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海粟，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原题：可否申请法院排除全案被告人的庭前供述。
律师职业也许决定不了法治车轮是否前进，但可以尽绵薄之力去试着推动法治的车轮。我个人代理的几起涉黑案件中，均出现侦查阶段禁止律师会见、违法剥夺当事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法定权利等问题。作为委托代理人，我均向法院申请对全案被告人的庭前供述作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这样的举措在实践中很难得到各法院的支持，但是起码留下该申请的痕迹。之后也会帮助当事人将这些案件申诉到最高法院。如果有一天最高法院意图通过审理一起刑事案件建立起程序违法对于证据效力影响的规则，也有案可审，这算是作为一名律师为法治建设起了星星点点的作用。
《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以及辩护律师权利的规定已经非常明确，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剥夺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会见的权利无疑是严重违法行为。
但笔者为什么还要提出这看似无意义的问题那？如果近两年办理过涉黑案件的律师应该了解，目前涉黑案件在侦查期间基本上都禁止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虽没有过全面的统计，但从一件事的侧面可以对该情况进行反映。某地法院系统曾与律协召开联席会议希望了解刑事辩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律协会长、副会长集中反映的问题中，重要的一项即是在自己办理的涉黑案件中侦查期间无法会见犯罪嫌疑人，且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执法监督均无法收到实际效果。看守所及公安机关给出的不允许会见的理由仅是案件性质特殊会见不利于侦查，不以任何实际法律规定为理由。
根据我国目前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非法方式收集的被告人供述主要有三类：“(一)采用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二)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三)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嫌疑人无法保障法定权利的情况下，取得的证据如何处理，相关规定中并没有进行明确说明。从工作实践中看，如果律师仅以侦查程序违法要求排除被告人的相关供述，司法机关基本不会支持。但程序公正作为保障实体公正的基础，法定程序如果没有相关的违法后果作为保障就成为了没有牙齿的法律，变成建议性的法律规定。
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其直接目的并非是为了更好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是为了限制和打击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行为。
此处可以借鉴美国最高法院在建立证据排除规则过程中所明确司法精神。美国最高法院在1961年“马普诉俄亥俄州案”中提出吓阻理论，当时美国最高法院发现警察搞刑讯逼供、无证搜查，无非是希望获取证据，使之成为定罪铁证，在此目的激励下，就算拿行政处罚、民事赔偿来吓唬他们，也统统不起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令相关证据失效，使警察意识到努力也是徒然，从而真正吓阻他们的违法冲动。大法官们在这起案件中明确宣布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就是吓阻警察将来的违法行为”。
正是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世界闻名的“米兰达警告”，从程序上对保护嫌疑人的权利做出了明确要求，以避免违法取证的行为的发生。
虽然中美法律规定有所不同，但法律基本原理是相通的，我国目前在众多涉黑案件中出现的侦查期间禁止律师会见的情况，已经严重的违反了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规定，也使嫌疑人丧失了本应享有的获得辩护律师法律帮助的权利，在此情况下如果依然将可以排除的非法证据的种类拘泥于刑讯逼供、威胁恐吓取得的证据，无疑有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衷。
虽然近年最高法亦连续发文要求保障执业律师的合法权利，但毕竟法院属于审判系统，而侦查机关属于行政系统，彼此具有独立性。个人认为建议性的政策要求，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也不能正确发挥法院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应起的作用。
自2011年最高法院建立指导性案例制度以来，对我国诉讼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纠正前文所说的侦查程序违法、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无法保障等问题，最高法院完全可以通过指导性案例发挥监督、指导的作用。
只要在一个案例中建立起因侦查行为程序违法，致使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无法保障、甚至被剥夺的情况下，取得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相信可以彻底的解决目前在涉黑案件中公安机关公然违法限制犯罪嫌疑人及律师的合法权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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