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花点儿小钱寻个开心，还是单纯看着舞池里的人来人往，在那一刻，他不会恐惧死亡，也不用担心生病的女儿和垂垂老去的老伴儿。
9 月 28 日，成都东门二环路边一栋老商用楼上。伴着嘈杂的音乐声和暗粉色的灯光，赵劳久进了舞厅。封闭的空间里，混杂着烟味、汗味和若有若无的脂粉味——这是赵劳久熟悉的味道。
越来越多的男人走进舞厅。来的多是熟客，从楼西面的入口花 10 块钱买一张票，顺着昏暗的楼道，沿着长时间没有用水拖过的楼梯上到二楼，交了门票 ，就得以进入舞池。
舞厅分为亮舞池和暗舞池。站成一圈的舞女们将两个舞池人为分割开来，她们大多画着浓妆，衣着清凉，有三四十岁的“熟妇”，亦有二十出头的“幺妹儿”。她们像是市场上待售的白菜，被前来挑选的男人们上下打量着。看中哪个，后者就直接走上前去带走——去亮舞池或是暗舞池。通常来说，光线越暗的地方，往往越热闹。
一支舞毕，从暗舞池出来，赵劳久拿出自己带的保温杯，喝了两口枸杞茶，坐在一旁的茶水区休息。他 80 岁了，枯瘦的身上架着件宽松的格子西装，高腰裤一直提到肚脐，腿脚也不利索，走起路来身体微微前倾。像他这种老人是最不受舞女待见的，“一身老人味儿”。
9 月 29 日，赵劳久去菜市场买菜 图片：作者
赵劳久似乎也习惯了人家不待见，像茶馆里那些孤零零的老人那样，除去跳舞的时间，他都是一个人坐着，两眼放空。通常，他会赶舞厅的下午场，偶尔来晚了，呆上一两个小时就得赶着回去买菜做饭。
从 2012 年第一次被朋友带到舞厅后，他就喜欢上了这里。
八年了，赵劳久去舞厅并不是为了跳舞的，他也从来没有真正跳过舞。
至于他常去跳的舞，在成都有一个特殊的名字——砂舞。
关于“砂”的解释，坊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一些工厂垮了，部分女工当起了舞女，而最早做这行的舞女据传是在砂轮厂上班的。另一种说法则是，所谓“砂”，在本地方言里的意思是“摩擦”，由曾经的“贴面舞”变种而来。
根据公开资料，在成都，砂舞已经有三十多年历史。成都作家周成林将其描述为一种本地的市民文化，像是“坐在街头茶馆喝一杯五元的茶，顺带吃点过路小贩叫卖的豆花凉面之类小食，或是坐上街边矮凳，撸它几十上百根重辣重油的串串”般接地气。
上世纪 80 年代起，成都开始出现大量的商业舞厅，在舞池里聊得投机的男女就可以一起跳几曲交谊舞，甚至是贴面舞。彼时的舞厅更多承载的是异性社交的功能，并没有什么金钱上的往来。而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成都开始出现由防空洞改建或开设在大楼地下室的“洞洞舞厅”，并逐渐演变出了有偿陪舞，砂舞的市场模式开始形成。
由于砂舞舞厅大多灯光灰暗，有的暗舞池甚至是全黑，因此在黑暗中紧紧相拥的男女之间会存在一些隐秘的性交易。四川聚贤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燕群 2012 年接受《法治周末》采访时称，除少数在砂舞厅里直接进行性交易行为以外，仅仅是“身体摩擦”与“抚摸”的砂舞，处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难以界定。
进入 21 世纪，随着政府整治、城市改建以及非典疫情等因素，成都的洞洞舞厅纷纷倒闭。
但舞厅这一模式被延续了下来，经历了短时间低迷后，砂舞再次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在这个城市的角落中。这种模式甚至走出成都，出现在上海、浙江、江苏、重庆、云南等地。在叫法上，各地有所不同，比如在云南，它被叫做“摸摸舞”；在成都，则被叫成“莎莎舞”。
至于舞厅，用一位舞女的话形容，更像是个交易市场。
在这个市场中，按照性别划分成了买方和卖方，自由交易——作为消费者的男性在其中消遣、放松并收获着生理上的愉悦；女性则用自己的时间和身体来赚得金钱。作为场地方的舞厅，一视同仁地收取每人十块钱的门票费，并专门设置了女性更衣室。舞厅内则是按曲收费，以成都舞厅为例，一曲 10 元，有的舞女也会收 20 元一曲，一曲大概三分钟。即使是坐着和舞女聊天，也要按照相应的时间收费。
72 岁那年，赵劳久第一次去了砂舞厅，他还记得当时去的舞厅名叫东侨茜亚，带他去的两个朋友，把他包装成了一个有钱老板，“跳舞加上请舞女吃饭的钱，大概花了 500 块。”
舞厅为赵劳久触发了新世界的入口，他相信自己可以永不疲倦。
可终究年龄不饶人，刚接触砂舞的头几年，赵劳久每周至少去两次。到现在，顶多一周一次，每次花 100 块钱左右跳半个小时。他不像年轻人那样会用智能手机，会用微信付款。每次跳舞前，总得找地方换上一把十块二十块的零钱。
几次出入砂舞厅后，周成林将其描述为“省城中宏大现世的缩影”。
舞厅里，“有六、七旬甚至八旬老翁，有二十来岁或不到二十的各色“青勾子”（小年轻）；有开车来的普通生意人或公司白领，有骑电瓶车来手拎保温杯戴着珠串烟不离口的中年男；有腰间挂一串钥匙东张西望从来不跳的中年驼背侏儒，有孕妇一样挺着大肚 T 恤撩到胸乳照跳不误的猪头男。”
砂舞厅里的味道，是赵劳久活了大半辈子都没闻到过的。
赵劳久打小就聪明，脑子好用，1960 年考上四川大学。才上了一年学，就因为用假饭菜票，被勒令退学。赵劳久出身农村，在当时的户籍制度下，他除了回农村老家以外，完全无法在城市立足。
和家里关系不好，在农村又呆不住，没多久，赵劳久再次回到成都，流浪了几年。为了生存，他甚至跟人搭伙“偷钱或者偷东西卖，就这么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1964 年，因为偷东西被逮了个正着，赵劳久被送进劳教队，在劳教队修了七年公路、铁路。
“当时劳教最多三年，三年满了农村的还是要回老家。”赵劳久不愿意回去，觉得修路好歹是个正式工作，一个月还有 20 多块钱收入。1972 年从劳教队出来后，他又在成都流浪了一年。“当时我二叔跟我说，你还是得收手了，盐是那么咸，醋也是那么酸。我就认命回了农村，在生产队劳动了几年，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
那一年，赵劳久已经 37 岁了。没能在二十多岁精力最旺盛的青壮年时期结婚，他总觉得有些遗憾。
老婆小他近十岁，是附近山区的姑娘，没上过几年学，也不认识多少字。用赵劳久的话说，他和老婆“感情挺好，但没什么精神上的交流”。结婚前后那些年，赵劳久在老家学校代了几年课教化学，1979 年拿到教师编制。可他总安分不下来，50 多岁时，迷上了赌博。有几次学校考试，本该监考的赵劳久跑到了台球厅赌钱。最后，还因为赌钱被公安抓了现行。
因为身体不好，赵劳久提前办了病退。在遂宁住院期间，他上午输完液，下午就到城里溜达，看到有人办了营业执照在街上摆摊教魔术，5 元一套。他觉得这个新鲜，当天就花 30 块钱学了 6 套魔术——这相当于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自1992年开始，赵劳久在成都九眼桥摆起了地摊变魔术，顺带卖自己加工的魔术牌，妻子则做起了服装生意。
9 月 29 日，赵劳久展示自己的魔术技法 图片：作者
一家人移居到成都，还在城东边买了房，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
但对赵劳久来说，这样的日子总有些寡淡。他和老婆睡眠状况都不好，为了避免互相影响，即便住在同一个房间，两人都是分床睡。终于有一天，舞厅为赵劳久“找到了年轻时缺失的东西”。
“一进舞厅，那感觉，就是做梦都想不到的感觉。”赵劳久承认，舞厅对他来说，其实就是性的吸引。
彼时的赵劳久已经 72 岁了。按照对地下性产业的广义理解，他和舞女的关系看似是舞伴，实则是小姐和嫖客。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在“一席”的演讲中，曾提到过嫖客老年化。她透露，自己 2010 年在天津，跟一些站街的小姐聊过，发现“真的有大爷是拄着拐杖来的，找小姐”。而这里的“嫖”，不一定是赤裸裸的性，有时候可能是一种安慰，或者只是找人聊聊天，有些肌肤接触。
但老人显然是这个充斥着荷尔蒙的空间里不受欢迎的。
“我们经常担心他们抱着抱着突然倒下起不来了。” 9 月 26 日，在舞厅附近的一家火锅店里，舞女任曼慢悠悠地说。
自称是 90 后的任曼个子不高，穿着短裙，素颜。摘下口罩，看起来比同龄人成熟不少。
任曼现在单身，来自西北，之前在老家做服装生意赔了本，欠了朋友几万块钱。疫情期间老家工作不好找，她决定出来碰碰运气。到了成都，找工作同样不顺利，一个在舞厅当舞女的朋友建议她，先到舞厅挣点儿钱。
任曼同意了。就这样，她每天上午找工作，下午坐公交到舞厅挣钱，等到凌晨一点散场，再骑车回到住处。
作为舞厅新人的任曼看起来不那么受欢迎。9 月 26 日吃完晚饭，在朋友家休息一会儿后，晚上十点，任曼重新出现在舞厅。眼看身边的舞女陆续被带走，任曼还没开张。她有点儿急了，主动走到茶座和舞池边推销自己，但依然没做成几单生意。
整个晚上，任曼都在舞厅里走来走去自我推销，但显然，客人们更愿意等那些尚在舞池里和其他客人跳舞的心仪目标。
临近散场，任曼有些沮丧地坐在一边。这一天下来，她就挣了几十块钱。
在这里，生意好的舞女每天能有上千元收入，而像任曼这种收入差的舞女一天甚至赚不到 100 块钱。云南人思思自称之前是做房地产销售的，离过婚，孩子跟了前夫。之前到成都旅游时，她出于好奇，进舞厅“耍过一次”，一晚上挣了一千多。疫情期间，思思丢了工作，索性当起了舞女。如今她每天下午加整个晚上都泡在舞厅，一天下来至少能挣五六百块 。思思挺满意，这比她以前上班收入高不少，时间还自由，更何况，“在成都没人认识我”。
“挣钱”，几乎是走访中所有人提到自己当舞女的原因。进舞厅之前，她们中有人做生意赔了钱，有人在疫情期间丢了工作，也有人表示就是来“吃青春饭的”，准备趁年轻多赚点钱买房。赵劳久也发现，“不少舞女都是挣钱供老公，有些人舞跳完了，骑着摩托车就回去了，有的是老公来接。”
这和黄盈盈等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得出的结论类似。 在“一席”的演讲中，黄盈盈说，从 1999 年开始，她们从这些女性中得到了非常多的想法，其中包括，“多赚点钱以后做生意”“这就是我的命”“好耍”等。一位在摸摸舞厅当舞女的女性表示，”刮风下雨也要去“，因为她的老公当时正在住院，家里有两个孩子要养活，她没什么其他技能，只能靠这个。
“说‘刮风下雨也要去’的是一个大姐，那是在 2010 年，正好大扫黄。我们当时想，扫黄这么厉害，你们都不要命的吗？”黄盈盈在演讲中提到。
2011 年，成都公安机关启动了为期三个月的扫黄禁赌和场所禁毒专项行动。其中就包括“集中整治歌舞、按摩、洗浴场所等涉黄涉赌的‘五小门店’”。处在灰色地带并存在安全隐患的砂舞厅，显然属于被整治对象。2013 年，在人民网写给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的留言板上，也有市民举报，希望砂舞厅乱象得以整治。
四川本地媒体《华西都市报》更是从 1995 年创刊起就开始曝光”洞洞舞厅“。在 2003 年的一则报道中，该报提到，“是的，那些藏污纳垢的‘洞洞舞厅’早该关门了。割去毒瘤，我们的城市将会更清爽。”
据成都市警方 2014 年 8 月通报，在成都市公安局开展的对舞厅违法活动整治检查中，挡获了个别涉嫌违法人员，公安机关依据《四川省查处卖淫嫖娼活动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对存在跳舞陪侍情况的“天香雪歌舞厅”、“馨浪歌舞厅”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予以停业整顿。
2015 年在推进“平安成都”建设中，成都警方对成华区新恋曲舞厅、青羊区兰馨舞厅、锦江区锦城歌舞厅、金牛区心动舞厅（原天涯舞厅）、武侯区前卫舞厅进行了查处，共挡获违法人员 72 人，审查后对上述五家舞厅分别予以停业整顿。
在 2017 年开展的“扫黄打非”运动中，砂舞舞厅也是重点打击对象。
经过数次举报和整治，赵劳久常去的几家舞厅已经关了门——砂舞厅也不再是一个可以随便“乱来”的地方，舞池中有穿着制服的保安在其中巡逻监督。舞厅也在各个显眼的位置特别注明了禁止有偿陪侍、禁止黄赌毒，“文明跳舞”等字样。砂舞舞厅也按照接触尺度不同而被不成文地分为了素舞厅和荤舞厅。有的舞厅由于太亮，甚至被人称为“照相馆”。
尽管尺度不比当年，但赵劳久还是养成了去舞厅的习惯。更何况，“尺度”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这些年，他看得到自己身体功能的退化，欲望的消减，他甚至开始对死亡有了恐惧，随之而来的是持续不断的焦虑。
焦虑来自于两点，一是身体越来越差，导致他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每月只能拿到 4000 多的退休金；二是担心精神有问题的二女儿。“我担心我哪天突然闭眼走了的话，她会怎么办。我家属这几年也得了脑淤血，现在耳朵背了，眼睛也不太看得见了。我们两个在家很少说话，特别寂寞。现在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乐趣，俗一点就是在等死了。”
即便腿脚不便，住在成都东三环外的赵劳久还是会每周找出一个下午，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转两趟公交，到舞厅坐一下午。不管是花点儿小钱寻个开心，还是单纯看着舞池里的人来人往，在那一刻，他不会恐惧死亡，也不用担心生病的女儿和垂垂老去的老伴儿。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赵劳久、任曼、思思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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