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武汉晚报》的记者曾专门对邓小平的长女邓林做过一次采访，采访过程中这位记者向邓林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您的心中您的父亲和别的父亲有什么不同吗？”
本来记者以为邓林眼中的父亲会是一种沉默寡言、不怒自威的严父形象。可万万没有想到，邓林却告诉记者：
“我的父亲在关爱子女这方面和别人的父亲没什么不同……他会抓住每一次机会，让孩子们接受教育……。”
在整个采访结束后，邓林给记者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的干脆利落、不拘小节，用记者的话说就是“颇有邓公‘快刀斩乱麻’的风采。”
看到这样一个举手投足间皆有其父风范的女艺术家，世人怎能想到邓林在2岁之前竟然连亲生父母都不知道是谁……
1941年9月11日，在河北省赤岸村的一间破瓦房里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宁静的夜晚。
卓琳怀抱着自己刚刚诞下的女儿，沉浸在了初为人母的喜悦之中。
此时邓小平来到了妻子的身边，望着她怀里抱着的女婴，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这可爱的女儿是邓小平夫妇爱情的结晶，所以邓小平决定，把他们夫妻二人的名字拆开各取一字组成大儿女的名字，“邓琳”这个名字便由此而来。
邓琳的那铿锵有力的哭声给赤岸村的抗日军民带来了一丝久违的温暖，她的降生犹如荒漠中的绿芽，让他们重新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生命之花的绽放让人们看到了生活的绚丽，可战争的硝烟却无时无刻地不再威胁着这刚刚盛开的花朵。
1941年9月中旬，日军对八路军129师的驻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129师师部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此时作为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自然是要跟随着大部队前往太行山上，但他那个才喝了7天母乳的大女儿又该如何安置呢？
接下来的艰苦斗争连成年人都要忍饥挨饿，在这种条件下还在襁褓之中的邓琳存活下去的概率又会有多少？
为了不让女儿跟着父母一起受苦，卓琳只能忍痛将女儿寄养在了当地老百姓的家中。
离别时，卓琳强忍着泪水，头也不回地跟随着大部队转移。当时的她心想着，等情况稍微稳定下来后自己就回来把女儿接走。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她这一去就是整整两个春秋。
1943年，卓琳回到了赤岸村想要接大女儿回延安。
两年来，卓琳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女儿，在她的脑海中曾无数次幻想与女儿重逢时的画面。
她想着，那时候的邓琳应该会叫妈妈了，她想着，那时候的邓琳可能会有些瘦弱，但她的笑容依然会像刚出生时那样甜美。
带着内心无比地期待，卓琳缓缓地推开了女儿养父母的家门。
此时，在屋子里的一个椅子上，一个饿得骨瘦如柴的女娃娃正呆呆地坐在上面。
她的嘴唇已经干得龟裂，脸上的苍蝇正肆无忌惮地叮咬着她的肌肤，可女娃娃竟饿得连抬手驱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
见到这一幕的卓琳猛然跑到女娃娃的跟前，一把将女儿搂在自己的怀里痛哭起来。
卓琳没有责怪孩子的养父母，因为她知道，在日本人的封锁与扫荡之下，每家每户都在忍饥挨饿。
他们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养活这个孩子便已经竭尽所能了。
把孩子抱走那天，女儿的反应特别强烈，因为邓琳不认识这个陌生的“阿姨”。
在亲妈的怀里，小邓琳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乡下的养父母。虽然与邓琳并没有血缘上的关系，但两年来的生活已经让这家人对邓琳产生了感情。
看着渐行渐远的母子二人，这对乡下夫妇也忍不住流下了不舍的泪水。
虽然跟随着妈妈来到了延安，但小邓琳依旧没办法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由于工作上的原因，邓小平与卓琳在将女儿接回延安后，便将其安排在了蔡树藩夫妇那里生活。
邓琳一生有好多个“干爸”、“干妈”，她于战火中降生，在马背上长大，喝的是“百娘奶”、吃的是“百家饭”，所以众人都说她是“公家”的孩子。
由于先天营养不良，邓琳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即便成年之后也没有多大改观。
1970年，已经28岁的邓琳去了河北宣化的部队。
邓小平知道邓琳体弱多病，于是在这一年的2月9号，他通过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汪东兴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希望给她安排一些工作强度较低的工作。
邓小平一生中从没有因自己的事情向党组织提过要求，而为了解决子女们所面临的困难，邓小平给中央写了一封又一封信。
这些信中，邓小平从来没因什么客套话语，也从来不转弯抹角，一向是单刀直入，把困难讲清楚，把愿望说明白。
在信中邓小平还表示，希望可以为邓琳介绍对象。
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仅仅几行简短的文字，却夹杂着一位父亲对子女们深沉的挂念与关爱。
邓小平一生热爱事业，同时也十分看重家庭。
可眼看着儿女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关于他们的婚姻问题却成为了邓小平与卓琳两人最为头疼的事情。
这其中大女儿邓林的困难是邓小平认为最大的。
邓小平对孩子们的品德、性格都十分了解，在他看来，大女儿邓林非但身体不好，性格还有些内向。
所以他才会在信中提出这样的请求。
不过婚姻方面邓琳却认为顺其自然，当邓小平问及她这方面的问题时，她还一再表示，“不想找个干部子弟”。
但邓小平的请求，汪东兴等人自然尤为关注。
1973年，邓林回到了北京，不久之后就被分配到了北京画院工作。
在新单位报道的那一天，邓琳写在书面文件上的名字并不是父母所取的“琳”，而是去掉了“王”字旁的双木“林”。
原来，早在上中学的时候，邓琳嫌自己的名字笔画太多写起来太过繁琐，于是便自作主张将自己的名字去掉了个偏旁，并一直沿用了下去。
而这一年，有人给还是单身的邓林介绍了对象。
男方名叫吴建常，当时是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的技术员，老家是湖南的，1939年出生，年纪上比邓林要虚长几岁。
那时候的吴建常梳一头短发显得十分干练、精神，戴着一副眼镜又显得文质彬彬，他为人老实本分，性格憨厚，又是金属研究院的青年干部，可谓是前途无量。
当时邓小平夫妇都相信，自己的女儿与这样一个小伙子结合，她未来的生活一定会过得有滋有味。
于是没过多久，两边的老人就安排了这两个年轻人的第一次相亲。
那时候的邓林虽然身材有些圆润，但整体上还是比较协调且丰满的。
她虽然习惯留一头短发，但说起话来却轻声细语，言语之间夹带着文艺女青年的内秀。
吴建常对邓林的第一印象非常满意，邓林也表示愿意同他进一步发展关系。
随着两人的感情不断升温，二人对婚姻渴望愈发强烈起来。可就在这时，吴建常却表现出了一丝丝的犹豫。
情感细腻的邓林看出了男友的不同寻常，在她的一再追问下，吴建常终于说出了他的顾虑。
“你几个妹妹都嫁给了干部家的子弟，可我……”
只见邓林听完了他的话竟忍不住地哈哈大笑了起来，她一边笑一边对吴建常说出了曾经对邓小平说过的话，
“我和妹妹们不一样，我并不想找个干部子弟。”
邓林的话彻底打消了吴建常的顾虑，此后没多久便组建了属于他们的家庭。
婚后夫妻二人出双入对显得十分甜蜜，第二年就诞下了他们唯一的孩子——邓卓泝。
邓林打小便十分喜爱画画。在她儿时的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刻莫过于从父亲那里拿到缴获而来日本糖果了。
这一颗颗五彩缤纷的糖果粒不仅好吃，看起来也十分漂亮。
所以小时候的邓林常常望着这些糖果浮想联翩，这些色彩为她带来了许多奇妙的灵感。
那时候邓林时不时地就会捡起一根的木枝在地上画画，她看到胖乎乎的麻雀略上枝头便把它们画在这泥土制成的“画纸”之上。
她看见排排小草迎风而倒便将用树枝将这美丽的瞬间定格在画上。
邓林虽不善言辞，但她的画笔却“能说会道”。
小的时候由于没有条件，邓林虽有颇高的绘画天赋，但始终没有接受系统的训练。好在长大之后，她得到了进入中央美院旁听的机会。
当时的邓林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花鸟科学习，她的师傅有民国时期我国的著名画家吴昌硕、也有齐白石先生的高徒田世光。
有被誉为“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宗师”的李苦禅、也有创作出《大好春光》这样优秀作品的郭味蕖。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邓林在这么多绘画大家的指点之下，绘画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
而自从结婚之后，邓林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生活中他们相互扶持，工作中她们相互理解，邓林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惬意与幸福。
快乐的人总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抒发自己的感情。
歌手会哼唱出优美动听的歌曲，作家会创作出甜蜜快乐的情节，而邓林则是用画笔勾勒出她生活中的五彩缤纷。
那段时期邓林变得非常高产，而她的技艺也在这种千锤百炼之中得到了质的提升。
1977年，邓林所创作的《红梅松图》参加了北京画院“迎春画展”，这是她的作品第一次参加公开的绘画展览。
此后邓林的事业便逐渐走向了巅峰。她不光在国内办画展，甚至在国外也能看到她的画作。
2005年1月，应奥地利官方的邀请，邓林携带着她的优秀作品在维也纳举办了个人画展。
作为邓林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人，父亲邓小平可以说是影响了邓林的整个人生。
在邓小平去世之后，邓林便想着将曾经在生活中拍摄到的父亲的照片编辑成册，在父亲去世周年之际公之于众，以表达作为女儿对父亲的缅怀。
1997年12月，邓林从她20多年里为父亲拍摄的一千多幅摄影作品中，精心挑选出100多幅照片，出版了摄影集——《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
该摄影集中的上千幅照片在次年的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做了公开展览，据说当年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在摄影集的最后一页只有一张照片，邓林将其命名为“永不停步”。
照片中，邓小平在老伴的搀扶下拄着拐杖在海滩上前行。
据邓林介绍，父亲晚年虽然身体机能下降，但依旧保持着锻炼身体的习惯，甚至在1992年还曾先后8次到海里面去游泳。
邓林告诉记者：
“父亲不喜欢在游泳池里游泳，因为泳池太小，感受不到大海的波涛汹涌，缺少一种搏击的感觉”
邓小平一生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但他每一次都是迎难而上，就像迎着海浪在大海中遨游一般。
他一生都在勇往直前，他一刻都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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