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忠进奉银铤，银质，唐代文物，长32厘米，宽5.4厘米，重2055克，1970年河南省洛阳隋唐宫城北郊出土。
杨国忠进奉银铤
1970年春，在河南省洛阳市金谷园路以东、塘沽路以北的化学制药厂构筑地下管道时发现银铤一件，银饼一件。其中银铤为铸制，体呈长条形，上端呈弧形，下端两角近似为直角。正面錾刻“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背面上部錾刻“安边郡和市银壹铤伍拾两”，下部从右至左錾刻“专知官监太守宁远将军守左司御率府副率，充横野军营田等使赐紫金鱼袋郭子昂，天宝十二载十二月 日”。
杨国忠进奉银铤正面局部
杨国忠进奉银铤背面及其上的文字
杨国忠进奉银铤背面及其上的文字局部
由于银铤上所刻铭文涉及到唐代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这为我们了解和探讨唐代的社会和相应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特别是西安地区在1956年也发现了几枚相似的银铤，半个世纪以来，不少的前辈学者对于这批银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探讨，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杨国忠银铤，苏健先生已经在1981年第4期《文物》中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研究，本文在其和前辈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和西安地区出土的其他银铤进行进一步地研究，此不赘述。
目前国内发现的唐代银铤还有四个。1956年12月，陕西省西安市东北郊第一砖瓦厂工人在取土时，在距地表1米处发现了4件叠在一起的银铤。后来李问渠先生在1957年《文物参考资料》上公布了这四个银铤，并附上了黑白照片，但因当时条件所限，银铤照片与拓本均不清晰。后来霍宏伟、董清先生在2011年第2期《中国钱币》上又重新对此四枚银铤进行了拓制和介绍，并进行了相关地探讨。
1.长市尺9寸6分，宽2寸1分5厘，重市秤六十七两二钱，正面中间刻字一行“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臣杨国忠进”；背面字三行，第一行，“中散大夫持节信安郡军事检校信安郡太守上柱国尉迟严”，第二行，“信安郡专知山官丞议郎行录事参军智庭上”，第三行，“天宝十载正月 日税山银一铤五十两正”。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银铤一（选自霍宏伟、董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彭杲银铤考》，《中国钱币》2011年第2期。）
2.长市尺1尺1分，宽2寸2分5厘，重市秤六十七两七钱，正面刻字一行“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支度支事臣杨国忠进”；背面字三行，第一行，“宣城郡和市银一铤五十两”，第二行，“专知官大中大夫使持节宣城郡军事守宣城郡太守上柱国臣苗奉倩”，第三行，“天宝十载四月二十九日”。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银铤二（选自霍宏伟、董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彭杲银铤考》，《中国钱币》2011年第2期。）
3.长市尺7寸6分，宽2寸1分，重市秤六十二两四钱，正面中间刻字一行，“岭南采访使兼南海郡太守臣彭杲进”，右上角有“银五十两”。背面无字。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银铤三（选自霍宏伟、董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彭杲银铤考》，《中国钱币》2011年第2期。）
4.长市尺7寸4分，宽1寸7分5厘，重市秤六十五两，正面字迹模糊不清，仔细辨认，第一行为“郎（朗）宁郡都督府天宝二年贡银壹铤，重伍拾两，朝议郎权怀泽郡”，第二行“太守权判太守兼管诸军事上柱国何如璞专知官”，第三行“户曹参军陈如玉，陈光远，□□仙”。背面无字。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银铤四（选自霍宏伟、董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彭杲银铤考》，《中国钱币》2011年第2期。）
十分巧合的是这两个进奉和市银银铤地方都产银。《新唐书•食货志》四记有：“陕（治今河南陕县）、宣（治今安徽宣城县）、润（治今江山镇江）、饶（治今江西鄱阳县）、衢（治今浙江衢县）、信（治今江西上饶县）六州，银治五十八。”“宣”指的就是宣城县，看来宣城县的银非常丰富，还是当时主要的产银区。而河南博物院藏另一和市银铤中的安边郡，在当时并不是主要的产银区，所以并没有对其进行重点的记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得知其地也是一个产银区。首先，文献中对于安边郡有着十分丰富的铜矿有非常明显的记载。特别是飞狐县拥有大量的铜矿资源，此地曾是唐政府的一个重要铸钱基地。“元和七年宰臣李吉甫奏访问飞狐县三河沿铜矿约数十里，铜矿至多。”中国物产丰富，其银矿资源大多为伴生银矿。银铜共生，有铜矿的地方往往产银，这是十分常见的，也是被证实的。唐代也是如此，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六月禁岭北采银之诏也说：“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刘益在也认为灵丘县，“铜、银、锌的贮量相当可观。”其次，文献中明确记载，安边郡的特产为有银。《太平寰宇记》卷51，河东道十二蔚州有土产：“熊皮、豹尾、雕翎、金银。”最后，在我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2009年大同市三队第三普查小组就在灵丘县发现了3处面积较大的古代冶银遗址。根据两个进奉和市银的地方都产银。可以判断，和市制度作为中央调控各地经济的一种方法，其中涉及到地方要向中央缴纳一定的重物，而在银矿的产区则直接折成白银，命名为和市银。
以上银铤均为开元、天宝遗物。究其原因，应与唐玄宗、杨国忠本人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施行的制度，以及“安史之乱”的发生有很大关系。开元盛世以来，社会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唐玄宗一直沉溺于盛世之中，生活上日益奢靡，对于金银等贵重金属也越来越贪图。起初，王鉷非常了解帝意，想尽各种办法进行搜刮。《新唐书》卷134记载：“帝（玄宗）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泽之费日侈，而横与别赐不绝于时，重取于左右藏。故鉷迎帝旨，岁进钱巨亿万，储禁中，以为岁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鉷有富国术，宠遇益厚。”朝廷的仓库主要分为两个左藏和右藏。《资治通鉴》卷216记载：“右藏署令掌邦国宝货杂物，而天下赋调之正数钱物则皆归左藏也。”《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条云：“诸州庸调及折租等物，应送京者并贮左藏，其杂送物并贮右藏。”可知各解交送京的银铤都应藏在左藏中。
此后，杨国忠更是有过之而不及，千方百计地进行搜刮，以填充左藏。他通过改革赋税，要求将地方向中央进贡的各种重物都折为轻货。《新唐书》206记载：“天宝七载，擢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时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国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余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赍，内富京师。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可知杨国忠通过改革赋税的方法，将重物变造成轻货，以充左藏，左藏充盈。唐玄宗天宝八年和天宝十一年曾两次带领群臣参观“左藏”，这不仅是对在其治理下国家财富充足，国家强盛的夸耀，也使对于杨国忠的做法的认可和鼓励。在这种情况下，杨国忠更是变本加厉地进行搜刮，一些地方官员也投其所好，所以这段时期各地大量地进奉金银。正值国家富庶，仓库盈满的时候，“安史之乱”突然爆发，玄宗仓促避祸蜀地，左藏中的大量宝物被遗留下来。此后，左藏又被焚 ，其中大量财物，或流散民间，或被叛军掠走，或被埋入地下。
这些由各地进献的银铤，它不同于以往发现的各地直接进奉给皇帝的金银器。这些是银铤通过进献给杨国忠后，再进献给皇帝，这证实了史书上记载的，杨国忠不断通过改革赋税的方式来为玄宗敛财的事实。在这几枚银铤中，河南博物院所藏和市银铤最为有意思。银铤进献的时间是天宝十二载十二月，那时安禄山应经担任了河东道的节度使，掌管整个河东道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其中安边郡正是其统辖范围。而此时两人已经是面和心异，按照史书上所说，此时安禄山反心已起。但表面仍没有显露，各种事物照常运作，因此可以说此银铤不仅是杨国忠想尽各种办法为天子敛财的实物，也是安禄山在反叛前假装归顺朝廷，和杨国忠心不和面和的一个很好的见证。
黄林纳，女，古代史硕士研究生，现就职于河南博物院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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