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重申上一节开篇所提到的一个判断，即中共决策者试图用劳动生产的方式，夷平传统型价值序列，以达到“非序列化”的目的。换句话说，在劳动生产的意义上，城乡共同构成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大生产系统，不再有贵贱卑贱之差别。而非序列化城乡观下的教育方针要能真正得以实施，还必须有对其给予配合的大众意志作为支撑。在个体层面的社会互动中表露的价值观偏好，以及学校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透露出的价值观偏好，都体现出大众意志，并影响学生的价值取向。
但个体及其所在家庭通常依靠日常经验和生活感觉为自身处境进行定位，因为设想一个超越日常经验的城乡共同体和整体性的大生产系统是需要足够的抽象能力和想象力的。正因为如此，国家基于生产层面的非序列化城乡观而做出的种种决策，往往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人们的经验感受重新定义，这种定义又通常是基于他们惯用的传统型价值序列做出的（比如生产话语中的“做贡献”可能在消费话语中被定义为消费机会的“被剥夺”）。进而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吊诡的悖论，即对生产层面城乡非序列化的强调，未必导致序列感的弱化，相反甚至有可能加剧消费层面的序列化。如果说生产层面城乡非序列化的总体状态超越了常人日常生活的感知范围，在生产过程方面“隔行如隔山”，那么消费层面的衣食住行则将城乡居民都拉回到一个可视的共同比较平台上来。由于中国社会稠密且通常跨越城乡的亲属家庭间连带关系，人们很容易借由探亲之机往来于城乡间，并在消费上进行比较。
本节将讨论大跃进前就已出现的国家与大众在城乡偏好上的逻辑悖论。该逻辑悖论，使非序列化城乡观下做出的决策进一步强化而非消除大众秉持的传统型价值序列城乡观，促使为非序列化城乡观所不容的基于传统型价值序列城乡观的行为不断产生。
建国初期，体现社会层面城乡互动的新闻报道通常带有玫瑰色。比如《人民日报》在报道多地发生的市民向农村的移民过程时，突出报道作为转出地的市政府和作为接受地的农村两方面积极的协调配合和组织，充分体现了与国家政权意志相一致的非序列化城乡观。
根据报道，1949年冬天，北京、天津两市三轮车工人曾因天气寒冷、坐客稀少，普遍感到生活困难。据该年12月调查，当时曾有4000户、12000人提请市总工会帮助转业。1950年3月30日开始至4月21日，北京、天津两市共向地广人稀的绥远、察哈尔两省移民3828名。移民由两市人民政府给足路费，并被政府亲派的干部、医生通过火车送至各移民招待站。移民招待站招待移民食宿，并按移民自愿，分别将他们安置于察北、雁北各县，由政府负责送到安置地点。集宁、凉城、丰镇、龙胜等县，在移民来前就准备好一切用具、房屋。
同样，在1949年夏季遭受洪灾的河北省各地市民向黑龙江省农村的移民过程中，也体现出“凡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不分地区远近，都是一家”的非序列化气氛。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绥化等地设立了移民站和移民委员会，解决移民的食宿问题；各县事先准备了房子、大车、皮衣、棉衣、柴炭等物。
从以上材料来看，城市移民并没有表露出对农村生活的厌恶和对农村体力劳动的鄙视，村民也并没有表现出对城市移民的仰视、嫉妒和距离感，或者对他们不知如何从事农业劳动的鄙视，相反积极帮助城市移民融入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这正是国家政权意志提倡的非序列化城乡观，在市民与农民的关系层面所欲达成的理想状态。
然而，从另一些反映城乡社会互动的经验材料来看，事实却未必如新闻报道那样充满玫瑰色。比如在大多出身农村的解放军士兵进入城市，大批只有管理村镇经验的干部接管市政的过程中，就多处体现出城市文化和城市规则对乡土生活习惯和管理方式的鄙弃[4]。进入城市的士兵和干部，被上级领导告诫不能如乡间那样随地大小便，他们必须学习如何使用冲水厕所。有文件记载，仍有干部不安全地蹲在坐便器上使用马桶。[5]他们所说的方言土话经常不能让城市人理解，甚至引起误会。接管市政的新干部由于看不懂市民的账簿和英文分类账而遭到市政留用人员的鄙视，被认为“起不了作用”。
在前述《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也提到过的北京、天津市民移民东北的事件中，市民也并非接受和领会了非序列化城乡观的国家意志。积极服从者，是因为他们在城市生活已近于走投无路，于是看到了国家政策与自身所持传统型价值序列的契合点。而表示抗拒的也大有人在，他们只是被强制性地送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其中，一个来自天津市郊的女性就曾到施粥站喊叫：“这些干部最好不要把我们赶到东北！”[6]
1953年，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以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偏向于传统价值序列城乡观的工业化大城市发展指向暗合了传统型价值序列城乡观的大众意志，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在不少地区，出现了农村团员和青年要求到工厂做工，要求脱离生产当干部，而不安心农业生产的现象（表1）。个别未能脱离农业生产的青年甚至产生悲观消极情绪，不愿参加互助合作，不积极劳动生产。[7]
表1 1953年农村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的情况统计
然而，农村要走的集体化道路是决不会让所有的农村青年去城市进工厂的，重工业的发展指向也并不能迅速把所有愿意“进工厂”的农村青年统统吸收进去[1]，将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的原则，又使市政有了分散人口的行政责任。不少找不到工作的农村人口涌到民政局，假装自己无钱返乡，要求政府提供免费火车票。这些农村人口中有的确实靠往返于家乡和大城市谋得了生计，却让市政当局伤透脑筋[2]。
1953年底开始实施的“统购统销”政策[3]，更是深刻强化了城乡间日常生活的消费序列结构。该粮食政策要求农民以一个固定的低价格将“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4]，并由国家以有保证的定额供给方式供给城市居民。一项研究显示，在大跃进开始前，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使河北省农村地区的粮食消费量持续低于天津市：
虽然当时国家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绝不是说发展农业就不重要，因为农业如果落后于工业发展，支援工业的粮食、原料以及销售市场都会成为问题，虽然工业化启动之后，工业品也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支持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6]；但是，农民更看重的似乎是能够体现于日常消费领域的“收购价格被压低”和实际的消费情况。在农民看来，与农村相比，城市能够提供工作机会、免于自然灾害的生活保障，以及充足而安全的食物供给。一些农民为了抵制统购统销政策而逃往城市，他们声称统购政策实施后他们在农村只能吃到种子、小麦皮和玉米杆了[7]。因此，农村向城市的大量人口移动（表2、表3、表4）。
大跃进开始前，增加的城市人口中的三分之二，是农民流入城市产生的[8]。这些流入城市的农村出身者，不仅带来城市的住房紧缺、治安恶化[9]，也威胁到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1955年夏季开始，一些城市下达了“动员流浪乞丐灾民回乡生产”的通知。从城市运粮回乡和黑市交易行为被严厉打击，甚至一直以来季节性进城的摊贩也在驱离城市的对象之列。以天津为例，该年7月，该城市正式将户口登记制度的主要功能[10]转向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每一个进城的人员都会受到严格的盘问。从1955年7月至1956年3月，天津市有128,200人离城返乡。天津市政府称，这将提升农业生产力，减少城市的非生产人口。国家的城市发展政策，正如上一节所述，在此时也已经开始向非序列化的路线复归。
表2 1951～1957年天津城区的人口流动情况
表3 1951～1956年北京、哈尔滨的人口增加
表4 15个城市构成别人口统计 （万人）
驱离农村移民并非市政的常规工作，对于城市干部而言，这也是一项困难而不受欢迎的政治任务。到了1956年中期，城市的人口办公室解散，干部各自回到原来的所属工作单位。然而1956年夏季的洪水和冰雹，又为天津市带来了比1956年年初更多的农民和棚户。同时，在统购政策下，不少农民都认为在城里拥有一个“落脚处”有助于更好地减少收获的粮食被征购后的损失。他们试图托靠住在城市的亲友为自己寻找工作，以便留在城市。
由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并没有一道起阻隔作用的“长城”，政府并没有一个彻底的办法能够真正阻止想进城的农民不断进入城市。要精确识别出谁是“灾民”、“农民”或“合法市民”、“旅客”，对进城人员进行分类，在没有大数据技术的当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火车站和各交通关口，行政管理人员只能通过外貌和衣着判断识别对象的身份，因此，不少农民特意穿上新衣服，并声称自己是来城市看望亲戚的，从而成功进入城市。而又有不少三轮车夫、临时工和合法市民，被错误遣送出城，造成诸多不快。[1]最后的结果是，在1956年，全国有多个城市的实际人口超过了计划人口（表5）。
表5 主要都市的实际人口与计划人口 （单位：万人）
在传统型价值序列城乡观的强烈影响下，不少地方出现农村女青年不愿嫁给青年农民的现象。如在河北省定县，农村不少女青年选择配偶“主要是看对方每月收入多少，和能不能带她们进城”。如某村有个连级军官回家看望亲属，该村及附近几个村有20多个姑娘，都亲自上门找她谈恋爱，开口第一句话就问：“你每月挣多少钱？是不是能带家属进城？”此外，一些农村姑娘还写信进城托人介绍对象，或者亲自进城找对象。甚至已和农村青年恋爱的姑娘，也不惜抛弃原来的对象。
这种情况影响农村男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以致许多男女青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同时，对于已和干部、工人或军人结婚的农村姑娘，当她丈夫回农村参加劳动生产时，她们即提出离婚。
可见传统型价值序列还会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固，不仅妨碍农村生产，也会降低干部下放参加生产的积极性。
总体来看，在使城乡非序列化，共同发挥各自生产作用的政策指导下，各地方政府在不断努力动员农民回乡生产。由于天灾，以及统购统销所加深的城乡消费序列，许多农民对农业生产感到不满，并嫉妒城市生活。一些资料也表明，无法习惯城市底层工作的农村人口，自主选择了回乡的道路，但通常已将自己定义为失败者，“自己看不起自己”[2]。在大跃进开始前，社会中弥漫的传统型价值序列城乡观，被遵循非序列化城乡观的国家意志消费层面不断加深和巩固，并扩散到学校的教学和学生的成长过程中。
正如前一章所提及的，在建国前的解放区，一方面由于受到教学资源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战争的需要，同时将扫盲和政治宣传动员工作普及到广大的工农劳动者中去，中共决策者采取了许多非体制性的、“脱学校”的方式组织教育工作。
然而，到了1949年，学校正规化和高小教育普及工作，虽然回应了大众对升学的需求，却也意味着招生、考试和升学制度的正规化。由于正规学校的运作机制本身难以避免将学生层级化、序列化，学校正规化的结果，就必然是不断生产出学生间“优胜劣汰”的竞争心和争胜心。
在日常社会互动中到处弥漫城市优于乡村的经验感受，并且工业化城市建设和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所导致的城乡消费序列更加深了这种经验感受的1950年代，学校正规化所引发的学生间的竞争心和争胜心，就自然而然地与传统型价值序列城乡观发生了关联。
1952年的《人民日报》里，叙述了这样的片段：
一位在部队里工作的同志从某个乡村来信说：
农村小学生回答中的“做买卖”、“吃得胖胖的”以及对“种庄稼”的评价，体现出他们厌恶农业和体力劳动的离农倾向，以及提升自身在消费序列中所在位置的欲望。该报道的评论，将这种倾向定性为“资产阶级不劳而食、唯利是图的腐化堕落思想”，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直接接触儿童们的小学教育者。
为了摆脱体力劳动，为了将来在社会的消费序列中获得较高的位置，在正规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当然会为升学考试而安排自己的学习。因此，在他们的观念里，“学习就是单纯的读书，读书以外的一切活动，都会妨碍学习”[2]，类似“日常生活正是自己学习的好对象，正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试验室”这种“脱学校”式的指导观念、体育和健康、与考试无关的时事教育和思想政治学习，都不再受到重视。从小学教育开始，学校课堂就存在教学只求完成进度，不注意从实际出发，甚至取消适当的课外集体活动的情况。[3]而在中学，这种倾向就表现得更为明显：
学校正规化所引发的学生间的竞争心和争胜心，与传统型价值序列城乡观发生关联，更直接地体现在毕业生身上。心怀传统价值序列城乡观的许多毕业生，并不能自觉服从国家的就业安排。比如1950年，在被分配到华北农村工作的20000名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山西工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干部中，不少在思想上存在轻视工农、轻视劳动的观点，“看不起农民，认为农村太脏，过不惯农村生活，留恋城市生活，想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工作，因而不能安心于现在的农村工作”[9]。
学生之所以处于上述思想状态，也确实与学校老师的思想意识有很大关联。早在1949年建国前夕召开的华北小学教育会议上，政府就提出“应有计划地动员城市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任小学教师，以解决农村缺乏师资的困难”[10]。8月21日，在北平市中小学教职员暑期学习会上，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刘皑风副部长也指出：“中小学教员光荣的岗位是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华北各地要求派大批中小学教师去工作。”并号召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失业的教师，“要打破不必要的顾虑，踊跃下乡”[11]。
同时，中共江西、湖北省委也将青年工作的重点放在湖北省武汉、沙市、宜昌和江西省南昌、抚州、赣州等城市的工厂、学校和干部学习与知识分子训练班上，试图动员和训练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12]在建国后迅速推动的学校正规化过程中，由于师资没有可靠来源，又有大量失业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小学教师[13]，并且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还成为了大学教员。在非中共的教育理念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旧知识分子”，观念里自然扎根了很深的传统型价值序列，那就是厌恶体力劳动和农村生活，以个人和家族的名利为目的，通过接受教育和从事研究工作，在传统型价值序列中“往上爬”、“成为专家”。
比如，华北大学工学院教授胡为柏反省到：
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也坦白：
天津市各高等学校教师教学的目的，“不是为祖国培养优秀人才，而是灌输拜金主义”。有些教授甚至在校外设厂或经商，“身兼资本家”。如津沽大学有些教师在校外设立事务所，做生意。天津大学有一位教授向同学们说：“你们把图画好，被业主选上，就可以赚钱。”南开大学化工系有的教授甚至说：“认真学好化工分析，以后一定可以从中捞一笔。”天津大学有一位教授讲课时竟用一本用了20年的讲义，只字未改，竟至称河北省为“直隶”。物理系有一位教授因讲课不符合同学们的要求，有些同学向他提出意见，他说：“反正我讲的就是这一套，你们提意见，我就卷铺盖。”有一位教解剖学的讲师，用黄色故事来混时间，还美其名曰“花边医学”。有的教授竟反对同学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爱国行动。[16]
不少中小学教师，都认为学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可惜，而不是可喜”，特别“认为学生从事服务性工作是旷世奇谈”。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教师有培养“有文化的农民”的责任，而只是“斤斤计较自己教出来的学生能有几人考取学校”[17]。
整个社会弥漫的以“看不起农业生产、农民想进城、城里人不愿意下乡、平地人不愿意上山”为表征的传统型价值序列城乡观，与学校里耳濡目染的来自“旧知识分子”教师们的思想意识双重叠加，就难怪学生们会在学习中产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偏向。政府和教育决策部分已然意识到需要改变这种状态，否则“青年的文化越高，思想越坏，我们的国家的未来又有谁可以依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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