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镛｜一九四八年三月生于北京，山西太原人。一九七九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教授研究生，攻山水画和书法篆刻专业。一九八一年留校执教。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研究室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院院长，文化部优秀专家、文化部美术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艺术创作院名誉院长，李可染画院副院长。
“逸品”漫议
王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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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需要批评，画画同样离不开品评。创作与鉴赏、作者与受众，本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品评作为一种传统的论画尺度，往往左右了审美的格调与创作的趋向。
闲来翻翻古代的画史画论，你会发现这个品评的标准开始并不那么确定：最早是南齐的谢赫列出了“六品”，继而唐代的张彦远又分成“五品”，而同是唐代的张怀瓘提出的“三品”之说更有影响，即神品、妙品、能品，一时成为品画的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李嗣真的《画品》和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于三品之外，提出了“逸品”。
身处晚唐的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的序言中说：“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品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在他的书中，将唐代120多个画家，分别列入神、妙、能三品，每品再分上、中、下三个等次。然后将“逸品”附在三品之后，形成“神、妙、能、逸”四格。总共是十个级别。
“逸品”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是在北宋，黄休复所著的《益州名画录》中，将唐乾元至宋乾德年间四川的58位画家，按照“神、妙、能、逸”四格分别加以品评。此说一出，影响至大。我们在苏辙《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的一段话中，可以找到证明：“予昔游成都，唐人遗迹，遍于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评之者曰，画格有四，曰能、妙、神、逸，盖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其中“先蜀之老”指的便是黄休复。
然而，事情也难免出现反复。一百多年后的赵佶，就把“逸品”列在“神品”之后了。其品评顺序成了“神、逸、妙、能”。作为皇帝的赵佶，如此一反常论，为什么？当时自然无人开口，不过到了南宋，邓椿在《画继》中一语道破：“至宋徽宗皇帝，专尚法度，乃以神、逸、妙、能为次。”朱景玄当初说到逸品只有四个字--不拘常法。想想赵佶的画，自然与“逸”字无缘。于是金口玉言一出，就能把逸品贬在了神品之后，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逸、神、妙、能”四品说终于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因为此说符和艺术创作的本质，即使是皇帝的意志也奈何不得。
逸品第一位的逐渐明朗，可以说与文人画理念的兴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那么，“逸品”的内涵到底何在？
古人说了不少，归纳起来，我们不难理解出一个头绪。
通过以上古人对逸品的描述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所谓“逸”，应该具备以下的品质：有想象力的，有独创性的，富于主观表现的，简洁生动不拘形似的，重笔之意韵而浪漫写意的，无人工斧凿之迹又自然天成的，高雅不俗又出人意表的，强调即兴发挥的，因此不可事先设计又能重复模仿的。
由此可见，逸品与神品有着质的区别。逸品不仅是对神品的超越，也是中国绘画的最高表现境界。逸品地位的确立，一千余年来主导了中国画发展的主流趋势。
如果列出历代被推崇为逸品的大画家，可以连成这样一个脉络：唐孙位、宋王洽、元倪瓒、明徐渭、清八大山人。现当代肯定是黄宾虹与傅抱石了。
“不拘常法”与“变化多端”，说明了逸品绝非一种固定的模式，也不是一类恒常的面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艺术实践的演化，逸品不断向纵深层次的发展也必将是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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