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萧田
1963年6月17日，苏联飞行员瓦莲京娜在经历了71小时、200万公里的太空飞行后，终于打开飞船舱门，满脸笑容的端坐在“东方-6”号飞船舱内，享受着外界的欢唿。人们奔赴涌向她，很快，她的照片传遍全世界。
在”世界第一位女性宇航员”的光环下，大量的媒体报道使瓦莲京娜一下子成为当时女性在社会中取得辉煌成就的公认代表。但不为人知的是，她的成功仅是因为前一名因为意外怀孕才得到的这个替补机会。
几十年后，俄罗斯也有一位叫瓦莲京娜的女性。15岁那年就和老公瓦西尔耶维结婚，婚后就开始不停的生育，在一辈子中共计生育了69个孩子（成活67个），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生孩子最多的女人。
一个由于偶然机会走向事业巅峰，一个生了一个又一个沦为“生育机器”，身处不同时空的两位同名女性，最终却都因为怀孕问题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有怀孕，就有避孕。千百年来，女性与生育权的战斗也从未停止。《避孕药的诞生》一书中就写道：“男人和女人只要一直在造孩子，他们就一直在避免生孩子。”为了避孕，古埃及人尝试过鳄鱼粪、古希腊人尝试过打喷嚏、古波斯人尝试过跳跃运动……从古至今，各种“魔法”大显神通。直到现代避孕套的发明，才让人类真正的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的数量及时间。
但站在女性的视角上看，避孕套只是倾向于让男性掌控生育的数量及周期，女性真正的第一次把避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还是源自于71年前雷戈里·平克斯和约翰·罗森克兰兹一起合成的口服避孕药。
时代蜕变下的中国，无数的现代女性在不同的领域，挣脱传统观念与规则的枷锁，追求独立、自主和自由。
根据2021年阿里健康发布的《女性健康消费数据报告》显示，近8成避孕药由女性主动购买，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拥有身体主动权。
借着三八妇女节的到来，财经无忌试图从财经的角度来复盘这枚“小药片”在中国的发展境遇。
虽然避孕药起源于西方，但中国与避孕药同样有着不解的渊源。甚至，由于避孕药这一激素药物本身的研发门槛并不高，新中国成立不久后还曾主动研制过。
1967年，仅用了四年时间，上海仁济医院的肖碧莲所在的实验室就成功研制出了两款低剂量口服避孕药。2年后，经过协和医院专家们的改进，1969年初，又成功研制出了复方甲基炔诺酮，这也是中国首创的低剂量短效口服避孕药，还通过了国家科委在北京推广的资格。
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曾在游历了当时的北京后，在发给《时代》中的一篇文章中描写过这样的“盛况”——在北京，大约70%的生育年龄的妇女在避孕，三分之二的人在服用避孕药。在首都周围的农村，一百个成年妇女中有四十个在服用避孕药。
然而，不同于避孕药在西方加速女性个人角色的转变，中国的避孕药带有浓厚的抑制人口快速增长的色彩。在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出台后，避孕药的地位越来越低，宫内节育器也就是常说的“子宫环”成为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流。
数据验证了这一点，在北大人口研究院的一份调查中，避孕药的使用率从1990年5%一路降至2000年的2%，避孕药在中国人心中越来越不受欢迎。
政策改变了行业的生态。也正是在这一宏观的背景之下，避孕药在中国医药行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几被遗忘的市场。
据PDB数据统计，2016年我国避孕药零售市场为33.9亿元，比2015年增长3.8%。而到了2018年，据中康CMH数据显示，我国系统用药的激素类避孕药销售市场规模达仅剩25.8亿元，出现负增长。对比来看，这两年行业的“倒退”，恰逢我国全面开放二孩政策，由此掀起了一股“二孩潮”，很多夫妻纷纷开始预备第二胎，市场下滑在所难免。
而据业内人士预测，受2021年5月31日实行的“三孩政策”影响，未来5年里，中国避孕药市场的总体规模不会出现太大变化，合理预测范围在25亿至40亿区间。
除了市场的增长空间受限外，国内避孕药市场的构成多年来也是“死气沉沉”。
据财经无忌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涉及到避孕药的药企主要有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瑞医药（中国）有限公司、广州朗圣药业有限公司、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新华联制药厂、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等。
从当下市场占有率来看，拜耳医药、华润紫竹、浙江仙琚、广州朗圣长期占据80％的市场份额。其中，在整个避孕药市场又主要分为长效避孕药、短效避孕药、紧急避孕药三种，分别占据市场的4%，26.%，69.6%。所以，各家企业在避孕药的布局上也各有侧重。
短效口服避孕药中，拜耳“一家独大”，旗下“优思明”、“达英-35”、“欣妈富隆”分别占据女性不同层级的消费市场；在紧急避孕药中，以华润紫竹的“毓婷”和“金毓婷”、仙琚制药的左炔诺孕酮肠溶胶囊、吉瑞的保仕婷、广州朗圣的丹媚、人福药业的“艾无忧”为代表的国产药品占据主要市场；长效口服避孕药仅占极小部分销售额份额。
值得一提的是，聚焦到具体的公司层面，只有人福药业、仙琚制药、上海医药三家登陆资本市场，且避孕药业务都并非是主营业务。
从当下看去，中国在变，政策在变，女性的地位也在变，但为何避孕药的尴尬处境却似乎一直未曾改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我国女性人口共有6.8亿人，其中20-49岁女性人口占比约为49%。伴随着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不断加大，生育的成本和单身经济盛行。理论上来说，适龄女性人口数量众多意味着避孕药巨大的市场容量。
但问题也在于，避孕药为什么在中国始终不受欢迎？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可以从两方面回答。
第一，从整个避孕赛道上看，避孕药有个“劲敌”——避孕套。
过去的30年，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初婚、初育年龄明显推迟。根据统计数据显示，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从1990年的23.4岁提高到了2017年的26.8岁，不到30年的时间里，平均每一位女性的初育时间推迟了超过3岁。
而过去的30年也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快速上涨的30年。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相关统计，从2014年起中国女大学生的比例已超过男大学生，且数量增速连年高于男生。
从科学家、政治家、律师、医生、创业者、运动员…….女性群体在社会角色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凭什么避孕的负担全压在女性身上？”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男女平权时代已然到来。2020年七夕前后，京东大数据研究院基在发布的成人用品报告中就提到，“学历越高的人群，越在意伴侣的感受，也越懂得保护自己。”
这也意味着，避孕套不再仅仅是男性的专属，女性在避孕套的使用上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根据智研咨询发布的数据，中国避孕套销量从2016年开始一直在稳定增长，2016至2019年年复合增长率为6.5%，预计2020年避孕套销量将达到47.2亿个。
更为重要的是，避孕套行业这几年来不断发展，整个行业已从从成长期向成熟期过渡的阶段。由于技术的改进，避孕套的厚度已经大大降低。此外，避孕套生产商也开始意识到，同一种尺寸的避孕套不能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正是这些形形色色，不同形状、不同宽度和长度的避孕套，使避孕套市场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而作为避孕的两种主流手段之一，避孕套行业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避孕药的市场，后者在挤压中艰难生存。
第二，“是药三分毒”，一直是中国避孕药行业发展的艰难障碍。
科学的数据显示，常规避孕药的可靠性比避孕套高出了10~15倍，在国际上一直都是公认效果最好的方式。但这种“最佳选择”在东方语境里常常被误解。
在日本，高达80%的女性仍然选择了避孕套作为避孕手段，结果是日本的人流率高达8%，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近10倍。而在中国，这种观念影响更广。
拜耳-先灵药业有限公司女性健康产品组中国市场负责人费嘉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很多女性认为，避孕药是‘毒’，尽量不要吃，有人甚至认为，至少‘停药’一年后才能怀孕，否则体内的‘毒’排不干净。这都说明，我国女性在这方面接受了大量错误的信息。”
不过，原因不仅要归咎于文化因素的影响。如果我们将时针拨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我国就实行过避孕药免费发放的政策，中国女性与避孕药并不是毫无听闻，也不是避若虎狼。
问题其实出现在了避孕药的滥用上。
在媒体上，“三分钟，轻松解决你意外怀孕的烦恼。”的广告词随处可见，不少女性消费者也用实际行动支持了购买了其背后的产品——紧急避孕药，它也成了人们口中避孕药的代名词。但实际上，自从1967年4月，避孕药登上《TIME》杂志封面起，这一词语都是被习惯直接代指短效避孕药，除了中国。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短效、长效以及紧急，均是由雌、孕激素组成的合剂，只是雌、孕激素的类型和剂量不同。但按照对副作用排序，紧急>长效>短效。而经过几次迭代，短效口服避孕药已经向功能化、常态化和安全化的方向发展，但在商家的大肆渲染下，更多的女性却选择了对身体伤害最大的紧急避孕药，让整个中国避孕药行业“误入歧途”。
一个吊诡的现象就产发生了——在中国这个向来缺少性教育的国度里，避孕药的合理使用疏于引导，该推广的被妖魔化，不该滥用的被捧上天。中国消费者对于短效避孕药的认知和需求鸿沟，最终也让整个避孕药行业“止步不前”。
纵观近60年来，比起其它避孕措施，口服避孕药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妇女的首选。
避孕药也被认为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项重大发明之一”，是女性自主掌控生育权的斗争历程中留下的最宝贵成果。甚至，200名著名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避孕药给近代女性带来的影响堪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子弹、电脑和网络对20世纪的影响。
时间追溯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妇女节育运动先驱玛格丽特·桑格已经72岁高龄，决定最后放手一搏。她试图改进避孕方法，找到阿斯匹林那样服用简便的“神奇药片”，真正的将避孕的主动权从男人手上转移到女人手上。
在此之前，这位出生于纽约州科宁一户贫穷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家庭的女性，上半辈子一直致力于推动节孕事业，正是在她的推动下，避孕套才在天主教国家遍地开花，而她也一度是各国最被仇视的人之一。
这一次她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找到了提供资金支持的女富豪凯瑟琳·麦考米克、拮据而不得志的科学家格雷戈里·平克斯，以及敢于挑战教会的妇科医生约翰·罗森克兰兹。
在这四人共同的努力之下，1956年，平克斯和约翰·罗森克兰兹的研究配方——异炔诺酮-炔雌醇甲醚片(Enovid)，获得了FDA的批准，成为了第一批避孕药，掀起了继避孕套之后又一次避孕革命。
在避孕药发明以前，避孕套虽然也可以阻止女性怀孕，但是否使用避孕套的权利更多掌握在男性手上。所以，仍有女性依旧忍受着不断怀孕的结果。
而自从这一小小的药片大规模上市后，不仅切断了性爱与生育的必然联系，还改变了女性的地位、工作、收入、容貌、身材以及性观念，使女性可以自由掌控生育权。一经推出，便引发了社会震动。
一组来自2012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显示：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口服避孕药一度拉动女性工资增长了50%，越早服用避孕药的女性日后能获得越高的工资。到了1980~1990年，服用避孕药的女性比未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平均工资高出了8%。
不仅如此，女性彻底掌控了自己的身体生育的“阀门”后，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魅力。美国女性观念大开时期的代表人物玛丽莲梦露更是魅力四射，惹得全球男人痴迷陶醉。
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服用避孕药的数量远超世界上其他药品。截止目前，全世界每天超过1亿女性正在服用口服避孕药。西方国家的使用比例高达30%~50%，90%的瑞典女性一生中使用过口服避孕药，88.9%的德国年轻女性使用过口服避孕药。
不过，在中国口服避孕药的使用率还不足3%。
这背后不仅仅是中国人对短效避孕药的认知缺陷，同时也有着不少女性拥有“避孕羞耻”，将“避孕”这个话题藏在了角落里。女性避孕依托于男性来实现，自主避孕能力的缺失，也造成了很多意外生育问题的发生。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研究所的报告，中国每年实施约1300万例的人工流产，并伴随着人群的低龄化和高比例的重复人流手术特点。对消费者进行科学避孕的科普教育，帮助女性消费者自主掌控人生，避孕药的推广迫在眉睫。
真正的男女平等是：让男女双方一样，都有得选。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避孕药的诞生是女性历史上第一次打破性与生育的必然联系，让女性把握避孕的主动权，真正意义上地实现性别平权。
从恋爱由我到亲密由我，从生活由我到事业由我，如今的中国女性用户画像是独立的、勇敢的，她们正在逐渐摆脱男性凝视，转而展现女性独特的自我表达。而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有避孕药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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