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初，我带着十几个工人走进华南海鲜市场，清扫垃圾、收拾家禽腐尸、清理沟渠里的淤泥，他们干了 2 天。接下来的日子，我也没有接到到活。
2 月 14 日做完雷神山项目后，我居家隔离了 14 天。起初，每天躺着，不是玩手机就是睡觉，也算是一种享受。从床上走到床下，从客厅走到卧室，是他常做的运动。玩了几天，他感到有点累，“接着是难受，最后是憋疯了。”
3 月 18 日，居住在武汉的人终于可以“下楼”。我所住的小区没有感染者，出入不需要复工证明，但他出门最多买点吃的用的，“去哪里呢，又没事做。”
与我年纪相仿的陈晨，也因接不到活，从劳务公司辞了职。他打算，4 月 8 日武汉解封后回一趟老家鄂州。1 月30 日出来后，他还没回过老家。
叶良平同是建设雷神山医院的工人。2 月中旬，他还在建方舱医院；2 月 21 日后，除了买菜，他基本不出门了。“没有地种，没有活干，没必要出去。”
封城后，武汉的物价曾经一度混乱，青菜涨到了十多块一斤，猪肉 45 元一斤。叶良平只在腊月买过一次肉，“天天吃肉没必要。疫情期间的东西肯定比平时贵，何必凑热闹呢？”中午炒两个青菜，晚上吃稀饭和馍。“三个菜换着吃：莴苣、包菜和青椒。”53 岁的叶良平觉得“要是年轻的话无所谓，还有未来，但我这把年纪，吃多了没用。”
和女朋友一起住的我，每月花销接近万块。算了一笔账：“房租一个月 2000 元，水电 200 元，每天抽烟 20 元，生活费不说多了一天 100 元。”
“我十几岁父母去世，从没想过找政府救助。只要正常工作，一个人在外养活自己没问题，但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人想过在武汉生活困难的人呢？”
谁也没想到，建完雷神山医院后，不少工友们在家已经待了1 个半月。
大年三十下午，正准备回家过春节的我接到招聘通知——火神山急需工人现场施工。火神山位于武汉西郊蔡甸区，我常年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年前，身上没有存多少钱，我想着家里困难，总要做点事、置点生活费，“我抱有一点侥幸心理，病毒应该不会到我们这些人身上。”
当时是封城的第二天，火车和客车不让走，但小汽车还可以。我赶忙联系上在武汉的 40 个工友，开着依维柯把他们接到火神山，干了 2 天。
1 月 30 日，办好通行证的我，又把工人接到了雷神山工地。工人们来自全国各地，分散租住在武汉不同小区。我每天开车接送他们上下班。
雷神山是一个平地，头两天是基础建设。现场管理人员催得紧，我看得也紧：“我带去的工人偷懒或做事太潦草都不行。”钢筋工砸钢筋，木工制模板，基础做好后，再是拼装板房——用一块一块的成品板材，切割和拼接成窗户、墙和吊顶等。最后是安装热水器、浴盆以及日用设施等。除了医用设备和仪器由医院安装外，剩下全是工人的活。
等候进场的工人们，戴着不同颜色的安全帽和各式材质的口罩，在湿漉漉的马路上，聆听安全监督员举着喇叭传达的须知：“就一点，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生命只有一次，不可能重来。”
工地上，没有一个工种不辛苦，去了之后就是做事，脏和累避免不了。工人们带着工具，比如电动扳手、电起子、活动扳手等。“我们出门时，绝大多数人还躺在被窝里”，我说。据他估计，全武汉的工人加起来不足1万人，集中在火神山、雷神山两个工地做事，方舱医院都缺人。封城后，送外卖的、跑快递的、无家可归的，都到工地来谋活路。
外地的工人进不来，武汉的人也出不去。陈晨的弟弟骑了七个小时，在大年三十晚上 6 点半回到鄂州，车子停在了家门口。比弟弟早 2 小时，陈晨先到家。
接到劳务公司的派活后，陈晨迟疑，要不要回武汉？“弟弟是一个贪玩的人，骑摩托车把大半个中国游历完了。他意志力比较强。如果不是他有勇气骑回家，我也没勇气骑回武汉。”陈晨说。
哥俩骑的是同一辆共享单车。初六早上 8 点，陈晨骑车到了葛店南站，查了体温，一切正常。从鄂州跨武汉，有道关卡设在左岭。在那里，陈晨第一次被拦截。他谎称住在邻近的左岭新城，买完衣服正准备回家。为圆谎，他特意从家里拿了几件新衣裤。出示了身份证，做了实名登记，他被放行。
进武汉后，公共交通都停了。陈晨沿高新大道一路向西，路过武昌火车站骑到了鹦鹉洲大桥，但是，鹦鹉洲大桥封路了，长江大桥也不通，他不得不多花了一个小时绕至杨泗港大桥。
双层 12 车道的杨泗港大桥于2019 年10 月 8 日通车，陈晨曾参与施工，做过拼装、电焊、搭架、清理垃圾等突击工作。桥上的车很少，也没什么行人。陈晨骑着单车，车筐里放着水果、饮料和面包等。骑到桥中央时，望着天水一色的长江，还有未经风霜的大桥，陈晨拿出手机匆匆拍了几张照片。赶着晚上 7 点钟开工，他没有多做停留便继续骑行。
直到下午 2 点半，骑了 40 公里的陈晨，终于抵达目的地——汉阳区王家湾。陈晨与 5 个工友住在离王家湾地铁站2 公里的楼房里。房租每月1700 元，加上水电费，分摊下来每人 400 元。6个人平时都在武汉打突击，但今年情况特殊，有3个回不来。
工友叶良平不舍得自己租房子，吃住都在工地，“干活也方便”。初三那天，他搬进了雷神山的工人宿舍。
2 月 15 日，武汉下了一场雪。雷神山医院的箱式板房漏水了，房间内有仪器，抢修必须在 36 小时完成。
陈晨被召集到了雷神山抢修现场，负责搞钢构和做天沟。“屋顶的防水没做好，板房上打玻璃胶和防水胶的工序被忽略了”，陈晨说，“我们必须抢工。”
罕见的，自 1 月 26 日以来，他第一次穿上了防护服。“我们所在区域是病区，还是有点担心。”
搭载重症患者的急救车停在离他五十米远的正前方。提着大包小包的患者，从车上下来，向板房一侧的小门内缓慢移动。不知他们是否留意到屋顶上的人，还有他们不同于医护人员的安全帽。1 月 25 日，武汉市政府开会决定新建第二座临时专科医院；1 月 26 日，施工人员进驻江夏区黄家湖军运会运动员村3 号停车场；2 月 6 日，雷神山医院一部分竣工并验收；2 月 8 日，雷神山医院收治了第一批共计 30 位重症患者。
从1月27日到2月5日，叶良平一直在工地切割和焊接钢筋，一天最少做 12 小时，有时连续工作 24 小时。来之前，他从电视上得知“新冠肺炎很严重”，但当时雷神山医院还是一片空地，没有病人只有工人，所以他没什么顾虑，“口罩都戴着。”
病人进来后，一边治疗、一边赶工成为了雷神山医院的常态。叶良平还是只有口罩：“我那两天做的其他工种，没有上去搭架子，就没有防护服。”
在工地，像叶良平这么大年纪的工友，做的常是“下层的活”。他打了十年工，电焊、拼接、搭架子、防水等基本都会；他还考了电工证，木工活也自称是一流的。
与叶良平不同，陈晨是领班。中建三局、武汉建工是雷神山医院的承建单位。项目启动前，与承建单位合作的上百家劳务公司，通过各个招工渠道，组建施工队伍。劳务公司的老板绝大多数不在武汉，常用电话遥控指挥。工人与老板之间，便有了领班。
领班凑不够人，就找突击队。突击队是临时组建的散工团，哪个工地需要就往哪里钻，由组织他们的带班负责上下班接送、现场指导、后勤保障、报酬结算等。单个的工人，没机会也没能力直接与建设单位沟通，打交道最多的是带班。通过招工网或微信群，带班很快就能组织一支突击队。
叶良平常年在外打工，手里有不少带班的电话，我便是其中之一。不同于合同工按月领报酬，突击队的工钱是日算日结，先由带班垫付给工人，再由劳务公司的老板与带班结算。整个流程中，工人只和带班产生关系，他们与承建单位、劳务公司，相互没有约束力。整个合作充满了不稳定性，突击队的工人处于最底层，带班比他们高一级。
有病人后，我表示80%的工人都不愿来。陈晨带队连续做了 4 天，终于把累活硬活干完。他说：“有的人胆子小，来都不敢来。”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命。
工人的一日三餐由雷神山工地提供。早餐有面包、馒头、包子、鸡蛋。叶良平觉得生活条件还可以：“过年那几天，有四五个菜；到尾期了，就稍微简单一点。”陈晨也表示：“这边的福利真不错，发矿泉水的地方很多，有的工人喝不完还拿回家了。”他还说：除了水，工地还发日用品——手套、安全帽、防护服、背心什么的。口罩按规定一天最少发 2 个，4小时一换。
大食堂是军运村的旧设施，被改建成了宿舍和餐厅。吃饭的人比较多，一天有三四千人，多时高达六千人，现场排 2 个长队，每队 50 米左右。我说至少要排一个小时，叶良平则说40 分钟基本就能吃上饭。打饭凭饭票，一人一张。有时人太多，带班就一个人领完整个班组的餐食。为预防感染，进出工地和食堂，工人都要脱下安全帽测体温，现场用的也是一次性餐盒和餐具。领到饭后，工人们各自找地方，有的在敞亮的食堂里吃，有的在空地吃，还有的在建材上吃，但都蹲着或坐地上。吃过午饭，天气好的话，他们就散在工地各处，懒洋洋地躺着眯一会儿或坐着聊天。
大食堂附近有三个厕所，可同时容纳二三十人，项目部附近也有一个厕所，但对于有几千号人的工地来说，还是不大够用。雷神山工地面积有328亩，工作区域离厕所比较远的话，来回得个把小时，人多还要排队。不少工人索性找个角落自行解决。陈晨说，这在现场是“很正常的”。
工地禁止抽烟，因为病人住的箱式板房外面布有氧气管，还有防水涂层，“万一点着了怎么办？”陈晨说。不过，毕竟人有各自的需求，“说一声，到指定地方或走远一点，休息时抽一根也没事。”
建设火神山医院时，陈晨表示一张饭票可以领一个口罩。但是在雷神山，陈晨带着手下的26 张饭票领口罩时，被保安队长拒绝了，他要求一个一个领。陈晨在工地一天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还是领不到口罩。“后来几天，我去都不去领了。”
我也指出物资不足的情况：“在工地上，最大的防护是安全帽。口罩、手套都是自己提供，管理人员忙不过来。除非自己的东西弄丢了，才会跟他们申请，一般不主动发给我们。”我的口罩是自购的。N95口罩在药房一个 38.5 元，他在小摊小贩那里买，也不便宜，30 块一个。“回家后用酒精消毒，可以戴两三天。”不过，据武汉当地志愿者了解，那段时间 N95 口罩是稀缺品，我买到的也许是仿货。
我说：“民工的生活一般很差，有的工人是外地的，没地方去，连着两三天待在工地。冬天不做事就很冷，连躺一下、歇一下的地方也没有，基本上都在工作。工地床位不够，他们只能打地铺。他们在工作餐方面没有要求，吃饱饭就可以。”
当时，武汉的酒店、餐馆全关着门。物资缺乏，菜又卖得贵，农民工还要租房子和交水电费，持续下去可能导致生活上的拮据。方便面也涨价了，一桶卖 6至8 块。“商店关门做生意，开个小窗户，你要什么他拿给你，药店也一样。”
叶良平却说：“这是我一生中干过的最好的工地。”像叶良平这般有手艺的工人，平时一天工钱两三百元。建完雷神山后，他表示再也找不到待遇更好的活。
往年春节也有开工的现象，但不像2020 年情况这么特殊，需要如此多人。
我从一个工友那里接下了火神山的活。“我找了 40 个人，说好一个工一天 700 块。”干完 2 天的活，项目经理按一人2800 元当场结算，工友从每个人身上抽了一半的劳务费，“一个人赚了 56000元，还没算自己的工钱。”我不敢想，钱这么好赚。
“我也是做这个行业的，但没那么黑。”平时找工人，一个人头费抽 10到20 元；遇到特殊的建设火神山的机会，我也就抽 100 块。“我们一年四季都靠工人，对他们好点，总有一天他们对我也好。”
好赚的事情太多，但得凭关系。后来火神山又招工，但我没关系，于是去了雷神山。
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同样不计代价，也不分大工小工。工作时间按一天 8 小时计算，从早上 8点到下午 5 点半，中间有 1 个半小时的午餐和休息时间。抢建和抢修期间，工资每天按 12 小时算，一天在 1200 元上下。
但是，因为工人的报酬由劳务公司的老板敲定，所以每个工人实际领到的工资不一样。从承建单位到劳务公司，从领班到带班，层层分包之后，才轮到一线工人。到了项目后期，武汉开工的地方少之又少，300 块一天也有人做。
我认识的同行，就有借火神山、雷神山项目赚了很多钱的。“幸好隔离补助按实名制发给工人，要不被宰的更多。”
叶良平在雷神山干了 20 来天，挣了 20700元。除非很累，他才休息半日。而他所谓的休息，就是跑去方舱医院做工。“到了这个年纪，干不了多少年了，有活就可以，其他的什么都别想。”
碍于长期打交道的熟人关系，叶良平在开工前，并没有与带班谈好具体的工钱，结账时也不深究。“纠结这个事，我觉得对不起人家。他们算多少就是多少。”
“我是一个最底层的工人，说起来惭愧。”叶良平说。他有两个孩子，大女儿成家了，生活美满；儿子是1992年出生的，还没结婚。家里的3间小矮瓦房已经破败不堪，没法住人。叶良平回家很少，因为没钱，所以不好意思回去。“就算疫情结束，我也不回去。”家里的田，人家出了一点钱租了去，他也种不了。“我现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因为我连农村的房子都没有，更不说城里。大姑娘结婚都是租用小镇上的酒店，对不住姑娘、儿子。”
陈晨也有压力。房贷 20 万，两个儿子还在念小学：“老婆在家里带孩子，一家人靠我一个人挣钱，每个月光房贷和生活费就得五六千。老板给的酬劳还可以，不然我何必骑着单车来，是吧？”出来后，母亲天天给他打电话，劝他别做了，在原地休息。“我妈有15 年的糖尿病，每个月看病要一千三四百。虽然我有弟弟妹妹，但作为一个男人，腰杆还是要站直。”
有人觉得工人拿的钱多，我说：“一辈子可能就这几天。回头算一下，还是划不来：第一，我们冒着风险出来的；第二，现在不能出去做事了。到哪里去呢？武汉这边的工人到外地务工，出得去吗？就算能出去，谁接受我们？”
不工作的日子，陈晨依然晚上 12 点睡，早上五六点起。他不停地打电话、发信息，一天通话至少 60 次。他带了 140 多号人进出工地，一个月过去，还有18 人没有领到隔离补助。“我是农村出来的，想把每个人照顾到。”
中建三局抗肺炎应急工程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于 2 月 10 日发布了《关于工人隔离期间补贴标准的通知》。按照《通知》规定，“所有人员在工程完工后需隔离 15 天”，每天的隔离补助是 300 元，合计 4500 元。这是一项鼓励工人及时开展自我隔离的福利措施。不管在火神山或雷神山工作几日，每位工人都能领取 4500 元的隔离费。
从雷神山工地出来，工人必须居家隔离14 天。隔离期满后，由社区开具“解除隔离证明”。居家隔离的日子，“伙食、生活用品和防疫用品均由本人提供”。
领取隔离补助的流程，由领班向承建单位提交考勤，财务一一确认身份信息后，再放款。打钱是最后一步，也是最快的一步。统计了工人们的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开户行和银行卡号后，陈晨拿着名单，回了三趟雷神山指挥中心，光是车费就花了 1300 元。”
项目经理跟陈晨说“你这个不是事。”陈晨说：“不是大小的问题，既然国家给了隔离补助，人人都是平等的，我希望每个人都拿到。”
名单上的人数，从最早的 69 降到了18 ，还有18个人没有领到，但陈晨还是不满意。“抢修期间，一天一两万人上班，你说人从哪儿来？该给人家赚的给人家，心换心。”
在江夏区纸坊街道附近，叶良平替儿子租了一间 12平米的房间，每月房租 260 元。封城前，儿子回了老家；封城后，在餐馆上班的老婆失了业，住进了小房间。雷神山停工后，叶良平也搬了过去。
2 月 24 日，为了隔离费的事，叶良平与半个月没见的同事肖旺通了电话。肖旺是跑快递的，在雷神山干了一天，之后被安排在宾馆隔离。
“我问他为什么隔离？他说查了 CT，一个女医生说他的肺部有阴影。”叶良平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他有点鬼”。他联想到了一件事：
一天中午，肖旺过体温枪。“人家一测，他有 37.9 摄氏度。”那天有太阳，他戴着围巾，说是捂着了。他把围巾取下来，又测了一遍，体温恢复正常。“他没有咳嗽的现象，应该是无症状患者。想起来有点后怕，万一那时候感染了怎么办？”好在肖旺体格不错，经过简单治疗后，已恢复健康。叶良平在 2 月 27 日做了核酸测试后，院方一直没有联系他，“表示我没问题。”
在雷神山工作了 20多天，陈晨也不安。查了 CT，确定没问题，他悬着的心才放下。
我属于早期建设火神山、雷神山的工人，他和40 位工友没有做核酸测试。直到 4 月 1 日，他仍不确定自己的身体状况。“我感觉不舒服，浑身没劲，有点难受，但不敢去医院看。”他担心自己是无症状感染者，不仅要支付隔离期间的食宿费，出来后还找不到工作。“我已经山穷水尽，你叫我给什么钱？要不让我走，要不让我隔离，不能让我死在这里。”
前段时间，前老板给我打电话，让他帮忙找人做事。开工的地方在东湖旁，是一个污水处理工程。“他说只要在武汉待过的全部不要，从外地调人来。他们也怕传染吧。”
陈晨一边安抚工人，一边还在想办法讨隔离费。十七八岁，他就出来做事了：“非典那些年，我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建设雷神山的工人，许多是外地滞留武汉的，“特别是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西藏……”陈晨说，“人出来，身不由己。在没有工作还要吃喝时，需要帮助。”
相比漂泊的外乡人，武汉离鄂州近，离陈晨的两个孩子也近。“我不会离开武汉，武汉人对没回去的农民工蛮热情的。”他在社区住了 20 多天，没有被欺负。
叶良平也不打算离开武汉，这里有熟人、有活干，“离我老家也不远”。
武汉不全是城市，也有农村。我是武汉人，不过是农村户口。“武汉本来是我家。我根本没想过去另外一个地方。我相信‘在家里’是饿不死的。”
4月7日，武汉解封前一天，我和陈晨再次开工，为武汉市政铺排水管。每天工作9小时，挣300元。
“我没打算在城市待着，这么贵的房子买不起，但我也看到了很多阳光。”刚步入建筑行业的时候，老师傅跟我说，从年头做到年尾一分钱拿不到。
“以前，欠账跑路的事频频发生，现在起码到了年尾，该结的账都结了。希望后面能够完善得更好，让农民工更有保障。我们这一辈过去了，下一辈会好一点。”
我和我的工友们是一群普通的建设工人，当别人都说我们也是英雄的时候，感觉很自豪。武汉已经逐步恢复日常生活，我们也会和往常一样，干活、挣钱、养家，希望也会一天比一天好。
（网络素材整理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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