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画来自Anna Parini）
作者/卯妮子
编辑/姚赟
来源/盒饭财经（ID：daxiongfan）
1857年，爆发了一次世界经济史上著名的经济危机——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美国首当其冲，成为“发源地”。在经济大环境的低迷和混乱下，让原本工作条件恶劣、工资低廉的矛盾彻底爆发。
于是，在162年前的今天，美国纽约的制衣和纺织女工走上街头开始抗议。尽管当局出动警察攻击并驱散了抗议人群，但这次抗议活动促成了第一个工会组织的建立。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几乎每年的3月8日都有类似的抗议游行活动。
这便是国际劳动妇女节最初埋下的基因——对恶劣职业困境的抗议和发声。而今年两会的提案中，代表女性为其职业困境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了两会当中。拿人大代表的性别构成来看，男性代表2233人，女性代表742人，也就是女性代表占总数的24.94%。如果将代表再做细分，分年龄层来看，50、60后代表基本以男性为主，70后女性比例激增，80后性别比例几乎平等，而在90后的代表中，女性代表已经多过男性。
尽管从数量和比例层面来看，女性地位不断得到提高，但仍然不能掩盖女性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受到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歧视。这些与女性职业环境相关两会提案，便隐藏了当代女性的职业困境。
2010年，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生达到50.86%，首次超过男生，而最新数据更显示，在2018年高校毕业生中，女生比例占到52%。尽管女性受教育比例和程度逐步提高，但当她们走向社会的那一刻，赤裸裸的现实便摆在了她们的面前，无处不在的就业性别歧视伴随着她们整个职业生涯。
据全国妇联调查显示，超过8成的女大学生在求职的过程中受到过一种或多种招聘性别歧视。
除此之外，薪酬的不平等也是女性职业道路中遇到的另一种不平等。尽管同工同酬的叫法谈了很多年，但赤裸裸的现实就是女性在收入方面同样遇到了天花板。
移动互联网招聘平台BOSS直聘发布了《2019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女性平均薪酬为6497元，薪酬均值为男性的78.3%，不及男性的八成，男性薪酬优势同比2017年上升8.7个百分点，高收入区间男女薪资分化程度的提高，带动男女整体薪酬差异上升。
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还要108年。
这一论断就像那句“今年的经济形势会是十年来最差的一年，但是将会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的句式一样，最让女性同胞感到焦虑和担心的，并不是过去和现在的处境，而是要想改变这种困境未来的道路艰难且长。
前不久，人社部、全国妇联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依法禁止招聘环节中的就业性别歧视。通知规定：
然而，“依法禁止”背后，是屡禁不止的现实。
自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网上关于怀孕期间被用人单位“特殊关照”的大量案例渐渐多了起来。因此，尽管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却每年都被提及。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妇联界委员联名提案，应当出台促进女性公平就业激励政策。提案指出：“当前，若不采取必要措施，创造公平的妇女就业环境，增加女性及其家庭经济收入，让更多女性想生、敢生，人口下降趋势恐持续严重，影响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聂鹏举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了《关于解决女性就业中性别歧视问题的建议》。他建议：建议加快推进《反就业歧视法》，填补法律空缺，将就业市场上的一切行为规范化。从法律的角度界定“歧视”的内涵 ，通过法律明文界定，使歧视行为无从藏匿。
之所以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多年来一直被反复提及，就是因为这一问题年年提却未得到有效地解决。尽管国家层面不断出台相关措施，来保障女性就业，但仍然会有无处不在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游走于法律的空隙，无处不在却无法可治。
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是最为直观的女性职业困境之一，但即使女性克服了这一问题，但并不代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可以一路坦荡。在忙碌的工作之外兼顾家庭，几乎是所有职业女性都面临的问题，也许丈夫可以分担一部分的家务，但在照顾婴幼儿等的问题上，却爱莫能助。
前不久，一组数据在网络上疯传：
然而，在职业女性追求事业上的成功的同时，家庭，尤其是来自照看新生婴幼儿的压力，很可能成为影响职业进步的绊脚石。
由于我国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正在持续释放需求，吸纳就业的能力十分强大，“金牌月嫂”就是服务市场上的“香饽饽”。在招聘市场上，25000元的月薪都不一定能招聘到满意的月嫂。
除了月嫂之外，根据赶集网发布的《家政行业就业现状报告》显示，目前家政行业全国月平均薪资达到6900元，其中，北京、深圳、上海三个城市均薪资分别为8100元、6700元、7100元。也就是说，在一线城市，照看幼儿的育儿嫂的薪酬甚至要超过白领的薪酬。
面对这一现状，很多职业女性不得不在生育后放弃工作，转而成为专职妈妈。
今年的两会中，中国农工民主党就有这样一份提案：
为此，提案建议：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制定3岁以下托育相关行业标准、政策法规。二是统筹城乡推进公立和私立托育机构多元发展。三是鼓励社会广泛参与3岁以下托育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在获得相关资质的情况下，在企业内开办托育机构尤其是接收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儿所，使3岁以下婴幼儿的母亲能够在工作时间内进行哺乳和探视。四是加强监管。建议卫生健康、市场监管、民政、教育、公安等部门成立联合监管领导小组，明确婴幼儿托育机构准入条件，设立信息互通平台，形成监管合力，强化对婴幼儿托育机构的规范管理。
在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中，带婴幼儿上班已经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了，甚至融入到了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当中。
在谷歌，员工不仅可以带孩子上班，甚至公司还为孩子们准备了各种兴趣班，这也使得公司员工主动加班的积极性非常高。在日本，有着健全、廉价的婴幼儿托管体系，一些托管班甚至晚上仍在营业，被称之为“夜间保育园”，它们的营业时间一般会至深夜12点，有些更是24小时制，这为上夜班或是经常加班的父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得她们可以安心工作。
随着职业女性的数量和比例越来越高，婴幼儿照护服务已经迫在眉睫，社会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老人退休带孩子上，更不能寄希望于女性辞职回家带孩子上，因此，解决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问题，着实可以为职业女性扫除很大的发展障碍。
有时候，女性职业发展中的困境，解决的着力点可能在于男性。
根据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日前发布的“女性职业机会”调研显示，35%的男性没有陪产假，而缺乏家庭支持已经成为了阻碍两性职业机会平等最大障碍。结婚、生育往往是女性受到就业歧视的主要顾虑因素，男性在家庭角色的缺失，更是导致女性被迫投入更多精力在家庭问题上，因此无法更好地兼顾自己的事业，从而影响了职业发展。
关于一直被热议的男性陪产假，数据显示，35%的男性所在公司没有提供陪产假，或是他们为了工作主动放弃了足额陪产假，相比之下九成女性休了足额的产假，其中甚至15%的人还延长了休假时间。而在受访的女性在，有96%的女性认为男性陪产假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分担女性的家庭压力，另一方面陪产假制度有利于减少两性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中山纪念中学原校长贺优琳多年来呼吁全面放开二孩多年，并坚持关注“后二孩”时代如何鼓励生育，她表示：“婚育的机会成本和生养的抚养成本过高,以及男、女产假问题,女性就业问题等都成了想要生二胎的父母面前的一道道‘大坎’。”
我们期待着有一天，男性可以和女性一样享有生育假，同时也更多地承担起养育子女的重担，不再让广大妇女对“保姆式妻子”“丧偶式育儿”产生极大共鸣。
值得欣喜的是，在代表和委员们忙着为妇女合法权益奔走疾呼时，3月5日，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就业性别歧视、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婴幼儿保障等方面都有涉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期待着今后相关政策一一落地，期待着两会提案中，关于职业性别歧视、妇女权益保障、婴幼儿照护服务等提案都得已解决。
两会上集中地为女性就业发声，再加上“三八妇女节”相关的各种消息夹击下，“女权”这个近几年饱受争议的名词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网上有反感过度女权和“田园女权”的声音说，如果真的追求男女平等，就应该增加一个男性的节日。
实际上，“妇女节”的存在本身就是女性弱势地位的体现。当有一天，女性问题不再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存在，我们在看待女性时只把她们当作一个社会人时，男女平等才得以真正实现。
希望有一天，“国际劳动妇女节”被尘封在历史，成为没有必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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