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卡门的提琴
编辑丨卡门的提琴
1453年以后，巴尔干相继沦于奥斯曼人之手，然则，希腊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东正教的诞生地，其文明相比土耳其人无疑更具有先进性和独立性，加之奥斯曼帝国实行米勒特制度，以宗教为单位实行相当程度自治，并不强制异教徒皈依伊斯兰教，希腊-东正教文化便在这块名为“欧洲土耳其”的这片土地上保存了下来。
故而，这一地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身份认同，即巴尔干人民只有宗教认同而缺乏民族认同。
奥斯曼苏丹的骁勇骑兵跨过土耳其海峡后不断向欧洲纵深扩张，这给欧洲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惧，巴尔干地区就处在基督教世界东南部和穆斯林世界对抗的前沿。
从宗教和文化角度考虑，西欧理应与巴尔干的基督徒更有亲近感，但欧洲人则并不把巴尔干视之为欧洲一部分，因为“东南欧”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概念。
在巴尔干地区处在奥斯曼统治时期，欧洲更愿意将他们视同混杂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异端而不是今天人所共知的“西方文明的摇篮”，即便晚近诞生的“东南欧”的概念到今天都只是个地理的概念，而不是文明的概念。
冷战时期东西欧的对立，后冷战时期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内战，以及时至今日东南欧国家难以融入西欧国家主导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似乎都说明了巴尔干地区在心理层面仍不被欧洲接纳。
正如托尼·朱特所言:"易北河和莱塔河以西的国家早就属于欧洲了，而它们以东的地区总是处在某种‘变成’欧洲国家的过程中。"
在这样一种东-西欧分野的宗教和历史背景之下，莫斯科国家作为强国的崛起就如同东西罗马帝国的分立一般具有了极其特殊的意义。
1768年俄土战争爆发后，英法两国出于各自利益分别支持俄土两方作战。
经济上,英国是欧洲先进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大国,而俄国是欧洲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农业大国,两国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
俄国出口亚麻的19%、鬃的80%、脂油的77%、大麻纤维的73%、帆船用亚麻布的43%和小麦的42%都是输出到英国去的。
英国在大量吸收俄国的农产品和农业原料的同时,也把俄国作为自己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成为俄国进口棉织品、毛织品、棉纱、金属制品和工具的主要供给国。
此外，法俄两国在波兰问题上有着尖锐矛盾，法国力图利用法国文化对波兰贵族的吸引力，将波兰打造成抵御俄国西进欧洲腹地的前哨站。
英国与法国又刚刚在七年战争中大打出手，两国关系仍然剑拔弩张。
故而，英国选择了靠拢与法国同样不融洽的俄国。
对法国而言，一方面她是奥斯曼帝国从1536年“渎圣同盟”以来一直并肩作战的忠实盟友；另一方面，七年战争后法国元气大伤，世界霸权既已无望，她企图通过占领马格里布(Maghrib)-埃及一线的北非国家来控制欧亚交通枢纽，进一步威胁英国王冠上的珍珠——印度。
因而法国支持奥斯曼帝国全力拒俄国于黑海之内，使其无力南下威胁近东地区。
法国采取的措施是给予奥斯曼帝国以经济援助，助其抵抗俄国。
英国则更为直接，英国皇家海军直接派遣经验丰富的海军军官加入俄国海军，从波罗的海绕行大西洋进入地中海与奥斯曼帝国作战。
俄国地中海舰队出于分散奥斯曼帝国与俄军作战的有生力量的考虑，采取了通过代理人鼓动希腊人起义的方式，于是有了1770年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起义，这次起义也是俄希关系中的标志性事件。
1536年，为反对共同的敌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V），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çoisI）和奥斯曼苏丹苏莱曼结盟，开创了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的“渎圣同盟”，天主教大国和伊斯兰教大国为了国家利益而跨越宗教走到了一起。
同盟成立后，奥斯曼苏丹为感谢法国支持而赐予了法国商人和外交官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诸多特权，开创了奥斯曼帝国与外国订立特惠条例的先例。
法国利用这种优惠条件，大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开展商业活动，法国商人在近东地区的影响力一度无可比拟。
导致法国在近东的经济影响力由盛转衰的节点是拿破仑战争。
18世纪70年代以后，希腊商人在俄国的庇护下逐渐崛起，但彼时法国仍然是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贸易经济体。
拿破仑战争爆发以后，尤其是1806年拿破仑宣布从海上对英国实行封锁，英国不甘示弱也利用其海上力量对法国实行封锁。
在这些战争中，英法两国实际上摧毁了对方在地中海的商船。
由于这两国以前控制了大部分的运输贸易，现在出现了严重的航运短缺，希腊人立刻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凡是有商业机会的地方，都会出现希腊水手和商人。
他们不顾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冲破英国对西班牙和法国港口的封锁，派出商队通过陆路前往法国和德国购买制成品和产自殖民地的产品。
当时希腊的塞萨洛尼基是地中海唯一的自由港，希腊船主们在俄国旗帜的庇护下穿梭于交战双方之间，与英法同时进行贸易。
拿破仑战争期间，商人们赚取了巨额利润，船东们的船队也成倍增长。
到1813年，希腊商船数量增加到惊人的615艘，总重量达153580吨，装备了5878门大炮，配备了37526名水手。
正是法国发动的这一系列争霸战争，让一直处于欧洲经济边缘的希腊人短暂地成为近代地中海贸易舞台的主角，这一时期的经济成功也奠定了其独立的物质基础。
1821年3月，伊普希兰蒂斯率军渡过普鲁特河,进入雅西城。
在他所征服的地方，亚历山大·伊普希兰蒂公开宣称他已获得沙皇的支持:“行动吧，朋友们，你们将看到一个强大的帝国捍卫我们的权利。”
他还写信给正在参加莱巴赫会议的沙皇寻求支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却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处境。
他在坚守正统主义原则和拯救东正教教友这二者中徘徊不定，于是他寄希望通过欧洲协调机制的授权以合法名义干预希腊事务，然而在梅特涅和首相涅塞尔罗德的劝说下，沙皇最终不仅没有给予希腊人帮助，反而将伊普希兰蒂斯从俄国军队除名，甚至允许奥斯曼军队暂时不必遵守1812年《布加勒斯特条约》给予多瑙河两公国的自治，这为奥斯曼军队开进两公国扫平了障碍。
直到1821年4月，84岁高龄的东正教大牧首格里高利五世(GregoriusV)被奥斯曼帝国政府以“与叛乱有联系”为由绞死。
这一消息极大地刺激了俄国人的宗教情绪，也让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感到震怒。
俄国政府立刻向土耳其发去了强硬照会，并警告土耳其政府不要利用镇压政治叛乱的机会,制造敌视它的基督教臣民的宗教战争。
奥斯曼苏丹对于俄国这份言辞狂傲的照会自然予以拒绝，俄土中断外交关系，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情势虽然一度有所反复，但沙皇最终还是听取了涅塞尔罗德的建议，表现出克制和采取多边行动的意愿。
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建立在一种被称为“德米舍梅”的特殊制度上，这样一种特殊制度导致以基督徒为主的被征服民族在奥斯曼帝国宫廷中拥有了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由于希腊人在帝国基督教社会的超然地位，希腊人起义运动爆发之后，苏丹一直疑心近卫军会和希腊起义军里应外合发动政变。
有鉴于此，马哈茂德二世终于克服了塞利姆三世面对的困境，与帝国的伊斯兰长老达成一致——将近卫军消灭殆尽。
在此基础上，苏丹将按照西方模式建立一支完全掌握在苏丹手中的新式陆军。
此外，因希腊人在东正教徒中的特殊性和与西欧社会的紧密联系，希腊人的独立运动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和其他臣属民族不同之处。
希腊人拥有来自海外希腊富商、欧洲列强和巴尔干地区东正教信众的支持。
尤其在欧洲列强介入后，埃土联军节节败退，为挽救帝国可能被倾吞的命运，马哈茂德二世决意推动变革。
为增强国力，马哈茂德二世选择了继承塞利姆三世的未竟事业，企图以“西化”的方式迅速实现富国强兵。
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是按照西方人的需求进行想象和建构出来的。
进入近代以后，欧洲人建构东方形象的视角是“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东方按照欧洲人的心理偏好和知识体系被脸谱化、具象化和刻板化。
这其中蕴含着两个原因，首先是欧洲对于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和系统化，欧洲人在大量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关于东方的学科体系，其代表就是拿破仑所建立的埃及研究院。
故而，在欧洲人看来，东方人对于如何表述自身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必须依赖欧洲人的知识和话语体系。
其次，是近代以来非西方世界和西方世界实力的不断消长。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在16世纪以后有所松动，而西方则不断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18世纪发生的双元革命更是让西方世界完成了“质”的蜕变。
在这样的变迁中，欧洲人眼中的奥斯曼帝国的也从“太阳之下最庞大、最固若金汤的帝国”、“亚洲、欧洲和非洲最富饶的国家”变为了极其邪恶的存在。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将“奥斯曼的统治描述称‘暴政’和‘专制’，强调其存在缺乏合法性和宗教宽容，它有严重的贪污、苛捐杂税、司法不公，并预言它终究要灭亡。
可以用这样一组形容词来描述形容东西关系，“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而欧洲是理性的、贞洁的和成熟的。”
在这种典型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下，西方必须君临东方，改造东方，因为西方所处的优势地位赋予了她这样的道德使命，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下，这样的逻辑又演变成先进的西方征服和改造落后的东方是一种理所应当的、合乎道德的行为。
在“东方问题”这个概念上，题中之义那就是既然“东方”已经成了问题，欧洲人既有义务也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东方问题”的涵义是东方应该怎么办，其隐含的前提则是“西方人”应该拿东方怎么办，主体是西方而被处置和改造的客体则是东方，东西方处在一种完全不平等的状态之中。
然则，回溯历史可知，真正的“东方问题”的本来面目恰好是一个“西方问题”。
参考文献：
【1】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
【2】孙兴杰.“东方问题”的本质与历史分期[J].历史教学问题,2015(05):68-74+103.
【3】]徐松岩,王三义.近现代希腊政治制度的嬗变及其特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0,35(01):102-11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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