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这种文体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唐代出现了新的音乐类型——燕乐，需要歌词配合演唱。燕乐，就是“燕享之乐”，音域宽广、节奏多、表现力丰富，显然，这种音乐具备很强的流行性。那么与之相配的词生来也就有娱乐属性，因此词又叫曲子词。
我们知道，词在宋代开始走向了全面的繁荣。不得不说，宋词的流行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宋代城市经济发达，市民阶级不断壮大，商业文化的浓厚，再加上没有宵禁，都使得宋人更加追求享乐。而词作为娱乐消费品，必将卷入这场大潮中。
不论是从出身看产生于民间，还是从功能看主要用于娱乐，词大可不必像诗那样庄重，不必承担诸如“传道”“言志”的责任与使命，所以当时文人写作时的文体分工意识特别明显。在表现比较严肃的政治社会性内容时，他们往往会选用诗或文两种传统意义上的正式文体，而在表现个人的细腻情感时，才会诉诸于词。翻看宋代文人不同文体作品，你会发现那些文人像精神分裂一样：一边是正襟危坐，一边是谈情说爱。
士大夫文人填词，多为酒宴间为歌儿舞女助兴，是逢场性的应酬；市井细民作词听曲，也不过是业余的娱乐消遣。音乐与文学的结合，再加上妙龄歌妓轻歌曼舞的演绎，词曲消费活动是宋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宋代，无论尊卑、老幼、男女，都对听词赏曲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喜爱。就连“汴都三岁小儿，在母怀饮乳，闻曲皆捻手指作拍，应之不差。”（王灼《碧鸡漫志》卷一）在宋代，听曲唱词是主要的娱乐方式。
毫不夸张，这种娱乐方式，有一定的市场，并且有一套完整的商业流程。可以说，在词的生产、传播、接受三个环节中都能体现出词的商业性。
以作词为谋生手段的文人身份并不高贵，一般是科考不中或者是不愿走仕途这条路的下层文人。说到这里，柳永必须得拥有姓名。柳永曾经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可不能因为“奉旨”两个字就以为柳永端了个“铁饭碗”，那句话其实是他的自嘲。
根据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的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这段话就是说啊，柳永词作得好，通晓音乐，他通过作词来交换“金”和“物资”。
柳永主要活动于秦楼楚馆，其他一些下层文人，可以选择加入书会。所谓书会，就是创作通俗文学的组织，当然，他们不仅作词，还写一些话本等通俗文艺脚本来换取“稿费”。说白了，柳永们是一批文字工作者，他们用作品实现了商业价值。
既然作词是为了卖钱，那么在创作上要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则——消费市场决定了词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要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是的，你没猜错，在这种商业机制下写出的词是非常……大胆且露骨的。市民阶层的享乐氛围浓重，情欲和物欲也随之高度膨胀。
正如在晚唐赵璘在《因话录》说：
这里为“愚夫冶妇”所“乐闻”的“淫秽鄙亵之事”，其实就是男女情爱尤其是比较香艳的那种。然而正是这样类型题材特别受欢迎、有市场，连教坊都拿去“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不得不感叹，词被称为“艳科”，与社会大环境脱不开关系。
演唱主要时通过歌妓，宋代歌妓以唱词谋生十分普遍，从业者遍布于都市的大街小巷、茶坊酒楼和勾栏瓦肆。
在任何行业，都是有等级的，这个行业也不例外。宋代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有这么两段：
可见，同样是歌妓，出入的场合不同，能挣到的钱自然不同。由此可见，市场竞争是相当残酷的。那么，如果想要身价更高，除了管理身材体态、注重妆容之外，还不得不考虑另一个因素——新词、新声，因为“新”往往代表走在时尚前列。这跟我们今天听流行歌曲的小年轻比较排斥老歌是一样的道理。对于以歌唱为职业的歌妓而言，能唱新词，尤其是名家之词，分分钟涨价。
还是拿柳永举例子吧，柳永长期混迹于秦楼楚馆，甚至成为专门的词作家，他的创作能力是非常强的——“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市”（《避暑录话》）、“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柳永《玉蝴蝶》）。可以说，柳永是名副其实的原创歌词作家，不仅如此，懂音乐的柳永也创新调，尤其是慢词长调。
再来说说这些歌妓的活动场所：宋代包括唱词在内的民间伎艺表演，主要集中在以“瓦市”为主的商业性场所。“瓦市”又称“瓦肆”“瓦舍”，这里“融赏、饮、赌、嫖、玩等感官享乐为一体，集视、听、味、嗅、触生理快感于一身”（吴晟《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这就是当时固定的市民娱乐场所，而且大多数瓦市是要受官府的管理的，这样稳定的市场无疑是市民文学繁荣的保障。
正如上面提到的不同等级的艺伎，茶肆酒楼也是比较常见的表演场所。此外，还有在各地流动演出的艺人，也称“路歧”或“歧路”“歧路人”。
比较官方的就是教坊了，教坊是唐代设立的机构，宋代仍有沿袭，主要是为宫廷贵族、达官显贵训练酒席时配的歌舞表演用的。另外，士大夫的私交场合内也会有家养的歌妓助兴，这一类和教坊的商业性就不如市民消费那么浓重。
为了应对多种表演场合，歌妓们需要背熟歌词，于是，“脚本”也就应时而生了，当时的印刷术已经相当成熟了，这个因素也为宋词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
可以说，词的繁荣养活了一大堆人：歌妓素质的培训、勾栏瓦肆的扩建、茶馆酒肆的装修、词集曲谱的印刷等相关产业都随之蓬勃发展。
大众的消费提供了买方市场的保证，而这种消费性的客观商业活动，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庞大的消费需求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这就促使创作者加快词曲更新速度以适应市场需求，还要不断翻新出奇跟上时代审美甚至是引领时尚潮流。
其实，词的商业性对其“俗”和“雅”的两种表现都有促进。一方面，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从俗”之风曾一度盛行于词坛，甚至不少文人士大夫也难以免俗；另一方面，为了同时迎合真正想消费“阳春白雪”群体，一部分词作者又以“雅”注入词风，提升了词的艺术水准。
简单地说下文人词（后续将持续分析各名家词，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词的干货那就关注我吧）：词在正统文人手中不断朝着“诗化”和“雅化”的方向发展，正如苏东坡以天才的创意让词的内容不仅仅是男女相思、离愁别恨，也可以是个人怀抱、山水风景，反正能用诗表达的，他也要用词书写，即所谓“以诗为词”。但是我们需要明确，这样的豪放词终究是“变体”，而婉约才是词的“本色”，苏轼本人的词作中也是婉约词较多。
而且他的这种对于词风的革新，很长时间也没有得到认可，甚至“苏门四学士”中的黄庭坚、秦观也都是以写婉约词著名。直到南宋辛弃疾以词书家国仇恨、发个人理想，才能形成词之“豪放派”。仅仅是苏轼一个人写豪放词，还不能称之为“派”。
词到南宋在文人手中改造得越发“雅”化，这样的写作方式，反而让词失去了生命力。其他文体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如一直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直到受主流文坛重视的时候，人们发现，古典小说早已走完了它的高峰。
鲁迅先生说得更狠：“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慢慢绞死它。”（《致姚克信》）
这都是后话了，暂且按下不表。
为了迎合市民口味，曲子词中有不少庸俗作品，但是有一说一，正是这种健全的商业机制，才促进词这种民间文学才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另外，词的流行也多多少少向民众普及了文化知识，丰富了民众的精神世界，打破了统治阶级对文化的垄断。
从整体看，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对词的发展利大于弊。作为社会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词的发展又必然要受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其内容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生活和社会心态。民间词虽然不入文人士大夫的“法眼”，但也的确是市民阶层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都市生活给与了一定的直观描述。
拓展阅读：
柳永：在以雅为主的正统文化圈写俗词会多么艰难？
元稹白居易：唐诗中的爆款是如何产生的？
陶渊明的真诚，才是田间最美的风景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