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省通衢”的大武汉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巿，在近代历史上多次成为武汉乃至全国革命的中心。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涌现出一大批为中国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革命先辈和英烈，英雄大武汉曾经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血染的风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董必武、李先念、瞿秋白、李立三、项英、叶挺……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在江城武汉广为传颂。
青山巍然，树开国元勋不朽丰碑；绿水吟唱，颂一代伟人崇高风范。武汉石门峰文化公园和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修建的一座气势恢宏的“董必武纪念园”。这座占地面积为两万余平方米的纪念园由董必武纪念亭、大型铜雕座像、壁画和纪念广场组成，记录了董必武这位开国元老光辉的一生及其在英雄大武汉留下的革命足迹。
共和国元勋董必武
董必武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法制的主要奠基人，董必武与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一起被称为“延安五老”。从1921年到1949年，13位中共一大代表中，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走到最后，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近90年的人生历程里，董必武以卓越的历史功绩成为名垂青史的党之元老、国之元勋，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
1911年董必武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并在武昌军政府中担任工作。1886年3月5日，董必武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号壁伍。参加辛亥革命后，他认为革命“非有武装不可”，于是用“壁伍”谐音“必武”为名。
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在“居天下之中，当四战之地”的武汉爆发了。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已经由黄州府中学返回黄安的董必武闻讯，心情无比激动，愤然剪去头上的辫子，表示和清廷势不两立的决心。当天，董必武收拾简单的行装，连夜赶赴武汉，投身辛亥革命。
自1911年10月16日至10月底，革命军同清军在刘家庙、三道桥一带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双方死伤数千人。董必武在刘家庙的第一粮台工作，专办运输粮秣械弹等接济事宜，他还亲自参加了三道桥附近的战斗。
1919年2月21日，董必武在《大汉报》发表《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利川被害始末记》。该报1911年10月15日于汉口创刊，是武昌首义之后出版的首份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由同盟会会员、湖北革命小团体“楚社”的领导人胡石庵创办。5月17日，董必武等在报上发表公电，向广东护法政府呼吁伸张正义，要求惩办祸首为蔡济民昭雪。
深居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27号的武汉中学，是以这座英雄城市命名的一所中学。走进武汉中学采访，只见贤琮楼、潭秋楼、汉俊楼……处处都是红色记忆，看似不起眼的校内一角，几间砖木结构的小小砖瓦房，古朴典雅，与现代化的校园有些不搭。这里正是武汉中学的校史馆，也是董必武等人于1920年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校旧址所在。1920年，董必武等正是借助这栋小楼，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从私立武汉中学到武汉中学，斑驳的牌匾与墙垣，见证了一代代武汉中学人勇立时代潮头，历经风雨洗礼，以铮铮铁骨赴国难，书写壮丽的英雄诗篇。
在武汉中学，有几幢青砖灰瓦的房子“身份”特殊，它们正是“董必武纪念馆”所在，里面记载着一段不一样的建校史和革命史。董必武的《私立武汉中学简记》手稿中记载了创办私立武汉中学的过程是极其艰辛的：
1919年5月、6月间，董必武和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等商量，革命活动应从宣传新思想与培养革命人才入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时年33岁的董必武寓居上海，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结合自己投身民主革命的经历和思考，他明白要实行革命，必先唤醒和组织群众。董必武与同在上海的湖北老乡李汉俊等人经过精心筹划，决定从宣传新思想、提高民众的阶级觉悟入手，立即着手办两件事：一是办报，二是办学。具体筹备在鄂办一份不为军阀掌握、为人民说话、向人民宣传新思想的报纸。并拟定了一个办《江汉日报》的募捐章程。董必武拿出40元钱印刷了章程、宣言等，让大家分头筹募基金。
1919年8月，董必武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从上海回到武昌，开始了全新的革命事业。由于原来积极支持办报的出资人中途变卦，加之资金募集的困难，创办《江汉日报》的计划中途搁浅，董必武便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上。
1919年，董必武等人历尽艰难创办私立武汉中学，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他们先后联系了数位同乡和很多同学，逐步解决了校址、校舍等问题。学校创办时，最难的是经费问题。创办学校经费因校舍现成，所需不多，大家商议学校的开办经费从创办人中募集。创办人由董必武、张国恩、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倪季端、江文波、雷大同、刘觉民九人组成，除雷大同捐120元外，董必武等人各捐20元。武汉中学校史馆内，董必武的《私立武汉中学简记》手稿中记载了办校历程：“董必武作为创办人之一，经济拮据，无法拿出20元筹办资金。董老只好在数九寒天，把家里最值钱的那件御寒皮袍，毫不犹豫地将其典当，最终凑足开办经费。”
开办经费交由管总务的江文波收管，校舍的检修，校具的添置，办公用的文具纸张，都由江文波负责办理。这些都是在1919年冬至1920年1月间办妥的。学校“有教室三间，办公室一大间，风雨操场一个，还有大小几个院子，有可供学生食宿用的两排房间”。董必武亲自将校址选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的涵三宫街南面小巷内。房子虽僻陋一点，修补添置一下，头两年还可以对付。他和张国恩等11位创办人组成校董事会，决定校名为“私立武汉中学”， 刘觉民任校长，顺利在湖北省教育厅备案。
1920年3月，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筹划与艰辛的筹款，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始招生授课，第一期招考两个班，学生共100多人。董老曾在《私立武汉中学校简记》中说：“学校第一批学生于1923年结业，1924年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的就有四名，当时的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收生很严，湖北的中学结业生常有一校一年没有录取一名的。”武汉中学走出三位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三位中共一大代表，都曾在此任教。学校聘请黄负生、刘子通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担任教师，引导学生阅读进步刊物，研究俄国革命问题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潮。
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的谢甫生于1921年至1924年在私立武汉中学校读书。他曾回忆说：“进步青年”陈潭秋在五四运动期间表现积极，经黄冈老乡董必武介绍，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1919年秋，23岁的陈潭秋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的前身）英语部毕业后，到私立武汉中学担任英文教师和班主任。
为了更好地发挥武汉中学在教育、宣传和组织群众方面的作用，董必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努力降低费用，吸收更多的家境贫寒和农村子弟入学。学校董事会办学章程规定：报考武汉中学的费用比本地区同类学校低六分之一，学费低三分之一。为了克服学校经费上的困难，董必武带头不支薪，教职员工只拿低薪或不支薪，在工作中一人身兼数职，以尽可能减少开支。由于办学投入多、收费少，董必武因手中无积蓄，甚至将身上仅有的一件皮袍脱下典当，又找在山西当排长的表弟借了点钱，以作办学经费。董必武和身边的同事几年中生活一直捉襟见肘。由于经常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需要着长衫，董必武就与他人合穿一件长衫。一个本可就高职，为理想甘愿过贫寒的生活，这种无声的教育深深感染着他身边的青年。
二是十分注重学生的思想进步和道德提升。创办武汉中学时，董必武定下了“人格教育”的理念。董必武以“朴、诚、勇、毅” 四个字作为私立武汉中学校训，并亲自教授两个班的国文课，采用白话文教学，培育和启迪学生的新思想。
三是引导学生逐步树立革命思想。董必武“设法为学生购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等书刊”，并指导学生编写了《政治问答》等，引导学生关注时事政治；他还指导武汉中学学生会创办了《武汉中学周刊》，介绍新思想。邀请李汉俊、钱介磐、恽代英等先后到校作演讲，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使学生得以在学业和思想上并进”。这所新型的学校吸引了湖北黄安（今红安）、湖北麻城黄冈、河南新县、湖南的华容等县的工农子弟和进步青年前来求学。
董必武与陈潭秋等在武汉中学进行一系列政治宣传活动，使私立武汉中学成为革命的大熔炉。
1920年11月7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武汉中学正式成立，出席成立会议的有18人，其中11人为大中学校的学生。董必武在会上指出：“新思想正向我们扑面涌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我们自然要投身到正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他鼓励学生们同旧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做斗争。董必武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参会青年的革命斗志。
不久，董必武、陈潭秋等又在武汉中学建立了汉口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团组织成立后，很快又在各大中学校建立起支部，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在中华大学、武昌高师、湖北一师、湖北女师等学校中掀起反对不合理旧制度的学潮，促进了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在武汉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在董必武的努力下，武汉中学渐渐成为湖北的红色中心和培养革命骨干的摇篮。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的9名成员中，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黄负生、刘子通等5人均系私立武汉中学的教师，成为中共一大召开前武汉党组织的中坚力量。
1920年夏，董必武收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汉俊的来信，获悉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情况。上海党组织要求董必武在武汉创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在复信中同意立即开始建党活动。此后，董必武与陈潭秋等为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是年六七月间，董必武与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等在武汉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地址在武昌抚院街三号。会议讨论了如何在武汉小组开展革命活动，制定了秘密开展组织活动的制度，推定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
在党的领导下，武汉工人运动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壮阔场景。1921年10月，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工人罢工，随后，英美烟厂、湘鄂印刷厂、汉阳钢铁厂、汉阳兵工厂相继罢工，到1922年10月，湖北党组织在武汉先后成立30多个工会，宣布成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一波强劲的武汉工人罢工浪潮席卷而来，其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全国极为少见，并最终引发了以汉口江岸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1年1月，在私立武汉中学任教的董必武和黄负生、刘子通等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并为该刊写评论。
6月，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令其派2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
7月初，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赴上海参会。
7月24日，董必武向大会全面汇报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和本地区党团的活动情况，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肯定。一大闭幕后，董必武与陈潭秋返回武昌，传达讨论了党的一大决议。
12月，成立了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机关设在武昌黄土坡下街27号）正式成立，下辖武昌、汉口、汉阳、江岸、徐家棚五个支部，董必武为委员负责财务工作，并以武汉中学为基地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秘密在师生中发展党团员，在学校建立党和团的组织。此后一段时间，湖北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都与武汉中学直接或间接有关。
董必武与陈潭秋回武汉不久，他又参加了孙中山计划的在鄂西举兵讨伐盘踞在湖北的军阀吴佩孚的军事行动。后因敌众我寡，后方补给困难，且遭到吴佩孚与四川军阀的两面进攻而最终失败，董必武于是由鄂西返回武汉。此时，在武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女师学潮”，董必武受命领导了这场反对封建礼教的女权运动。
1922年3月，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王式玉出于保守的思想立场先开除了进步教师刘子通，后又将挽留刘子通继续在校任教而参加罢课的夏之栩、袁溥之等同学，以其集中活动违反校规为名开除学籍，激起了轩然大波，由此爆发了轰动武汉的“女师学潮”。董必武受中共武汉执行委员会的委派，亲自领导了这场运动。董必武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他并未首先在女师内部进行斗争，而是引导女师中的积极分子同外校的学生联合起来举行同盟罢课，并到教育厅请愿，向校长王式玉施加强大的压力。同时，董必武又请武汉地区的社会名流，如李汉俊、李廉方等五人出面调解。结果，教育当局最后责令王式玉辞职，给夏之栩、袁溥之等同学恢复学籍，照发毕业文凭，但须另找地方补课。董必武领导的“女师学潮”取得了胜利，一时震动了整个武汉。
除了直接领导学生斗争，董必武还在学生积极分子中组织了“武汉妇女读书会”和“人社”等读书团体，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思想觉悟。董必武通过在工人中举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平民夜校”，参与组织领导群众反帝爱国运动，联络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向政府提出改组湖北教育会等要求，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此外，董必武还将以武汉中学为中心的各校的党团员派到荆门、钟祥、孝感等地建立党、团组织，把革命火种撒遍全省。董必武在武汉以其丰富的革命经验，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坚持真理的政治品格，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与陈潭秋等人一道努力工作，推动着革命向前发展。
1923年冬，董必武在武汉中学组织黄安籍学生成立中共黄安工作小组，为红安播下革命的火种。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董必武在湖北筹建国民党临时党部。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董必武长期奋斗在这一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党性、智慧、品德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蒋介石企图以1000银元收买董必武参加他设计的湖北政务委员会。董必武不仅对此严词拒绝，还力劝蒋介石要服从革命的需要。不久，蒋介石派副官携他的一封信、一张签名照片、一身呢料服装和一张支票求见董必武。董必武收下信件和照片，拒收服装和礼金，说：“我董用威是拥护革命的，只要总司令革命，我同样拥护，我为的是革命，从不计较个人名位。”在国共合作破裂无可挽回之际，董必武遵照中央指示，拒绝汪精卫的挽留，毅然辞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等职务，宁愿置身白色恐怖中继续坚持革命。
1925年7月，董必武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6年，董必武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被派驻湖北负责指导党务工作。这段时间，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湖北省党部和湖北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身份，在发动工农群众、创办革命报刊、争取军阀部队起义、支援北伐胜利进军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参与领导的湖北农民运动，拥有200多万农协会员，其强大的革命声势和湖南农民运动交相辉映，对促进大革命在长江流域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董必武迅速领导湖北革命群众掀起大规模的恢复党权、反对独裁的运动。可以说，大革命时期的董必武，是湖北省和武汉地区大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成功运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这一革命法宝的模范领导人之一。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
1927年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成立，董必武成为湖北省政府三常委之一，兼任农工厅厅长，积极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推动工人运动发展。
2020年，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的武汉中学迎来百年校庆。回首百年风烟，这所以城市命名的中国名校，在董必武的努力下，发起成立了武汉地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汉中学成为培养革命骨干的摇篮，不少师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师生因受进步思想熏陶走上了革命道路。武汉中学从1920年建校到1928年被军阀查封，培养了众多革命骨干。1927年冬鄂东爆发的黄麻起义，总指挥部的10名领导人中，包括总指挥潘忠汝在内，就有5人毕业于武汉中学。武汉中学走出了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三位中共一大代表，走出了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等众多革命烈士。
站在武汉中学校史馆内，重温一段厚重的历史。100年前，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办了武汉中学，成立了武汉地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很多年轻学生在这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以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走上民族抗日救亡的道路。星星之火，从武汉中学点燃，历史也铭记了武汉中学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董必武历经多次惊心动魄、生死攸关的危险时刻，每次总是虚惊一场，化险为夷，死里逃生。
据董必武纪念馆工作人员说：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同流合污，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史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血腥口号下，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武汉。一度是国民大革命中心的武汉，转眼间便变成了反革命的杀人场所，无数革命党人和工农群众惨遭毒手。
12月17日，时任武汉卫戍司令的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等反革命刽子手，将曾经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李汉俊公布杀害的“布告”旁边，还同时贴了一张悬赏告示：谁献来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人头，可领取一万五千元现洋的奖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国民党反动派错误地认为自然会有人主动地给他们送来董必武的人头。没想到在几天之后，董必武被人巧妙地送上了一艘由汉口太古码头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安庆号”，从而平安地脱离了虎口。护送董必武脱险的人，是与他素不相识的两个平民老百姓，一个是“安庆号”水手长袁祥福，一个是副水手长袁祥寿。他们俩是堂兄弟，是在同一条船上做事的长江船员。袁祥福和袁祥寿有一位侨居日本的伯父，此人在日本成家立业，生了两个儿子袁方宇和袁育宇。袁方宇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结识了不少中国留学生。
12月20日这天，袁方宇将董必武领到他的好友万秉臣家来避难。万秉臣知道对方身份后，吓得面如土色，害怕自己受牵连，立即离开自己的寓所，跑到汉口法租界里面躲起来。此处不宜久留，万秉臣两天没有回来，袁方宇怕他捅出娄子、惹出麻烦，便建议董必武马上离开这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形势越来越险恶，正在这危急时刻，恰逢一艘由汉口太古码头往返上海的英国轮船“安庆号”到达武汉，准备开往上海。袁方宇立即奔上“安庆号”，找到自己在这艘轮船上做事的两个堂兄弟想办法，请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将董必武安全带走。
董必武目标太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敌人在武汉封锁搜查严密，暗探特务活动频繁，无孔不入。为了避免暴露，董必武在船上不能和其他陌生人接触，而哥哥袁祥福虽然是这艘轮船的水手长，却没有享受单人房间的资格，只能和普通水手们住在一起。弟弟袁祥寿就更没有那种条件和待遇了。幸好，袁祥寿负责管理着一个位于底舱堆放水手劳动工具以及放满乱七八糟杂物的小房间，只能容纳一个人站着。
12月22日黄昏时分，北风骤起，气温骤然下降，雷雨交加。袁祥福冒雨来到万秉臣家中，立刻取来一套半旧半新的船员制服，想趁着下大雨的良好时机迅速将董必武接走。董必武心领神会，快速脱下身上的黑皮袍，换上了船员服，对着穿衣柜的镜子一照，满意地说：“刚好，像是订做的一样！”入夜，汉口江汉关的大钟，重重地敲了11响。袁方宇穿上呢子大衣，出门叫来人力黄包车。黄包车来到门口时，董必武已经等在门前，只见他衣冠楚楚，神采奕奕，俨然是一位高级船员。两部黄包车载着董必武和袁祥福，大摇大摆地从汉口中山大道通过，转进江汉路，到达海关钟楼下的太古码头前停下。挂有英国国旗的“安庆号”正停靠在码头边。
袁祥福跳下车，接着又扶董必武下了车，随后领头通过囤船栈桥，把董必武领到轮船大舱间，从中楼梯一前一后地上了三楼。刚到三楼，他们就碰上一个值班的船员。袁祥福害怕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与他随便打了个招呼，就领着董必武从船头下到船底舱，直奔那间存放水手劳动工具的小房间。袁祥寿此时早已在那里等候。董必武挤了进去，迅速把门带上。
袁祥寿对董必武说：“您是我们的客人，但因情况特殊，只好委屈您了。白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能开门。因为这条船的船长、大管轮和二管轮全都是英国人，他们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董必武感激地对他们说：“谢谢你们替我操了心、担了风险，我一定按照你们的吩咐行事！”江汉关传出午夜的钟声，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袁祥福和袁祥寿告别了董必武，把小房间的门反锁上。第二天上午9点半钟，“安庆号” 安全离开了汉口，开往上海。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在武汉市汉口长春街，是一幢四层楼房。1937年10月董必武来武汉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初设在汉口安仁里1号，同年12月迁到汉口原日本租界中街9号(今长春街5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公开办事机构和全国抗日中心的重要机构，在领导团结国内外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派董必武重返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后迁往重庆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
1937年9月初，董必武受中共中央委托，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从延安到达武汉。他一方面秘密筹建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恢复和发展湖北、武汉地区党的组织；另一方面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筹办《新华日报》。
1937年10月，董必武通过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交涉，成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并于12月初迁至汉口原日租界中街89号(今江岸区长春街57号) ，正式对外办公。在董必武领导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就红军粮饷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等，向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接待要求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人士和要求恢复中共党籍的人员；在中共长江局的直接领导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努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粮饷、服装、枪支弹药、机械设备及各种军需物质。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长江局，机关秘密设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内。1937年12月——1938年10月，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王明等中共领导人在这里领导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
1938年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长江局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立招生委员会。董必武在办事处接待了许多来访的革命青年和学生，还有烈士子女，为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爱国进步青年和社会各界人才。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前夕，董必武率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部分人员前往重庆。
1943年9月18日，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此时，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只有董必武一人。经党中央批准，董必武单刀赴会。
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1946年3月24日，董必武从重庆前往武汉。在武汉解决粮食问题后，当即赶赴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他不顾连日疲劳，对边区军民进行亲切慰问，同时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原解放区犯下的种种罪行，激励并号召全体军民克服困难，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封锁。他的到来，给中原军区军民带来了信心和力量。
4月7日，董必武离开宣化店，取道汉口，于18日回到重庆。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坐落于江岸区长春街57号，于1979年建馆。纪念馆通过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展示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中共长江局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这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和动员民众，团结一切抗战力量，为推动国民党一致抗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以及武汉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业绩。纪念馆编辑出版的主要书籍有《武汉抗战史料选编》《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武汉人民爱国故事选》等。纪念馆藏有文物84件，其中有周恩来用过的毛毯、董必武用过的公文包、钱之光的证章、第十八集团军证章、抗敌宣传二队队旗、长江局交通用的皮箱等6件国家一级文物。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董必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董良羽回忆父亲的一生，感慨万千地说：“父亲的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服务，是真正一件件小事累积起来的，到了最后，就成了一座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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