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饱含着鲁迅先生对民族家国的热爱和“死而后已”的决心，从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魂。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社会阶级就按照“士农工商”的类别来划分，读书人因为能够入仕做官而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正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而到了宋代，依靠“黄袍加身”上位的赵匡胤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政策，使文人的地位上升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
赵匡胤
宋朝时期，程颐、程颢兄弟二人创立的宋明理学兴起，到了南宋时朱熹集为大成，故又称“程朱理学”。
理学重构和升华了儒家传统道学，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提升到了新的阶段，即“重义轻利”。强调通过自我道德约束达到理想化的完美的人，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出现了许多极具民族气节的诗词，如我们都熟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气势雄浑，铿锵有力，激奋人心。
而文天祥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的代表性人物，则不止因为他写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样的铿锵诗句，更是由于他一届书生却披挂上阵，真真正正置之生死于度外，实现了“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二十一岁考中状元。在宦海沉浮多年，未受重用。三十七岁辞官，散尽家财，招兵买马，自请抗元。被俘，忽必烈以高官厚禄相诱，不降，从容就义，谥号“忠烈”，终年四十七岁。
文天祥
“宁死不屈”似乎是古代文人所追求的最高气节。
燕王朱棣篡位后，诏明代大儒方孝儒拟即位诏书，方孝儒挥笔写下“燕贼篡位”，高喊“死即死耳，诏不可草。”凌迟，诛十族。一路为朱棣篡位出谋划策的姚广孝说：“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王艮，明朝时期人，科举考试中考得第一名，可在殿试时，因面貌不端，“状元”之名被建文帝赐给了胡广，王艮成了第二名。靖难之役，朱棣即将攻入南京城，胡广、王艮、谢缙三人相商，胡广高声陈词，决意以身殉国，誓死不降，王艮垂泪不语。朱棣进城，胡广“召至，叩头谢。”而王艮早已于家中饮鸩自杀。
跨过了历史洪流，我们对着史书点评，在感慨和奋勉之余，或许还会生出一些不同的想法，文人着实愚钝。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能活为什么不活，死了除了证明清白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可是，我们又确实需要这样的人，历史需要这样的人。如谭嗣同所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文人的气节是“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总说“文弱书生”“书呆子”，可是他们的根骨中有宁死不屈的气节，这就是中华民族历经千年延绵不绝之所在。
范伟在《南京！南京！》中饰演的唐先生在临死前对日本兵说：“我老婆又怀孕了。”只要中华民族的气节还在，中国人就是杀不完的，子又生子，孙又生孙，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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