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编撰于《黄慕兰自传》
编辑 丑故事团团
1955年6月5日半夜，屋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我从睡梦中惊醒，快步走到门前，打开一条细缝往外看——只见两名男子，手中举着工作证，是公安局的同志。
他们低声问我：“你是否有过四个名字，黄彰定、黄淑仪、黄慕兰、黄定慧？”
我点点头说：“不错，这四个都是我用过的名字；另外，我在龙华坐牢时，还用过一个工人刘阿秀的名字。”
“请你立即随我们去接受内部审查。”对方沉声说。
我早知会有这一天，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孩子们已安然入睡，我怕惊醒他们，把事先写好的一封信和两百块钱放在桌上。
公安局同志把信抽出检查过后，也不言语，仍按原样放归桌上。
将生活用品放入一小包内，我轻轻吻了正在酣睡中两个小儿女的前额，悄悄关上门，随来人登上小汽车而去了。
我从未想过，这一走，竟是整整八年。八年之后，等待我的，不是平反与团聚，而是又一次牢狱之灾。
两度入秦城监狱，十七年光阴一晃而过，再见天日时，周遭的一切都变了。
19岁，我就投身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
从北伐大革命、南昌起义、上海早期工人运动，再到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国共内战……
我一直是参与者、组织者、亲历者，地下党的老同志都喊我——“慕兰”。
1907年7月18日，我出生在革命老区湖南省浏阳县。
我的父亲黄颖初是当地有名的文人，与谭嗣同、唐才常一同在名儒欧阳中鹄门下受教。
辛亥革命以后，父亲任长沙岳麓书院主任教习，是黄兴、蔡锷等人的老师。
我是家中长女，父亲三十多岁才有了我，对我宠如掌上明珠。
虽然我出生于贫儒家庭，但双亲都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父亲连妈妈已经缠了的小脚都给解放了，我自然更不会受缠足之苦。
父母对我宠爱有加，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从不知忧愁。
我的父亲
我这个不缠小脚的女孩子，又爱唱歌，又爱读书。
三四岁时，我就能把新学的唐诗倒背如流，也爱跟着父亲练字，乡下姐妹们都觉得我很怪。
十一岁小学毕业这年，正逢南北两派军阀在湖南混战，湘军赵恒惕部赶走了北军张敬尧部。
张敬尧部下的士兵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们又恨又怕。听说张敬尧的溃兵要路过浏阳北逃时，家家户户扶老携幼逃到乡下去避难。
我曾祖母娘家有一周姓亲戚，住在南市对河的唐家洲，不在溃兵将要经过的大路上，妈妈就带我们全家人到周家去避难。
晚上，忽然听说有一些零星的张敬尧部溃兵可能会向这里流窜，我们只好跟着周家人连夜出走，躲在一个小山的后面。
妈妈奶水不足，怕三弟因饥饿啼哭，惊动溃兵寻声而来，我只好嚼了一点奶糕喂三弟。
亲眼目睹了军阀士兵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暴行，加之这天晚上紧张逃难的经历，我小小的心灵中萌发出一个念头：
将来长大后，定要坚决反对和铲除军阀恶势力，成为革命中的一份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的春天，我进入周南女校读书，所用的学名是父亲在我出生时取的名字，名彰定，字淑仪。
周南女校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其中如向警予、蔡畅等，都是中国妇女革命运动的先驱。
我有幸在这里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教育。
1990年，周南85周年校庆
五四运动爆发后，我和周南女校的同学们积极参加运动。
但因母亲生病，家中来电催促，只得依依难舍地告别了同学、师长。
没想到，这一离校门，就再没有回去。
为使父亲能安心地工作，我留在家里照顾生病的妈妈，辅导弟妹们的功课，同时还自修经史。父亲排定了我学习的功课表，规定单日读经，双日读史。
读完《列女传》，我对花木兰的事迹念念不忘。我时常一个人在家吟唱《木兰辞》，为她的孝友智勇所感动，钦佩。
我心中也隐隐向往着，有朝一日，自己能投身于革命运动，为国出力。
1923年，16岁的我遵循父母意愿，包办完婚。
婚礼当天，父亲特意包了一节车厢，为我预备了丰盛的嫁妆。
这表面上看来十分风光的婚礼，对我来说就像一个“牢笼”。
他是位娇生惯养、脾气很大的公子少爷，比我大四岁，大学还没有毕业，却已抽上了鸦片烟，他还经常随意打骂家里的丫环。
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生儿育女，将就着，过一辈子？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我的内心非常痛苦，整日郁郁寡欢。那颗想“逃离”的心，已经无法抑制。
一天，趁父亲前来探望，我偷偷地写了一张小字条塞给他，请他无论如何也要接我回家去。
1925年，父亲以母亲生病为由，叫舅舅接我回家。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那户人家。
终于逃出来了啊，我看到了希望，心中的那一团火，又开始燃烧。
在家中，我阅读了大量与革命有关的文章、传单、简报，还与父亲一起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学说和《总理遗嘱》。
这时，正好赶上北伐大革命的高潮到来，提倡妇女解放。
我以秋瑾为榜样，对家庭包办的封建婚姻奋起抗争，幸运的是父母开明，支持我走出家庭参加革命。
离开武昌的家中，我到汉口的英美烟草公司去支援女工们的罢工斗争。
1926年11月，我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决心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终生。
参加革命时，我剪掉了从小留到大的长辫子，并为自己改名“慕兰”。
1926年12月，国共两党在汉口的临时中央决定派我到苏联去学习。
妈妈听说后，很高兴，替我缝制了皮大衣，打点好了行李。
妇女协会的姐妹们虽然舍不得我离开，但也都为我感到高兴，还专门举行了茶话会欢送我。
但在上海候船时，董必武从武汉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委员瞿秋白打了一个电报：“因工作需要，说服黄慕兰放弃赴苏联学习，转回武汉。”
我不愿放弃这个学习的好机会，但瞿秋白夫妇再三婉言劝导，告诉我如果不是革命工作的迫切需要，组织上也不会轻易改变派我赴苏留学的决定。
最终，我选择服从组织的决定，返回武汉继续革命工作。
在汉口参加革命期间，杜韫章介绍我认识了时任汉口特别市党部的宣传部长宛希俨。
在北伐军还没有到达武汉之前，宛希俨跟时任中共驻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代表董必武一起工作。
此时，董必武是民国日报社社长，宛希俨是总编辑，我是副刊编辑。宛希俨任市党部宣传部长期间，我又担任了妇女部长。
我们经常追随在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左右，协助她们从事各项具体工作。
宛希俨
希俨很有才华，待人彬彬有礼，我们很聊得来。朝夕相处，我们两人从了解到相爱。
希俨鼓励我彻底摆脱包办婚姻的封建束缚，解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新的幸福生活。
我也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幸福，争取一次。
1927年，三八妇女节这天，我与希俨在武汉结了婚。
结婚当天没有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
同时，在《汉口民国日报》上登了一则启事：“宛希俨、我启事：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特此敬告诸亲友。”
对我而言，这样简单的启事，就是公开否定了过去的包办婚姻。
我与希俨是自由恋爱的，他是我的初恋，也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丈夫。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正式同共产党决裂。
而在前一天，希俨与我已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
7月14日晚，希俨和我登上了由武昌开往九江的轮船。
我们俩都化了装，希俨穿上了长衫马褂，像个绅士或商人，我梳了个巴巴头，装扮成一个家庭妇女。
同船而行的还有教导团的几个干部，还带了一些文件。
上船前，组织上特地关照过，在船上遇到熟人，互相都不准打招呼，装作不认识的陌生人样子。
在船上，我们曾发现有些人似乎对我们很注意。
希俨的警惕性很高，他对我说：“下船后，不要直接去南昌，我们到庐山去‘玩’吧。”
于是我设法秘密通知同行的人，让他们下船后不要和我们同行，赶快先去南昌报到。
船到九江后，南昌有人来接，我们悄悄地告知来人，恐怕有坏人在盯梢，要想法子甩掉他们，所以我俩就先上庐山去了。
我们在庐山云中天饭店住了几天，经过观察，没有发现可疑人物，就赶紧下山，奔赴南昌，按预先的约定去江西大旅社报到。
首先见到的就是陈潭秋同志，他将党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情况告诉了我们，不过没有讲具体的日期。
我在江西南昌做地下工作时的领导——陈潭秋
他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陈潭秋担任地下的江西省委书记，宛希俨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黄慕兰任中共江西省委秘书兼机要交通员。
从妇女部长到省委秘书，从轰轰烈烈的公开的群众运动到充满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就此，我的生活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南昌起义胜利后没几天，起义部队就根据中央的预定计划迅速撤离了南昌。
敌人封锁了四面的城门，在城内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大搜捕，看到行迹可疑的人就抓走。
南昌城
城里有对姓徐的老夫妇，开了一爿酱园店，子女都是我们的党团员，我们就把省委机关建立在这家酱园店内。
酱园店前面是店铺，中间是二老住的房屋，后面是放晒酱缸的院子，都是他们自己家的房子，像北京的小四合院一样。
陈潭秋和希俨分别化名为徐国栋、徐国梁，算是两老的侄儿，以堂兄弟相称，身份都是徐家的合股人，即“股东老板”。
陈潭秋留了小胡子，手里拿着个水烟筒，俨然像一个从乡下逃难来的小地主。
我已怀孕了，梳了个巴巴头，一身家庭妇女的打扮。
我的具体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与共青团江西省委保持经常的联系。
最早跟我联系的团省委书记叫“王麻子”，团省委秘书长是饶漱石，还有一位同志叫曹策。
我和他们约好在南昌的一个公园里每星期见一次面，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在见面时转递的。
凡是中央发来的文件，我们都要再重写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转发给团省委。
抄写秘密文件的方式方法，我就是在这时学会的。
用写小字的毛笔，蘸米汤水写在线装书的纸背面。
看文件的人用碘酒在上面一涂，淀粉和碘起化学作用，字迹就显露出来了。
米汤水不能太浓，太浓了写在反面就会在正面渗出痕迹来。
毛笔也不能太粗，太粗了写在背面也会在正面看得出来。
写好后再把书重新装订好，压平。
此外，还要看文件的长短和带文件的交通员打扮的身份，灵活决定如何写。
有一次要把文件送到上海去，我发现交通员的打扮比较“洋”气，便把密文改为写在《圣经》里。
《圣经》很厚，拆开后很难重新装订恢复原貌，只好用钢笔蘸米汤水写在字缝里，字就写得更细小了。
我经常晚上埋头在煤油灯下抄写文件，久而久之，变成了近视眼，但好在度数不深。
做交通工作的人，最要紧的是记忆力必须非常好，告诉你某人住在哪里，姓甚名谁，身材长相有什么特征，接头暗号是什么，都要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交通员还必须十分机警，随时随地都要注意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情况有异，就要设法灵活应变。
比如我去接头，出门和回来都要留心身前身后的情况，出去前先要张望一下外面有没有不三不四的人。
回来时先要在邻近的小店里买点东西，看看四周有没有跟踪盯梢的人。
去接头的地点，如果很近，就步行去，如果很远，就坐黄包车。
回来不能停在机关门口，要在距离稍远处下车，观察一下附近没有人注意或跟踪自己后，才能返回机关。
若有意外情况全靠自己临时随机应变。
有一次，我到一个指定的交通站去接头。这个交通站设在一个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弄堂口就可以看见交通站的窗户。
按原先的约定，窗口必须摆一盆花，如果窗口没有这盆花，就表示那里已出了问题。我是下午去的，天还没有黑，不但看见窗口没有盆花，而且房间里开着电灯。
我觉得不妙，不敢贸然闯进去，就到隔壁弄堂里去打听。
正好遇见在医院里的一位护士，是熟人。她一见面就对我说：“哎呀，昨天我们可吓死了，来了很多军警，把隔壁楼上一个人抓走了……”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与她闲扯了几句话，到公园里去兜了一圈，然后坐人力车回家，马上向陈潭秋同志报告。
部队转移后，我们留在南昌的地下江西省委工作非常紧张，也是非常危险的。但在大家的紧密配合下，工作一直开展地很顺利。
直到这个消息传来……
1928年1月，希俨接到中央的调令，立即到赣西南地区去兼任特委书记，领导当地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此时我已分娩，生下杰儿只有三天，不能随他一起走。
在南昌医院依依惜别之际，他低声嘱咐我：
“如果到那边工作开展顺利，到时候就会派人来接你和孩子一起去团聚；如果万一有不测，就通过你的父母再转告我的父母，把孩子接回黄梅老家去抚养，长大了好继续革命。我们是革命的伴侣，党叫做啥就做啥，千万保重。”
我低着头，默默流泪，把他所嘱咐的话都一一牢记心头。
没想到，这一别，我们就再也没能重聚……
七个月后，坏消息接踵而至。
先是陈潭秋夫妇奉中央之命，要调到上海的中央组织部工作；不久饶漱石又告诉我希俨已经壮烈牺牲的噩耗。
“潭秋同志隐瞒希俨已经牺牲的消息是不太对的……”饶漱石说。
我猛然间听到这样的话，简直惊呆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强忍悲伤回来问潭秋和虔直同志，他们这才对我说出实情：
1928年5月间，希俨率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不幸壮烈牺牲。
我虽然早就明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道理，并且也有思想准备，但事情突然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怎能承受？
他才刚满二十六岁，就这样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和刚出生的孩子。
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从此消失了，希俨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爱与帮助，时时在我的心头涌现。
这是我生平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在心底留下了永远难以平复的创伤。
但在此时地下工作的环境里，我不能公开为希俨设立灵位，也不能放声哀号痛哭。
只能一个人在深夜里小声啜泣，眼泪滴在杰儿身上，我看着他安然熟睡的面庞，愈加悲伤。这么小的孩子，就已永远失去了父亲。
1928年12月，我接到中央的调令，离开南昌去上海工作，临行前，我遵希俨遗嘱，请母亲将自己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希俨的老家。
母亲接到信后，带了二弟如约前来九江相见。此时我已经买好了由九江去上海的船票。
这天正值岁暮严寒，风雪交加，我们三代人相抱而泣，难舍难分。
在这一年中，我的乳水溶着泪水哺育着杰儿，年幼的孩子并不知道生父已为革命牺牲了，生母又服从组织安排即将离开自己走上征途。
此番一别，天各一方，我心中悲痛万分。但我也无比坚定相信，一定会等来革命胜利，母子重逢的那一天。
到上海后，我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此时，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同志。
在中央机关工作时，我还碰到了此前在武汉认识的贺昌。
贺昌
因产后多病，加上希俨牺牲后过于哀伤，我愈发憔悴。
贺昌见了我几次后，时常鼓励我摆脱消沉情绪，振作起来。
在这样的交往下，有一天，贺昌直率地问：“慕兰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俨同志一样，和你结为革命伴侣呢？”
我的回应是：“这事容我向组织上汇报请示后再来决定如何？”
于是，我将此事向恩来同志汇报了，恩来同志说：“很好，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
就这样，经过组织的批准，我们两人走到了一起，也没举行什么结婚仪式。
贺昌长身玉立，才华横溢，年仅21岁时便当选为中央委员，我们两人结婚得到了很多领导同志的祝福。
只有饶漱石知道此事后对我冷嘲热讽。
有一次他挖苦我说：“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作记录，又嫁给了中央委员贺昌，眼里哪还有我这样的小人物呢？”
我听了后，实在忍受不了，心想我黄慕兰就是不跟贺昌结婚，照样也能独立工作，难道我结婚是为了攀高枝吗？
我们争执了一番，不欢而散。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我坐人力车回家路上，还在独自生闷气。
越想越难过，下车时一不留神竟把小皮包忘在了人力车上。
皮包里虽然钱不多，但有一本会议记录簿。等到我想起时，人力车早已不见踪影。
我急忙沿着来路去追赶，却没有追到那辆人力车，心里真是又急又悔，难受极了。
我六神无主地从南京西路一直走到外滩，坐在黄浦江边的铁椅子上，不由得回想起许多往事。
东想西想的，更加勾起我对希俨的怀念，心里的苦闷和委屈越来越重。
最使我懊恼的是，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昏头昏脑地把记录本遗失在车上。
虽然我记的符号谁也看不懂，但是出了这么大的差错，肯定要受批评、受处分。就是领导能原谅我，自己也觉得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实在无颜面对领导和贺昌。
我突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满腹的苦闷，无处申说，干脆了此一生算了。
一闪念间，我纵身跳入了黄浦江中，只图一死了之。
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我身上穿了件薄薄的丝棉旗袍，在水里沉浮。
没多久，就被水上公安局的警察发现，把我搭救了上来，送到救济灾民的一个济良所暂时安置。
救我上岸的警察和济良所的人问我：“这么年轻轻的，为什么要跳江自杀？”
这时我已头脑清醒，明白自己绝不能吐露真情，以免连累组织和同志们，于是就编造了一段情节：
说自己因为失恋，心情苦闷，从南京到上海来找表哥，但他搬了家，没有找到，而所带的皮包却被小偷偷走了，身无分文，又人生地疏，连回南京的路费也没有，情急无奈之际，一时想不开而投江自杀。
他们又问我表哥在上海的地址，我说新的地址我不知道，如果知道我也不会去跳黄浦江了。
他们问我表哥的姓名，这时我已迫切地希望回到组织的怀抱里，就把平时联系的一个地下交通员张国华同志的化名，说成是我表哥的名字。
水上公安局和济良所的人都信以为真。
第二天，在《申报》的“本埠新闻”栏内，就登出了“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的报道。
恩来同志一看到这则报道，立即联想到昨天我没有回家，至今不知下落，而报道中所说的“表哥”姓名，又正是地下交通员张国华的化名，判断这个投江的“妙龄女郎”十有八九就是我。
年轻时的周恩来同志
又等了两天，我还是没有踪影，就越加断定这女郎就是我了，于是在报纸登出报道的第三天，恩来同志叫张国华以我“表哥”的身份，到济良所把我接了回来。
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听我汇报了这件事情前后经过的大体情况，就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恩来同志严肃亲切、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使我心中豁然开朗，永志不忘。
从此以后，在革命征程上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曲折，受到多么严重的挫折、打击或误解，我都再也没有萌生过轻生自杀的念头。
1929年春，上海的工人在酝酿罢工斗争。我主动请求组织同意，让我投身到工人运动的斗争第一线去。
组织研究后，就决定把我从浦西调到浦东，进了恒丰纱厂当学徒工。
有个叫刘阿秀的女工请病假回乡下去了，让去做她的替工。买通工头后，我以刘阿秀的名字冒名顶替进厂。
不久后，我在罢工运动中被捕，囚于龙华监狱一百天。
1990年，参加龙华难友座谈会后 摄于龙华烈士纪念地
在狱中，我配合中共第五届、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进行联络、组织斗争。而在这个时候，我已怀有身孕。
出狱后，我随贺昌一起调往香港。他是南方局的书记，军委负责人是聂荣臻，我仍然担任秘书兼机要交通员。
在南方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在医院生下第二个儿子贺平，而此时，贺昌已收到调任北方局的命令。
孩子生下来时很瘦小，我从狱中出来身体一直不好。
贺昌考虑再三，决定把贺平给接任南方局书记的卢彪认养做儿子，得知此事的我心中难忍不舍。
我的第一个儿子，被送回希俨的老家去抚养了，如今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却又给了人家。
但骨肉离别的苦，我只能默默藏在心里。
1930年，党内因“左”倾错误的影响，武装暴动失败，北方局多位领导如彭真、薄一波、陈复等先后被捕，贺昌因此被撤去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我刚开始新的工作，很忙，早出晚归，整天在外面奔走，偶尔回家吃一顿午饭。
贺昌自己在家烧饭，有时候我们只买点酱菜，喝点稀饭。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却觉得很愉快。
这段时间，他对我的格外体贴和照顾，我也没多想，只觉得很幸福。
直到中央批准了他去江西苏区的请求，临走前不久，他才向我说明真相……
与希俨的生离死别犹在眼前，我坚决不同意贺昌独自去苏区，要求跟着一起去。
我对贺昌说：“想当初，宛希俨去赣西南工作时，我因刚生下杰儿，没能跟着他去，结果他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这次，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就这样，我整整哭了三天，他也无法再勉强劝我，只好请吴德峰、戚元德夫妇做我的思想工作。
当时，我已被任命互济总会营救部长，多位同志被捕的危急情况提醒着我，儿女情长在此刻顾不得。
于是，我只能答应让贺昌一人先去苏区。
很多离别，我都无法阻止，就像命运给予我的一个又一个考验，我只能接住它们，咬着牙，继续往前走。
1931年，党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营救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而组织物色的替关向应辩护的律师，就是陈志皋。
关向应
陈志皋出生于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父亲是上海有名的开明法官，开释过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老会员，还救过上海黑帮头脑之一黄金荣。
陈志皋本人先后在上海震旦大学、上海法学院求学，毕业后挂牌做律师，非常“吃得开”。
同时，陈志皋还是进步团体“世界与中国社”的成员，并为工人充当义务辩护律师。
正是由于陈志皋的家庭背景、身份、以及他本人的思想倾向，非常适合开展营救工作。
组织上安排我以脱党的书香世家小姐身份，结识陈志皋，请他担任关向应的辩护律师。
我见到陈志皋后，告诉他自己是个脱离了共产党组织的人，丈夫是已经牺牲了的著名共产党人宛希俨，父亲是湖南知名人士黄颖初。
陈家全家福（1917，上海）
我称要营救的人是死去丈夫宛希俨的好朋友，同时是自己的姑表兄，来上海做小生意，却不知为何被当做共产党而被捕了。
我对陈志皋说：“早就听说陈老太爷、陈大律师都是很开明进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请千万费心帮忙，开释这个被冤枉了的无辜之人。”
陈志皋听罢，就接受了这个案子，并约定时间让我拜访他的父亲，争取获得陈老太爷的支持。
陈老太爷听说我父亲当年曾和谭嗣同一起整理过《仁学》，本就敬佩谭嗣同的他还未见面就对我产生了好感。
初次拜见后，老太爷说：“这位黄小姐书卷气很重，很秀气，谈吐举止很高雅，确实像个书香门庭出身的小姐。”
得到陈老太爷的肯定后，陈志皋就借着父亲的名义和关系开始去做疏通法官的工作。
陈老太爷甚至主动出面约审理关向应一案的法官赵韵逸一起吃饭。
吃饭时，陈老太爷称我是自己的干女儿，希望赵韵逸看在他的面子上，放了关向应。
解救关向应眼看就要成功，可就在这时，又出了一件大事。
1931年深秋，陈志皋约我在东华咖啡馆喝咖啡，正巧碰见他的好友曹炳生。
看见曹炳生走了进来，陈志皋就立即起身跟他打招呼，两个老同学嘻嘻哈哈地握手拍肩，十分亲热。
曹炳生在法租界的巡捕房当翻译。
陈志皋问：“小曹，最近巡捕房里有什么新闻吗？”
曹炳生小声地回答说：“有啊！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六十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是悬赏了十万块钱才抓获的，这赏金真高呀！”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他俩在一旁兴高采烈地说着话，我面不改色地用茶匙搅拌着杯里的咖啡，装作一副对这种事漠不关心的样子，不插问一句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接着曹炳生又说：“咳！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
我紧张地暗暗琢磨起来：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那是谁呢？
我把自己所知道的，敌人会悬赏十万元的，湖北籍的党中央领导人，一个个地排着队数过去……
究竟是谁呢？
忽然间，我想到了向忠发。
向忠发
他在武汉当码头工人时就很爱喝酒，是酒糟鼻子。他镶了满口金牙，有个手指被别人砍掉了一点，看起来好像只有九个手指头。
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共产国际在选拔干部时片面地强调工人成分，推荐向忠发。
他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党内习惯上仍称“总书记”）。
仔细一想，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我就肯定是向忠发了。
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得赶紧设法向党中央报告。我心里尽管急得要命，可是脸上还是不能露出声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回家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楼上的潘汉年同志，告诉他我有极其紧急的事要当面告诉他。
潘汉年
潘汉年说他也认为会是向忠发。
我又说：“听曹炳生的口气，向忠发坐了电椅子后吃不消，很可能已叛变，说不定今天晚上还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呢！”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是由康生负责的。
潘汉年离开我的住所在街上转了几圈，确认身后没有盯梢的“尾巴”后，就立即去找康生。
康生
康生听后又立即向实际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同志叫他马上通知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约定转移到都城饭店暂时避一避。
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家里，一般都是不藏文件的，有些紧急的、带在身边的文件，都马上烧掉，把纸灰丢进抽水马桶冲掉。
到晚上十一点钟左右，这些领导都穿着西装，扮成商界大老板的样子，大摇大摆地住进了法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一点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
果然，到夜里一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恩来家的门闯进去。
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一看没能抓到人。
特科工作人员向康生汇报了当晚情况后，党中央就确认向忠发是叛变了。
第二天，康生和潘汉年坐了小车来找我，说是恩来同志要召见我。
一进门，恩来同志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慕兰，慕兰，你真不错呀！听听你的汇报吧。”
他还说：“你跟潘汉年两人互相配合，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
自从得知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对在上海的所有地下组织都作了一次大的调整，很多原先使用过的地方都转移搬了家。
向忠发一事后不久，陈老太爷和陈志皋就将关向应保释出来了。
之后，我继续参与营救工作，包括营救任弼时夫人陈琮英、陈赓、廖承志等人。
我的这些工作，都离不开陈志皋的支持。
我与志皋同游杭州黄龙洞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我求爱。
而这时我还念念不忘，等着中央派人来接我去苏区与贺昌团聚。
我想拒绝陈志皋，便推脱说：“我跟你的家庭地位不般配，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不适宜做你的终身伴侣的。”
他为了表示对我忠贞的爱情，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的手巾上书写爱意。
我一时没了主意，不知该怎样回答他才好，只得说此事尚容我慎重考虑，以后再答复他。
我将此事向党组织汇报，刘伯垂和赵畹华反复思考商量后，极力玉成这桩特殊的婚姻：
“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陈志皋是中央给你指定的主要工作对象，如果现在为了个人婚姻，擅自放弃，离开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是无法向党组织交代的。你和陈志皋结合组成家庭后，将更加有利于掩护自己的身份，极有可能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绝对是合乎工作需要的。”
于是，一段特殊婚姻与特殊工作的联结就此建立。
1935年5月，我与陈志皋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1935年，我与陈志皋结婚典礼合影
证婚人之一的沈钧儒先生誊写了我的词作为结婚礼物：“挑灯夜写怀人句，灵犀一点飞还住。珍重万千声，珠阑印泪痕，海天遥望碧肠断。今宵月离绪，压眉低，莫将归路迷。”
书写这阙词的我，此时还不知，贺昌已在长征中牺牲。
关于贺昌的情况，我是后来才听到传达的：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跟项英、陈毅等同志一起，被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并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
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昌河遭敌伏击，他们被包围了七天七夜，粮尽弹绝，贺昌腿部负了伤，最后壮烈牺牲。
与陈志皋结婚后，我开始拥有更多的社会身份。我通过争取上海通易信托公司的调停复业，成功打入上海金融圈。
我们派人分头到苏州、南京等地的分公司去访问债权人和他们的律师，并请出了虞洽卿、杜月笙、王晓籁等做公司复业的担保人。
通易公司的复业，在上海金融界是一条破天荒的新闻，因为此前还没有哪一家金融公司能在破产后又复业的。
但对我而言，此举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打进金融界去一显身手，完全是服从党的工作的需要。
通易公司的复业，为我党开辟了一个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公开联络阵地，也开辟了一个做党内工作的秘密联系据点。
我们设立了一个为地下党和同志们保管文件文稿的档案库。同时，也为组织提供了一个支持地下工作开展活动和周转资金的重要金库。
1937年营救七君子的律师团
1937年11月，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上海，上海成为了“孤岛”。
第二年，组织上要我充分利用陈志皋夫人、通易信托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合法身份和已开辟的上层统战关系的有利阵地，继续在上海坚持工作。
1938年，阿英组织“风雨书屋”，负责出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领导的抗日救亡刊物《文献》，还刊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国统区中的重要舆论武器。
“风雨书屋”就隐藏在通易公司的二楼，除了存放文件文稿外，还为文化界人士约谈提供了方便。
通易公司的资金也为支前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保证。
1937到1939年间，我们与社会知名人士共同支持《每日译报》，为《鲁迅全集》出版提供无限透支的资助等。
在上海参与抗战救亡的这几年，我参加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上海分会”的工作。
淞沪会战爆发后，我还参与了上前线慰问，开办救护训练班，培训救护人员，组织运输支援抗日的物资等。
但通易公司的工作，仍让我背上了资本家或资本家太太的名号，这使得我后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麻烦。
然而，我只是希望，通过扩大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影响，运用金融界的这个阵地，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1942年，我前往重庆面谒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
我再次表达了自己想前往延安参加战斗，恩来同志说：“你几次要求到延安去，我们都未同意，难道只有调到延安去，才是革命工作吗？在白区工作，只有比在延安更艰苦和危险。”
从重庆回来后，我与陈志皋继续在白区工作。
1941，陈志皋与国际第一收容所同事摄于曲江
1942年底，异变陡生，我们两人一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囚禁在国民党监狱。
在狱中，我自己书写抗辩书：“我如反共，他年遗孤长城，将何颜相见？如以联共有罪，请处极刑，俾获从先夫于地下，虽死犹生。故三军可夺其帅也，而匹夫不可夺其志也……”
我与陈志皋一早串好口供，在特务面前坚不吐实，直至1945年保释出狱。
出狱后不久，日本就宣告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方面无条件投降了。
日本投降后，刘少文向我和陈志皋转达中央的指示，尽快返回上海恢复通易公司的业务，重点联系金融界和文化界，继续作为国统区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对外联络点。
回到上海后，我们立即重新开展工作，通易公司在这一阶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支持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郭沫若四人发起的为上海文化界募集医疗基金的义演义卖会。
抗日义卖画作 我作画，郭沫若题诗
还支持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及继续利用通易公司的保管库，义务地为鲁迅、茅盾、阿英等保管着大量珍贵文献等工作。
如火如荼的工作开展中，没想到就在1948年中秋之夜，发生了一件事。
我们的好友从南京突然打来电话说：“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和经济部以莫须有的罪名，已决定吊销通易公司的营业执照。”
飞来横祸，通易公司损失惨重，终至破产。陈志皋逢此巨变，心情懊丧。
建国后，我的党员身份迟迟未得到恢复，我们的生活陷入更艰难的境地。
1950年，陈志皋终于向我坦白，他和另一个女人的私情。对于这一点，我其实早已知晓，但心想要以大局为重，并没有说什么。
陈志皋已决意离沪赴港，他想通过海外创业的机会，支持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他再三劝说我同行，担心我将面临冤假错案，受到审查，但我坚持留在大陆，两人的二女一子，也都随我留下。
离别前，陈志皋承诺“决不离婚”，但这一别，也成了永远。
1988年，陈志皋在台北病逝，38年的时间里，我们再未见过一面。
1955年，我因受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入狱，二进秦城监狱。
历经17年的监禁生活，直至1980年，在邓颖超同志的帮助下，才顺利平反。
由秦城归来
文革时期，我绝食过，被人剃光头发，打断肋骨，又被反绑住双手拉到广场上，受众人批斗……
什么苦我都能熬，什么痛我都能忍，但他们说我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这我坚决不能接受。
1926年，我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决心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终生，几十年来，我忍辱负重，生死不渝，又如何能成了叛徒？
被关禁闭时，我在没有灯的小黑屋里，借着走廊的微弱亮光，用一根稻草秆子作笔，在墙上题词：“道义与责任，荣誉与良心。没有鬼，都是人。是真人，无贰心！”
我自认，这一生，问心无愧。
1980年5月8日，我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1982年到1992年间，还担任了两届的市政协委员。
1993年定居杭州后，我下定决心动手写自传，每天口述一盒录音带，再请人对录音带进行整理，耗时漫长。
这一生，从17岁起，我就站在了革命的风口浪尖上，几经沉浮，始终没有将我击垮。
我经历过四段婚姻，生过6个孩子，其中前面2个儿子，送给亲友后，20多年才母子相认。
与家人的合照
我体会过生离死别，也经历过战火纷飞，但从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让我害怕。
曾不少人问我长寿的秘诀，我只答：
“好在我生性好强，对中央的信赖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从不消极颓丧，处逆境而能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所以这点个人情感生活方面的波折是压不垮我的。
这是我一生的长处，也是我得以健康长寿的唯一保健妙诀。”
家族里，我们这一辈中，我是第一个看着外婆开始写自传的孩子，看着她一遍又一遍，一篇又一篇地从湖北的大冶，写到北京、上海，直到杭州。
1975年，外婆从秦城监狱出来，根据当时“不能留首都，不能去大城市和边疆”的规定，母亲将她从北京接到湖北。
那是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晚上，大风一次又一次将油布伞吹得翻顶。
外婆牵着浑身湿淋淋的我，在大冶的县城边缘，一步一步踩着铁轨的枕木向我们在地质队的家中走去。第二天她就拿起了笔。
那是一个没有桌子的家，能坐的除了床之外，就是两张竹椅和两个小木板凳，后者我和妹妹各一个，竹椅则一张为母亲常用，还有一张是为每年来探亲一次的父亲而备。
外婆最初的写作就是坐在小木板凳上，将竹椅为桌开始的。
虽然刚刚上学，但“敬爱的毛主席”几个大字我还是完全认识的。
我知道她在写信，总是厚厚长长的，一本又一本双线报告纸，从红红的双线，白白的空行，到写满全页、全本的蓝色圆珠笔字。
多年后，我才知道，她是在写申诉材料。
厚厚的材料中记载着她自1926年19岁起，跟随中国共产党革命，一生的工作经历，一生的追求和希望。
或许是由于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的缘故，有一次外婆带着我径直闯去了湖北省黄石市委组织部。
记得那天早晨我们五点钟就起了床，火车、汽车……换了三次车后才到了黄石。
两个干部模样的男人，在他们的办公室中，同外婆高声争执着什么，令我一直担心他们会打起来。
那几个小时中，他们谈的话我几乎什么都不懂，而盘旋在我脑海中的就一件事：“如果他们打我的外婆，我就咬他们的手。”
外婆是幸运的。她秉承了她自己祖父的豁达，父亲的智慧，还有母亲的善良。
她天资聪颖，记忆力超人，直到中年都是被公认的“大美女”。她一生波折重重，却总有伯乐知音相助，每每化险为夷。
外婆19岁起就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在风口浪尖上亲身经历了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经历了共产党的成长、波折和发展。
外婆也是不幸的。她最大的不幸，是一生婚姻波折重重。
她是个美丽贤淑的大家闺秀，她的父亲是一位非常开明的知识分子。
正因为如此，他对孩子们的教育也从不墨守成规、刻从教条。因此造就了自己女儿的性格既知书达理，又热情活泼，却完全没有名门小姐的傲气。
自从外婆献身革命后，她的个人生活也从此成为革命的一部分。
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她放弃了去苏联深造的机会而完婚，又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她一次又一次的别子别夫，含泪上路在洪流中独自顽强地奋斗。
更是因为工作需要，她毫无怨言地听从组织部署，将丈夫的家业、财产和社会关系都利用上了支持共产党的事业。
几十年中，她之所以能作出如此大牺牲，是由于她不愿辜负敬重的董必武、瞿秋白、周恩来——她的老上级们的信任。
她不能忘记至亲至爱的谊兼师友的革命伴侣宛希俨、贺昌的教诲；更因为她自己的一颗赤赤诚诚、坦坦荡荡、无私的心。
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与她共同生活过十多年的外孙女，我敢说，她一定有过憧憬，有过期盼，有过委屈，也有过孤独。
但是，当年，革命信心和激情抑制了她的个人愿望。
后来，岁月磨平了她记忆中的褶皱。
再后来，她最大的快乐，就是常常扳着手指算“今年家中有多少好事”，而这些“好事”，大多是儿孙们的成功或晚辈们哪怕是一点小小的长进。
外婆是宽容的。不知是几十年特殊生活经历造就了她的性格，还是天性如此。
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55年她第一次被关进秦城监狱隔离审查，近三十年中，顺时遭人妒忌、陷害；逆时被人落井下石，这些往事，她只字未谈。
我曾亲眼目睹，有些文艺界名人在她平反前后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书中她都没有责怪，一概采取只写别人好处和贡献的态度。
家中亲人之间，由于政治压力而产生的种种分离和隔阂，更是被她一一化解，最后达于和谐。
她常说“家和万事兴”，这个家，既是我们这个小家，更是大家，国家。
外婆的坚强是超人的。
她一生坐牢四次，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各两次，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秦城监狱前后两次一共十七年的监禁生活。
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她追随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信心，也丝毫没有改变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一次生离死别就足以将一个人的意志力摧垮，她经历了九次打击，仅用了九个“伤痕”来形容，这每一次打击再站起来的过程，是何等的艰难。
这每一个伤痕，带来的痛楚，是何等的巨大，都被她轻描淡写几笔带过了。
她丰富多彩的人生，不仅是我们——她第三、第四代的儿孙辈的财富，更是一面珍贵的镜子。
它反映了上个世纪中国社会风云变幻和中共革命历程的一个侧面，它还是未来中国一代又一代后来者选择人生道路时的参照。
一位杰出的中国妇女，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投身进了中国革命的洪流，成为这一代妇女先驱中重要的一员。
她是被大家敬重的共产党的女儿，是我深爱的外婆。
陈弘欣
于澳大利亚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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