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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护理教育事业先驱黄爱廉
5月初的广州，雨连绵不绝。在暨南大学内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103岁的黄爱廉老人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随着5·12护士节的到来，一拨拨访客前来探望这位现代护理教育的开创者，这其中有带来问候和关怀的各级领导，有共事了几十年的老同事，有她曾经教导过的学生，更有前来“朝圣”的年轻护理人员。
“战争中，我的学校被炸了，为了把书念下去，就考进了协和医学院护理系，没想到做了一辈子。”今年正值建国70周年，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黄爱廉接受《人之初》专访，娓娓道来百年医务工作者的家国情怀。
初次到访的客人会感到惊讶，这位为新中国护理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宝级专家，却蜗居在一套位于3楼仅有60平米的楼梯房，每天爬上爬下。
“家属曾经说过要给她换电梯房或大点的房子，还让我们帮忙做思想工作，但都被黄老拒绝了，她说住了一辈子熟悉了，不用麻烦大家。”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林清然介绍。
黄老的客厅中挂满字画条幅，其中一幅为原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原广东省副省长寇庆延在1991年慰问黄爱廉时亲笔手书：“为了自己钟爱的事业，终生未婚，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护理事业。”
谈起为何选择护理事业，黄老露出招牌式的笑容：“我也不想读护理，家人也不是很支持，但在那个年代，有书读已经很好了，刚好协和护理系招人，我就去了。”
时间回溯到1916年，黄爱廉出生在天津一户富裕家庭，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她排行老八。虽然正处兵荒马乱的年代，青少年时代的黄爱廉仍然过着优渥的生活，家住两层的西式小洋房，父亲喜欢收藏古董字画，也很重视孩子们的教育，黄爱廉从小在父亲带领下学习英文，父亲希望她在金融方面有所造诣。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黄爱廉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
“我在南开中学附中毕业后，被保送到南开大学商学院，刚上大二，学校就南迁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了。”回过神来的黄爱廉跑遍天津、北京，发现大学基本停课了，只有北京协和医学院还有上课，她匆忙跑去报了名。
“协和是教会学校，而且战争年代更需要医学生，所以并没有停课。我稀里糊涂报名读了预科，补了些课程报了护理学院，就一辈子和护理打交道了。”讲起80多年前的选择，黄爱廉感慨，个人如同在历史洪流中漂荡的小舟，何去何从根本由不得自己。
▲黄爱廉老前辈分享与护理的一世情缘
“当时护理在大家眼中就是伺候人的。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如果在估计不会让我读护理，我哥哥也问了我几次‘你行吗’，他怕我受不了苦。”黄爱廉回忆说，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对护士有严格的要求，着装、卫生、言行举止等都有标准，全英文授课且课堂上必须用英文交流，“魔鬼式”的教育还是让她略感压力。
学院会给学生设置一些考验。黄爱廉入学遭遇的第一道关卡是倒便盆，很多同学过不了这关，中途退学了。等到毕业的时候，一个班30人只剩下十几名同学。
从小富养的黄爱廉没有打退堂鼓，“别人都能行，我怎么就不行？让我们倒便盆，不是说护士的工作就是倒便盆，而是培养我们吃苦耐劳的品质。”
1941年，顺利毕业的黄爱廉留在了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42年，协和医院被日军控制，黄爱廉毅然赶赴抗战大后方重庆，坚守在中央医院的病房从事护理工作。1943年，协和护校从沦陷区迁至成都，黄爱廉进入护校带教。
抗战胜利后，协和护校由成都迁回北京，协和医学院尚未正式恢复，暂时没领到任务的黄爱廉决定自费到美国深造，攻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医院管理系学士学位。
这一走，也为她和广东的缘分埋下了伏笔。
似乎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在写毕业论文的黄爱廉接到时任柔济医院（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王怀乐的邀请。
王怀乐知道黄爱廉源于偶然。在美国出差期间，他和在当地任教的老朋友闲聊时说到，医院正愁缺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护理老师。老朋友一听就乐了，说自己正好有一名中国学生，之前在协和学过护理，快毕业了。
这名即将毕业的学生便是黄爱廉，王怀乐当即提出约见。
和王怀乐的第一次见面在一个餐厅里，103岁的黄爱廉依然记忆清晰：“我一听到工作地点在广州就来了兴趣，马上答应了下来。我籍贯广东高要，父亲老说广东好，我却从来没去过。”
黄爱廉确实是护理老师的合适人选，专业素养让王怀乐很是满意。但33岁的姑娘仍然“喳喳跳”的活脱性子，让他有些不放心，几度跟她确认：“去广东你要安心工作，不是去两天，起码要呆两年的。”
黄爱廉反复点头。他们都没想到，黄爱廉会在广州一呆就是80年。
▲2019年，黄爱廉出席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纪念5·12国际护士节大会
回国后黄爱廉并没有先到天津，而是直奔广州。总是听父亲讲起广东，这里让她感到无限亲切，到广东工作像是对先父的一种缅怀。从小在北方长大的她，对南国充满了新鲜感和兴奋感。
黄爱廉在广州的第一个工作是在柔济医院附属端拿护士学校任教务主任，这所创立于1903年的护士学校开创了南中国护理教育之先河。
和工作对上了眼神的黄爱廉全身心投入，她将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协和大学所学的知识，以及多年积累下的丰富经验带入教学和学校管理，开启一系列的课程设置改革，开创了国内护理个案研究课程。
随着新中国成立，柔济医院附属端拿护士学校更名为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护士学校（现广医三院），黄爱廉升任校长。
黄校长毕生心血倾注在护理事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她先后创办了四所护士学校——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附属护士学校、广州市第一护士学校、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附属护士学校、暨南大学附属护士学校，直接教育的学生数量多达4000余人。
这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她的慧眼先行——培养了广东第一批男护士。
20世纪50年代初，北方已开始招收男护士，但广东省的护士学校仍是清一色的娘子军，仅有教会医院少数几个北方来的男护士。与之相对的，是行业对男护士的急切需求，常会有精神病科、骨科、急诊科医生感慨：“要是有男护士就好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黄爱廉发起招收广东省首批男护士。在普遍的观念里，男人当护士是没出息的表现，男人也不愿意当护士，因此招生很艰难。黄爱廉还记得，首批男护士只招收到19人，都是家庭很贫困的苦孩子，广州市卫生局将他们统一交给方便医院护士学校（1953年更名为广州市第一护士学校）培养，毕业后分配给广州市卫生局下属各医院。
“男护士很好，很顶用，有力气，做事麻利。”提起当初培养的那些男护士，黄爱廉依然赞不绝口，这批男护士很多已经成为医疗界的中坚力量。
首批男护士所在班级被称为“秋二班”（因该年春季招过一班），师生感情一直很好。2004年11月黄爱廉生日时，“秋二班”的学员给恩师送上贺联——“护士之母为人之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黄爱廉和暨南大学的缘分，则是在她退休后结下的。
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医学院，经历了文革十年动荡后人才急缺。筹备组的专家广布英雄帖，听说黄爱廉刚好退休，便三顾茅庐邀请其到暨南大学主持护理教育工作。
62岁的黄爱廉收到邀约后欣然应允，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成功组建了医学院附属医院护理部和附属护士学校。
1978至1984年，黄爱廉任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兼护理部主任；1993年，担任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名誉校长。在她带领的护理改革推动下，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率先成为广东省内开展整体护理的单位之一。
退而不休的黄爱廉将精力放在了管理工作上，但也没抛弃她心爱的护理专业。
1973年，她主持编写了全国统一教材《基础护理学》，缓解了我国护理学教材缺乏的问题。1981年和1987年，她又相继出版了《护理心理学基础》《护士用心理学》，填补了该领域空白。
2006年，暨南大学授予她“暨南大学终身贡献奖”。
“本想帮他们（暨大医学院）打好基础就退休，但没办法，那时候人才很紧缺，来的人又都有各自的工作，我就这么又干到了第二次退休。”黄爱廉笑称。
▲各种奖项和照片，记录下黄爱廉不凡的一生
1989年，黄爱廉右前臂腕部上方出现了一个包块，诊断为骨恶性肿瘤，为了根除癌症，右前臂1/3节段截除再接，从此右手短了近10厘米。手术后，她依然坚持著书立说，撰写论文十余篇，出版多部护理学著作。
“做过手术，不影响使用，还可以写的。”黄爱廉谈起自己短了一截的右手，神情坦然。现在她终于可以歇下来了，护理学日臻成熟，先进的理念日益涌现，一批批新人辈出，终于度过了人才的饥荒期，她不用第三次上岗了。
近几年，黄爱廉已经很少露面，只在护士节的时候参加一些公共活动。平时，她喜欢翻翻报纸看看书，天气好的时候，会在保姆的陪护下自己到楼下走一走。学生们很多都已老去，但逢年过节，总还有人到访。100多岁的老师和80多岁的学生，慢悠悠地在一起说些日常琐事，说说记忆里渐渐模糊的当年。
黄爱廉一生未婚，安然而豁达。针对当前护士队伍中存在的晚婚甚至剩女的现象，她坦言，“不要让别人定义自己的生活，整个世界都在不断地变化，对世界要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不应该过度受到外界影响。”她提醒，要活得幸福、活得有价值，就要能够克服困难，“什么事情别人一说就动摇了，怎么做人？怎么可能不痛苦？”
作为护理界的前辈，老人很开心自己等到了社会对护理认识和态度的改变，从最初的看不起，到渐渐赢得尊重，几代护理人用自己的坚持与努力迎来了春天。
▲年轻护士给黄爱廉前辈送上鲜花
“每天辛辛苦苦护理了病人解决了问题，回想起来还是值得自豪的。”她对年轻护士的寄语有两个词，一是专业，二是自信。
首先，护士要注重学习和努力，没有专业知识，光有耐心、脾气好干不好护士，护士也要有钻研精神，护理也是有很多东西要研究的。
其次，护士要有自信，要尊敬自己的职业，社会才能看得起这个行业，“医生有医生的职责，护士有护士的职责，没有医生开不了医院，没有护士也开不了医院，护理和医生一样，都是神圣的职业。”
亲身见证我国护理事业发展的黄爱廉，默默地用一辈子的时间践行了南丁格尔的誓言。经历百年沧桑的她更深有体会，国家繁荣富强才能成就有志者的事业，1946年在她颇感前途渺茫时只身远赴美国，1949年留学结束后，她毅然回国。“我是肯定要回中国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正是这样的家国情怀，让她在祖国护理岗位上，一点一滴身体力行地改变我国的护理和医疗事业。
记者｜李楠楠 岳超群
编辑｜苏海宁 责编｜周颖怡
来源｜《人之初》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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