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4日凌晨4点多，哈尔滨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北疆花园小区的一处建筑工地正在施工。
虽然时值盛夏，但是凌晨的时间点恰是凉风习习，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地赶着工程，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大家依旧干劲十足。
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三十位工人时不时地停下手中的工作聊着家长里短，话题就转向了早饭吃什么上。但是，谁也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严重地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安全...
作为挖掘机师傅的毕海岩正在驾驶室里埋头苦干，他想着抓紧干完这一个工程，好去接下一个工程，凌晨4点的时候，毕师傅已经连续工作了六个多小时。
一阵阵睡意袭来，毕师傅强打着精神，就在他昏昏欲睡之时，“吭”地一声闷响从地下传来，毕师傅打了一个激灵，瞬间睡意全无。
“坏了！”
毕师傅暗叫一声，他下意识地认为自己挖断了光缆，于是马上停下挖掘机，下车查看。
毕师傅走到挖掘机前一看，瞬间长舒了一口气——既不是水管，也不是电缆，而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桶。
在挖斗的冲击下，铁桶破开了一个大洞，里面流出来一股股的粘稠液体，好像是机油一样。
不过，由于天还没有亮，所以毕师傅并没有仔细地观察液体的颜色。
毕师傅心想，这应该是前些年施工遗留的物件。
在之前的施工项目中，毕师傅也遇到过就地掩埋的施工垃圾，所以便没把这个铁桶放在心上。
他招呼工友把这个桶抬了出来，扔在建筑工地的一角，就回到挖掘机上继续工作。
但是，在接下来的施工过程中，毕师傅又接连挖出了4个一模一样的铁桶，不过这些铁桶并没有被毕师傅挖坏。
不一会儿的功夫，挖出铁桶的事情就被工地上所有的工友知道了。大家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跑到5个铁通旁边围观。
这5个铁桶和人相比，刚刚好是齐腰高，直径有半米。
根据搬运铁桶的工友说，里面满满当当的，装的东西和第一个桶里的应该一样，就是流出来的东西粘在手上不好洗，还有股怪味。
大家一听，倒也没有放在心上，毕竟平时施工挖到的充满怪味的东西也不少。
渐渐地，大家对这几个铁桶失去了兴趣，转身去忙手上的工作，把这5个“新鲜出土”的铁桶交给毕师傅来处理。
心地善良的毕师傅想起了平日来工地上收废品的李贵珍，想着等天明之后把这5个桶卖给他。
李贵珍的老家远在河南的农村，生活贫困，家里有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全家上下的生计都靠着外出打工的李贵珍一人维持。
平日里，毕师傅和李贵珍每天都能聊上两句，虽然毕师傅自己的生活也不富裕，但是偶尔还会掏钱给李贵珍补贴家用，工地上有什么值钱的物件要卖，毕师傅第一个想到的也是李贵珍。
但是，正是这不经意间的巧合，让李贵珍成了这一起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也让他的家庭支离破碎。
上午九点多的时候，李贵珍按照惯例到毕师傅所在的施工工地，一番寒暄过后，毕师傅笑着说道：“这次可是有值钱的好东西！整整5个大铁桶呀！”
李贵珍听后喜出望外，瞧着那五个铁桶便是喜上眉梢。
最终，李贵珍用200块钱的价格收走了毕师傅后来挖出的4个铁桶，被挖破的那个留在了工地上。
李贵珍有着专门的渠道转卖各种废品，他原本想着直接把铁桶交给废品回收站，但是经验老道的他，突然发现了密封铁桶的螺帽竟然是铜的！
要知道，铜的价格远高于铁的，几个大螺帽的价格甚至能顶一个桶的价格。
李贵珍叫来了自己的好友王成，两个人商量了之后，决定把铁桶子锯开，把铁和铜两种金属分开卖。
正是这个决定，后来要了李贵珍的命...
两个人找来电锯切开了铁通，大量的液体从里面渗透出来，还有不少的液体溅在了两人的身上，刺激性极强的气味在两人锯开铁桶的过程中不断挥发。
由于锯罐子也是个体力活，所以两个人都喘着粗气...
他们把剩余的粘稠液体随便找了个下水道倒了进去，便赶忙去附近的废品回收站谈生意。
下午1点的时候，李贵珍和废品回收站的老板牛海英谈妥了价格，以300元的价格把锯开的铁桶和铜帽卖了出去，还净赚了100块钱，这对于李贵珍来说可谓是意外之喜。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毒气感染事故正悄然爆发——所有和铁桶接触过的人都被卷入其中。
当天晚上六点钟左右的时候，回到家中的李贵珍突然感觉十分不舒服，开始干呕、头晕、浑身乏力。他当即联想到了今天回收的铁桶，想到了切割时散发出的刺激性气味...
李贵珍猜测，自己可能是中毒了！他马上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无独有偶，在工地现场工作的毕师傅、一起切割铁桶的王成、废品回收站的牛老板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
这些出现症状的人员后来都被送到了齐齐哈尔市解放军203医院，院长孙景海意识到了情况的异常，马上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
收到消息的公安机关迅速组织人手，开始追查铁桶的下落。
与此同时，医院的检验科得出检验结果——李贵珍一行人都是芥子气中毒。
（中毒后的李贵珍）
虽然装载芥子气的铁桶最终被发现，但是芥子气在初始阶段已经泄露。
8月4号当天在工地施工的工人们，都被紧急转移到医院里接受救治，废品收购站的员工也被拉到医院隔离观察。
更为严重的是，当天施工现场挖出的土已经被运到了其他地方，一些贪玩的孩子恰好接触了这些被芥子气污染的土壤，全身都出现过敏反应。
解放军第203医院里接收的感染者越来越多，先后有43人受到了芥子气的毒害。
其中8人症状严重，2人一直被抢救，数十个家庭的平静生活被突然打破。
在所有的患者中，最年幼的受害者仅仅9岁。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事发当天她正在被芥子毒气污染的土堆旁玩耍，却不幸中毒。
她的左腿上满是水泡，里面有着清晰可见的脓液，根本无法行动，必须要有专人抱着才行。每次伤口消毒的时候，小女孩都哭得撕心裂肺，巨大的疼痛让她把嗓子都喊哑了。
由于小女孩家境贫困，她在中毒之后，父母东拼西凑地借了钱才把她送到了医院里。她的父母每天以泪洗面，一天就吃一顿饭，小女孩看着伤心地父母显得十分自责：“要是我乖一点，不去玩土，爸妈就不会哭了。”
与此同时，齐齐哈尔市政府迅速行动，调派当地的防化兵团对被污染的现场实行封锁，将所有的铁桶密封后运往当地的生化武器仓库进行保存。同时，派遣专业的技术人员对当地的环境实行24小时的采样分析行动。
在技术人员的分析下，判定事故源头的芥子气，正是当年日军侵华时期的遗留的生化武器！
整个齐齐哈尔市迅速进入警戒状态，实行“清土洗城”行动，大量的部队官兵进驻齐齐哈尔，进行全面的消杀处理。
在市民们的积极配合下，齐齐哈尔市步步为营，最后成功地打赢了这场芥子气泄露战，没有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不过，作为与铁桶接触时间最长的李贵珍，在8月21日不幸离世。他去世的时候，全身95%的皮肤均被烧伤。
而其他接触者，除了皮肤瘙痒溃烂之外，还出现了呼吸系统受损、免疫力下降、视力下降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翌日，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受到中国外交部官员的召见，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日方外务省最终派遣由4人组成的代表团赶赴中国，处理相关事宜。
由于我方不断地施加压力，9月3日，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应邀来到中国，与时任中国国防部部长的曹刚川举行会谈。
在会谈中，曹刚川就日军侵华战争期间遗留的生化武器提出要求，要求日方应拿出切实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石破茂）
其实，在中日两国建交之后，中国政府就展现出了博大的胸怀：为了中日人民的友谊，放弃索要战争赔款。
日方便认为与战争有关的各项赔款问题均已得到解决。
然而，日军遗弃的生化武器在战后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中国民间团体纷纷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日方索赔。
早在1996年，20名曾遭受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伤害的中国公民，两次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
经过长达7年的漫长审理，东京当地法院宣判表示：中方受害人所受伤害源自日方遗留的生化武器，但是日本政府并不需要对此负责，因此驳回了原告的诉求。
在这起齐齐哈尔李贵珍毒气中毒事件之后，中方民间团体裹挟着巨大的舆论向日方法院发起冲击。
重压之下，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对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有“不作为”的责任，赔偿受害人共1.9亿日元。
两次判决截然不同，但都确定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造成中国人民受到伤害的事实。
然而，日本政府置铁的事实于不顾，妄图推卸自己理应承担的责任，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有权威人士指出，主要原因是日方担心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将引发战争赔偿，一旦赔偿的口子打开，将一发不可收拾，这是日本方面万万不愿看到的。
在中国外交部的强力介入下，日本政府最终赔付中方受害者及其家属1亿日元。
虽然齐齐哈尔毒气事件告一段落，但是其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同时，日军遗留在中国大地上的毒气问题依然棘手，这一问题仍将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威胁着国人的安全。
二战结束后，当年侵华日军使用过的大量生化武器被遗弃在中国境内，根据统计，全中国境内共有着16处数量较大的废弃化武遗弃区。
其实，日军并非没有能力带走这些生化武器，但是他们却是害怕途中泄露污染自己等原因，故意将危害巨大的生化武器肆意抛弃。
如此以邻为壑，令人胆寒！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日军遗留在中国大地的一些化学武器的金属外壳与土壤和空气发生化学反应后，逐渐被腐蚀，大量的毒剂在不经意间泄露。
1951年，新中国中央政府联合东北三省省政府，组建了“日遗炮弹处理委员会”，并派遣专家和技术人员处理日军遗弃的生化武器。
由于中国并没有处理生化武器的经验，所以采取的方法是将日军遗留的生化武器集中起来，掩埋在偏远的山区。
1953年11月，吉林省政府征询多方意见，考虑到敦化地区的日本遗弃化学武器过于集中，便决定将全省境内所有的废毒弹在敦化进行处理。
随后，东北各地如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所发现的毒剂弹都开始向敦化的哈尔巴岭集中。
至1954年，此处共深埋了8万多枚毒弹，总重近700吨。在深埋处理过程中，出现了800人因毒气泄漏的伤害事件。
以当时国内的现实处境来说，通过深埋方式处理生化武器是唯一的办法。
但是，当年日军遗留在东北地区没有被及时发现的生化武器，却成为了危害国人生命健康的毒瘤。
由于很多中国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法事前预防，他们在不经意间与被日军深埋在地下的生化武器接触后，往往会立即中毒，因此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其实，早在1945年9月，敦化当地村民偶然间发现了一枚日军遗弃的炸弹，迫于生活的拮据，这位农民准备把它捡回家制作成钟表。
然而，意外发生了..
当村民闲暇之余用尖锐的铁镐敲打它时，在猛烈的金属撞击下，爆炸瞬间发生，随后，黄色的迷雾覆盖了整个村子。
尽管当时当地政府迅速组织抢救，但是全村200多位居民有半数死于毒气中毒。
短短5年后，黑龙江的某一学校在翻新宿舍时，挖出了几个奇形怪状的罐子，化学老师为了一探究竟，竟然用手去接触罐子里的液体。
这位化学老师的皮肤迅速溃烂，表皮和皮下组织被迅速腐蚀，森森白骨暴露在空气之中。
1959年，山西太原245厂扩建厂房，挖出日军遗弃的化学弹。在挖掘和搬运过程中，有着80多人中毒。
时隔15年后，日军遗留的生化武器再次伤人，黑龙江省航运管理处职工李臣与其他几名职工在吸泥船上作业时，吸泥泵吸出一枚日本遗弃炮弹，弹内油状物流出，船上4名工人全部中毒。
因为毒性巨大，4位工人在住院治疗期间，不得不将烂肉用剪刀剪掉，手被硬生生放入酒精中进行消毒。即使如此，4个人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家庭陷入拮据。
上述都是直接因日本遗弃化学武器中毒的典型案例，这样的案例在战后上演了无数次。
到目前为止，对于因接触毒剂受伤的治疗，还没有足够的有效方法，人一旦遭受伤害，重者死亡，轻者终身都难以摆脱病痛的折磨。
更严峻的问题是，无人知晓这些埋藏在地下并严重锈蚀的废毒弹，这些废毒弹俨然成为一颗颗的定时炸弹。
除此之外，生化武器对当地居民的精神伤害也十分严重——生活在生化武器废弃区的百姓缺乏安全感，内心经受着巨大的折磨。
尽管我国政府对日军遗留的生化武器进行了系统地处理，进行全密封保存，但是由于心里的阴影，生活在生化武器废弃区的百姓心中仍是会或多或少地感到惶恐，害怕毒气会突然泄露。
不仅如此，战败的日军还把一些遗弃的毒气弹绑上巨石沉入中国沿海，中国渔民在出海作业时也屡屡出现被毒气毒害的事情。
日军生化武器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难以估量。
正如原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所说：
“日本要重新回到亚洲，重新取得亚洲各国人民的尊重和信任，必须清算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过去，对亚洲的战争受害者进行补偿，恢复他们的尊严。”
在土屋公献先生看来，日本战争遗留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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