌的工作日早晨增添了一抹休闲气息。
8点15，他背着健身包出现了，准备下班后去撸铁。“上家公司太忙了，基本没怎么运动。现在节奏没那么紧张了，争取每周练几次。”他去年夏天从上海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离职，歇了小半年，然后加入了“国银金科”成都事业群，这是一家银行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
他是我来四川后第一个主动跟我说普通话的人。“成都总体上还是四川人居多。”找工作时猎头告诉他，本地人想出去工作的很少，很多人跳槽的首要条件是“留在成都”。
“不过，我们办公室的本地同事跟我说，明显感觉这几年蓉漂在变多。”他说这个同事之前都不怎么需要说普通话，但上一份工作在创业公司，发现开会时全国各地哪的口音都有。“对于那些在北上广深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来说，在成都安家是个不错的选择。”
地铁坐5站，出站后步行1公里左右，就是他公司所在的四川国银大楼，通勤非常方便。“我们9点前要打卡，等我一下哈。”他在楼下站定，掏出手机，打开一个app，操作了起来。
“我们有三种打卡方式，一种是去办公室刷指纹，一种是用刚才那个广州事业群做的app，还有一种是用武汉事业群做的app。广州app不限距离打卡，方便大家疫情期间在家办公；武汉app在距公司500米内才能打卡。”
“我之前远程办公时用广州app，但现在回办公室了，理论上应该用武汉app了，但我还是用广州的。原因特别二：我之前在武汉app上申请账号的时候，它提示我绑定一个ID。我以为这个ID就是工号，绑定成功之后，同事告诉我ID不是工号，需要重新申请。”
“搞笑的是我的工号是另一个人的ID，我用武汉app相当于在帮那个人打卡。我想把绑定的ID给改了，问了武汉那边，结果告诉我要直接动数据库，让我去找程序员。太折腾了，我还是继续用广州app算了。”
打完卡，我们去公司旁边的“包粥天下”吃早饭。疫情期间公司食堂关了，而且公司食堂味道不如外面。他一般来这儿吃4个小笼包加1碗黑米粥，一共8块钱。
“最近有点慌。我已经闲了两周，没啥事干，也没人过来找我。放在互联网公司早就被开除了。”他说，在上家公司忙成狗，在这边闲成狗，两个极端之间的巨大落差让他很不适应。
“我要是有编制就不慌了，反正不犯大错就不用走人，安安心心混下去也行。但我们签合同的有末位淘汰考核，能混多久也不知道，如果把一身功夫混废了，出去还有没有竞争力也不好说，所以不敢混。”
“但是，不混呢，又有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这边和纯市场化的互联网公司还是挺不一样的。”他说，前几年银行看支付宝做得风生水起，意识到自己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落后了，想要追赶，所以搞了个偏互联网的国银金科探探路。
公司在好几个城市都有研发中心，也就是事业群，原来的定位是服务总行业务，现在多了一项任务——把内部的好东西“产品化”，也就是用互联网方法论将其沉淀提炼成产品，推广到全行业，尽一些社会责任。这是招刘畅进来的主要目的。
“但是，公司不懂互联网的玩法，在我来之前都没有PM这个角色。以前给总行做项目的流程是，总行直接给事业群提一句话需求，技术就敢排期，然后开干。结果bug多得不忍直视，像我们的打卡app就老崩。”
“路子这么野？”
“我刚来的时候都惊呆了！后来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们之所以敢这么玩，主要是年底考核标准是‘做过了什么’，而不是‘做成了什么’。互联网公司常见的DAU（日活跃用户数量）、下载量、结果导向？不存在的。”
“反正总行看的是有没有，不是好不好，有个东西交差就可以了。”他说，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很多人压根不干活，而是靠讨好领导在公司混下去。
“领导孩子过生日，有个哥们提前把场子订好，然后跟领导说：‘知道您比较忙，孩子生日当天我去接，您下了班直接去参加生日会就好了。’”领导知道这个人不干活，但还是睁只眼闭只眼。
“公司招我进来就是做产品化的，肯定不能不干活。但是，我干了半年，发现阻力很大。”他说自己是个光杆司令，一个人将整个公司的好东西产品化不太现实。领导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给他弄了个兴趣小组，其他部门对做产品感兴趣的同事可以加入这个小组。
“本意是筛一些人出来跟我一起干。”他一开始办了几个产品讲座，还有几百人过来听，但越到后面讲得越专业，很多人就不来了，“兴趣嘛，又不是KPI，听不懂就没动力继续听了。”
“而且我跟好多来听讲座的人聊过，真正对做产品感兴趣的人比较少。他们的想法基本都是一边在这干着、一边准备考公务员。只要能捧上铁饭碗，干什么无所谓。”
“那我就一个人干吧，慢一点也行。但是发现在做产品的时候，很多接口需要其他事业群提供。因为这个事不算他们的KPI，所以他们的配合积极性不高，而且异地沟通效率太低了，心累。跟领导反馈过，他也没办法，让我先做点成都事业群内部可以搞定的事情。”
“我前段时间写了篇季度工作总结，昨天发给副总裁了，汇报我这几个月看到的问题，有成都的，也有总行的，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建立产品化工作的考核与激励制度。事业群原来只服务总行，现在多了一项产品化。工作量增加了，但薪资待遇和奖惩措施没有调整。既然不算KPI，那当然是能不干就不干。”
“第二点，建立从上到下的产品化机制。既然输出的产品打的是总行的名号，那肯定是要总行先做好顶层设计，再布置给事业群去拆分和落实。现在，总行不管，放手让事业群去做。事业群又没有战略高度和统筹能力，做出来的产品格局不够，也无法形成合力。”
“我消化一下哈，”我打断他，“我理解的是这么个情况：银行想学互联网做产品，就从互联网公司挖了些PM。PM来了之后，发现银行缺少互联网公司的基础设施，原来干的活，现在没法干。要自己搭基础设施的话，又没有权限。是这意思吗？”
“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之前跟HR聊过这个问题。当时提得比较直接，我说战术上的勤奋不能弥补战略上的懒惰，总行想做产品，不能光指望我一个事业的小兵。要么你给我足够的权力，要么招一个类似于张小龙那样级别的高管来牵头。”
“HR也蛮坦诚的，告诉我她们的顾虑：这个角色以前没有过，做的事也是新的，怎么判断招进来的人是否符合公司的要求呢？他级别这么高，万一没起到作用，HR担不起这个责任。”
“另外就是，如果招来了合适的人，公司真的变好了，不是变相说明原来领导的能力不行？”
“哇，你的这些观点好尖锐啊！领导能接受吗？”
“他说我是第一个写这种东西的，也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很多问题，明天跟我长聊一下。”
“那他这算是肯定还是否定你呢？”
“我也不知道。”他说自己之所以写这个总结，就是想探一下领导的口风，从而调整自己的职业规划。“我后年就40岁了，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如果领导完全不在意我提到的这些问题，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我的工作就推进不下去，趁早骑驴找马。”
“不过，领导约我聊，说明还有沟通的空间，但也不好办。国企的反应速度没有互联网公司快，即使他松口了，实际落地还要多久也不好说。这边合同一年一签，如果今年等不到上层的调整，那我还是啥也干不了。你说我能不慌吗？”
大楼门外有一张很小的外卖台，上面的外卖不多。11点45，刘畅下来了，他说成都的疫情控制得比较好，大家更偏向于堂食，而不是外卖。
“复工后，我把旁边的饭店吃了个遍，感觉还是习惯吃手擀面。我是郑州人。”他带我去吃刚开的“新疆饭店”。我点了份手抓饭，45块钱一份，但端上来一看只有几块肉，性价比很低。他安慰我：“算了，疫情之后，餐饮行业都在涨价。”
我问他上午在忙啥，他说花了 1 个多小时制定 PM 培训规划，剩下的时间就在跟郑州以前的同事聊天，了解外面的行情。“都是我的组员，一个年纪比我还大的男的，觉得升职无望，但是辞职了又不知道去哪，有点中年焦虑。”
“还有个女的年龄比我小，最早是做客服的，后来我带她学习商业分析，她转型当了数据分析师。她也是觉得上不去了，想跳出去看看，但已经买房了，很犹豫。她在等公司裁员呢，拿笔钱再走。”
“他俩都是温水煮青蛙，我发现这点体制内外倒是差不多。”他说跟身边一些同事聊过，很多人对外界不了解，尤其是校招生——虽然也会觉得现在的工作氛围跟入职前的设想有点差距，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没想过下一步怎么走，就先不好不坏地干着。
“我现在体制内外都待过了，感觉这是个围城。在互联网公司的时候觉得压力太大了，生活牺牲太多。到这边之后确实闲了，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6点，还不到8小时，但员工的专业度和积极性都不如互联网公司，而且行政干涉比较多。”
“公司有零食贩卖机，我今天上班时本来想打杯咖啡，结果发现不能用。问了同事，说是10点后才开始供应，因为公司不希望大家把零食当早饭吃。这个管得有点宽了吧！”他说如果当时在互联网公司知道这边是这么个情况，离不离职还真不一定。
吃完饭，我们去旁边的星巴克，他买了杯桃子茶喝，最近“银联62节”到了，优惠力度很大。我问他：“你为啥从上海来成都呢？”
“因为我年纪不小了，该考虑定下来了，所以跟老婆商量了很久，对比了好几个选择。”他说，在郑州没什么互联网工作机会，肯定回不去了。
“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留在上海。但我有个关系很好的同事是上海人，平常工作就够累了，他说带孩子比工作还累。周六一大早就带孩子去上培训班，上一天；周日上午继续，只有下午能休息。”
“我留在上海的话，安家压力大，子女教育也是个麻烦事儿，还不光是上培训班这么简单。上海有钱人多，可能涉及同学之间的攀比问题。我和我老婆都不是为了孩子可以牺牲一切的人，所以上海就算了，北京也一样。”
“也考虑过杭州，去阿里，但工作强度跟我在上海差不多。除了阿里没啥特别好的选择了，其他公司开不出这么高的待遇。而且杭州房价现在已经很高了，开销也不低，那边又没什么社会关系，就不考虑了。”
“我上家公司在东南亚有业务，我去出过差，对那边还挺熟悉。离职后，我带老婆去了趟新加坡，看看她喜不喜欢这个国家。她觉得那里很干净，有秩序，文化跟中国也接近，但她是内蒙古人，气候不习惯，太热了，受不了。”
“离开上海也有气候原因，梅雨季节太潮了，东西全都发霉了。冬天太湿冷，我们北方人不习惯。江浙沪那边虽然风景不错，有山有水的，但我工作的那几年基本没时间陪她去旅游。”
“也去面过腾讯，但金融相关的是边缘业务，不在总部。我收到的面试短信告诉我去一楼接待处，结果我去的时候发现一楼没有接待处，就问保安，保安告诉我腾讯的接待处在五楼。”
“我去五楼接待处取了个号，然后等着叫号。结果，快到面试时间了也没叫到我，我就按短信上留的联系方式打电话，发现是个空号。语音提示说号码变更了，要加个9。”
“电话打通之后，对方告诉我不是这一栋楼。我赶过去，他们说面试的领导还在开会，让我等着。过了半个多小时，面试官来了，迟到了也不道歉。他问我上家公司支付业务是怎么做的，我向他介绍之后，他又挑战我，说这么做有问题。”
“但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个做法在市场上已经得到验证了啊！”面试下来，他觉得腾讯的这个部门非常不专业，不真诚，感觉不是想招人，而是想了解行业情况，从面试人身上套话。“薪资还不如我上家公司。我从上海去深圳，不可能接受降薪的。”
“在成都生活性价比很高，我以前在这儿工作过，比较熟悉，而且我拿到了满意的offer。”在各种取舍之后，夫妻俩折中选择了成都。
快1点了，他要回公司睡个午觉。“我本来没这习惯的，但同事全都睡了，灯也关了，我一个人在那工作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所以也稍微睡一会儿。”
6点准时下班，我们骑自行车去春熙路上的百盛时代广场，他在这儿报了私教，一节课280块。“我现在基本不加班了，争取一、三、五都过来练练。”他说自己以前有健身习惯，但在上海工作太忙了，断了两年多，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健身痕迹了。
健身房里有个挺壮的女生，刘畅说是同事，跟他年纪差不多大，但是资历比较老，校招进来，已经干了十多年，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写写汇报材料。
“她重心主要在生活上，有点提前退休的感觉。她和老公是双职工，各种收入加起来一年有小一百万了。如果没什么野心，这些钱在成都过过小日子，其实挺舒服的。”
“但是，我还过不了这种生活。”他说自己趁着年轻还想多做一点事情。只要有了这样的心态，在哪里都不会太轻松。
“昨晚没睡好。”上班路上，刘畅说搬到成都之后睡眠质量下降了，睡得比较浅，有点动静就醒了。“主要是靠近主干道，有点吵。不过，我在上海时住的是老小区，隔音也不好，但那时工作太累了，每天一沾枕头就能睡着。”
“你应该是好久没有准点下班了吧？不加班的话，你晚上一般怎么过呢？”
“昨天健身了，回去算晚的，到家已经9点多了。洗个澡，然后陪老婆说说话。”他说老婆是做测试的，上海的工作还没辞，在成都远程办公。因为每天都宅在家里，长期一个人待着，所以他下班后一般都会回家陪老婆聊聊天。
“以前她在办公室，还可以跟同事聊聊天，满足日常的社交需求。我虽然很忙，但收入比现在多，陪她的时间少一点，她也就认了。现在回成都了，钱少了，但时间多了，她就想要我多陪陪她。”
老一个人在家闷着确实也不太好，我问他：“为什么嫂子不考虑把上海的工作辞了，在成都重新找呢？”
“疫情期间机会不多，我们看了看，都是些小公司，薪资待遇不理想。另外就是我刚来半年，还在熟悉新公司，她也换工作的话不太稳定，如果我们接下来想要孩子，就比较麻烦。”
“我老婆做测试比较久，也碰到职业瓶颈了。她不是事业型女生，谈不上多喜欢工作，专业技能也就那么回事。我们担心继续做测试路会越走越窄，所以也在考虑要不要转型干点别的。”
中午，我们在公司楼下的“隆江猪脚饭”吃饭，大份鸡腿饭里有两个卤琵琶腿，只要17元，性价比挺高的。他说上午9点半开始业务培训，老师介绍一个做了十几年的项目的业务架构，一直讲到11点。
“我听了一会儿就跟不上了。一个业务模块被拆分成了五层，老师介绍每一层都是干吗的。但我问老师为什么要这样拆，他解释不清楚，说这个项目的经手人太多，完整经历了项目演变全过程的人很少，也没留下文档。”
“反正是在电脑上开远程会议，我就一边挂着、一边想下午跟领导怎么聊。我提的两点诉求——‘建立产品化工作的考核与激励制度’和‘建立从上到下的产品化机制’，在事业群这个层面都比较难办。不管了，聊完再说吧。”他抽了根烟，上楼去了。
6点半，他才下来。聊了这么久，我以为会有好消息。“聊得一般吧。”他说，领导首先就明确了现在公司的制度和文化不可能改变。“不可能引进CPO（首席产品官），更不可能授权让我去动顶层设计，基本把我在总行这个层面做产品的路堵死了。”
“但是给我开了个口子：保留兴趣小组，允许我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做产品化尝试。看起来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实际上是把难题抛给我了。”刘畅说他刚入职半年，待遇是谈妥了，但级别没定。HR跟他说的是等年底考核之后，视结果来定级。
“我当然是希望级别评得越高越好啊！”但是“在职责范围内做产品化尝试”是个很虚的描述，具体该干什么，怎么定KPI，都不知道，他心里就完全没底了。
“我跟领导说不知道考核标准，领导回答得很隐晦，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么多人混，考核不也都通过了吗？我的解读是还有半年才考核，要不我就跟大家一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随便找点什么事应付过去，保持现状。”
“要不就用这半年时间好好想想在职责范围内有什么可以做的，搞个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来，争取考核得个优秀。但是，我现在一没权力、二没资源，只有个兴趣小组，想折腾出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来，太难了。”
他感慨道，本来是打算到国银金科之后能消停一阵吃吃老本，结果刚歇了半年，就碰到了更大的麻烦。“现在要自己给自己找活干，自证存在的价值，还不如工作难一点、累一点呢！”
周六下午2点，我到刘畅家里的时候，他刚起床没多久。“昨晚1点多睡的，9点多醒了一次，玩了会手机又睡着了，12点半才起。”他说自己周末一般不刻意安排，睡个懒觉，磨蹭一下，吃个饭，看看书，写写公众号，玩玩《王者荣耀》，一天就过去了。
“两天都宅着吗？”
“我最近在筹备一个关于产品的个人公众号，因为平常比较忙，所以都是周末抽一天来写。还有一天，我老婆会拉我出去逛逛街、吃个饭啥的，她宅不住。但可能是我年纪大了，周一上班时就会觉得没休息够。”
刘畅租的房子在23楼，170多平方米，两人住绰绰有余。近20平方米的大阳台视野很好，楼下川流不息的主干道和对面人来人往的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一览无余。“你为啥租这么大的房呢？”我问他。”
“我本来是想租两室一厅的，中介带我看了，不满意，他就给我推荐了这套。一开始开价7500块，我觉得有点贵，而且我们两人住确实用不着这么大。”
“后来，中介跟房东联系了一下。房东说如果年付，可以降点价，我们就谈到了7000块。我看她朋友圈，发现是个哈尔滨富二代，家里开酒店的。她常驻北京，每天晒车晒包，应该不差钱。我就继续跟她砍价，说我一次签两年，6500块行不行，最后她同意了。”
“桐梓林是老牌富人区，各种配套比较成熟；而且这个小区交通很方便，但二手房价格才两万出头。我们当时考虑过，要不要跟房东商量一下，把这房子买下来算了。”
“但是，一方面觉得靠近主干道有点吵，另一方面我老婆觉得周边没有大超市和商场。”他说，已经在考虑买房了，但方案还没定。“因为将来很可能会去高新区工作，所以在看那边的学区房。但是房价比较高，要4万多，而且人流量比较大，有点嘈杂。”
“或者再往南边一点，买在兴隆湖附近，环境好。但缺点是配套不完善，上班要开半个多小时的车，进城也不太方便。”他觉得目前先租房子也无所谓，以前在美国留学、在成都和上海工作都是租房，已经习惯了。
“你还在美国留过学呢？”
“是啊，读了两个硕士。”他说自己本科读的是郑州大学，2005年毕业后，本想走一条那个时代很流行的路——先留学，再移民。于是就去硅谷读了个软件工程研究生。
但是毕业后，恰好赶上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受影响比较大，留学生不好找工作，很难申请工作签证和绿卡。为了能留在美国，就只好继续读博。
“因为那时3G还不普及，流量比较贵，所以我导师想跟WebEx合作，看看怎么在小带宽条件下，用视频编解码技术，在保证视频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小视频体积。”
“结果，博士读到第2年的时候，爷爷身体不好，进进出出ICU好几次。我放假回国，家里人劝我回家待一段时间，把老人送走再出国。”
“其实，我那时已经很适应美国的生活了。我读的是个私立大学，很多同学都是在职的，早上7点过来上课到8点半，然后去上班。下了班之后，晚上7点过来上课到9点多。我白天比较闲，就去健健身，兼职打个工啥的。”
“休息时间钓钓鱼、打打高尔夫，开车出去camping（郊游）。社交圈子也不局限于华人，跟老美和其他国家的移民都打交道，其实生活挺丰富的。”
“当时一心想留在那边，所以回国时只带了两小箱日用品，把车和其他家当啥的都扔在朋友的车库了，原计划是把爷爷送走就回美国继续学业，然后找工作。”
“结果，回国之后，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我在家住了一段时间想回美国，但我爸强烈要求我一直待到把爷爷送走。时间长了，家里人觉得我天天赋闲也不是个事儿，干脆在郑州找个工作先干着。”
“但我那时还没毕业，情况比较复杂，不好就业。找来找去，找到一家早期给苹果提供支付技术的外企，这时我家就劝我留在国内，不要去美国了。”
“主要是我爸。他是军人出身，在部队里待了20多年，对欧美国家有点敌意。而且他年纪大了之后肯定要跟着我生活，所以强烈反对我移民。”
“我2005年出国的时候，中国加入WTO还没几年，经济一般。到美国之后，发现美国的整体环境、教育、医疗、科技，都把中国远远甩在后面。但2010年回来时，发现中国发展得太快了，很多方面比5年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加上在美国博士薪水比较高，如果不搞底层研究，很多公司不想招博士。而当时做视频的网站只有Youtube一个，如果读了博士的话，就业路子比较窄，前景有点看不清楚。”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后来我就决定不回美国了。博士不读了，跟导师商量了一下，改成了硕士。车托朋友卖掉了。家当的话，朋友要的就直接拿走，不要的就全扔了。在美国的积累几乎清零，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了。”
“回来之后，本来我的首选不是郑州，打算去大城市看看。那时，留学生还是很值钱的。但我爸妈在体制内干了一辈子，对我的期盼是平淡是福，做个普通人就好，所以我就一直在这家外企干下去了，还认识了我老婆。”
“但是，外企的郑州分公司基本相当于总部的外包，接触不到核心业务。我干到2015年，觉得没什么成长空间了，就想出去闯一闯。领导知道后，说成都分公司的空间大一些，不想流失人才，建议我先转岗到成都看看，我就和老婆来了成都。”
“在成都分公司干了两年，又觉得遇到了瓶颈。当时，上家公司正在扩招，我觉得机会还不错，互联网又是上升行业，就想跳过去。但是，我爸没怎么接触过社会，对外面不了解，又很大男子主义，对自己看不惯、看不懂的东西比较排斥。”
“所以，我当时想辞掉外企的工作去互联网公司时，他坚决不同意，觉得互联网公司不稳定。后来是因为一个叔叔的女儿在腾讯当HR，他向这个女孩子打听了一下，得知现在互联网公司比外企更吃香，才答应让我去上海。”
“其实，我当时想离开郑州，也有我爸的原因。他很固执，人老了之后思维开始退化了，比较保守；有时候还不讲道理，跟我观点不一样的时候老试图改变我。我想过自己的生活，好像只有远离他才行。”
“转行到互联网之后，第一年我主要是融入新环境，顾不上其他事。但从第二年开始，干着干着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开拓了新业务线，缺人，急于扩招，所以筛选不严格，导致招进来太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大家都盯着新业务的蛋糕，钩心斗角的太多，做实事的太少了。我走之前部门爆出来一个大瓜——有个来头很大的总监在业务数据上造假被发现了。我觉得业务没希望了，待着心累，就撤退了。”
刘畅走南闯北，换了好几个城市和工作，嫂子一直陪伴、支持着他，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你讨了个好老婆啊！”
在厨房洗水果的嫂子听到了，跟我说之所以愿意跟着刘畅到处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父母都是老师，而且比较开明，思想很先进。“我是小朋友里第一个家里有电话和电视机的。”
嫂子说自己有个姐姐，拿全奖去了美国，而她只拿了半奖，不想给父母增添负担，就留在了国内。“但我爸妈希望我离开内蒙古，到外面闯闯。”
到饭点了，刘畅提议去他吃过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苍蝇馆子。我们打车到一个老住宅区，穿过一扇园区大门，找到一栋很老的办公楼，楼下一个人都没有，看起来跟餐馆完全扯不上关系。
坐电梯上顶楼，才看到店招牌“好吃西昌火盆烧烤”。再步行到天台，一个露天烧烤店像新世界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感觉有点魔幻。他说上次来的时候爆满，可能是因为疫情原因，今天人不多。
“这次疫情之后，互联网裁了一批员工，我看网上关于中年危机的文章点击量暴增，都说过了35岁就会失业。”他说自己也难免对40岁这个槛有些忐忑，虽然已经有了未雨绸缪的意识，但还没有明确的规划。
“我的选择好像不多。”他说，比较尊重长辈的意见，如果彻底换个行业，不搞互联网了，家里会觉得不稳定，肯定不同意。要么就继续干下去，再用空闲时间做点副业。
“我跟老婆商量过，是不是可以弄个花店啥的，准备去昆明花卉市场考察一下，从那边进货。但我感觉疫情影响经济，大家的消费收缩，钱都花在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上了，对买花这种消费升级可能会比较节制。我对副业的要求是风险可控，所以很谨慎，还在观望。”
“之前兼职做过咨询工作，有个咨询公司拉了一群还在上班的比较资深的互联网人，弄了个松散的组织，然后对接企业帮着做咨询和培训啥的。但大家的时间总是凑不齐，后来慢慢就不做了。”
“主要还是现在工作和生活都比较安逸，我做副业没什么动力。”他说，去上海前买了台PS4，结果工作太忙了，拆都没拆；现在回成都了，业余时间就玩玩游戏，喝喝工夫茶，享受一下生活。
“那现在定下来了，要孩子的事也该提上日程了吧？”
“我家里也在催。但工作接下来怎么推进还没想好，年底留不留得下来都不一定，现在没法要啊。”他说，离开郑州后好不容易过上了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了孩子，家人肯定会找各种理由来成都帮忙带孩子，到时候又要磨合，麻烦事太多了，比较累。
“孩子也可能影响我的事业选择。为了赚奶粉钱，工作干得不开心也要干，不能忍也要忍。”他说上家公司有个司龄近10年的同事，是他大学同学，农村的。“他读书时挺开朗的，但我去了之后发现他好像有点抑郁了。”
“后来得知他在老家有两个妹妹，没工作，他要拼命赚钱养家，压力太大。我跟他聊过，大意是说你现在钱赚得也不少了，是不是可以放过自己，稍微缓缓。他说如果停下来不知道该干什么，唉。”
“我以前在美国工作时，有个同事是夏威夷人，给我看了他家的照片，太漂亮了，搞得我都想去那边定居过田园生活了。”他说以前看过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内容，里面讲欲望和幸福感的关系，意识到现在月入过万的人幸福感可能还没有百年前的牧羊人高。
“现代社会拔高了人的欲望，但带来的幸福感并不匹配。像马云、乔布斯这样的人，或许人生的追求从财富变成了名声，再变成留名青史，家庭对他们来说只占整个人生的很小比例。”
“但像我跟我老婆这样的大多数人注定是普通人，对事业没有太高追求，不想为了事业一味牺牲家庭，更希望取得一个平衡，就没有选择北上深那样以事业为主的城市。”
我们边吃边聊，结束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回家的路上，都11点半了，竟然还有一群大爷大叔在路灯下面打牌，成都人确实懂得享受生活。
新的一周开始了。体验完成都的闲适周末后，我发现自己好久没有过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了。中午在公司旁边吃神仙面时，我问刘畅：“从成都的外企跳到上海的互联网公司后，生活和工作节奏变化应该都挺大的，你是怎么适应的？”
“我在外企那几年，北美业务增长很快，但app体验非常差。公司决定大改版，需要重新梳理十几年的老代码，工作量非常大，所以我当时加班比较多，还要熬夜跟美国那边开会，其实强度不算低。跳到互联网公司后，这一块没太多需要适应的。”
“不适应的地方主要在于工作方法还是有点不一样，比如外企的产品有比较详尽的文档可以参考，但国内互联网公司发展得太快了，文档的更新往往跟不上，我刚去的时候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上周不是跟领导聊了吗，说产品化不好推进。”他说，上午领导给他找了个活：有一个新的服务总行的项目，申请了3个月，刚批下来。“就是闲鱼的基金版本，比如有人买了定开基金，结果封闭期内着急用钱，就可以用我们的平台找人接盘。”
“项目团队里没有PM，领导想让我带过去一套正统的互联网方法论，培养一下大家的产品思维。”
“那很好啊，你有事干了，年底绩效考核有得汇报了啊！”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就做过一个总行项目，有些坑。”他说，只要考核标准不变，项目团队就算按野路子来也能完成工作。加上自己跟他们没有从属关系，带过去的那一套方法论对方接不接受，不好说。
“再就是做总行的项目时，事业群没什么话语权，有时候明显不合理的需求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跟我的产品价值观有点背离。”他说之前有个需求，是某一项业务，用户在公众号里操作到最后一步时，页面上要留一个客户经理的联系方式。
“产品的设计是放客户经理的微信二维码，让用户加好友。结果，总部的业务人员不同意，说不能给微信引流。当时，我就无语了，用户都已经在公众号里了，已经是微信的用户了，跟引流有啥关系呢？”
跟刘畅聊了几天，我感觉他回成都之后的职业生涯确实不太顺利；虽然谈不上公司和他谁对谁错，但水土不服是肯定的。“你了解过成都其他公司吗？是只有国银金科才这样，还是都这样呢？”
“我加了几十个猎头，都是工作找我，我不怎么主动出击，所以对其他公司不太了解。”他说有个关系比较好的猎头是本地一家小猎头公司的合伙人，对成都市场比较熟悉，各公司的HR基本都认识。
“他跟我说这两年互联网整体行情都不好。就成都来说，我现在的坑就不错，比这个更好的几乎没有了。要么去大厂在成都的分公司，收入也不低，但就是要玩命。”
“他推荐过两家独角兽，一家叫晓多，做智能客服机器人；还有一家叫极米，是做投影仪的。我了解了一下，觉得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智能客服解决方案了，晓多只能去服务长尾上的小客户，未来发展让人看不清楚。”
“极米是做硬件的，我理解的是深圳那边的企业更靠近供应链，更有优势。那极米的优势在哪里呢？而且我不懂硬件，也不知道这个行业的前景怎么样。”
“我当时回成都，首选还是金融行业，毕竟一直都在做软件和互联网金融；而且这个行业发展这么多年了，相对稳定一些，不会过时。所以，我拿到offer后就懒得去了解其他行业了。”
下午6点，我在楼下等他下班去健身房，看到很多从楼里出来的人拎着两个盒子，印着“汉源大樱桃”和“大五星枇杷”。他说这应该是其他部门的福利，“我们逢年过节也会发红旗超市的购物券”。
健身结束时，嫂子来找我们，一起去太古里。虽然是工作日，这里的人气依然很旺，而且基本都是年轻人。“成都人收入不算高，但是敢花钱。”嫂子指着路边的GUCCI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都奢侈品的消费力就排到全国第三了，超越广深，仅次于北上。
“但是，成都又很接地气，大家不会觉得路边摊就比高级餐厅差。”她这句话我深表赞同，因为每天在公司楼下等刘畅时，都可以看到很多跟他挂着一样工牌的人在小吃摊买凉面。
刘畅建议去“蓝蛙”吃薯条汉堡，说之前工作的外企就在对面的IFS，他下了班经常来太古里吃饭逛街。“我还上了蓝蛙名人墙呢，喝够了100个不同的shots（短饮）。”
“那家外企本来接一些企业和政府的单子，过得还挺滋润的。但我走之前，有一笔两亿美元的单子被军火商抢走了。”他说，公司丢了这个单子之后元气大伤，在他离职后不久，就卖给了一个世界五百强公司。
“其实，我当时离职有点亏，因为卖了之后所有人都升了一级，我不走就是总监了。而且当时的房价只有现在的一半。”提起买房，他很感慨，“北上深的年轻人都是奋斗一辈子才供得起一套房，必须为事业牺牲生活，才留得下来”。
“广州我不太清楚，但杭州我了解过。我那些在阿里的朋友，普遍买在余杭，基建和配套比市里差远了，但因为阿里人有钱，所以把房价带了起来，其实性价比很低。他们平常忙得要死，周末休息时都不是享受生活，只是为下周的工作缓冲一下而已。”
“成都的房价是这几个城市里最低的，年轻人买得起，还款压力也不大。在成都的互联网公司干总体不太累，加上本身生活氛围就很浓，所以成都的年轻人休息的时候有精力享受生活。反正，我考察下来，工作和生活平衡得最好的城市就是成都。”
我对此深有感触。成都的烟火气，确实是我去过的大城市里最浓的。疫情期间国家鼓励地摊经济，我屡次经过的和平社区广场，一到傍晚就摆满了地摊，有很多居民前来选购，非常热闹。
今天开始要参与新项目了。中午下班，刘畅拉我去太古里的苹果手机店——他刚买不久的一台iPad屏幕出了点问题，想拿去售后看看是怎么回事。
“上午跟基金闲鱼项目组开了个会，主要是让大家描述当前碰到的问题是什么。虽然项目组没人懂产品，但通过他们的描述，我可以提取出一些能套用产品方法论改进的点。”
“然后，我再做一些启发性提问，比如：这款产品的目标用户是谁？我们要达到什么商业目的？就是用产品方法论帮大家把这款产品的逻辑理顺，这样大家在做的时候就更有重点、更有条理。”
“但是，响应的人不多，会议氛围让人有点尴尬。我觉得一方面是大家平时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反正项目是总行布置下来的，我们只负责执行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我们的很多会议不是结果导向的，大家习惯了这个会开过就行，不用得出结论性的东西，所以都有点漫不经心。”
“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些可以干的事：之前做项目都是管生不管养，产品上线就是终点。现在引入产品的理念后，要既管生又管养，比如产品上线前怎么定义产品价值、确定用户画像，上线后怎么维护、迭代。用产品方法论梳理一遍后，其实事情还是挺多的。”
下午下班，他打电话给嫂子，一起去吃“钢管厂五区小郡肝”。他说，下午在搜基金转让的资料，看到另一家银行的一个产品设计报告，觉得很有参考价值，就发给了项目负责人。
“他拉了个群，把报告丢到群里，然后一堆人点赞。过了两个小时，我在群里问大家看完报告有没有什么想法，一个回我的都没有。”他说自己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项目组对他的产品方法论不太感冒，这个项目中还是没有他的位置。
“那咋办呢？”
“我自己梳理一个产品方案，给到项目组呗。即使他们不执行，我对上面也有个交代，通过年底考核应该没问题，”他叹了口气，“就是没啥成长了。我来之前以为自己可以接受吃老本混日子的生活，但现在才发现其实不甘心就这样了，还是想再做一点事情。”
“我经历了外企、民企，现在到了国企，三个企业的好处都看到了，胃口被拔高了。其实想想，疫情期间多少人的公司倒闭了，失业了，我现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也还不错，真的很幸福了。但是，有了对比之后，人的心态就容易失衡，由奢入俭难啊！”
“我前几天看脉脉，有人说阿里今年35岁以上的P7不再晋升了。”他说，其实当时入职国银金科后，HR有一次跟他聊天，说漏了嘴，“本来不打算招超过35岁的PM，但公司发现如果要招我这个水平的人，找不到35岁以下的，才把年龄限制放宽了”。
“但形式很严峻。这几年，各岗位都在年轻化。新人的起点越来越高，而因为互联网发展放缓，老人的成长变慢了，所以新人追上老人用的时间越来越短。可能再过一两年，就有35岁以下的年轻PM能达到我现在的水平了吧。”
“这样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中年危机好像是无解的，跟努不努力关系不大。35岁以后的那些人，有的是同一件事重复干了10年，专业技能其实跟入行3年的新人没有太大区别。这种人拼劲、拼体力，对新事物的敏感度都下降了，竞争不过年轻人，被淘汰是自然规律。”
“我这种是属于在互联网公司受过高强度训练的正规军，水分不多。但大多数公司因为产品不算复杂，用不到这么资深的人，从大厂挖个25岁的PM就可以搞定了。总监和副总的坑又少，一般都被占了，没有我的位置。”
“疫情期间情况特殊，没想这么多。现在疫情缓解了，开始考虑这些有的没的，越想越慌。”
如果沙拉是轻食，那串串绝对算“重食”。这家店的泡椒牛肉串看起来很诱人，吃起来却很辣。虽然刘畅不太能吃辣，但泡椒的辣中带着酸，伴着牛肉香，让人欲罢不能，越辣越想吃。辣得不行了，就喝点水，喘几口气，休息一下，再继续战斗。
作者：沙梓社
本文节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沙梓社书籍《互联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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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Unsplash，基于 CC0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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