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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经》研究员 王立峰
编辑｜郭楠
在经济学上，财富，是一种价值的体现，代表着对物质财产以及精神财产的拥有。
影响城市财富的因素有很多，涉及人口、教育、资源、创新、社会环境乃至政府的政策决策等诸多因素。财富越多，意味着城市越繁荣，背后是便利的基础设施，更广泛的就业，更加友好的民生、医疗、教育环境等等。应该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低碳路线的推进，财富繁荣的决定性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土地、牛羊、矿山等自然资源对于财富积累的决定性作用逐渐被环境、人才、教育和创新取代。
《财经》推出“城市财富”栏目，该栏目重点介绍与城市财富密切相关的上市公司相关活动以及对财富流动的影响，尤其注重创新科技。评价过程中，我们综合考量城市的财富总量、人口、教育、环境质量以及研发投入五类指标。在这一评估模型下，全国的城市财富分为四类：领先型、赶超型、创新型以及制造业型，如下图。
利用这一数据矩阵，能够简单直观的揭示各城市财富的多寡和竞争力的强弱。简单来说，沿着数据轴的横轴越靠右，代表财富绝对额越高；沿着纵轴越向上则意味着当前创新的动力更足。任何城市的发展最终需要在创新动力形成与城市财富总量的扩张方面取得合理平衡。
基于这一测评模型，《财经》研究员对全国34座城市进行评价。34座城市的选取标准是，2021年底城市财富值位列前30的城市（如北、上、广、深），以及那些万亿GDP俱乐部城市（如苏州、青岛、郑州、泉州等）。城市财富值的计算标准是特定城市属地范围内A股上市公司收入、利润以及市值，基于特定权重进行加权后计算得到。全部统计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Wind（万德）以及地方政府网站；此外，文中数据如无特指，均为2021年（底）数据，包含市值。
在此指出，衡量城市财富的角度有很多，如GDP规模、产业增加值等等。我们认为，上市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日渐成为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社会财富的重要载体，就如同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之于美国；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之于中国一样。
《财经》研究员独辟蹊径，通过上市公司所表征的财富值来评价城市财富多寡，这本身也符合发展上市公司、壮大资本市场，激发创新活力的政策要求。诚然，也有一些未上市公司，它们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是未被纳入统计范畴，典型的是华为，但是这样的隐形冠军毕竟少之又少。退一步讲，存在隐形冠军的城市，一定也具备创新的土壤，适宜的营商环境等便利创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要素，且形成围绕隐形冠军的产业链，足够支持众多富有活力的创新企业涌现。
具体来说，上市公司收入和利润代表着财富的扩张或者收缩，市值实际是市场对于一家上市公司盈利与增长潜力高低的货币化评估。
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21年底，以上市公司衡量的34座城市财富总额44万亿元，当年这34座城市创造的GDP总量为55万亿元。GDP相对于财富总值的溢出，反映未上市经济主体的影响。
评估结果存在几个鲜明特点，如：北、上、深，位列领先型城市，广州因财富总量稍低而稍逊一筹；城市间分化严重，一线城市财富效应显著；部分城市上市公司总体收入显著超过地方GDP，反映财富的全国性扩张能力；一家公司可能决定一座城市的财富，如宁德时代、茅台助力所在城市均位列财富值前30，反映创新与品牌的力量。
1、以上市公司表征的城市财富总额44万亿元、GDP50万亿元
统计结果显示，包含北上广深等在内的34座城市当年累计创造GDP50万亿元，当年实现收入60万亿元，以及净利润1万亿元，基于收入、市值以及利润的简单加权平均后的财富总额为44万亿元。
这34座城市的财富总额是整个上市公司财富总额的77%。这与收入大致匹配，2021年34座城市的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收53万亿元，占当年全部上市公司总收入的80%，约占全部城市GDP的50%。
从增长的角度，这34座城市财富值在2019年的33.5万亿元的基础上扩张10万亿元至2021年的43.8万亿元，增幅30.58%。推究起来，营收和市值的双重扩张是重要驱动力量。
仅城市财富值来算，排名前五的城市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动，第一至第五分别是：北京、深圳、上海、杭州以及广州，但是五个城市的财富值变动幅度差异较大，最突出的是杭州，其财富值从2019年的1.18万亿元增长63%至2021年的1.92万亿元。北京的财富总额虽然绝对领先，但是过去两年仅扩张13%。
34座城市的财富值排名上升最快的是福建宁德。受益于碳中和，宁德时代的市值过去两年快速扩张，由此导致宁德市的财富值增长404%至4754亿元。其他进步较大的城市还有西安、无锡、合肥等城市。
财富值排名下降居前的是珠海、武汉以及福州，其中珠海下降10个名次。这些城市财富值下降较多，主要原因在于城市辖区内上市公司市值表现不尽如人意，营收扩张也明显放缓。以珠海为例，当地最著名的公司之一是格力电器。过分单一的产品结构，产品鲜有实质性创新的空调业绩持续疲软，加之沉迷于红海市场的手机业务，最终导致这家公司的市值腰斩，过去两年下降约1800亿元。
2、城市财富分类
基于我们的评估模型，城市财富总体分为领先型、赶超型、创新型以及制造业型四类。其中，北京、上海、深圳落在领先象限，是中国财富最集中、创新力最强的城市代表。
落在创新型象限的为杭州、广州以及厦门，是城市财富集中的城市代表，这些城市相对于领先型城市的弱点在于创新方面的综合投入不足，也是领先型象限的最具挑战力代表。
南京、武汉以及西安是赶超型城市代表，这些城市的不足在于财富总量的差距。由于地理位置、固有的产业布局等多方面原因，这些城市的财富总量有限或者扩张速度相对较慢。不过，这些城市目前正在依托自己的教育优势，加大科技与创新，以实现财富总量的扩张。
前述这9座城市可以说是中国约687座城市（截至2021年底）的标杆；除此以外的绝大多数城市坐落于制造业型城市这一象限，即使如苏州、合肥等这些近年来以创新著称的城市。这些城市的成功往往依赖于特定的公司、产业（典型的是苏州、东莞、仁怀、宁德等），但是本身财富存量较小，制约了财富扩张的步伐。
下表为详细分类：
最后指出，上述结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变化。基于科技与创新的投入力度，财富总量的扩张速度将呈现差异化表现，从而在不同城市的竞争力上呈现分化；反过来财富总量的增长快慢也将从就业、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制约一个城市的创新投入的能力，从而最终影响财富的扩张。
以领先型城市为例，如果不能加强人才吸引、教育培养，并在研发方面持之以恒的投入，未来就有可能由于创新与科技的活力下降，导致竞争力落入赶超型城市，甚至落入创新型城市的可能，后者的结果是可怕的，实际意味着城市社会财富总量的相对收缩。
处于创新型以及赶超型的城市，通过加强创新、更多积极的措施吸引人口的流入，改善营商环境等，最终也有望晋升领先型城市。制造业型城市亦存在向创新型或者赶超型转化的无限可能，这更多依赖于产业升级。
1、头部五强：财富大赢家
显然，一二线大城市代表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致富机遇。从数据来看，财富在不同城市间的分化极其严重，集中向一二线城市，特别是北、上、广、深、杭州等大城市的集中化趋势明显。原因往往在于商业环境、人口规模、教育程度以及更为便利的基础设施等。
北京、上海、深圳三座城市2021年的财富总额26.6万亿元，占34座城市财富总额的超过六成；加上杭州以及广州，排在前五的这些城市财富总额占比68%，其余29座城市占比仅为32%。
这几个城市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除了广州以外，北、上、深、杭四座城市的财富总额超过了其当地的GDP。
最典型的是北京，其当年财富值15.9万亿元，其GDP仅为4万亿元，财富值是GDP的3.95倍。原因在于北京这座全国政治中心城市聚集了石化双雄、五大国有银行、两大电信运营商，以及中国建筑、中国神华等众多央企总部，合计约117家央企上市公司。
深圳以及上海，分别以5.6万亿元以及5.1万亿元的财富总额位列第二以及第三，这两座城市的领先优势，同样是基于不少多全国性大型企业总部在此驻扎。如上海有宝钢、上汽、交通银行、东方航空、宝信软件以及中芯国际等中国知名企业（含34家央企上市公司）；除了华为，深圳有中国平安、招商银行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更有比亚迪、立讯精密、中兴通讯以及顺丰控股、富士康等创新类公司（含25家央企上市公司）。
上述央企或者知名公司总部给城市带来的财富是惊人的。据各地金融局数据，截至2021年底，北京本外币存款余额19.97万亿元，上海17.58万亿元，深圳11.25万亿元，杭州6.1万亿元，远超全国其他城市和地区。
理解上述现象给经济带来的积极表现并不困难。石化双雄的石油或天然气、比亚迪的新能源车、中国平安以及招商银行的金融产品可以在全国销售。收入是全国的，甚至还有海外的，但是GDP产值是按照地域统计的。谁能拥有这样的大型公司总部所在，谁就是财富大赢家。
这一现象也进一步凸显，各地发展经济需要通过创新，努力推动平台型公司的建设和发展，以驱动财富的扩张。特别是围绕那些制造业或者科技龙头，很容易形成产业集群，从而带来可观的财富效应。典型的如围绕上汽、特斯拉形成的长三角汽车零配件产业群，围绕阿里巴巴所形成数字经济、快递经济，以及围绕华为、比亚迪等所形成的消费电子、汽车产业链等等。
2、制造业明星：苏州VS东莞，宁德VS仁怀
统计还发现，财富值超过地方GDP的有8个城市，包括了贵州茅台所在城市贵州仁怀以及宁德时代所在城市福建宁德；其余26座城市的财富值均低于地方GDP，这也从侧面折射出这些城市的上市公司质量以及市场拓展能力有待提升。
落在制造业型象限的城市，共计25座，如苏州、重庆、天津、合肥、东莞等等，这些城市的显著特点是在其竞争力优势聚集在某一特定领域，如仁怀、宁德，再如东莞、苏州，主要服务于深圳、上海，这些城市综合来看，创新优势不算突出，财富总量与创新型城市以及领先型城市相比存在或大或小的差距。
东莞在这方面就是个很有意义的代表。身为深圳卫星城，东莞当地经济发达，过去依靠加工贸易获取了不俗的经济增长业绩。全世界1/5羊毛衫东莞造，全世界1/10运动鞋东莞造，全球每2个5G时钟芯片、每2个锡膏印刷机……就有1个“东莞造”。
然而，就上市公司而言，东莞当地公司规模多偏小，细分领域供应商色彩浓厚，明显缺乏类似比亚迪、宁德时代、中兴通讯这样的全国性平台型公司。这会导致当地的上市公司容易陷入激烈的市场竞争。
数据显示，东莞49家上市公司一年创造的营收1242亿元，净利润43亿元，净利润率仅3.5%；对比2019年，东莞当地上市公司收入扩张22%，期间净利润反而下降了22%。由此导致其市值也偏低，当地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是坚朗五金，最新市值近600亿元。东莞产业升级以及培育更具竞争力上市公司的诉求浓厚。
同样的情况在苏州这边也有体现。众多的制造企业和产品以中间体为主，缺乏大众耳熟能详的企业，真正走出来的独立品牌少。
不过，苏州的情况总体好于东莞。从数量来看，119家上市公司超过东莞的49家；上市公司营收3725亿元，是东莞的3倍，且营收超过百亿的有5家；2021年实现净利润252亿元，是东莞上市公司的6倍，利润率也远高于东莞。为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苏州目前正在加快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先进材料四大产业集群建设。
对于宁德、仁怀这样的城市挑战依然存在。过去多年，依靠宁德时代、贵州茅台的优异表现财富值领先，但是实际这些城市依靠单一公司获取财富，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的横线带动或者纵向产业链延伸，实际对当地GDP的贡献有限，财富增长效应最终会基于业绩、估值等走向停滞。正所谓“独木难成林”，宁德时代的供应链企业主要分布在其他城市，如长三角一带；贵州茅台则缺乏显著的供应链体系。
从23座城市的区域分布来看，财富主要分布在东中部，西部上榜城市少之又少，仅西安、重庆、成都、乌鲁木齐在列。从财富总量看，这四个城市的财富总额占比仅5.3%。
对于大多数的城市来说，决定财富多寡的很可能只需要一家上市公司。
这在仁怀以及宁德两个城市体现特别明显。2021年，宁德地方GDP仅为3151亿元，但是由于宁德时代的出色表现，宁德的财富总值达4754亿元，是GDP的1.5倍；仁怀也存在类似情况，其地方GDP仅为1564亿元，但是仁怀的总财富值超过8300亿元。宁德时代以及贵州茅台的靓丽市场表现，成就了这两个地方城市，这是创新与品牌的力量。
再以杭州为例。杭州当地互联网、数字经济产业发达，当地最有名的公司就是港美股上市的阿里巴巴。由于统计口径的问题，阿里巴巴未能在我们的计算范围之内，但是其带动作用是显著的。一大批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在这里生根发芽，不断壮大。零售、软件与信息技术、电子设备制造等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市场领先的企业。他们共同为这座城市的财富增长做出贡献。
也有相反的案例。一些GDP万亿俱乐部会员，如郑州、东莞、泉州等城市，其以上市公司衡量的城市财富略低，如泉州仅为297亿元；郑州仅为1317亿元。导致如此大落差的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城市尽管存在数量不低的上市公司，但是这些公司的收入、利润以及市值偏低，缺乏具备全国性布局的上市公司或者业绩较低。
以郑州为例，身为五朝古都，中原大地核心城市，总人口规模1274万，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10位，2021年GDP实现1.27万亿元。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其上市公司数量仅为27家，2021年总收入1332亿元，总市值2530亿元，市值最高的安图生物也仅为300多亿元（截至2021年底）。这27家上市公司的收入规模仅略超贵州茅台，与宁德时代大体接近，实现净利润不足百亿，市值差距更远。
从数据看，34座城市的人口规模平均数超过1000万。除去仁怀、宁德、珠海，以及常州、乌鲁木齐等少数几个人口规模偏低的城市以外，其余城市人口都超过了500万。财富总值排名前五的城市人口都超过了1200万。
城市财富的规模，取决于人口、教育、创新与品牌，以及政策等因素的共振，其中人口既是决定城市财富规模的重要因素，人口的流入流出也体现一座城市的吸引力。
人口对城市财富规模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以重庆为例，重庆尽管人口规模超过3200万，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但是其GDP规模仅为上海的65%，北京的70%。以上市公司来衡量的财富值差距就更为明显。
重庆2021年底财富值约为6500亿元，很大原因在于其所属上市公司的营收以及市值规模依然不够强大。尽管重庆有智飞生物、长安汽车这样的创新型企业，也有重庆啤酒这样的知名品牌，但是整体实力较弱。重庆62家上市公司2021年实现营收7154亿元，平均115亿元/家，总计实现净利润519亿元，净利润率7.25%。对比来看，上海396家上市公司，累计实现营收6.12万亿元，平均每家公司营收155亿元，总计实现净利润4730亿元，净利润率7.7%。上海所属上市公司的总市值更是重庆的7.4倍。
深圳也是个很好的案例。深圳，是中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地方。历经40多年发展，深圳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占据重要位置的城市。截至2021年底，深圳人口1259万，当年创造GDP超过3万亿元。
从财富的角度来看，深圳当地A股上市公司381家，2021年实现总收入5.96万亿元，实现净利润5500亿元，总市值10.12万亿元。这包含了众多明星公司，中国平安、招商银行、比亚迪、中兴通讯……这还未包含港股上市，也是中国最值钱的公司——腾讯。
这是一组非常有意义的数据。2021年全部深圳A股上市公司实现收入6万亿元，是当年深圳GDP的接近2倍。如果加上腾讯控股的5600亿元收入以及未上市的华为6400亿元的收入，则深圳这些公司的收入是当年GDP的235%。数据印证着无可辩驳的事实：深圳当地公司有着出色的创新能力以及极强的市场扩张能力。
另外，根据上述测评规则，结果显示，近两年来，深圳财富效应继续增长。全部深圳A股上市公司的财富总值从2019年的4.79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6万亿元，增幅25%。不过，深圳财富值的增长主要是在2020年完成，2021年仅增长3%。究其原因，利润增长停滞，市值止步不前是重要因素，尽管收入仍在扩张。
仁怀、宁德则以更为直观的数据说明，依靠品牌或者创新，任何一个城市都有望走上财富增长之路。截至2021年，仁怀人口65万，宁德315万。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不同城市间围绕人口、人才的争夺，终将是一出好“戏”。但是，人口、人才的争夺，不仅仅依赖现有的财富多寡，未来上升机会、财富命运改变的机会多少，这当然也包含了对于社会环境的评估，更公平的营商环境，更友好的社会氛围，都将成为青年才俊们的考量。
我们的数据来源全部来自Wind、地方政府官网或者国家统计局网站；评价中的上市公司仅限于A股公司，未包含境外上市主体。评估过程中对于个别指标进行了适当的权重或者百分比处理，目的在于保持数据评估的维度统一，也是为了让数据体现更多的“特征”，比方财富总量方面我们加入上市公司市值。实际市值隐含投资者对于一家公司的评价，代表资金的态度，这当然是财富的一种客观度量。
评估过程中，也极有个别城市2021年的数据未见地方政府披露，我们采用两个方法处理。对于一直未见披露的，我们采用城市所在的省一级数据处理；对于2021年尚未披露，但是2020年已经披露的，采用2020年数据予以替代，或者近似期间数据替代。这一处理过程不会对最终的评估产生重大影响。
应该指出，完全采用上市公司财富值作为城市财富值，并不见得完全理性。比方，个别万亿GDP俱乐部城市，他们在我们的评价体系里面并不突出，如泉州、福州。但是，我们深信，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上市公司实际已经成为各地财富增长的引擎，是创新的引擎。反过来，相关城市如果不能注重上市公司的质量和发展，很可能导致未来增长引擎的动力失却，最终在城市之间的竞争中落了下风。
每一座城市，实际是一个财富梦想的载体。承载这一梦想，不仅依赖过往的经济范式或者成就，更依赖创新、科技，以及“适合的设计”（英国经济学家埃里克·拜因霍克语）。面对人口老龄化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的冲击，创新、设计更是凸显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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