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星星点灯》在当时多么火的那一批人都已经不再年轻，大多数已经人到中年，从血气方刚到历尽沧桑，常常默默无语两行泪——比如我就是如此。
郑智化是一名六零后，而今已过花甲之年。因为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不良于行，总是拄一副双拐，很容易让当年的我们想起身残志坚的张海迪。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30岁的郑智化引领了一股风潮，他的歌曲综合了现代摇滚元素，也暗合彼时彼刻流行的武侠精神，有一种狂放不羁和不屈不挠的意蕴，支撑起我们面对惨淡的现实。
他的《水手》和《星星点灯》前后脚发行，传唱热度完全不输于当今的《孤勇者》。
今天的《孤勇者》，对于在商业社会里早熟的青年、中年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号召力，其受众只是小学生群体。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年的《星星点灯》覆盖了30岁以下的全部人群。大街小巷，凡有井水处，皆可听到磁带录放机里传出的歌声，冷漠迷惘中夹杂着对生活的热望。
不止当年的《星星点灯》，和电视剧同名的歌曲《星星知我心》，同样借助星星歌颂了伟大的母爱，是现象级娱乐声音。
没有想到，2022年7月份，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里，《星星点灯》的歌词遭遇改编。挂在天幕上，与我们距离遥遥的星辰也起了变化，承载不了我们的灵魂。或者说，天幕上的星星寄托什么样的情思，我们说了不算数，应该由别人替我们来做决定。
原作中的“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被改成“现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总是看得见。”
任何一个局外人，只要不是别有用心，都能感受到这种改编所代表的彻底性：桀骜不驯，对未来充满迷茫，并且还没有失去信心与希望的青年不见了，代之以单纯、青春、为了阳光而阳光的好青年。
如果他们果真像歌曲里的那样来认识现实，无疑好像一只小绵羊，让每个人担忧：他们到底能不能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现实里生活下去，是不是会成为猎人的目标。
或者，这种改变不过是某些人期望借此达成一种头羊效应：羊群在岔路口仿徨的时候，只要有一只头羊带领，所有个体就会放弃思考，跟随头羊奔向不可知的未来，完全丢掉个人意志，不再考虑将会去向何处。
那只头羊，或许只是负责把羊群领上某一条设计好了的路，就完成了个人使命，可以全身而退。原本，他们或许非常清楚，前面不过是一辆货车而已。
这次改编并没有通知原唱者郑智化，引起了郑智化的强烈不满，他表示：震惊、遗憾和愤怒。
他有理由愤怒，这是一个尊重知识产权的时代。
当然，也有人表示了嘲讽：若干年之前，央视在音乐频道里同样改编了这首歌，郑智化没有发声，为什么今天却站了出来？
这个质疑让我觉得可笑：慢说当年的恩恩怨怨，或许当事人根本就不知情；也或许当年有各种顾虑，他没有发声。
比如：那个时候的自媒体并不普及，郑智化虽然是一个明星，但在比他更厉害的群体面前，他也不过是个小角色，声音可以忽略。
即便当年的他有心在版权方面决一雌雄，也不可能不考虑红极一时的陈佩斯的前车之鉴。
陈佩斯的相声被央视无条件展播，带给全国人民欢笑的时候，陈佩斯站出来主张自己的版权。
直接结果就是他在央视的舞台上消失不见，赵本山反而异军突起。
如果不是这个变故，我不大相信赵本山的春天会来的这么快、这么猛，以至于流传出“出了山海关，有事找本山。”
从这一点上来说，郑智化非常聪明，不愿意走陈佩斯走过的路。
有一部分人赞成这种改编，理由只有一个：正能量。
说起正能量这个词语，大家一定没有细致考量过它的出处。实质上，这个词语来自于经常做客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那个大胡子——山木教育集团创始人宋山木之口。
如果历史可以重演，如果宋山木没有对自己的女下属做出出格的事情，以至于身陷囹圄，他的培训集团知名度不会输于后来的蓝翔。
正能量这个词语就来自于宋山木对自己身陷囹圄的辩解。他说，自己没有犯错，只是对自己的女下属输出了“正能量”。
我不认为这种改编是必要的改编，《星星点灯》输于那个时代，刻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如果说其中缺乏正能量，我并不赞成。
好好想一想，在内卷的当下，在商业化气息无处不在的当下，在唐山老汉城烧烤事情出现的当下，你觉得《星星点灯》那个年代的人们比今天更复杂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说到歌词改编，我甚至想起了一首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也有过“要不要改编歌词”的争论。
有人说：捡到一分钱没有必要交到叔叔手里面，叔叔不稀罕，必须改成“捡到一元钱、捡到一百元钱”，这不滑稽吗？这真实吗？
在电子支付相当普及的当下，还不如改成“捡到一部iPhone”——谁还使用现金呢？
“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这可能只是抒写自己青春期的迷惘——谁的青春不迷惘？为什么一定要抱着“莫须有”的心态，暗黑地去解读，而不敢直面现实？
一些人如果实在觉得《星星点灯》的歌词已经不适合现代，完全可以自己重新谱曲填词，而不是看秦汉书简不够环保便携，就全部打成纸浆再造白纸——留成一种回忆，不好吗？
从《百家讲坛》成名的康震教授解读诗圣杜甫，他说，杜甫的《石壕吏》并不是抒写面对战乱时，底层民众的苦痛，反而是歌颂底层民众面对战争时的爱国情怀。
我不赞成康震教授的说法。与此相同，我也不赞成对《星星点灯》歌词的改编。
改编歌词的是谁？不会是王心凌，她只是一个歌手。改编歌词的应该是一个团队，一个习惯于改编一切的团队。
当然，我对王心凌的走红没有意见，她毕竟和郑智化一样，都是我国台湾省的人，有走红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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