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十三州区划作为行政区划,在西汉时期萌芽发展,到东汉宣告形成。自元封五年(西元前106年),始在郡之上1又设了十三行部,每部派一刺史,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
东汉末年,地方多事。中平五年,朝廷选重臣出任刺史,称州牧,掌管一州军民。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至此,中国地方行政由原本的郡县两级制度变为州郡县三级制。
十三个州为:司隶(治雒阳)、徐州(治剡县)、青州(治临淄)、豫州(治谯县)、冀州(治高邑)、并州(治晋阳)、幽州(治蓟县)、兖州(治昌邑)、
凉州(治陇县)、益州(治雒县汉雒县在今四川广汉北,后移今广汉,)、
荆州(治汉寿,汉寿县隶属于湖南省常德市。汉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战国时,属楚地。秦朝时,为黔中郡地。西汉为武陵郡索县地。东汉阳嘉三年(134),改索县为汉寿县,取汉王朝长寿不衰之意)、扬州(治历阳)和交州(治龙编)。
兴平元年(194年),又分雍州。则至汉亡,全国有十四州。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 各州下辖郡县: 东汉末年全国十三个州: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交州,幽州。
这13个州是一级地方行政区,州下面是县,县下面是乡,乡下面是亭。
(三国时期又出来很多州,例如交州太大,东吴分出块广州来,凉州太大,曹魏分出块雍州来,不细谈了) 司隶:河东郡,河内郡,河南郡,弘农郡。 豫州:陈郡,汝南郡,安丰郡,弋阳郡,颖川郡。
冀州:中山国,常山郡,河间郡,渤海国,安平国,乐陵国,平原郡,清河郡,阳平郡,广平郡,魏郡,赵国,巨鹿郡。 兖州:陈留郡,济阴郡,山阳郡,任城郡,东平国,东郡,鲁郡,泰山郡,济北国。 徐州:东莞郡,琅琊国,彭城国,东海国,下坯郡,广陵郡。 青州:济南国,齐国,乐安郡,北海国,城阳郡,东莱郡。
荆州:魏兴郡,上庸郡,新城郡,襄阳郡,南乡郡,南阳郡,江夏郡,长沙郡,零陵郡,武陵郡,桂阳郡,衡阳郡,建平郡,南郡。
扬州:靳(上面带个草字头,不会打)春郡,庐江郡,丹阳郡,吴郡,会稽郡,鄱阳郡,临海郡,豫章郡,临川郡,庐陵郡,建安郡,吡陵典农校尉部。
益州:阳平郡,武都郡,汉中郡,巴西郡,梓潼郡,巴东郡,广汉郡,东广汉郡,巴郡,涪陵郡,江阳郡,踺为郡,汉嘉郡,蜀郡,永昌郡,云南郡,建宁郡,兴古郡,朱提郡,样珂郡,越隽郡。
凉州:敦煌郡,酒泉郡,张掖郡,武威郡,西平郡,金城郡,陇西郡,南安郡,广魏郡,安定郡,扶风郡,京兆郡,北地郡,冯诩郡。
并州:雁门郡,新兴郡,太原郡,西河郡,乐平郡,上党郡。
交州:交趾郡,郁林郡,苍梧郡,朱崖郡,高凉郡,南海郡。
幽州:代郡,上古郡,范阳郡,燕国,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昌黎郡,辽东郡,玄菟郡,乐浪郡,带方郡。
《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这两部书中保存的古蜀史料应为现存最可靠的纂辑文字,是今天我们认识和铨释地下出土的古蜀历史材料的宝贵钥匙;所以,当今研究古蜀历史者,无不以这两部书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并且十分信任其中的记述;最典型者,就是将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作为连续继承的五代帝王。翻看古蜀著作,大多如此。
不过,虽说扬雄、常璩距离古蜀历史、文化消逝的时间并不远,可也有三四百年了。这两部书的资料应主要取材于汉代人所记的古蜀传说。其不仅文字很少,而且错误的、荒诞的内容也不少。
关于它们所记古蜀历史的文字很少。例如它们记载古蜀前“三帝”蚕丛、鱼凫、柏灌三代仅九十余字。关于它们所记古蜀历史有很多错误内容。例如“周失纪纲”“巴国称王,杜宇称帝”等等,就是史实错误。关于它们所记古蜀历史有很多荒诞的内容。例如说“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即可归入神话传说。所以二书的观点与见地也有当辨订的地方,不能完全作为古蜀信史来用。
任乃强先生一生有相当多的著述,尤其是他系统地考证和研究了大西南地区民族、历史、地理、经济的发展过程,探讨了西南众多民族的内在联系及其派分,积四十年研究集大成而撰写出150万字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这部鸿篇巨著不仅补充了史籍的遗失部分,纠驳了前人的诸多谬说,而且在注释中提出了大量的新颖独到的见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该书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针对“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的记载,发表了一大篇精辟的议论:
蚕丛称王在周失纪纲时,时间性与历史真实性皆谬。一般言周失纪纲,皆指平王东迁以后。纵上推,亦不过幽、厉世。蜀王蚕丛之时间,除常氏外,传者皆不在周世。
《蜀都赋》注引《蜀王本纪》:“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太平御览》引云:“从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李白《蜀道难》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
以今推之,蚕丛氏原在今茂县之叠溪,尚未进入成都平原,当时不可能脱离原始社会,也不可能建成蜀地之王国。自蚕丛至鱼凫居湔,约一千年。
再至杜宇乃得为周氏王国。若然,则蚕丛在夏、殷世界矣。至于所谓“始称王”,亦是误解。任何民族,在未有文字以前,皆能以口授相传,诵其先祖世代。凡我国先秦书籍所传古史世代皆属此类。
《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只得如此三四位著名之酋长,非能列举其世系。《御览》卷八八八,谓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此亦由古代相传,伏羲、神农各数百岁,皆就其氏族旺盛年代而言之,非一人能活数百岁。任何民族皆有施用于酋长之特称。
若皇、帝、王、单于、赞普、凯撒与萨尔之类,古籍中知其本语则译其音,不知本语,则用当时语称以王、侯、君、长之字。……蚕丛世,无有王侯概念,则安得云“蜀侯”“先称王”与“周失纪纲”哉?[8]
任先生这一大段议论,有若干观点是颇给人启发,如:古蜀国的历史很久远,有数千年历史,当在周之前;
杜宇时代的古蜀才有国家,而在此之前只是氏族酋长;古蜀“五王”是后人的称谓,他们并非是五个人,而是氏族,也不是他们能活数百岁……这些给人震撼的见解,对古蜀研究当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曹鵬程
東漢靈帝中平五年(188),太常劉焉目睹朝政紊亂、王室多故,向朝廷建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剥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時任侍中的廣漢綿竹人董扶,私下向劉焉透露:“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劉焉聞言,乃設法謀得益州牧之職。董扶也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同往益州。(1)與此同時,巴西安漢人趙韙辭去太倉令,追隨劉焉入蜀。劉焉在益州站穩腳跟後,隨即派遣張魯遮斷棧道,“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2)又將州治自綿竹移至雒縣,於其地建闕門,大概是要營造“兩宫遥相望,雙闕百餘尺”(3)的京師氣象,後因“[占]云其地不王,乃留孫修據之”。(4)顯然,在董扶讖語的鼓動下,劉焉已經沉迷於閉門作天子的美夢中。
董扶是當時著名學者,“究極圖讖”,又精通天文,(5)其所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是信口開河?抑或確有淵源?下文將嘗試論之。(6)
益州爲古蜀國之地,很早就被秦國兼并,故在二十八宿分野體系中附見於秦地,對應井、鬼二宿。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重新區劃天下,改九州爲十二州,(7)益州爲十二州之一。不久之後,又“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8)其目的或爲重建星官體系,以與新行十二州制相配合。唐代星占文獻《天文要録》所列《采例書名目録》中有《天文分野》十二卷,署名前漢唐都,(9)應該就是此次劃分天部的成果。司馬遷之父司馬談曾“學天官於唐都”,(10)《史記·天官書》中的十二州分野系統殆導源於此。在《天官書》中,益州分野是“觜觿、參”,至於蜀地原來所屬的東井、輿鬼二宿,此時則獨歸雍州。唐都區劃天區的依據雖然不可得而知,卻有迹可循。(11)《吕氏春秋·有始覽》云:“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淮南子·天文訓》亦如之。益州地處西南,唐都以觜、參二宿爲益州分星,大概就是由此而來。(12)
然而,在唐都的十二州分野系統之前,十三國分野系統早已行用多年。(13)在後一地理系統中,觜、參二宿爲晉國分野。《左傳·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14)《國語·晉語》亦曰:“實沉之墟,晉人是居。”(15)實沈(實沉)是十二星次之一,對應於二十八宿中的觜、參兩宿。可見,參宿至晚在春秋時代就已經與晉地産生了聯繫。馬王堆帛書《日月風雨運氣占》在提及參、伐、井、鬼等星宿時説:“此(觜)巂(觽),趙氏西地。罰,趙氏東地。東井,秦上郡。輿鬼,秦南地。”(16)《淮南子·天文訓》同樣如此:“觜觽、參,趙;東井、輿鬼,秦。”蜀地在兩書中均未被提及,蓋因其地被視爲秦地附庸,是以不必單列。
司馬遷之後,原有的十三國地理系統仍然存在,且與後出的十二州系統長期並行,蜀地在前一系統中爲秦地附庸,在後一系統中則升格爲獨立的地理單元——益州。與此對應,益州分野時而爲井絡,時而爲觜、參,並無一定之規。前引《史記·天官書》以觜觿、參爲益州分野,在另一處卻説:“晉之疆……占於參罰。”參宿(17)於此又對應於晉地,有别於唐都的劃分。《漢書·天文志》以觜觿、參爲益州分野,(18)同書《地理志》則説:“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19)可知班固同樣依違於兩者之間。
益州分野未能整齊劃一,讓蜀地士人在這一問題上得以左右逢源。2010年,成都天府廣場出土“李君碑”,碑立於漢順帝陽嘉二年(133),内稱益州“井絡之地,上爲參辰”,(20)就是糅合了前述兩種分野模式。東晉史學家常璩在述及益州分野時,或云“仰禀參伐”,或云“輿鬼、東井”,(21)顯然也是兼取井、參兩宿作爲蜀地分星。
然而,在盛行於東漢的讖緯學説中,參宿屬益州分野的觀點明顯占據了上風。《洛書》將十二次與分野理論聯繫起來,文稱:“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屬實沈,在申,益州,晉、魏也。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在未,雍州,秦也。”(22)雖然仍在試圖調和兩種分野系統,但已經把益州排除在秦地之外,而與實沈之次對應。關於實沈之次的起止度數,《晉書·天文志》在《洛書》之外又引用了另外兩家的説法:“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23)三家之説稍異,但觜二度和參九度都完整落在實沈之次。這樣看來,觜、參二宿與益州的對應關係已趨於固定。是以《春秋元命苞》徑稱:“觜、參流爲益州。”(24)又,三國魏人宋均注《春秋感精符》,以大禹爲“參星之精”。(25)在此之前,由於“禹生石紐”傳説的廣爲流傳,大禹與益州早已結下了不解之緣。(26)可以推測,正是有了益州分野爲參宿的知識作爲前提,才會産生禹爲“參星之精”的説法。魏晉時期的天文學家陳卓甚至詳細規定了益州屬郡的“躔次”:“廣漢入觜一度,越巂入觜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牂柯入參五度,巴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此益州爲郡名——筆者注)入參七度。”(27)可謂對益州分野最明確的定位。
如果董扶所謂“益州分野”是指參宿而言,那麽,參宿的“天子氣”從何而來?關於這一問題,益州名士秦宓有一段話值得注意,他説:
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28)
在這裏,秦宓不僅明確指認“參伐”爲益州分野,而且認爲參伐(即參宿)就是天帝“決政”之所,若果如此,則董扶所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就不能簡單地視爲無稽之談。
然而,在辰宿列張的星空中,爲什麽只有房、心、參三宿被特别拈出作爲天帝“布治”“決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