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0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震惊民航界乃至全国的贪腐案件。
故事的主人公便是此前的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的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
最终李培英由于受贿2661万余元，贪污8520万元，两罪并罚，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并且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该判决下达后，民航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根据媒体报道，李培英可能是中国民航系统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判死刑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六十岁正是花甲之年，李培英人前光鲜亮丽了大半辈子，到不曾想晚年却晚节不保，面临着法律上最为严厉的惩罚——死刑。
作为一个农民之子，李培英的前半辈子很是出息，1950年 出生于河北广平县，自小家境贫寒，但他却很是机灵聪慧。
18岁参军入伍，后来机缘巧合下前往民航航校进行学习，1972年正式进入首都机场参与工作，此后进行了为期十七年的安保工作。
1989年2月，他被任命为首都机场公安分局的局长，而后又历任首都国际机场副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等职务，2007年1月李培英担任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达到了其仕途的顶峰。
在首都机场工作期间，李培英的政绩不俗，他在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的任期内，首都机场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
从2000年初，首都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到2002年11月，成为了首家跨区域的机场集团公司，李培英皆有参与，而后他又参与了全国八个省市的机场收购，这令其一时间风光无比，获得了“机场大亨”的美誉。
首都机场的飞速发展取得了国家政策的进一步支持，而作为首都机场公司核心领导之一的李培英也因此赢得了巨大资金运作空间。
随着权力的扩大，一同膨胀的还有李培英的贪欲与野心……
2007年9月23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华闻公司常务副总裁王政因单位行贿罪被判处了三年有期徒刑。
王政获罪的原因是其在“新黄浦收购案”中，向上海新黄浦集团原董事长吴明烈行贿1000万元。
王政行贿一案的调查是李培英一案揭开的导火索。
华闻公司隶属于人民日报社，王政是华闻当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王政旗下的“华闻系”不但在上海大展拳脚，而且向全国开疆拓土。
在金融领域，王政以上海“新华闻公司”为主要平台，全资拥有上海中泰信托、华闻期货，控股深证大成基金，参股联合证券，并通过安徽国元信托染指国元证券等等，一时之间风光无比。
展露尖角的华闻系，获得了首都机场时任高管李培英的关注，因为在彼时飞速发展的首都机场集团同样正朝着金融领域大展拳脚。
在2000年的时候，首都机场集团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拿出了共计六亿元委托给第三方进行理财投资，但是损失十分惨重，仅仅在华闻传媒一只股票上就赔了五千万元。
除了理财投资上的亏损以外，还有出现领导以理财之名对资金进行私自挪用，这个人便是李培英。
2000年9月，李培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自个儿悄悄地通过委托投资公司的副总，也就是中民信的副总王祯琦，从这六亿元的投资资金中转出了四千万，用在了“其他投资”，当然这一行为首都机场集团的领导班子们压根就不知道。
但是这笔资金实际的用处并不是用于投资，在挪出后始终是被李培英一人控制、支配。
更令人乍舌的是，并且直到案发，公司上下竟然无人知晓这四千万被挪用。
时间来到2002年底，股市呈现漫漫熊市之态，在投资市场上失意的王政希望李培英能够依托其巨大的现金流出手支持。
李培英是个精明的商人，他很敏锐地意识到与王政的合作能够为其平掉部分坏账。
见有机可循，他便允许以委托理财的方式对王政的公司进行现金转出。
自然，提供资金并非是没有条件的，李培英对王政提出的私人条件便是让王政的公司承担首都机场在民信理财当中所造成的2.62亿余元的亏空，作为融资的成本平账，并且在委托合同中隐藏了承担亏空的内容。
如此做账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将其此前所转走的金额进行平账处理，从而形成在股市当中亏空的假象。
此后李培英又采取同等方法，陆续转出数千万元，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的内控机制在其面前形同虚设。
当然，王政也并非做了什么亏本的买卖，其获得了大额的救命资金的注入，并且，李培英海对其承诺，这些资金只收取极为低廉的理财收益率。
直到2006年，国家审计署在针对民航局、首都机场的专项审计当中，发现了蛛丝马迹：
首都机场有一笔高达15亿元资金委托于王政所在的华闻公司进行投资理财，后转化为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然而这笔钱丝毫无法经得起深查，审计人员在追查这笔资金的流向过程中，发现了王政与李培英的牵连，不明资金流向暴露出的种种端倪皆与李培英脱不开关系。
办案人员针对这笔异常流向的资金展开了严密的侦察。
立案侦察后，办案初始阶段的李培英面对检察官的问题总是沉默不语，意图负隅顽抗。
但是再硬的嘴在如山般的铁证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检察官对首都机场的所有资金情况进行了从始至终的排查。
这是一项无比浩大且繁琐的工程，“当时在查账的时候，整个房间都无法放下账上的材料。当时打印机都打坏了几台，因为要打出这些进行比对，计算到底漏掉了多少钱。”李培英专案组的组长介绍道。
面对一个又一个账户以及数不清的买进卖出，专案组严谨地搜寻着每一个账目。
最终，在不知多少个日夜后，他们发现了重要的线索：首都机场集团用于理财投资的十数亿元中的8250万元被分为了三笔款项让人私自转走了。
检察官们发现，首都机场用于理财投资的资金中有3.8亿在账目中的记载是已经亏损了，然而这笔亏损当中有高达8250万元的数目并非真正的亏损，而是被挪为了私用。
据后来在外地抓捕到的理财经手人交代：
“他（李培英）给我打电话，说首都机场要用钱，说从这个理财账户里面出一下，一共挪走了三笔，共是8250万。”
除了贪污罪以外，受贿罪是判决李培英的另一重要因素。
在济南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当中查明，在1995年的1月到2003年的11月，李培英滥用其担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副总理、机场集团总裁以及首都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且索要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661.44万元。
李培英被查证的最早的一笔贿赂发生在1995年，他利用私权接受了深圳市经济协作发展公司总经理陈小平的请求，安排首都机场财务处为该公司办理了2000万元委托贷款。
作为报酬，在深圳晶都酒店，陈小平悄悄地贿赂了李培英30万元人民币，李培英将这笔钱用于个人消费很快就花完了。
在2002年李培英接受王政的请托，安排首都机场为其公司提供了15亿元的理财资金，并且收受了该公司副总经理所送的信用卡一张，内存人民币四十八万元。
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2003年3月，李培英接受了北京某房地产开发集团的请托，为其在机场股份公司拆借资金6000万元用于房地产项目开发，李培英收受贿赂十万美元。
2002年4月至2003年11月期间，李培英有安排机场建设公司提供6.3亿元资金，为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融资，索要100万美元。
诸如此类行贿事例，其目的皆为让李培英以委托理财之名套取现金，在事实面前李培英供认不讳。
李培英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他的钱又花到了哪里去了？
很难想到，让李培英堕入腐败深渊的是一个极为老套的原因，赌博。
李培英极为好赌，花费了极大数额的钱财在赌博上，且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根据检方的指控显示，他至少先后14次前往澳门赌场进行赌博，并且赌博的数额极为巨大。
根据李培英的描述，其第一次进入赌场在1989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赌场内那强烈输赢所带来的快感深深地刺激了他的内心，豪掷千金所带来的权力感让其无法自拔，李培英瞬间对这种感觉着迷，并且此后越陷越深。
在李培英还是个小公务员的时候，他赌也只是小打小闹，在他当了公安局局长的时候，升级成了专业赌徒，等他执掌了资产数百亿的首都机场后，他的赌瘾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在人前，他是那个意气风发受人尊重的企业高管，在人后，他便化身恶魔，成为了一个在牌桌上红了眼，无比疯狂的赌徒。
为了赌博，其行程安排令人乍舌。
“李培英从首都机场飞到深圳，然后再从深圳去香港，他通过赌场安置在香港的专用直升机，飞到赌场楼的平台上，前后用去的时间不过三个多小时。”李培英一案专案组提到。
事实上正是如此，李培英一晚上可以输掉四百万，然而第二天照样像个没事人一样乘坐着早班飞机，再九点钟之前又出现在了首都机场，夹着他的皮包，泰然自若地走向办公楼。
李培英自己提到，“到了赌场以后，那真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眼睛一眼不眨地盯着那牌，就盼着出结果，一旦输了就顿时有了更加冲动的欲望想要赢回来，就这样反反复复，但几乎还是输。”
李培英沉迷赌场时间长达二十多年，这其间他自然是欠下了不少的钱。
李培英喜好“百家乐”，桌上的赌资从5万元到500万元不等，赌资和输赢额都由在组织者透过银行汇兑转账方式支付和提取，组织者从中获取暴利提成。
根据供述，仅在1998年7月至2001年6月期间，李培英在深圳市一辉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麦炳辉陪同下，先后十四次到澳门的赌场赌博，共计输掉3300余万港币。
那么这些欠下的钱李培英自然是要归还的，“人家真正地让我还赌债的时候，我开始害怕了。人一旦没钱的时候，你不能再给他帮助的时候，人家就可能要把你往外抖落了。”李培英这样说道。
2001年4月，麦炳辉向犯罪嫌疑人李培英索要赌债，于是便有了李培英私自从首都机场的理财投资资金中私自转出三千五百万公款的事件。
偿还欠款的李培英没有为此收敛，反而是赌债的偿还过于轻而易举导致他此后更是变本加厉，在其后所收受的贿赂绝大多数都用于其个人的赌博使用。
在针对此案的庭审中，李培英竟然险些脱罪。
李培英的辩护律师在庭审当中认为，针对李培英贪污罪的指控并不能成立。
这是因为经过刑法专家的论证，其中的4750万元不构成贪污，最重要的理由在于“李培英没有个人占有这些钱的客观行为”。
在另一方面，涉及该罪名的由麦炳辉替李培英所支付的赌博债务3500万元，证据显示该支付链条断裂，因而并不能支持指控。
对于李培英的受贿罪指控，由于每一笔受贿数额罪证确凿，其辩护律师不得不承认受贿罪成立。
在其后，李培英的辩护律师在庭审上表示：李培英的贪污罪名不能够认定，其受贿罪名虽然成立，但是辩护律师又提到“考虑到李培英的自首、超额退赔，以及对国家的贡献，尽管罪行严重，但多年来已在逐步改正恶习等事实情节，应予从轻判处”。
这摆明了是要替李培英逃脱其所应当受到的惩罚，但是李培英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民航巨贪典型，其注定无法逃脱沉重的惩罚。
辩护律师的辩护很快便被驳回，一审法院的态度很明确，也就是说无论李培英有没有在工作中做出什么巨大贡献，但是他犯下的罪行是很明确的，并且两者之间不能混为一谈，辩护律师试图“功过相抵”是行不通的。
最终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定，李培英受贿2661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并且具有索要贿赂的情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另一方面，李培英贪污款项高达8250万元，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鉴于其贪污脏款已全部退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两罪并罚，最终判决李培英死刑立即执行。
然而李培英似乎并不甘心，为了逃过这一死，他开始想出其他方式。
他开始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意图通过立功来减刑，并且，由于不满且认为判罚过重，李培英在2月19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3月17日，山东省高级法院二审在济南开庭，山东高院在庭审中宣读了长达了三十分钟的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这意味着李培英的“功不抵罪”，曾经风光无限的他，终究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最为沉重的代价。
2009年8月7日，李培英在验明正身后，被执行死刑。
这个贪污受贿超过一亿的巨贪之徒，深陷赌博20年，最终，因为自己的贪婪和对自我的放逐，酿成无法弥补的苦果。
对他的家庭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动荡，孩子失去了父亲，妻子失去了丈夫，一个家就这么碎了。
而他曾经就职过的首都机场集团，在2020年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所属机场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和飞机起降架次分别为1.28亿人次、201万吨和111.6万架次。
2021年，该公司完成了改制，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2022年，首都机场还在为人民的生活出行服务，而这个巨贪之人，再也无法祸害这个公司。
《难逃法网的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检察风云》2019.2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