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1989年冬至，对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来说，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因误服三个月“雷米封”，肝脏遭到损坏，丈夫崔泰山患肝癌去世。
无数次地，她从睡梦中醒来，忍不住哭喊：“泰山！”
可是，枕边已无人。想到自己的疏忽，想到只有13岁的儿子，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常沙娜与崔泰山
崔泰山是常沙娜的第二任丈夫。她的第一次婚姻，仓促且短暂。
1950年，常沙娜正在波士顿一所美术学校学习绘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社会对中国留学生充满敌视。
有一次，她去超市买东西，付过款正准备出门，就在这时，一位女警察蛮横地拦住她，问：“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得知她是中国人时，女警察鄙夷地说：“如果你是日本人就会好一些！”
委屈和愤怒之下，常沙娜决定中断学业，立刻回国。靠打工攒够路费后，她只身漂洋过海。
那是1950年12月，她19岁。
常沙娜在回国船上
回国后，适逢父亲常书鸿正在北京举办大型的“敦煌文物展览”，她迫不及待参与进来。
展出那天，父亲交给她一个重要任务：接待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
就这样，常沙娜第一次见到了两位先生。在年轻的她眼里，梁思成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儿”，而林徽因，虽然身体羸弱，却依然眉目如画气质高雅。
这次会见带来新的机缘，得知常沙娜从小就在莫高窟临摹壁画，又有留学经历，梁思成夫妇推荐她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做助教。
没有任何学历，却得到清华的聘任，常沙娜受宠若惊，开始孜孜不倦地投入学习。
1952年，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林徽因指导下，她用敦煌元素设计出一款丝巾，作为大会的礼品。
会议开幕后，一位苏联舞蹈家拿到丝巾爱不释手：“这是新中国最漂亮的礼物！新的礼物！”
常沙娜设计的丝巾
从此，常沙娜走上了艺术设计的道路。
也是在这时，她邂逅了在美国时结识的一位土木工程师。22岁的她，青春逼人不谙世事，在了解并不深入时，她接受了他的求婚。
他是上海人，家庭条件优裕，精明能干的母亲掌管全家，家里有保姆、有厨师。
然而，常沙娜却很苦恼，她始终无法适应他的家庭。
虽然在法国出生，但从12岁起，她就跟着父亲在荒凉的莫高窟长大，对敦煌的热爱，让她崇尚自然，向往自由。
而一个大家庭的规矩，对她来说，无异于束缚。夫妻感情日益淡漠时，她选择了离婚，将这一页永远地翻了过去。
常沙娜与父亲
离婚后，常沙娜不再奢望感情。全国院系大调整后，她被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在实践中，她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1958年，北京“十大建筑”正式启动，常沙娜被分配到人民大会堂设计组，参与宴会厅顶部天花板的设计。敦煌元素被她熟练运用，最终，她的方案被采纳。
庆功宴那天，待大家坐定，照明设备齐齐通电，刹那间，整个宴会厅富丽堂皇流光溢彩，雷鸣般的掌声中，常沙娜的眼泪夺眶而出。
此后，她参与了多项大型设计，精美的敦煌图案令人叹为观止，人们很难相信，它们出自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子之手。
凭借自己的实力，常沙娜声名鹊起。
常沙娜
1961年11月，她受邀访问日本。意料之外的是，一个月的行程，不仅艺术交流大有裨益，这趟旅程也成了她个人生活的转折点——她结识了代表团的日文翻译崔泰山。
崔泰山是辽宁丹东人，从小就做过抗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来到北京，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在对外文委做翻译。
他长相英俊，人又朴实憨厚，在工作中，常沙娜与他熟识起来。不料一交谈，竟有意外惊喜，原来，崔泰山与父亲常书鸿早就相识。
三年前，父亲赴日举办《中国敦煌艺术展》，两个月间，崔泰山曾全程担任翻译。
缘分就是如此奇妙，再看彼此时，突然有了异样的感觉。
日本访问结束后，联系多了起来。经过两年交往，1963年冬天，他们结为伴侣。这年，常沙娜32岁，崔泰山36岁。
没有鲜花戒指，也没有任何仪式，登记那天，他们拍了一张结婚照算作留念。从此，工艺美院的一间宿舍，成了他们的家。
常沙娜与崔泰山
与第一次的婚姻不同，这一次，常沙娜真正感受到了夫妻恩爱。
结婚时，她提出条件：“一、不生孩子；二、吃食堂，不做饭；三、全身心投入各自的工作。”
崔泰山尊重她的意见，他爽朗地说：“没问题，我这么多年一直吃食堂。”
对于不生孩子，他也完全理解，常沙娜又要教学，又要采风，没孩子一身轻，可以全力以赴。
婚后不久，常沙娜到河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紧接着，又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因为法国出生，美国求学，她成了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小姐”。厄运没有躲过，她被要求扫操场，扫楼道，扫厕所。
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教学停顿，事业无望，沮丧之余，她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然而事与愿违，在一次搬箱子时，孩子流产了。不幸接二连三，1968年，常沙娜第二次怀孕，无休无止的审查中，她因惊吓再次流产。
痛苦无边无际，好在，崔泰山一直陪在她的身边。那段日子，他始终是她的精神支柱。
她苦闷时，他安慰她：“一切都会过去的。”被抄家时，他挡在前面：“不行，你们没有权力！”
崔泰山根正苗红，因为日语水平高，曾为周恩来、郭沫若担任过口译。在他庇佑下，常沙娜熬过了那段屈辱的日子。
常沙娜与父亲
1973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终于恢复了生机，重新站在讲台上，常沙娜怀着满腔热情，毫无保留地为学生传授知识。
人生已过不惑，她开始渴望有个孩子。上天眷顾，45岁那年，她终于再次怀孕。
怀着美好的心情，她去植物园写生。坐在鲜花丛中，绚丽多彩的大自然，给她带来了无限遐想。
1976年冬天，儿子小晖出生。
常沙娜夫妇与儿子小晖
工作走上正轨，家庭美满幸福，常沙娜愉快地投入教学。因成绩出色，1983年，她被任命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千斤重担落在肩上，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在她奔波下，新的教学楼竣工了，工艺楼盖起来了，中央工艺美院不断兴旺发展，全院上下意气风发。
繁忙的工作之下，常沙娜忽略了丈夫。崔泰山不断消瘦，他独自去了医院，被诊断为肺结核，医生让他服用雷米封。
为了不让妻子分心，崔泰山什么都没有说。直到有一天，常沙娜发现他在服药。
对“雷米封”，她很敏感，当年在林徽因身边时，她就知道，这个药是治疗肺结核的。
这一惊，非同小可，她立刻陪同崔泰山去了医院。谁料，一位女大夫一看片子就断定，那不过是早年留下的肺部钙化点。
得知崔泰山已经服用了三个多月雷米封时，女大夫果断地说：“马上停药，检查肝功能！”
可是，还是晚了。雷米封已经严重损坏肝脏，医院的结论是：“诱发性肝癌”。
在中日友好医院，一位日本大夫对常沙娜说：“崔先生肝癌已经到晚期，治不好了。你要安慰他，鼓励他，让他好好地面对，家属要做好思想准备。”
另一位老中医看过后预言：“他过不了冬至了。”
常沙娜与丈夫
一语成谶。1989年冬至那天，崔泰山去世。临终前，他一直在用眼睛寻找，口中不住地询问：“沙娜呢？沙娜呢？”
等常沙娜赶到时，他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没有见到丈夫最后一面，这成了常沙娜一生中最愧疚的事。
幸福的家庭破碎了，那年，儿子只有13岁。很长一段时间，常沙娜陷入痛苦和自责：
“如果我不那么操心学校的事，稍微关心一下老崔，情况也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一开始就陪老崔去看病，他也许就不会这么早走！后悔啊，我这个妻子是怎么当的？泰山，真是对不起你啊！”
无数个夜里，她泪流满面。
忍受着极度的悲伤，她强迫自己全身心扑在工作上，院长这一职位，她一干就是15年。
1998年，67岁的常沙娜卸任院长，没有了行政事务缠身，她接过了父亲传承敦煌艺术的接力棒，像燕子一样，在北京和敦煌之间飞来飞去。
书出版了，画展开起来了，儿子长大了，每一个好消息，她都不忘告诉崔泰山。
每年清明节，还有他的生日、忌日，她都会去为他扫墓，父亲题在墓碑上的字，完全代表着她的心声。
那四个字是：泰山永在。
常沙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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