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
作者｜鹿野政直
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专攻日本近现代史、思想史，研究主题包括日本近代的大正民主、民间学、女性史、冲绳史、历史意识等。
在文明开化鼎盛时期的1874年10月12日，福泽谕吉给在英国留学的爱徒马场辰猪寄去一封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方今日本兵乱已平息，然思想之躁动未止。”这发生在明治改元后第七年。
“思想的躁动”的导火索，正是1853年的佩里叩关事件。这一事件将美国与英国在东亚的利益争夺推上一个波峰，它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激烈的震动。短短数十日，黑船来袭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整个日本，好几种佩里的肖像画被刊登在小报上，散布开来。
之后，日本历史进入了所谓的幕末时期。物价飞涨，街上熙熙攘攘，车辆川流不息，喧嚣的空气伴随着时间的流转，将人们紧密地笼罩在其中。数不胜数的打油诗、狂歌和流言，生动地讲述了时代变迁下的人心流转。
在人心流转的背景下，所谓的幕末政权斗争的帷幕也由此拉开。毋庸赘言，这是以尊王攘夷和佐幕开国两条路线为基本对抗轴的。并且，当初曾作为目的的两条路线，不久之后被视作手段，一起涌入维新的浪潮中。
然而，这两条激烈对立的路线自身并未意识到，它们不期而然地培育出共通的视野。这便是以下“西洋”和“日本”的“发现”。
《日本近代思想史》
[日] 鹿野政直 著
周晓霞 译
理想国 出品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2年9月
第一，日本兴起了想要认识西洋的风尚。直接与欧美诸国进行交涉和往来的幕府自不必说，诸藩和尊攘派的志士们也被激发起探究欧美的兴趣。
1854年，为得到幕府的答复，佩里舰队再次驶抵日本，当舰队从浦贺行驶至下田时，吉田松阴曾尝试搭乘美国舰队偷渡出海，却遭遇失败，他在自首后被捕入狱。其实在前一年秋天，吉田就曾计划登上停泊在长崎的俄国军舰。但由于当时舰队已离港回航，他的愿望未能实现。驱使他采取如此行动的，正是“不审夷情何驭夷”的紧迫感(《于下田狱中示涩木生》，1854，收录于《幽囚录》)。
当我们读松阴的高徒、著名的尊王攘夷派志士久坂玄瑞的《九仞日记》时，会看到，1859年秋，久坂和他的同道连日展开讨论:是否像往常一样只读“圣贤之书”即可?或者应该学习“蟹行书”(洋文)?正是由于身为武士心怀高远志向，他们在了解到“西洋却尽力于医院、孤儿院、济贫院三院”之事后，认识到必须要向西洋学习。
攘夷的急先锋—长州藩，也因此成为探求西洋的急先锋。1863年，欧美舰船在通过下关海峡时，长州藩挑起了炮击洋船的事件，在情势紧迫之际，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等人得到藩的许可，以留学为由(伊藤是后加入者)，秘密启程前往英国。
至于幕府，最早与欧美交涉则是在1860年。为交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批准书，幕府首次派遣使节赴美(在此次赴美时，随行使节乘坐咸临丸横跨太平洋)。此后因各种外交交涉和视察，共七次派遣使节团访问欧美，此外，有四次主要派送留学生团。而且，在这些使节团中，也有几人像福泽谕吉那样并不属于幕府臣子，却在自愿的基础上作为随从而抓住了机会。
迫使人们将视线投向欧美的最主要原因，是双方之间的军事力量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以及基于差距而产生的危机感。因此，正如伊藤博文启程赴英国之际所抒发的:赴英是一场“暂忍大丈夫耻辱之旅”。由此可知，他们所感受到的欧美印象是极其强烈的。
幕末时期前往海外的日本人留下许多见闻录，分别被收录在日本史籍协会丛书的《遣外使节日记纂辑》全三册、《夷匪入港录》、《德川昭武滞欧记录》全三册、《涩泽荣一滞法日记》、日美友好通商百年纪念活动运营会编的《万延元年遣美使节史料集成》全七册，以及沼田次郎、松泽弘阳编的《西洋见闻集》(《日本思想大系》)等文献资料集中。也有人像牡蛎般闭居壳中，不让人撬开其壳，以保护过去的价值意识。但是在一些人中，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怀有“不管什么都要看”的旺盛的好奇心，以及几近贪婪似的观察。于是，原本聚焦于军事力量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解欧美技术、思想、风气、制度等文化力量，而这种转向并没有花费太长时间。探索的对象变成了他们学习的对象。
福泽谕吉作为思想家、著述家的起点，其实源于随使节三度访问欧美时的见闻以及所购的书籍。在他的著作中有一部《西洋事情》(1866—1870)，是他幕末时期的代表作，该书在刊行前，就已作为手抄本而被争相传阅，出版后更是成为畅销书，甚至出现了盗版(由于这一经历，福泽提倡确立著作权)，这部作品使福泽声名远扬，但同时也导致攘夷派视他如寇仇。在这部作品中，福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了构成西洋社会的制度和理念，其中也流露出他迫切想要将其全貌介绍给日本民众的意图。
有关制度的介绍从政治开始，涉及收税法、国债、纸币、商人公司、外国交际、兵制、文学、技术、学校、报纸、文库(图书馆)、医院、孤儿院、聋哑人院、盲人院、精神病院、智障儿童院、博物馆、博览会、蒸汽机、蒸汽船、蒸汽机车、电报机、煤气灯，此外附录中还包括太阳历、时制、温度、度量衡、各国货币等。翻开卷首的“政治”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有三种形态: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而君主政体则包含君主独裁制和立宪君主制两种样式。在福泽看来，文明政治的必要条件有六项，分别是:自主任意(自由)、信教自由、奖励技术与文学、普及教育、法治、社会设施。当这些概念和翻译的词汇一起被福泽提出来的时候，与之接触的人们受到了近乎使其眩晕的冲击。
紧追其后的则是理念的介绍。福泽设立“人间”一项，认为“生而为人，要发挥天所赋予之气力”，而在“家族”一项中，他则直言“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他那不以服从而以活动为基础的人间观，不谈父权的绝对却凸显一家团圆的家庭观，的确是一种崭新的想法。并且，他还将美国《独立宣言》中的“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翻译为“天生人，万民皆同一辙”。这句话后来成为《劝学篇》(1872—1876)卷首的“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
福泽尤其对“liberty”概念的移植倾注心力。他认为，将其翻译成“自由”并不能完全说尽原意，于是将这个概念理解为“按自己喜好行事，毫无束缚之感”“做事而无妨碍”“相当于准许杀生等话中的‘准许’一词”“不做违心之事，而无不安之意”。甚至，为使人们能达到理解政治、出版、信仰自由等概念的范围，福泽竭尽全力地对这些概念进行解说。在发现“西洋”的最前端，这些书籍的诞生使“西洋即为文明”的形象铭刻于人们的脑海中。
众所周知，在明治维新之后的1871年至1873年，新政府向欧美诸国派遣出一个由岩仓具视担任大使的大规模的使节团。在政府的草创期，半数领导人离开日本将近两年时间，他们环游世界、遍访12个国家，这一做法看起来完全是破天荒之举，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但是，若从幕末时期业已开始派遣使节团、留学生这一脉络来思考的话，这并非一个完全孤立的、超出常规之举，而是在那延长线上，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家倾注浑身力气所展现出的壮举。
使节团主要围绕三个目的开展活动:遍访各国元首、探询条约修改、调查和研究欧美的制度与文物。不过，使节团成员的过半精力都投入在第三个目的上了。这次出访的报告书—《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1878)是由久米邦武编撰而成的，它既是一部旅行的游记，也是一部对所访之地的社会政治、经济、风景、人情、风俗进行全面而详细观察的记录。在作者笔下，也屡屡展开比较文化论，并配有不少铜版画，将读者引向了往日的旅程之中。而且，在这个使节团中，还有津田梅子、中江兆民等59名留学生同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岩仓使节团是宣告大留学时代到来的晓钟。
“西洋”的发现也与中国观的转换相关联。这个转折点便是1840—1842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吕万和在其著作《明治维新与中国》(六兴出版，1988)中，巧妙地概述了鸦片战争对日本产生的影响。有关战争的消息很早就传到了日本，不仅有手抄本散布信息，还有几本相关书籍刊行出版，当时的日本社会受到了“中华败北”的文化冲击。其中影响极大的是魏源的世界地理志《海国图志》全50卷(1842;后增补为60卷本，1852年又扩充为100卷本)。魏源是中国清代学者，也是一名地方官，曾参加过鸦片战争的他基于海防思想编撰了这部巨著，该书对日本造成的震撼甚至超越了其在中国的影响。[田中彰、宫地正人校注的《历史认识》(《近代日本思想大系》，岩波书店，1991)中有关于该书及诸种翻刻本的解说。]吉田松阴曾恳请来狱中探监的兄长抄写该书。因鸦片战争而产生的危机感，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清国之“前车已覆，后车当戒”(吉田松阴，《写于琼杵田津话之后》，1848，收录于《未焚稿》)。1851—1864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当然也引起日本社会极大的关注。
实地见闻也促使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转换。松泽弘阳在《近代日本的形成与西洋经验》(岩波书店，1993)一书中指出:“‘探索’西洋之旅及最初和西洋的邂逅，同时也是访问中国、探访本土和海外中国人社会的旅程，是初次邂逅中国之旅。”在探索西洋之旅中，日本人从西洋人视中国人为牛马的观察，到发现租界内的清洁和租界外的脏乱形成对比，这种西洋与中国之间的强烈落差，鲜明地映照在每个人的眼中。正如曾访问过上海的涩泽荣一所记载的，当时的中国以中华自居的态度，不过被视作“妄自尊大”罢了(《涩泽荣一滞法日记》)。松泽对这段历史做了详尽的考察，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一时期是日本中国观发生“巨大翻转的时期”。
以佩里叩关为契机而培育出的第二个共通视野，是“日本”的意识开始萌发，并显著地发展起来。“西洋”的发现也带来了“日本”的发现。
一般认为，“日本”的国号是在7世纪后半期以组合的形式与天皇的称呼一起被确立下来的(纲野善彦，《日本论的视点:列岛社会与国家》，小学馆，1990;吉田孝，《日本的诞生》，岩波书店，1997)。但是，在当时人们的头脑中，并未普遍地形成今天我们所持有的那种“日本”意识、“日本人”意识。
就近世而言，可以从两点进行探讨(植守通有，《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岩波书店，1974)。第一，“天下”的概念反而通用于近世。尽管称作“天下”，但人们所想象的空间并非无限的，比起能明确区分本国与他国的“日本”这一称呼，“天下”是一种极为模糊的空间意识。第二，藩作为一个实质性的单位，通常来讲，所谓的“国家”或“国”是指藩。一方面，对武士阶层而言，藩主是他们效忠的对象;另一方面，民众被置于领民或村民的地位，由于身份制，他们参与政治的路径被切断了。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与物的移动逐渐盛行，与此同时，信息传播的速度也更快、范围更广，从制度的原则来看，很难从藩的对面看到“日本”的身影。
而从18世纪后半期起，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从思想层面来看，有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这种变化。一是，当西洋列国的舰船开始出现在日本近海时，“西洋”逐渐进入了人们的意识中，这点毋庸置疑。林子平的《海国兵谈》(1786)典型地展现了人们的反应，那就是海防意识的增强。我们从该书的自序中可以看到，在对照“外国”时，人们产生了清晰的“日本”认识。这也转换为锁国的意识。志筑忠雄翻译了坎贝尔(EngelbertKaempfer)的一部分《日本志》，这部节译的《锁国论》(1801)因首次提出“锁国”一词而被熟知(原文直译为“锁闭的日本帝国”)(杉本孜，《日本翻译语史研究》，八坂书房，1983)。原作正文开头的提问被翻译成“现在的日本人锁闭全国，无论在国内抑或在海外，其国民皆不得与异域之人通商，此事究竟利害如何”，我们从这里可以窥探出，译者透过坎贝尔的目光，在提出开、锁国讨论的同时，也促进了以“日本”为单位的思考方式的形成。二是，近世以本居宣长为集大成者的国学也异军突起。正如本居宣长在其代表作《古事记传》(1764年开始着笔，1798年完成)中所揭示的，国学是为了去除覆盖于日本的“汉心”(“凡以汉为尊者之心”)，从而探求日本的古语、古意、古道，树立与“唐国”相对的“皇国”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国学的兴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进入19世纪后，水户学的兴起，使海防意识和皇国意识二者联结在一起，会泽安(会泽正志斋)的《新论》(1825，《新论·迪彝篇》)被视作水户学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会泽称日本为“神州”，并将尊王和攘夷结合起来，提出了“国体”的观念。在该书出版的前一年，英国捕鲸船的船员登上大津口岸，会泽遵从藩主的命令与英国人进行笔谈。这些经历促使他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而1825年幕府发布的外国船只驱逐令更使他的危机意识再次高涨，并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原则上，会泽撰写该作是为了向藩主陈述自己的主张，不过该书却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抄本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在日本人意识到西洋存在的同时，兰学的有用性再次强烈地冲击着他们的头脑，并涌现出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先觉者。与此同时，幕府也设置了专门从事翻译、研究的部门—番书和解御用局(东京大学的最初起源)。日本的兰学在天文学、医学、地理学方面留下了伟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关注的重心逐渐从西洋情况转向地理学。在华山的《初稿西洋事情书》《再稿西洋事情书》《外国事情书》(皆写于1839年)、长英的《戊戌梦物语》(1838)等(收录于《华山·长英论集》)中，“日本”被视为世界诸国中的一个国家。
佩里叩关使这种开始高涨的“日本”意识达到顶点。正因为有这种危机感，“日本”意识才会一再超越其本质而逐渐膨胀，并进一步激发起“皇国”意识、“神州”意识，这些都是水户学提出的表述形式。开眼看世界即横看水平方向，唤起了人们对垂直方向即历史的关心，那是人们可依仗的主轴，它增强了日本人对光荣的“上古”时代以及被视作独特性体现者的“天皇”的景仰之心。如此一来，“天下”与“异国”的那种普通关系，转变为“皇国”与“夷狄”这种充满紧张感的关系。这种意识后来凝结为尊王攘夷思想，最终有力地促成了以天皇为象征的明治维新，并成为天皇制国家建立的力量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奠定了之后日本人被捆绑于国家的基础。
与此同时，从幕末时期来看，开眼看“日本”在两个方面使幕藩秩序走向解体。
一方面是产生了能够超越藩的意识。对武士而言，这意味着效忠对象的改变，当然这种改变也伴随着内心的矛盾。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一种意识，就如长州藩的久坂玄瑞在寄给土佐藩的武市瑞山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尊藩也好，破藩也罢，即便灭亡，大义存则不忧”(1862年正月21日信件)。他们以身为志士的自我认识为支撑，超越了藩的框架。伊藤博文在偷渡英国之际所作的短歌“正是为了皇国”，就是这种意识的归结。武士脱藩、跨越藩而形成联合，在这种日常化的另一边，“日本”统一的问题也纳入了人们的视野。
如果说这是走在打破割据制方向上的话，那么，打破身份制的意识也开始在人们脑海中形成。通过邂逅西洋，人们迅速意识到身份制所具有的弊端。从门阀之家的立场来看，情势已变得难以应付，不仅如此，如同“一藩之中有人种之差异”[这是福泽谕吉在其作品《旧藩情》(1877)中所使用的表达，福泽在该书中以其故乡中津藩为例，描述了近世身份制的实际状况]般，身份制将人们分裂开来，在如此形势之下，涌现出一种无法对抗欧美的危机感。
偶然间耳闻目睹了西洋的社会百态，更加强了人们想要打破身份制的意识。在幕府最早派遣的访美使节团中，有一位叫玉虫左太夫的仙台藩士，他是正使的一名随从。他所写的《航美日录》可谓是使节团见闻记录的翘楚(收录于《西洋见闻集》)，其中，他也谈到了同船美国人的行动方式和人际关系，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曾被视作社会关系前提的身份制秩序已经在他的心中产生动摇。玉虫在震惊中发现，美国提督和水兵之间“上下相混”“如同辈般”，这种关系产生出一种“万一有事则各尽其力相救”的亲密感。于是，他意识到，不应再蔑视美国为不懂礼仪之邦，相反像日本那样，仅严守礼仪，居上位者却“蔑视居下位者”，如此一来，“一旦有危机，谁能尽力乎”，这种体会加深了他的危机感。为此，玉虫按照时间顺序，从其所著的七卷中摘录出需要远虑深思之处，另设为第八卷。其中更是数次记载了此类感受。他这样说道:“彼素来疏于礼让，然其患难相扶、祸福与共，再则彼此上下无别......故亦有其国昌盛哉。”
于是，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即身份制的废除会带来国家的兴隆。首先出现了一种讨论，那就是打造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的人民，即“国民”。据说在戊辰战争中攻打会津藩时，作为参谋的板垣退助“目睹殉国者不过五千士族而已，农工商之庶民皆予以支援而无逃避之状”，痛感到上下阻隔的弊端，于是产生了伸张自由民权的初心(《自由党史》，1910)。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举桶狭间合战的例子，论述了织田信长之所以能击毙今川义元而获胜，那不过是因为专制政治下的人民将自己视作“客人身份”罢了。
还有一种讨论所讲的是能力重于身份。从当时志士的书信和献策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会看到“广招宇内贤才”“破格举用贤才”“不拘前格用人才”等话语。这些论说最初是为了捍卫身份制，但最后却打破了身份制的原则，成为一种悖论。然而，封印一旦被解除，绝不会再次闭合。打破身份制原是一种手段，后来却成为必然的趋势，转换为人们意图实现的目的。被认为是坂本龙马所著的《藩论》(1868)中有这样的主张:“人固以智愚分贵贱，以贤不肖分尊卑。”这些志士展开这样的讨论，虽然是批判门阀士族的无能，但也促进了身份制的被打破。
从佩里叩关至幕府倒台，这十四五年时间是思想上激烈变动的时期。可以说，形成其思想基础的就是“西洋”的发现与“日本”的发现。前者包含学习西洋、对抗西洋，以及与之相伴而产生的中国观的转变；后者则包括以下主张：抱持着皇国意识而谋求独立和统一，打破割据制和身份制以打造出“国民”，建立能力本位的社会。如此一来，二者通过各种方式，在个体中不断搏斗并得以升华，并由此展开了日本近代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幕末的时代不仅培育了日本近代思想的土壤，同时也提出了日本近代思想的课题。
—End—
本文选编自《日本近代思想史》，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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