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东光图/同学提供
2019年12月4日，航空工业贵飞按法定程序完成了贵州云马机械厂工商注销任务。就此，“云马”， 一个曾经响亮的名字随着时代的发展离我们而去。
但历史总会有人提及，去怀念，去记忆！“云马精神”、“山鹰精神”不会因为“云马”二字的“注销”而离去，将永远被中国航空历史所铭记！
2019年8月3日至2019年8月12日，我们一家三代5口，带着深深的“三线”情缘，回到我的“第二故乡”——贵州 镇宁 国营“云马机械制造厂”，共同寻找我曾经的生活并分享我的三线情缘……
短暂的10天，让我看到了贵州省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二十年的沧桑巨变，同时也亲眼目睹了老“云马”厂厂址的破败与沧桑。
本篇借用多位跟随父辈一直扎根在“云马”的我的同学、同事所拍的照片，结合收集到的零星资料进行整理，旨在让更多关注者了解011贵航基地，以及所属“云马”厂的发展与变迁，解开其曾经的“神秘”并力求还原历史本来面貌。
我们知道，一架军用飞机的制作大体需要：部件装配、总装、试飞、机械加工、起落架、冲压件、标准件、锻件、塑料件、铸件、塑压件、工艺装备、非标准等。
这其中，除标准件、锻件、塑料件、铸件等辅件外，在东北是由沈飞公司，黎明公司两家大型企业联合完成的。
▼ SU33舰载机
结构示意图
▼ 歼6飞机
▼ 沈飞：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是集科研、生产、试验、试飞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飞机制造企业，中国重要歼击机研制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歼击机的摇篮”。
▼ 黎明：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始建于1954年，新中国第一个航空涡轮喷气发动机制造企业，中国大、中型航空喷气式发动机科研生产基地。
▼ 下一代战斗机
将采用变循环发动机
▼ GE公司近期已经完成了XA100三涵道自适应发动机首台全尺寸验证机的初步测试，标志着新一代军用涡轮发动机研发新篇章的开始，并为第六代战斗机的变循环动力装置的研发铺平了道路。
▼ 贵州州黎阳460厂生产的 WP—13系列 涡噴发动机
然而，为实现三线建设，这些专业都被分成各个专业化分厂被分散部署在了贵州当时所属的七个县（镇宁、普定、平坝、清镇、修文、黔西及大方）和贵阳、安顺与遵义三个市中。实现所谓 “靠山、分散、隐蔽” 的战略目的。
综上集合，就是贵州最著名的航空工业基地，即：011航空工业基地。该基地包括企事业共43个单位。其中飞机专业厂、所、库6个单位；发动机专业厂、所、库5个单位，辅机、机载武器和专业化厂24个以及8个事业单位。
我要介绍的是部署在贵州省 安顺市 镇宁县的国营 “云马机械制造厂”，简称 “云马” 厂。
“云马”厂
由于历史原因，在六七十年代，军工厂很“神秘”，贵州山沟里建起的“云马”厂也不例外。
工厂位于贵州省 安顺市 镇宁县，对外全称“云马机械制造厂”，代号130厂。 邮政信箱: 658，电报挂号: 1020。“658”指1965年8月工厂开始筹建，“1020”是指工厂进入现场建设的时间。
工厂人员最多时接近7000人。
工厂布局
1967年刚进厂时，我家住在“工农村”。对面有座不大不小的山叫“马马”山。云马厂的厂区布局就是以马马山为中心，沿山沟近8公里狭长地段分散，采取“羊拉屎，打一鞭”“村落化”；镶、埋、贴等方法，贯彻“靠山、隐蔽、分散”的方针，并以“隐蔽”为主建设起来的。
时任贵州省副省长陈璞如，在1964年4月下旬召开的省国防工业会上强调说：“......过去，分散一般已做到，但隐蔽不够，进山不靠山，靠山不分散，分散不隐蔽，隐蔽不进洞。现在要下很大决心进洞，要害必须进洞......居民点也要分散隐蔽，每个居民点以一百户左右为宜。”引自（“三线春秋”:董振祥“在贵州地区选择厂址的回忆P49-51”）
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加上认识上的局限性，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使得不少项目进山太深，布局过于分散，这种“羊拉屎”“围山转”“瓜蔓式”的布局，对后来的生产和职工生活带来极大困难。这方面，在三线企业工作了一辈子的三线人都有着深刻的感受。
▼ 工厂被分成4个区，沿8公里狭长区域“靠山、分散、隐蔽”布局。厂区这种过度分散带来的是：管理不便，生产协调不便和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时任基地一把手的庄树山局长在他的“011基地建设的回顾”一文（三线春秋p53-57）中写道：“厂房建设要“靠山”，搞“镶、嵌、埋、坐”的设计。
强调车间相互之间的距离要散，且越散越好，重型设备要进洞，见洞就钻。要做到战争打起来空中找不到，找到了炸不乱、轰不垮等等，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主义罢了……”
二汽原第一任总工程师，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将领陈昌浩将军之子陈祖涛在他的“我们建设了一座城市”（“三线风云”P10-38）中写道：“文革后，我到美国去访问，看到美国人从卫星上拍的我们二汽的照片，哪个厂在哪里，一清二楚。这说明，你进再大的山人家也看得见。从现代科学角度说，看得见就打得着。 从这个意义上看，当时的进山，而且是要进大山，进深山，毫无意义，只是吓唬自己，徒然增加建设的成本和难度。”
工厂一区到四区分别建造了相似的俱乐部，医院，粮店，商店，幼儿园和学校。正所谓 “我们远离城市，又建造了一座城市……”
▼ 文化宫
▼ 食堂（改建后）
▼ 保健站
▼ 小学校
▼ 百货商店
▼ 粮店
“180”厂房
“云马”厂的飞机部装“180”厂房，建筑面积2万平米，是工厂最大厂区建筑，也是整个 011基地为数不多的大厂房。我的同学，一大部分都分配在这个厂房里工作。回顾厂房设计，可谓一波三折。
最开始的设计，是将这个飞机部件装配厂的前机身、后机身、机翼车间设计在一个大厂房内，后来上级按战备要求，要化大为小，一定要分成二十几个小厂房，并且要求分布在几公里相距的两个小区内，以实现分散“隐蔽”的战略目的。然而，建成后因面积小，屋架低而无法进行正常生产，后来才重建了这个180厂房。
我工作的14车间，也因此由最初的低矮小厂房，搬迁到后来的当初按飞机部装设计的，位于“放牛坡”山角下的一座较大厂房内。
原云马厂党委书记谢长吉在他的“牢记创业艰辛 不忘历史教训”（“三线春秋”P155-160）中写道“……130厂的装配厂房，是最典型的一个，完成设计后，在建设当中先后砍了4刀。没等开工就把3000多平米的辅助楼从图纸上抹掉了，在房梁、立柱、大型屋面板等构件都预制完成，厂房的柱基也做好了的情况下，宁可报废一批构件和柱基，也硬要砍掉一个柱距不建；厂房上顶了，可已经备好的保温层不装了，预制好的泡沫水泥块全部成了泥土；厂房内的地面本来应该是沥青混泥土的，在沥青等材料全部备好的情况下，改做水泥地面。
就这样，按原设计本来是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的飞机装配厂房，但经过一改再改，变成了一个没有库房、没有办公室，没有杂物间、没有工具维修间、没有厕所，夏不隔热冬不防寒，地面尘土飞扬无法(正常)生产的壳子。”
”……后来，为了生产和工作需要，只好在厂房两边补建了几千平米的建筑，才勉强使用。”
▼ 她，曾经在这里工作。2019年8月6日，当我们走进这个已经废弃的空旷大厂房，“哒哒哒”不绝于耳的铆枪声和风转设备的尖叫声，仿佛再次响起。当年在这里工作的她，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向大家讲述着她和发生在这个厂房里的故事......
▼ 她，曾在这个车间的调度室工作，拿着被遗弃的一个工件，向我们讲述着它在飞机上的位置和加工过程……
进 洞
以“隐蔽”为中心，是1966年初中央提出来的。当初，在对各工厂建设中的多次检查中，中央防控检查组的人一再强调对空隐蔽。因此，进洞建厂是最好的隐蔽，“以洞定点”关键部门要进洞，成为当时选址的原则。
云马厂先后搞了5个山洞，建筑面积约5000多平米。然而，这5个用建筑人员的生命与汗水和无数金钱建造的人工洞终因渗水、潮湿、不通风、噪音大等问题解决不了而放弃，有些山洞甚至刚刚完工，就宣布作废。
根据资料介绍: 011系统有7个工厂利用了26个天然洞，11个工厂打了21个人工洞，加起来共建了5万平方米（ 相当于100×70M 大小规格 7个足球场）面积的洞室工程，耗资巨大。然而，有的洞打了就没有用，有的洞用了又搬出来。
最后除云马厂还在使用的这个洞外，其余全部报废。
▼这是目前云马仍
使用的一个人工洞
“云马”二代人
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是云马机械厂乃至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群体。当年父母支援三线，将我们这些子弟从祖国的东北带到这个三线厂。可以说，在共和国三线，在“云马”建设的历史上，有我们辛勤的汗水和无私的奉献，我们都不是贵州人，但所做的事，在贵州、在云马发展史上刻下了重重一笔。作为云马厂的子弟，也称三线建设第二代人，因就读贵州云马中学1969年毕业，自称谓“云马六九届”。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出生在1952— 1955年，1967年前后，跟随父辈从祖国的大东北等地来到当时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落户在贵州云马机械制造厂。
▼1967年前后，从沈阳“三台子”来到贵州大山里的小学同班同学和我们在沈阳时的小学（前排左二）老师
▼透过照片仿佛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红红火火的背景和热火朝天的干劲
▼“放牛坡”山脚下的云马中学
留下我们青春的记忆
曾有人说，我们在一起读书时间加起来不到2年，并且在那个特定阶段男女同学互不来往，甚至彼此话都不讲，可为什么我们之间联系密切？彼此心心相印呢？
很简单，是云马、是三线建设让我们走到一起有了共同的经历和同样的记忆。因此，无论你走到哪里，现今身处何方以任何形态生存都无法去除身上的“云马”烙印！是三线，是云马，让我们心心相印彼此牵挂。因此，当我们相聚时，心是那么近，情是那样浓，笑是那样甜，话是那样亲。
▼ 虽然相隔千里，
彼此心心相印
五十年的离别，半世纪的牵挂，给了我们足够的相聚理由。今晚（2020年8月8日）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回味五十年前那美好时光，追寻那失散的记忆……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弹指挥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回想我们刚来云马时，工厂正处于大规模建设时期，不远半山处，可见开山建设的场面。那时，多采用半机械化或手工作业，到处是空气压缩机的轰鸣，还有不间断的开山爆破声。
清楚记得，刚来云马时，我家房后的山坡上正在建蓄水池，每天下午五时定点要开山放炮，每次点火放炮，我们都要躲到房间的门梁下面，石头砸进屋里伤人，是时有发生的事。
刚来时，住的叫“干打雷”楼房，家里点的是就近“养马寨”村买的煤油灯；喝的是用扁担从远处挑来，然后放上明矾过滤的“山泉水”；取暖和做饭用的是从东北带过来的铁炉子。
当然，更有许多大城市孩子享受不到的那种自由、幸福和乐趣。
我们共同走进云马第一所学校；我们为云马烧过第一炉砖；建造过职工宿舍。工厂开始投产，作为大批招收徒工里的第一批人，我们走进各个车间成为三线二代军工人。
职工住宅
"三线建设”的另一个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在今天看来，这一原则显然与以人为本的现代精神相抵牾，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却是天经地义的革命精神。
我家来三线不是最早的，时间是1967年的5月。比我家更早些来云马的是3月份那批人，这几十户人家算是云马厂第一批家属了。
俗话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首先面对的就是住宿问题，那是怎样一个“窝”呢？它叫“干打垒”二层楼。墙体完全由石头构筑，看上去十分坚固。一条从头一家延伸到最后一家的公共走廊通道，每天大家都要走这条通道，并且挤用楼道中间唯一的公用水池。时间一久，大家彼此都很熟悉，人际关系和谐、融洽。下了班，大伙会凑在一起淘米、洗菜、做饭，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那时的我，还不够成人也难入流，就站在楼梯走廊上听大人们唠嗑......再后来，由于彼此交流方便，我们这些孩子都学会了点（煤）火烧饭。
弹指挥间，五十多年过去，“干打垒”和那一段今天看起来很特殊的日子，依然记忆犹新，频有些留恋。
今天，“干打垒”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远去。但它带给一代人的是永恒的记忆、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这一辈子挥之不去的记忆！
▼1967年那会儿
我家就住桥下左侧楼群里
▼ 这栋楼，是老农场的宿舍楼，我们家刚到云马时就住这种结构的宿舍。这也是建厂初期职工住房的典型结构，由于造价低房屋质量差，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无休止的维护带来的是，才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 2019年8月，邵东同学再次来到曾经的家，无限感慨，对我们大声的说“五年……在这里，我整整住了五年……”
▼ 这栋楼是砖石结构，一楼采用石头结构。应该是1970建造的，属于建厂初期比较好的宿舍楼了，脚下的路是我每天要走的……
▼ 厂区一角
由于当时工厂没有建筑力量，专业工程队仅负责厂房的建设，生活设施需要自己解决 因此，职工住房，从一区到四区五花八门。有工厂组织民工盖的，有临时抽调职工盖的；还有包给当地生产队建的。
房屋结构多样：有全石头墙垒砌，用石板瓦做屋面的；有青砖青瓦屋面的；也有土制墙自制水泥瓦屋面的不等。由于造价低，边学边干，非专业操作，建起来的房子粗制滥造，墙身透风，屋顶漏雨，带来的后果是，无休止的维修和改造。
在我进厂后不久，我也被抽调到临时组成的工程队，参与了一区宿舍三层楼的建筑。 领队和指挥叫李向春，我称他李叔。只有他是专业瓦工。这次回云马，打听到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了。
岁月蹉跎
1969年，我们走出云马中学，正值学习知识的时候，我们确没书可读了。时代给我们冠上知识青年的光环，开始了人生新阶段。先是去距工厂10几公里外的“幺铺”火车站翻过煤（倒煤）；接着去了云马厂原农场烧砖，在老农场那片贫瘠荒凉的黄土包上通过我们的艰苦努力，愣是垒砌起了三座小砖窑，渡过了人生一段鲜为人知的青涩、迷蒙、痛苦并快乐又充满艰辛的青春岁月。
其实，砖厂岁月不过一年，但留在记忆里的印记确是永恒的，更是让我们这些同学每忆心悸的一段艰苦岁月。有同学形容那段日子说“那是我一辈子经历的最脏、最累、最艰苦的日子。”
原因是，我们的“工头”愣把我们当做“苦力”使唤。极高强度的体力活从每天东方出现鱼肚白到落日余晖，和每周不少于2次的加班加点“连轴转”的大干，不少同学竟然会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杵着铁锨站着睡着，您会相信吗？绝无半点夸张！
那年，我们十六，七岁，小的十五岁。正在长身体的阶段，我们需要一定的营养补助，确要承受成人都难以完成的艰苦劳作，而我们的伙食基本就是，白菜、萝卜；萝卜、白菜。“近一年的砖厂生活，改变着人生，奠定着未来......”
这是同学孙邵东对这段生活的精辟总结。
还因为，那个时代要求我们：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当然，我们也要感谢这块土地。这里，使我们得到浴火重生般的历炼，带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一辈子也享用不完 ……
2 019年8月，我们来到阔别50年的老农场。
▼ 当年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小小青年，如今已两鬓斑白 ，虽说那段砖厂生活的记忆慢慢离我们远去，但走在废虚上还是百感交集：曾经的岁月犹如昨日的情景历历在目，耳边仿佛又听到了漫漫长夜里同伴们对命运的叹息……
▼ 每次听到“哐嘁哐嘁”的火车声时，我都不禁要抬头看看，不知道是不是家乡的火车经过，心里面总是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坐这车能回家……
▼ 我们亲手垒起来的3座小砖窑已经没了踪影，看到的只是长满了荒草的草地和大大小小的土坑，雨季来临时，坑内灌满泛着泥黄色的积水
▼ 再次走近曾经的食堂，忘不了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我们整日的白菜、萝卜、萝卜、白菜……
▼ 曾经住过的宿舍楼，楼梯摇摇欲坠
2019年8月，贵州云马同学再相聚，多才多艺的孙邵东同学为这次难得的相聚精心制作了影像资料。
出师未捷
身先死
关于那场意外，我有专门的描述。这里不再赘述。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然而，无论时光怎样轮回，我相信每一个六九届人，都不会忘记五十年前躺倒在那根电杆旁惨烈的场景。我的好同学、好战友、好兄长就这样倒在了血泊里，没留下一句话。那年，他刚刚17。
风华正茂的年龄，他生命的青春之花才刚刚绽放，即已飘落，实在令人扼腕叹息！“每个人的生命都会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只是如何活着、如何死去的细节各有不同。”海明威曾经无惧无畏坦然豁达地谈论死亡，谈论生命的结束。 然而，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对梁植英早殇于那场莫名和无谓，卒于那个非命和意外，仍感到异常地痛惜。他，太年轻了！
梁植英之殇，是我们云马六九届同学一生无法消弭的痛。
▼ 五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走进云马厂
走进云马厂这一天，是1970年10月10日。我们云马六九届一批人，一锅端全进了工厂。
打这天起，我们穿上一身崭新的工作服，成为了三线军工厂工人阶级队伍里的一员，那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 虽然当徒工每月只有十几块钱的工资，但一走进工厂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一生从此有了保障，这几乎是所有三线子弟的最大心愿。
▼ 走进工厂时那高兴的
心情溢于言表
我们工作的云马厂，算得上是贵州011航空基地最大的一个厂。人数最多时近7000。进厂后，正值文革高潮时期，生产、生活受到来自多方面冲击。
基地的生产也被政治运动所左右着，产品型号多是停留在第一代歼击机“歼-6”（前苏联米格-19）飞机的原型机和改进改型上，始终处在航空产品低水平的道路上徘徊。
当工人的我们自然不了解也无法知道这其中的内幕，埋头干活，争取做个好学徒工，能得到师傅的认可就是装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座右铭”。
在同学们记忆中，按型号顺序，我们干过歼-6Ⅲ 型飞机、歼-6原型机、歼-6甲型飞机和歼-7型飞机以及在歼-7基础上发展的歼击机教练机。
这一个轮回，就到了退休年龄。在和同学聊天时，有的同学讲“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干上更先进的飞机......”是啊！我们虽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在兄弟厂、所跨进三代、四代战斗机的研发态势下。我们贵州航空工业虽然有着更先进的设备，技术力量也不差，确一直处于落后兄弟厂、所技术竞争行列外，不能不说是种遗憾。当然，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和不甘！这其中，原因多多，一言难尽……
我生命中的“桃花源”
图中这个厂房是最初的钣金钳焊车间，后来改为工具生产车间，我刚刚进厂时，就在这个厂房里工作。
光阴似水，青春韶华，一晃离开云马半个世纪了。但闭上眼睛，我仍然记得车间里的原始布局。车间里工友师傅们在厂房里工作的场景会时常在脑海里浮现。
我十分怀念我的那个车间，和我的那些曾在一起工作的工友们。可以说，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处“桃花源”。
工友们，同事、同学们: 您们都好吧！我很想念您们啊！
一座小镇
与其说“云马”是一个工厂，不如说它是一座小镇。那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环境，在这个不建围墙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有中学和小学，后来还有了自己的技校，医院、粮店、储蓄所、球场、商店、俱乐部、浴室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们独立而自豪，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特区”。
可以说，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彼此之间都熟悉，是一个绝对单纯的环境，大家就在这个熟人的社会环境里生活成长。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三线厂子弟，厂里就是他们眼中的全部世界。
我们一起去小桥下的水沟里野浴，去离工厂不远的水库钓鱼，游泳。在山坡野地里吃野果、摘吃老乡的西红柿和树上的水果。实在闲着没事时，小伙伴们会聚在谁的家里围着铁炉子，一起交流做饭点煤火的能力。要知道，点煤火可是个技术活呦，我们小小的年纪很快学会了生火做饭的本领，蒸馒头和烙饼等“技术”活样样都会。我们还经常游逛在厂区各个建筑工地，虽说工厂属保密单位，可我们张张稚嫩的笑脸，就是这“特区”的通行证。看着建筑工人砌砖垒墙，我们也学会了打预制板，垒砌砖墙等一些水泥瓦匠活。
那是一种自由自在又十分狭义的生活，也是我一生值得怀念的日子。
▼ 这地方，山清水秀，离我家5分钟路程，是我学会游泳的地方
011第一设计所
第一设计所始建于1968年，位于云马厂四区，当时称“云马第一设计室”。1979年8月，改称“011第一设计所”，现在又名“中航工业贵州贵航飞机设计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承担基地飞机设计、改进、改型和处理生产过程中的设计问题，并发展成为研制新机的设计研究所。
011设计所是中国航空科研体系的飞机设计研究所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设计所是011发展的主力军，飞机型号研制的领头羊，风向标。其成长与发展对基地、对云马及各辅机厂的发展建设乃至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举足轻重！
这是一只有着500多人的设计队伍，成员多来自地处一、二线的老厂112，122，132的技术骨干和院校分配来所的大学生。其中多数人毕业于国内各大高等院校，包括早年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南京航空学院以及西北工业大学，还有清华大学等多所国内重点院校。
许多人员来三线前在老厂就曾经参加过歼-5、歼-6、歼-7、直-5、直-6、轰-5、轰-6以及自行设计的歼击机、民航机等机型的设计研究工作。
当年，这些年轻学子满怀青春的激情，怀揣“航空报国”梦想，从祖国四面八方千里迢迢汇集到了贵州，就地扎根。
几十年过去，他们把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大山，在011这块土地尽情挥洒热血和激情，贡献智慧和年华，留下难忘的脚步和青春的记忆。
▼ 设计所老所区
▼ 建所初期 技术人员
在露天工作的场景
▼ 设计所新所区
从1968年建所起，这支年轻优秀的设计队伍，先后参与了歼-6系列、歼-7系列机，以及歼击机教练机的研制与实践。为国防装备建设、为贵州航空工业发展、也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飞机设计人才队伍。
这其中，贵飞歼教7飞机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教练-9“山鹰”飞机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011发展史上，第一设计所在风雨中前行，有过艰难，有过辉煌。当然也留下许多遗憾、无奈与不甘......
“高级”教练机的研制
七十年代中期，我国空海军开始大批量换装歼-7飞机以取代原有的歼-6飞机，同时提出了研制M数2一级的同型教练机的需求。
当时，我国歼击机生产格局是：歼-8系列是沈阳厂所研发；强-5系列是320厂研发；歼-7系列是成都厂所研发。因此，在1979年2月北京企、事业领导干部会议上，011系统抓住当时几家兄弟单位忙于研制较高级别机种的这一机遇，大胆地提出承担研制“高级”教练机的光荣任务，并得到支持。
从1981年起，设计所在成功研制歼-7II战斗机基础上，并借助一架引进的米格-21原型教练机着手研制M2一级的“高级”教练机。
本着科学的态度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设计所广大科研人员在各级领导的精心组织、精心指挥和基地几万职工的大力协同下，克服人才短缺、资金不足等种种困难，用最快的速度，从正式投入试制到飞机设计定型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不能不说这是奇迹，它创造了我国航空史上的新纪录。
该机于1985年首飞成功，1987年设计定型。歼教-7装备部队后，作为二代战斗机飞行员的飞行训练机种，并在1989年获得中国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歼教-7的研制成功，标志着011基地的设计及工艺制造水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而揭开了在贵州高原研制高空、高速“高级”教练机的序幕。
时隔18年后，在2003年12月17日人类航空百年纪念日时，贵航再传捷报，又一款新型教练机实现首飞，JL-9“山鹰”教练机腾空问世。
“山鹰”是贵飞在歼教7基础上研制的又一款喷气式“高级”教练机，旨在满足二代和三代机初级阶段的训练需求。
相比歼教7，这款教练机的主翼、前机身、进气道和座舱都进行了重新设计；加装了双腹鳍，增加了航向稳定性；航电系统做了较大范围适应性改进、具备了三代机航电系统特征。
首先，飞机的起降性能明显改善，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更方便了飞行员的适应性操作。“山鹰”教练机于2007年正式定型，并交付使用。
从使用角度看，“山鹰”更注重经济性、可靠性、可维护性以及整体训练效果。作为一款教练机，可以作为我军二代战机和三代战机飞行训练的主力机型，其综合性能基本满足承担频繁的日常训练任务要求。
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一大批先进战机陆续装备空军和海军部队。特别是舰载歼击机的出现，对飞行员的训练保障提出了更高和更为苛刻的要求。
显而易见，这款由上世纪50年代技术的歼-7战斗机而来，只具备了部分三代机训练功能，整体技术处于发展中（二代机水平）的“高级”教练机，所提供的培训体验已经难以满足三代机为主，并向四代机过渡的战训需求。由此，对新一代教练机提出了更新更高的技术性能要求。
常言道，“机遇与挑战并存”。“山鹰”到底还能飞多久，让我们拭目以待。
艰难创业路
回顾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贵航集团经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出了一条从仿制到自行研制，从单一军品生产型企业到军民结合型企业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以飞机和航空发动机为龙头产品，集科研与生产于一体的大型航空工业基地。
千万三线建设者们不畏艰难险阻，用青春和热血献身国家事业的奋斗精神；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历史会永远铭记……
回首往事，在型号研制中，从建所开始计划研发歼-7原型机的“被强迫”下马开始，到歼教7型飞机上天，再到“山鹰”教练机的起飞，011一所走过了一段十分艰难和曲折的发展道路，其中有些事情鲜为人知。
起点目标生产歼-7：我们知道，歼-6飞机是我国在1960年代初引进的前苏联设计生产的第一代超音速米格-19（歼-6）战斗机。该机诞生于1950年代初，但很快就被它的后继机米格21（歼-7）取代。因此，1964年中央和第三机械工业部，确定把更先进的歼-7飞机的生产从沈阳112厂转到贵州011基地和成都132研发生产。
可以说，当初这个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在1960年代虽说歼-7这款战斗机在技战术上不算是最好的，但仍不失为先进的机种。按现在眼光看，基地当时研发生产歼-7飞机的起点是高的。
按此目标，贵州011基地从建设开始就制定了严谨有序的工作安排，一切目标为1968年实现飞机首飞做努力。在沈阳老厂包建新厂的原则指导下，在三线建设者们的不懈努力下，贵州新厂建设和歼-7飞机的生产准备工作进展顺利，进度也很快。
就在建设者们满怀信心，憧憬着歼-7飞机的起飞时。1967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党委被夺权，歼-7飞机生产准备的喜人景象和工厂的大好形势戛然而止。接下来，科技人员靠边站，或被打上“反动技术权威”，打不完的内战，开不完的批斗会。
与此同时，三线建设者们的生活水平也是急剧下降，粮油供养不是短缺，而是奇缺。
1969年至1970年间达9个多月时间，竟然没有一两油供应（通常每人每月供应食油3两）；粮食供应短缺，发霉的地瓜干，作为主粮每月每家定量配给；副食完全依靠当地老乡零散摆摊提供。
清楚记得，我和二弟要去10几千米外的丁琪地区赶场（赶集）购买小麦，回来后再把小麦磨成面粉。这基本就是当年三线建设者们普遍的生活场景。
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广大建设者和设计所的科研人员忍受疾苦，排除干扰，忍辱负重，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最终还是换来了喜人的景象。
1969年末，各主机厂已经具备了试生产的条件。其中：基本建设完成50%左右；机床设备安装达60%；工艺装备大部分交付完成。飞机的技术资料和图纸已经被技术人员掌握并消化，零件加工工艺文件已经编制或者复制完成。全机一万多项零件已有30%左右投入生产，有些已经完成。 并且，当时配备到三线的设备都是最先进的，有些属于行业内最好的。
一纸文件，歼-7下马：正当飞机生产准备工作接近完成时，一个具有重大转折的“事件”发生，时间指向1969年10月5日。
这一天，根据三机部1969年8月25日北京会议精神，下发了“（69）三生字448号”文件。文件决定：011基地立即停止歼-7飞机生产准备工作，改生产歼-7飞机为生产歼-6Ⅲ型飞机。（见011史地资料三 唐文斌“十年梦想 历程艰难”）
一纸文件，在011高层引发强烈反响，带着种种迷惑，时任云马厂总工程师、011基地飞机生产指挥部总工程师的唐文斌，提出了一系列疑问：“为什么要从高起点退回到低起点？为什么放弃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歼-7不干，而要上歼-6Ⅲ型飞机？把歼-7飞机由112厂转到三线生产是有战略意义的，现在停止试制生产符合战略方针吗？”他还说：“这一机型的改动实为倒退，对011系统造成灾难性影响......！”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一计划变更，不仅仅带来金钱与物质还有时间上的极大浪费，更给基地今后的型号研制道路带来种种负面影响，所造成的损失也是无法挽回的！
再后来了解到，这个决定出自吴法宪之口，吴当时是空军司令员兼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组长，他在北京南苑机场观看歼-6Ⅲ型飞机飞行表演时，信口开河地说：“好！歼-6Ⅲ型飞机可以包打天下”。
就这样，吴法宪的一句话竟成了一项“方针”。
由此把基地的型号研制带回到一个低水平的道路，就此徘徊了10年。低水平的重复带来的后果是：没有了技术上的积累；物质的极大浪费；还有人才流失和设计人员思路上的滞后。
我们知道，这十年里，沈阳所开展了歼—8系列机和后续机的研发。几乎与贵飞同时起步的成都所，则在歼7系列飞机做足了功课，并在此基础上成功发展了“枭龙”战斗机及其后续机。
显而易见，由此拉大了与兄弟厂所在设计理念上的距离以及新机研发的竞争能力。
唐文斌在他的“创业艰难百战多”一文里写道“011基地在同行业里的地位在下降，差距在拉大，这与基地地处三线有关，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在低水平的重复中转了10年，结果费力不讨好，吃亏的一点是，没有技术上的积累......”
三线调整
三线建设以应对战争威胁为决策背景，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国际形势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当初决定大搞三线建设的备战前提已被证明并不存在，这些布局在大山里的各个工厂，也因选址于交通不便的封闭山区而无法与同行竞争。当国家高层判断时局已处于和平年代时，三线建设便进入了重新规划和调整的新阶段。
我们知道，在沈飞老厂，飞机部装与总装各为两个车间，即：37和38车间，两车间厂房相距不到百米。
为了“分散、隐蔽”，三线贵州将这两个车间分成两个分厂：“云马”和“双阳”厂，两厂相距近10千米。云马生产的部装件，要由专用公路用专车转运到双阳厂进行飞机总装。
这种过分强调“隐蔽、分散”，割裂了合理的生产工艺流程；使协调生产、零部件转运困难重重。
而整个基地遍布在贵州省境内的3个市8个县中，延绵400多千米，方圆27000多平方千米的范围内。从镇宁的154厂到遵义的315厂相距300多千米，加上山区地形险峻，来往一次要耗时一整天。
另外，在过分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方针下，职工生活标准低下。
不难想象，在人的最低生活需求都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他生产的热情又能持续多久呢？这些矛盾和问题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过渡中，就更显突出。这正是：“等我们认识到必须满足人的生活需求才能使其保持工作热情时，除建工厂外，我们又花大力气来建社会：建学校、建商场、建医院、建公园、修马路，甚至火葬场。结果，我们还是违背了当年进山的初衷 ——远离城市，我们又建了一座城市。”这段话引至原二汽老总陈祖涛《“我们建设了一座城市”三线风云P23》。
这些突出表现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今天的三线大调整。也有人称其为，大转移......
大浪淘沙之下，一些企业合并了，一些企业转产了，一些企业停办了，一些企业则选择迁出大山。此时，三线人又不得不经历第二次移民。
▼ 曾经燃烧一代人激情的办公室 楼空人去，地面满是绿绿的苔藓
▼ 新的工厂职工宿舍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时代变迁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昔日三线建设那种铺天盖地、战天斗地的热潮已经过去。三线建设尘埃落定。对于共和国历史上这段历史，到底该如何评价? 对此，专家们有他们的说法。
有人指出:“错误的形势判断、错误的体制构架加上错误的区域布局，使得三线大规模投资的成本过高，大大延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也有社会学家称，“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这无疑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由于这是个集经济、国防、科技等交叉学科知识，又贯穿“文化大革命”特殊历史时期的战略产物。因此，对这一战略的见解众说纷纭，至今尚未形成定论。但无论哪种观点，我想，我们都是被历史推着走的。作为那个历史的参与者留给我们的是，一辈子的记忆！
2020年7月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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