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4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北京、天津、上海等代表团的170多名人大代表，就宝钢工程建设问题向冶金部提出4次质询。
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人大第一次对国务院组成成员的质询，人称“共和国质询第一案”。
此时，宝钢已正式动工1年零8个月。
1977年9月16日~10月14日，一个高规格的中国冶金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访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全面接触西方钢铁工业，所到之处，给代表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参观途中，大使派出的国产汽车抛锚了。代表们十分感慨：国产汽车面板用的是热轧板，既厚又重还会生锈，而日本用的是冷轧钢板，轻盈、美观……
吃饭时，代表们没见过易拉罐啤酒，不会用，纳闷“日本人怎么把马口铁轧制得像纸一样薄，还印上了五颜六色的图案？”
回国后，代表团提交了考察报告：认为中国钢铁工业落后日本20年，提出要奋起直追，在上海抢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钢铁厂。
1978年3月9日，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等5个单位联名报送了《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在上海宝山月浦地区建设年产600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
3月11日，国务院批示同意。
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做什么事情都不容易。
1978 年5月，100 多人的代表团去新日铁谈判，走了快 1 个月，音信全无，如断了线的风筝。
宝钢指挥部急了，有关方面解释， “我们与国外的联络靠信使带信，一个来回，要个把月时间。”
“能不能打个电话去新日铁问问，新日铁的技术人员在宝钢，不是天天夜里与日本通电话吗？”
可这个建议，却难倒了有 23个部委、5个省市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当时谁也不敢与国外直接通话，不敢拍板——“出了问题，谁负责任？”
于是，请示上海市委，请示邮电部，最后得到的一个答复是“你们可以试试，但要保密，只谈技术，不谈其它”。
就这样，1978 年 6 月 21 日，宝钢终于打出了第一个国际商务电话。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了新日钢的君津钢铁厂，当时他说：“就照这个样子，在中国建设一个钢厂。”
邓小平的这次参观，加快了宝钢的建设进度。
两个月后，1978年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告发布的同一天，万众瞩目的宝钢在上海打下了第一根钢桩。
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立项工程，是当时中国投资最多、规模最大并且成套引进国外设备的头号工程。
一声令下，10万建设大军从长江上游、松花江畔，奔赴东海之滨的滩涂上，展开热火朝天的大会战。
落后催人快跑，大家都太渴望迎头赶上了。
宝钢的技术引进谈判，从询价、报价直至签订合同，前后仅一年多时间，涉及 7 家 30 多家厂商、100 多个专业代表团。前后有 2100 多批、4500 多人来华商谈，引进谈判达 13000 多场次
最紧张的时候，同时开列了 108 张谈判桌。
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一年之后，宝钢陷入巨大的下马争议。
1980年春节前后，在宝钢的工地上，打下的钢管桩和浇灌的混凝土基础，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水平位移。
消息不胫而走，社会上议论四起：“宝钢地基松软，其建成之日，就是滑向长江之时。”
宝钢请来了李国豪教授和其他顾问专家，经过现场踏勘，认为“大面积土建位移属于正常情况”，“位移量并未超过上限”，并提出了桩基位移处理方案。
但是，投资高达300亿元的宝钢建设工程，还是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
真正让宝钢工程陷入困境的是投资——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它实在是太贵了！
当时，全国财政收入只有800亿元，外汇储备只有1亿美元。
财政部一位干部写了一篇署名文章《替宝钢算一笔账》，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有人说，“宝钢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的一个错误决定。”
“宝钢是个无底洞，会掏空中国的家底。”
从国外成套引进设备的方式也备受质疑。
“为什么要全部从日本进口设备，甚至包括不少国内可以生产的设备？”
“听说新日铁并没有给宝钢最先进的技术， 300 亿元是不是打了水漂？”
个别进口零部件不合格，已经通知日方，马上更换，但“宝钢进口一堆废铜烂铁”的传言不胫而走。
选址也成为一个问题。
“上海一无矿石，二无煤炭，地基松软……“
而在上海百姓中流传最多的说法是：宝钢离市区不过 20 公里，一刮风，高炉烟囱的黑烟废气一股脑儿刮到市区，日子还怎么过？
另一个争论焦点，集中在宝钢完全依靠进口铁矿石，供应是否安全，会不会被外国人卡住脖子？更何况当时的外汇严重短缺。
甚至一些冶金行业的不少老厂，对资金大量集中到宝钢，怨气不小，说是“宝钢大屁股挤得我们喘不过气”。
一些机关干部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也纷纷上书，历数建设宝钢的种种弊端，指出其不合国情，建议下马。
宝钢的命运岌岌可危。
1980年9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检查了因1977年特别是1978年经济建设上的高指标、新冒进所造成的一百几十亿元的财政赤字”，宝钢问题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
北京、天津、上海等代表团的170多名人大代表，就宝钢建设问题4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
代表们共提出60条意见，归纳为：为什么要上宝钢？厂址为什么选在上海软土层？宝钢会不会增加上海的环境污染？桩基位移会不会导致滑动？宝钢投资是不是无底洞？进口矿石有无保证？
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李非平、周传典等，一时间忙得焦头烂额，虽然诚恳地回答了质询，但是代表们并不满意。
1980年11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在全国省(市)长会议上，提出了宝钢工程是否停、缓建和下马的问题。
“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那么大的建设规模，那么快的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
不久，国务院正式通知上海：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指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
外商一听说宝钢要下马，为了自己不受损失，抓紧把近百亿的设备抢运到宝钢码头。如果下马，这100 多亿元就将打水漂，分给其它钢厂也不配套。
而两板退货, 废止合同，搞不好要吃大亏，对方有可能提出天价索赔。
18 位宝钢顾问委员会的高级专家一致认为：宝钢工程“不上大损失，续建不损失，越拖越损失”，反对宝钢工程“下马”。
1980年12月23日，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再次讨论宝钢工程调整问题，决定：宝钢二期工程停建；关于一期工程是否继续建设，采纳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的建议，组织专家论证。会议提出，宝钢工程建设“要调整、退够，要下好。”
1981年1月7日至31日，17个部委，上海有关委、局、院校，以及宝钢工程指挥部、宝钢顾问委员会的专家和教授200多人参加一期工程论证会。
会上意见分歧很大，谁也不听谁的，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形成三种意见：一、停建，将到岸设备分到其他钢厂；二、按原进度继续建设；三、缩小规模、延长工期、分段建设，再花25亿元投资，把已投入的103亿元的工程救活。
1981年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听取宝钢论证会的情况汇报，决定宝钢自备电厂继续建设。
宝钢的论战一直打到了邓小平面前。
面对纷争，邓小平断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邓小平还说：“国内对宝钢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
1981 年 8 月7日，宝钢一期工程复工。
1984年2月15日，初春阳光灿烂的上午，邓小平穿着一身豆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来到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宝山钢铁基地，视察宝钢建设工作，并挥毫写下了三行苍劲的行书：“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针对宝钢二期要不要上、何时上的问题，他果断指出：“这事要确定下来，今年就干，争取时间。”
1984年10月，宝钢开始了二期工程建设，全部工程于1991年建成，并于1998年收回全部投入。
由于宝钢，中国钢铁业追了二十年，我国钢铁业从此大踏步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如今，宝钢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之一，从自主创新到绿色经营，宝钢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之路。
回望改革开放40年，争议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大到工程项目，小到烫头发、穿牛仔裤。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争议？宝钢的成长历程，让人有所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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