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奎斯特》中，对女主人公玛莎服饰的描写，建构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服饰话语，玛莎与奎斯特太太在着装上的争执，实际上反映了新旧价值观念的交锋，而玛莎对服饰话语的执着争取及其反叛行为，以及这个诉诸“暴力”的“暴力女孩”，用时代精神武装自己的同时，向男权社会发出了殖民时代的现代女性的呼声和诉求，都标志着她女性意识的觉醒。
身体是人类思想与情感的载体，更是连接个人内心世界与外部社会环境的桥梁。作为联络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纽带，身体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不仅呈现着文化特征，还蕴藏着文化密码。
服饰是人的第二皮肤，也是灵魂的外在表现，它既能表明穿着者的品性，也能显示穿着者的地位、身份、性别和年龄等。服饰不仅仅是遮盖身体的装饰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被赋予了深厚的社会伦理与道德符号。服饰的社会属性要求穿着者与社会文化相协调，即穿着反映个体所属社会阶层或年龄阶层的服饰，服饰不仅能体现个人的价值观念，而且能表达个人的内心诉求。
奎斯特太太是维多利亚时代理念的传承者，遵循传统的习俗和礼仪，奎斯特太太对旧礼的坚守，在其对服饰与着装的态度层面，可见一斑。在奎斯特太太看来，英格兰的女孩至少要等到16岁才可以进入社交圈，最好是等到18岁。在此之前，出身良好的女孩得着童装，不能穿成人服饰。即使玛莎已有了成熟的胸部与臀部，奎斯特太太仍然逼迫女儿穿“得体”而不雅的裙装。
因为玛莎的胸部已经发育完全，裙子的前襟更强调了她的乳房，紧绷的布料下面显出压扁的两块；裙摆本来应该垂直的，却在丰满的臀部弯成了弧线。这使得16岁的玛莎看上去不仅像一只笨拙的突胸鸽，更像一个长得太大的岁小孩。而与玛莎同龄的荷兰女孩玛妮，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
凡·任斯伯格太太认为玛妮有潜质成为一个明智的女人，一个贤惠的妻子和一个称职的母亲，于是在服饰方面对玛妮釆取任其自便的态度。玛妮可以自由自主地选择自己中意的服饰，按照自己的喜好打扮自己。“玛妮的头发打着卷，涂着口红和指甲油。玛莎平直无光的金色头发上扎了条丝带，身穿带前襟的印花裙子，玛妮看着她就记起自己穿的时髦裙装，把黑色的高跟鞋并在一起，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穿着长统丝袜的双腿，心里很满意。
这一鲜明的对比让玛莎立时感觉到自己同玛妮的区别，然而，在传统固执的奎斯特太太的眼中，玛妮是一个完全没有品位的女孩，总是穿成人服饰，15岁就开始涂口红，还谈论“男孩子”。凡•任斯伯格太太过度纵容玛妮，相形之下，自己严加管束玛莎，这让奎斯特太太坚信在不久的将来玛莎定会出人头地,干一番事业，而玛妮就只能嫁人，相夫教子。
玛莎从内心深处厌恶奎斯特太太为她做的幼稚可笑的裙装，她希望自己能和玛妮一样有选择服饰的权利。一天下午，玛莎被奎斯特太太所激怒，那隐藏已久的地下反抗终于爆发了。“她站在镜子跟前，拿出一把剪刀，把连衣裙的上身剪了下来。她正要把裙褶弄得像玛妮的一样……”。
看见玛莎的所作所为，奎斯特太太愤怒地瞪着她，问她到底在做什么？玛莎则毅然决然地表示自己再也不会穿孩子气的裙子了，她要开始自己做衣服。由此，一场关于服饰的战役拉开了，这场战役持续了数月之久。“她怀着不确定的自信，心里清楚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场持久战。她对自己说，我不会屈服，我绝对不会。”
17岁时，玛莎接受了玛妮的邀请参加家庭舞会，因为这是玛莎第一次参加舞会，所以她为舞会穿什么苦恼不已。一想到玛妮13岁左右就开始穿成人服饰，她猜想玛妮肯定拥有形形色色的晚礼服，这更是让她愁眉不展。奎斯特太太趁机给玛莎拿来了某个表亲10岁时，穿过的品位不俗的衣服一件粉红色、带很多褶边的裙子。
玛莎见此大笑起来，讥讽地向奎斯特太太说道，就算她只有12岁也不能穿这条迷人，害羞，孩子气的粉红色连衣裙去凡·任斯伯格家参加舞会，因为“出身良好的英国小女孩不是用来出口的，”她飞快地把那件被熨好放在她床上的裙子藏了起来，决定去车站亲自挑选布料做晚礼服。她听从好友乔斯的建议，选择了洁净挺括的白色棉布，一回到家，她就开始在房间里缝制这件期待已久的服饰，乐此不疲。
为了尽快把礼服做好，她让缝纫机呼呼作响直到凌晨，第二天醒来饭也不吃，直至下午4点为裙子缝上最后几针，她才放松那紧绷的神经。当玛莎缝好那件白色礼服，把它穿在身上的一刻，“镇定自若'已经不足以描绘眼前的她了，她简直得意洋洋；而她的得意是针对母亲的，仿佛在说，这下你彻底没辙了吧？”
玛莎与奎斯特太太的矛盾、冲突表面上看来，源于两人在着装上的分歧，然而实际上，她们不和谐的母女关系，同服饰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息息相关。奎斯特太太强迫玛莎穿着符合她年龄阶段的服饰儿童着装，而穿着奎斯特太太所认同的“端庄得体”的服饰正是对传统习俗的继承。
奎斯特太太希望通过掌控服饰话语，向玛莎灌输维多利亚时代理念，进而按照其自幼遵循的价值观念把玛莎打造成理想中的女儿。然而，为青春期所困扰、沉浸于文学作品、受时代精神耳濡目染的玛莎，并未妥协屈服于母亲的权威。
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她拒绝穿母亲为她做的服饰，转而根据自己的风格做衣服。玛莎对服饰话语的赢取无疑向奎斯特太太宣告了，她是新时代的现代女性，有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念，有寻求自我解放的诉求，不会成为奎斯特太太刻板印象中的女儿。
作为新时代社会的女性，玛莎深信自己有责任与过去那些受桎梏的女人们划清界限。与此同时，也为这种责任感与自我意识所折磨，玛莎不仅鄙夷女性历来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而且强烈反对结婚生子的传统观念，玛莎的鄙夷、反对在其看待母性与婚姻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玛莎认为凡·任斯伯格太太是一个肥胖，和蔼，友善的女人，却始终觉得凡·任斯伯格太太的腿恶心。“它们肥硕、松垮、黝黑的皮肤下面看得见紫色的血管。她（凡•任斯伯格太太）穿着一双绿色的凉鞋，粗糙的脚趾不知羞耻地从里面伸张开来以图舒适。”
在玛莎看来，凡·任斯伯格太太的腿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就是因为她生了太多的孩子。玛莎受挚友乔斯的感召参加了一个叫“左派书会”的讨论组，当她在集会上看见三个不断责骂小孩，举止大惊小怪的妇女时，她那极度恐惧的眼神，根本无法从她们身上移开。她坚定地对自己说：“绝不，绝不，我宁愿去死也不要变成那样。”
—想到孕妇们臃肿肥胖的身躯，玛莎就情不自禁地因愤怒而颤抖起来；一想到格恩太太胖嘟嘟、汗涔涔的身体，她心里就倍感庆幸，带着满足抚摸自己柔软而紧致的肌肤；一想到母亲肚子上那条丑陋的疤痕，她就保护地向自己的肚子发誓，永远也不让它受到那样的伤害；一想到凡·任斯伯格太太的腿，她就伸出双手，温柔而安心地触摸自己修长而匀称、光滑却黝黑的双腿。
同时，她还喃喃地自言自语，“没关系，没关系，没有什么会伤害它们，我绝不会变成她们那样。”玛莎暗自下定决心不能变成凡·任斯伯格太太那种，肥胖庸俗，每天围着孩子打转的家庭主妇，也不能变成奎斯特太太那样整天愤愤不平，唠唠叨叨，永远也不满意的家庭怨妇。
当玛妮“谈心”般地问玛莎如果早早嫁人的话，她是否会高兴，玛莎讽刺地大笑起来，说道：“早早嫁人？我？那我还不如先死了算了。把我自己和孩子、家务绑在一起……。”为了能离开赞比西亚，玛莎决定帮助一位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的母亲，渡海去英格兰，这个相当傲慢的中产阶级女性问玛莎是否喜欢孩子时，玛莎则坦率地说：“不，我不喜欢，但是我想去英格兰。”
男友阿道夫曾带着父亲般的慈爱感慨地对玛莎说，她将来会嫁给一个在城里有权有势的人，受人尊敬与仰慕，然后生育五个家教良好的小孩。玛莎听后连忙挣脱开他的手，说如果这样的话她宁愿去死。
在玛莎的心目中，她所生活的地区的婚姻都很荒谬甚至无耻，最糟糕的是全都很守旧，而她父母那样的婚姻仅仅是建立在带有讽刺意味的互相怜悯的基础之上。她憎恶婚姻，因为她害怕它会将她囚禁在牢笼之中；她厌恶母性，因为她恐惧自己会重复受枷锁羁绊的女人们的人生；她讨厌孩子，因为她惧怕自己从此不再只为自己而活，没了自由，也没了自我。
即使生活在白人统治的殖民时代，玛莎也敢于向男权文化及白人男性享有的特权，发出质疑与挑战。因为得了红眼病，玛莎未能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一直被迫呆在家里“放松眼睛”。弟弟乔纳森从昂贵的学校放假回家，神采飞扬，容光焕发，举手投足间活像个来自富裕世界的访客。玛莎开始情不自禁有意识地憎恨他，因为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只有她一半智商的人可以被送进一所好学校，为什么他在这个贫穷的家庭里总是理所当然地享受特权，为什么他的人生道路如此平坦惬意，而她却要饱受生活的摧残。
玛莎对弟弟所受到的特殊待遇感到无比愤怒，进而也把自己对整个殖民地的白人男权的厌恨表露无遗。玛莎不仅将当地的禁忌：“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孩，切莫独自一人在外面走”，视作荒唐的无稽之谈，更是对奎斯特太太歇斯底里的劝告不屑一顾。
母亲把本地人邪恶化，妖魔化，头脑中充满了无尽的可怕想象，玛莎生气地说：“哦，别犯傻了，要是有个本地人强奸我，他会被绞死而我会成为国家英雄，所以就算他想也不会真的去做，何况这对他有什么好处？上个礼拜一名白人男性强奸了一个黑人女孩，却只被罚了五英镑。”
为了去车站见科恩兄弟，玛莎搭了正好要去城里的麦克法兰先生的便车。在疾驰的车里，麦克法兰先生试探性地捏了捏玛莎的膝盖，然后试图把手伸进她的裙子里。他的行为遭到了玛莎愤然的，冷冷的反抗，她拉住裙子，迅速朝车子的另一边移去。
极其自由不羁，极富冒险精神的玛莎毫不认同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贤良淑德，勤俭持家的妻子与含辛茹苦，舐犊情深的母亲，她渴望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希冀只为自己而活的人生，没有婚姻的束缚，没有家庭的羁绊，也没有孩子的拖累。
无畏无惧的玛莎也敢于揭露殖民统治的丑恶与谎言，批判父权制度下男性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和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她向往一个没有种族压迫，没有性别歧视的国度，在那里，人人平等且自由。
在《玛莎•奎斯特》中，玛莎通过反抗奎斯特太太的服饰话语，玛莎确立了自己在服饰上的话语体系，进而树立了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理念的价值观。厌恶婚姻，恐惧母性，渴望独立，向往自由，寻求人生的自我救赎与解放，玛莎将引领她前进的时代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作为新时期的现代女性，玛莎选择了无所畏惧，义无反顾地揭露殖民统治者的虚伪本性，以及男权制度下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区别对待。玛莎是“暴力的孩子们”的杰出代表，以其坚定不移的反叛精神与日趋浓厚的女性意识，表达了成长在非洲殖民地的新女性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世界名著品鉴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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