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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造纸(民丰造纸厂公私合营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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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12-29 16:00
  • 龙泉小编

文 | 李文中

民丰造纸厂(下称“民丰”)是浙江最大的造纸厂,也是华东地区造纸业中规模比较大、设备比较先进的企业。但在旧中国,“民丰”却备受外国经济侵略势力和国内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几度濒临绝境。

“民丰”在旧中国的艰难历程

“民丰”的前身是禾丰造纸厂。1923年,嘉兴的褚辅成(慧僧)、褚凤章父子筹组禾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36万银元,在嘉兴东门角里街购地建厂。

1925年,禾丰造纸厂开始投产,当时以生产黄纸板(俗称马粪纸)为主(编者按:亦有说黄版纸的)。日本纸商获悉“禾丰”将要生产黄纸板,立即抢在投产前,在上海召集各地纸商会议,把黄纸板的价格剧降40%,大搞赊销,向各地纸商抛出足够供应市场用两年的黄纸板,力图将“禾丰”掐死在摇篮中。

因此,当年“禾丰”投产后生产的黄纸板就销不出去,亏本巨大,资金蚀光,负债累累。1928年冬,为偿还债款,褚辅成将“禾丰”作价28.5万元,转让给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竺梅先和金润庠。

1929年春,开始筹组民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竺梅先任经理,金润庠任协理,集资50万元开办民丰造纸厂。以“帆船”为商标的黄纸板,于1930年2月出厂问世。

“民丰”在初创阶段,主要生产黄纸板,以后逐步增加花式纸板,变单一产品为多种产品。因为经营管理有方,支付给工人的报酬又低,积累起资本。1935年增资75万元,扩建了中国第一台卷烟纸机。1937年上半年再次增资175万元以扩大生产规模。

“民丰”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后投资共300万元。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1938年,日商通过德商天利洋行,要求与“民丰”“合作”,竺梅先坚决拒绝。日商对他纠缠威胁,竺就离开上海避居宁波。后来,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通过日本占领军军部,强占了民丰造纸厂,1942年后又改为强租,利用“民丰”设备生产大批“太阳牌”卷烟纸,畅销各地,日本的纸商财团从“民丰”身上大大地发了一笔财。

1945年6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金润庠抓紧时机,着手为收回“民丰”做好准备。当日本宣布投降后,金就经过多方活动,赶在国民党“劫收”大员从大后方跑来之前,先从日本人手里自行收回民丰造纸厂。

当时,工商界人士满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安居乐业了。不料战后不久,属于官僚资本的扬子公司利用特权,任意进口大量美国卷烟纸,以低于“民丰”卷烟纸成本的价格,大举倾销,“民丰”生产的卷烟纸无人问津,库存积压高达6000箱(其中包括华丰造纸厂的库存在内)。

金润庠等面临灭顶的严竣局面,深知对抗乏力,只好转产一部分文化用纸来勉强度日。以后虽有短期复苏,但1948年冬,扬子公司又老谱重弹,“民丰”二次遭殃,卷烟纸库存堆积如山。为求生存,花8000美元的代价向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官员行贿,弄到一批印钞票纸的定货,这才维持半开半停的残局。

民丰造纸厂副厂长竺培农回忆那段历史时曾说:“我们厂几度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靠借债度日,······嘉兴的解放,也就是民丰造纸厂新生的开始。”

政府关怀扶持 劳资共度难关

1949年5月7日嘉兴解放,民丰造纸厂当时有造纸机三台,职工逾千人(包括临时工300人)。党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采取保护和扶持的政策,一解放就向“民丰”派驻军代表、工作组,掌握企业情况,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1949年底前后就建立了党组织(中共民丰造纸厂支部,以后为工委会,都不公开)。

“民丰”由于库存积压卷烟纸达8000箱(其中有“华丰”部分),价值100多万美元,资金短缺,生产受到影响,政府通过银行贷款给予支持。国家严格禁止外国卷烟纸进口,“民丰”的卷烟纸有了广阔的市场,全部库存积压很快脱手。

政府把“民丰”从困境中逐步解救出来。但是,设在上海的民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中掌握经济实权的资本家,不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他们为逃避政府的管理监督,把卷烟纸投放到外地市场。

1949年10月的规定价格每箱为300元,他们抬高到930元,高出300%以上。同时从各地以高价抢购原材料,大量囤积。1950年3月中旬起,政府加强了金融管理,取缔了投机市场,给投机资本以沉重的打击,物价随之下降。4月份后不再暴涨,“民丰”以高价抢购囤积的原材料,进价就太高了,人为地抬高了自己的生产成本,企业出现亏损。

“民丰”之所以在1950年出现极为严重的经济困难,除上面提到的原因之外,还有其它因素。

一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民丰”当时在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八个城市都设有办事处,公司开支浩大;

二是企业内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25倍左右,职员中股东的亲戚好友占相当大的比重,不论有无能力和贡献,大多领取高薪,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三是公司总经理等实权人物,任意花费和占用公款。

由于上述多种原因,“民丰”于1950年初,外欠应付器材物资款15万美元,内欠借款70多万人民币,4月份开始连职工工资都不能按期发清,总经理金润庠一筹莫展。在工厂成立劳资协商会议的前一天,竟和副总经理竺培农一起悄悄离开上海去了香港,由副总经理褚凤章代理总经理职务。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指示,省市有关部门和企业党组织,一方面动员教育褚风章,由他出面发函通知各进口公司、洋行及驻港办事机构,不许金、竺二人对存港物资擅作处理(“民丰”、“华丰”存港物资共约100万美元)。

另一方面通过厂工会组织,向职工讲清企业存在的问题,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全厂职工主动承担困难,团结资方搞好生产。经劳资协商会议决定:自1950年5月16日起,职工底薪在100元以上者,其超过部分都打折扣,超出越多,折扣越大。

广大职工以自动降低工资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终于使企业经济情况有了好转。省委为教育争取金润庠,安排他为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消息在报上登载后,厂工会发电给金润庠、竺培农,欢迎他们回厂工作。

金、竺二人,起初对褚凤章制止他们处理存港物资的行动大为不满,曾召集在港的董事杜月笙、金廷荪、余佐庭等人,两次开会研究对策,并要负责国外订货的王汝纶把所有与外商订货的合同全部寄往香港,准备伺机行事。

后来,金润庠看到邀请他为特邀代表的消息,知道企业情况又有好转,便主动来电联系,公司立即派竺培元等三人赴港促返。在党的“团结、教育、改进”政策影响下,7月初,金、竺一行五人返回上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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