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运行前方是国展站，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听到播报，马国梁（化名）抬头确认了一下，小说正看到精彩之处，但车已经要到站。他推了推眼镜，关上电子书，起身向车门挤去。此时刚过上午8点45分，大约两个小时之前，他就已经从位于天宫院的家里出发，开始日复一日的通勤之路。
根据近日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通勤时耗增刊》，北京的平均通勤距离、时耗均为全国最高。记者跟踪采访了三个普通北京人的通勤之路，发现在这漫漫长路上，其实有很多事可以做。
清晨6点50分，经过两站公交车，马国梁快步走进地铁4号线天宫院站。天还带着些墨色，一弯月亮高高悬在头顶。
从天宫院到顺义新国展有好几条线路，马国梁几乎每条都试过。来北京工作已有十多年，他娶妻生子，正是家庭事业双丰收的年纪。他实测后选定的是4号线换14号线再换15号线，一共36站地铁，“2小时肯定到新国展。”
天上还挂着月亮，早起的市民已经开始走进4号线天宫院站
地铁行驶到西红门站，马国梁下意识地抱紧了手提包，“这一站上车的人最多。”从这一站开始，人与人的距离被无限压缩，情绪很容易相互传染。有因被踩脚而不耐烦的撇嘴声，有因无法动弹而发出的叹气声，还有因为座位、站位、摩擦而发出的小声争吵。马国梁从裤兜里抽出耳机，塞进耳孔，“一般这种时候，我就听听有声书，小说评书相声什么都听，放松一下心情。”
在北京南站换乘14号线，车厢里的空间稍微宽松起来。马国梁掏出手机，打开App开始浏览时政新闻。列车向望京方向行驶，这种逆流而上的路线，让车厢内慢慢开始出现空座，他终于有机会坐了下来。于是马国梁把手机切换到听歌App，播放轻音乐歌单，拿出电子书，找到最近正在看的小说。
“这书挺有意思，说的是20世纪那一批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故事。”马国梁说，上班时间紧张，回家又要陪伴家人。通勤的这来回4个小时，是难得的阅读时间。
列车马上就到国展站，国梁站在门前，等待下车。“这一路，因为有了书，感觉时间都变快了。”每天的通勤之路，马国梁都是如此度过，有时低头看看书，有时抬头看看人，“车厢里来来往往，书本里形形色色，有时候想想，也挺有意思的。”
早上7点25分，刘先生站在通州区马驹桥镇某小区南门。一辆绿色的定制班车驶来，大家鱼贯而入。和往常稍有不同，车没有在7点半准时发车。司机的手机里，传来一个女乘客焦急的声音：“师傅，拜托您等会儿我。”5分钟后，女乘客喘着粗气跑上车。
“很少这样的。”刘先生低声嘀咕，班车极少晚点，“还好，我们公司不打卡。”做销售的刘先生，2014年在马驹桥买了房。当时的公司在廊坊，开车往南一路畅通，40分钟就到，“幸福感很强。”后来，公司搬到了南二环，坐地铁70分钟，他感觉还行。如今，公司搬到了西土城，单程90分钟，“我感觉到极限了。”
定制班车8点05分抵达地铁十里河站，刘先生在这里乘坐10号线，18站后，将抵达目的地西土城。一上车，刘先生就打开手机，查看工作群里的消息。“不打卡，意味着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从疫情期间开始，公司就尝试移动办公。”
从10号线西土城站出来的市民
手指不停地在手机屏幕上点击，几个微信群同时蹦出新消息，电话也开始打进来。地铁车厢，逐渐变成了一个前置的办公室。“我在地铁里，电话听不清，微信上说。”刘先生有些应接不暇，“说实话，现在地铁里信号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连网都上不了。”
随着时间一点点接近9点，提前进入上班节奏的乘客变多起来。“我还有两站地，稍等。”“你让马克先把材料准备好，我来了就开始。”“嗯，对，我上午就过来。”车厢里关于工作的语音此起彼伏。
8点45分，地铁抵达西土城站，刘先生上午的工作日程，也已经都安排好了。“最近有传闻说，公司又要搬到北七家，对我来说通勤的距离可就又变长了。”他盼望着，移动办公能破解距离上的障碍，“老板要是允许我们居家办公就好了，嘿，有机会跟他提提意见。”
清晨5点30分，寥寥晨星还挂在天空，道路清扫车正在街上缓缓工作。家住通州梨园的陈先生和妻子尹女士已经起床，抓紧时间洗漱收拾，给孩子准备衣物。他们要赶在6点20分之前出门，“不然很快就要堵车了。”梨园路、九棵树东路、广渠路、东四环，终点是中日友好医院……这条单程约35公里的路线，几乎是他们每天的固定选择。
夫妻俩是大学同学，来北京学习生活已经18年，育有一儿一女。走广渠路而不是京通快速，相对更通畅，且可以省下10元过路费。“我们开车每周光油钱都要花去300元左右，能省点是一点吧，毕竟有两个小孩。”
约6点30分，当车拐入广渠路入口时，路上的车明显多了起来。“你看，就这个时间点，已经有这么多车了。每天早晚高峰期，广渠路入口和出口就容易堵车。”陈先生说，之所以要这么早出发，是因为要打出时间差，给路上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留出富余时间，“有一次，我在对面这个短短几百米的出口处堵了快一小时。”说到这里，陈先生突然提出一个建议，“广渠路的公交车道早6点到晚8点禁止私家车使用，几乎是全天禁行，可不可以和三环一样只在早晚高峰限行，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拥堵现象和事故的发生。”
当车辆从广渠路进入东四环时，虽然天空才微微发亮，但东四环主路上已是车流如梭。“你看就这种情况，真要晚出门十来分钟，那路上的情况可就更说不准了。”
早上7点08分，陈先生到达医院停车场，天色已经完全发亮。“走，去吃早饭吧！”陈先生和妻子走到单位对面早餐店，点了一碗馄饨、一杯豆浆和一个卷饼。“这个季节，上班是从黑夜开到白天，下班是从白天开到黑夜，都是披星戴月。”尹女士说，同事中还有通勤时间更远的，朋友中还有一边开车一边应对工作的，“来北京18年了，现在的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家庭更好，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加油吧！”
在《2020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中，北京的平均通勤距离（11.1公里）、时耗（47分钟）全国最高，职住分离度（6.6公里）也是最高。北京清华同衡规划院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黄伟告诉记者，尽管北京近年来有很多关于职住平衡的改善策略，但需要中长期才能看到效果。
早高峰的4号线，每天都是这样拥挤的场面
如何破解职住分离的局面，黄伟认为主要有三个解法：第一，多形成分散分布的小组团布局，尽量避免规划过大的居住区和产业区；第二，在组团内用地功能要尽可能混合，并且最好是居住和就业的混合，这样在可接受的出行距离内可形成相应的生活圈和就业圈；第三，在城市通勤走廊两侧应均衡安排居住和就业用地，避免早晚高峰出现单一方向的交通流。
“应该认识到完全的职住平衡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要重视在通勤通道上的双向均衡，避免在通勤时段上出现过度的潮汐交通。”黄伟说，“站在政府或者是社会层面，降低通勤成本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他办法，比如鼓励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弹性上班等等。”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孙毅 李松林
编辑：王雯淼
流程编辑：郭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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