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宋朝，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很是不少，譬如大家熟知的书法、瓷器、绘画和宋词。“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和我明之孝宗”。这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对前朝两位帝王的评价。其中宋仁宗赵祯，这位宋朝第四位皇帝，在位42年以其“无为而治”，居然落了个“仁宗盛治”的光荣称号，“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这是史书对他的评价。史实真果如此吗？客观点说，宋朝是一个老打败仗、老出投降派、老没出息的朝代，就连钱穆老先生也曾由感而发谓之：“唐汉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平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给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宋赵佶《瑞鹤图》
公元906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了后周江山，再次重现了中国历史上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如果你不能保持强大，总有一天，将被取而代之。宋朝从建立到灭亡，一直是外患不断，始终处于强大的对手的威胁之下，而且是两次亡于外族入侵。相对于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各朝相比，宋朝的外患是最严重的。
北宋的外患除了北面的辽国，联金灭辽后，1125年背信弃义的金兵南下攻宋，最终酿成“靖康之耻”。
北宋的另一个外患，是西北的党项族，北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西夏位于我国西北地区，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唐朝中期开始占据下周，也就是今天的陕北地区。党项人不管中原政权如何变化，都始终表示臣服，接受册封割据一方，但是不宣布独立。然而到了宋仁宗时期，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可能也意识到了“王侯将相，另有种乎？”凭啥世世代代臣服于宋朝，于是决定“我的地盘我做主”，李元昊宣布脱离宋朝，独立建国。李元昊宣布称国的消息，经过层层传递到达宋仁宗赵祯御案上，此时赵祯的选项里只有派兵镇压了。
被遗忘的传奇王朝—西夏遗迹
1040年，有着7000万人口的北宋，在宋仁宗当了18年皇帝之后，打响了“伐夏”的第一枪。地点就在今天陕西延安附近的三川口，双方交战的结果，是以宋军全军覆没，阵亡一万多人，多员大将被俘而告终。
三川口之战，让宋仁宗深感西夏强盛，遂下令封夏竦为陕西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负责迎战西夏战事。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李元吴再次算领十万大军南下攻宋。其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今宁夏隆德），另一部分则攻打怀远（今宁夏西吉东部），李元昊放出假消息说要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目的旨在引诱宋军深入，以便趁火打劫劫。由于宋军的长途追击，粮草供应难以为继，人困马乏，战斗力自然低下，追至好水川，正好遇上李元昊的西夏军队主力伏击，宋军溃败，主将任福战死，宋军在此几乎全军覆没。
好水川之战地形图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定川寨之战，宋军继续惨败，主将以下15员将领战死，士兵阵亡9000余人。宋军屡败屡战，却又屡战屡败。此时的西夏军队自然指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在周边地区大肆烧杀抢掠，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从1040年到1119年，双方你来我往打了将近80年，其结果是依然是宋朝胜少败多，无奈之下，只好于1044年与西夏议和，纳贡了事，来了个花钱买平安。
连续的惨败让宋仁宗寝食难安。宋朝军队战斗力低下，在北宋朝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影响北宋军队战斗力最核心的因素，其实是北宋王朝对“军队”的定性。宋太祖赵匡胤与赵普等“二三大臣”之间的一次谈话，谈话的主题是如何才能让王朝千秋万代。赵匡胤是这样阐述的：
“可以利百代者，为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是说：唯有养兵这件事，可以让王朝存续千秋万代。如果遇上大灾之年，只会有造反的民众，而不会有造反的士兵；太平年岁出了变故，则只会有造反的士兵，不会有造反的民众。
黄袍加身的宋太祖
上面这段话，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意思不免过于模糊。后来宋神宗对此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说法：
“前世为乱者，皆无奈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这样一来，宋太祖及其之后的王位继承者，军队的职能除了抵御外敌，史无前例地承载了社会上无业游民、消化国家内部不安分子的职责，逐渐成了北宋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凡事有利必有一弊，这项基本国策也成了日后抵御外敌时，逢战必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为这些无业游民和地痞流氓的职业精神实在令人堪忧，他们心中怎么可能有家国情怀呢？很明显，这项基本国策直接导致了北宋军人素质的集体低下，同时拉低了武职官员在政治集团中的地位，因而饱受文职官员的歧视。
宋代开国之初，军队数量大约在40万上下，宋仁宗时代，军队总人数已达120万之多，这样庞大的军队必然使得宋朝财政支出比例过于繁重，国家财政70%用来养活军队，剩下的就是给各级官僚发高工资。赵匡胤为了王朝的“百代之利”，搞到了“将无常师，兵无常帅”的地步，不惜以牺牲军队的对外战斗力为代价，由此“冗兵”、“冗官”、“冗费”的弊端开始蔓延。
杯酒释兵权后的副作用—三冗两积
没有有战斗力的军队，给国家造成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范仲淹在《让枢密直学土右谏议大夫表》里向朝廷汇报说，三次战争，北宋方面军民死伤被俘总数超过20万，面对这样的局面，除了议和也别无他路。1044年，北宋终于向几十万人口的小国低下了屈辱的头颅，和议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一、北宋每年赐给西夏绢13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
二、西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的宋朝领土，从中间划界，西夏分走一半。
三、宋朝每年在春节等三个主要节日，每个节日赐给西夏白银22，000两，绢23，000匹，茶1万斤。
宋朝和西夏达成和平协议以后，交了巨额的保护，本来以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边的辽国得知消息，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凭什么给西夏那么多真金白银，给了我辽国多少好处？于是撕毁了36年前的澶渊之盟和平协议，发兵南征有的心中的不满。宋仁宗只好派使者去议和，议和的结果是辽国退兵了。史书说这个使者，严厉斥责了辽国撕毁协议的无耻行为，让辽国君臣羞愧不已。但其实是欲盖弥彰的鬼话，都兵临城下了，有那么容易退兵的吗？所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退兵的前提是加钱，这银子每年增加十万两，绢再增加十万匹。赔款从原来的二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绢，增加到三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花了那么多钱换来的和平，但是换不来内政的清明。
宋太祖重文抑武下的苦果
在宋仁宗统治时期，距离北宋建国不过七八十年，由于社会各种矛盾的日积月累，最终爆发了一连串的农民起义。宋仁宗在位42年的岁月里，前20年处于矛盾积累期，后20年农民起义就一波接着一波的爆发了。比较大的起义发生于1043年，这一年对于仁宗来说是一个多事之年。庆历三年（1043年），王伦领导了沂州起义。王伦起义军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进入江淮地区后，以致“江淮州县颇有奏报，朝廷不欲人知，召进奏院等于枢密院，奏状不令漏泄，指挥甚严”。庆历三年夏天，张海、郭淼山领导了京西、陕南农民起义。史载“属岁大饥，群盗啸聚”，所到之处“京西十余郡，幅员千里，官吏逃窜”。庆历三年八月，光化军起义。邵兴是北宋光化驻军宣毅军员僚，因其头领对宣毅军土兵百般奴役，激起群愤，在张海农民军的影响下，发动了武装起义。到了庆历三年九月，爆发了湖南瑶族人民起义。这起起义，是由反对北宋官府的食盐专卖政策引起的。之后的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爆发了贝州王则领导的宣毅军士兵起义。
内忧于兵变民反的仁宗朝
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有兵变开始，然后逐渐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相结合，性质发生变化后演变成农民起义。其中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宋代推行重文轻武、以文治制政策，武将受到种种限制和防范，其政治地位相对于文官低了一等，而一般士兵的地位就更低下了。宋代实行募兵制，应募为兵者，脸上需刺字，如同对待犯人一般，当时已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
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充分的暴露了北宋国策阴暗面，也让土大夫们感受到了形势的严峻性，谏官欧阳修在给仁宗的奏疏中说：“臣窃见自古国家，皆因兵革先兴，而盗贼渐起，遂至横流，后汉、隋、唐之事，可以为鉴。”枢密副使富弼也是深有同感，他给仁宗的奏疏中这样写道：“臣窃谓非盗贼果能强盛，自是使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张，唯恐不才不贤者怨恨，不早罢去，故以州县委贼残害，……今盗贼已起，乃是便满天下之渐，若朝廷依旧避人怨恨，不早更张，臣恐盗贼愈多，窃据州县，或称将军，或称太尉，或称帝王，兵戈四起，所在潜伪，事到如此，生灵如何？社稷如何？自此以往，只忧转炽，若不早为提备，事未可知！”
宋仁宗庆历三年，以范仲淹、韩琦、富弼为首的主张改革派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行列，这足以表明宋仁宗决心兴利除弊、锐意革新的政治态度。
这一年的九月，宋仁宗在天章阁，也就是皇家藏书之地，召见中枢、枢密院官员，询问治国方略和当前要务，并下手诏给范仲淹、富弼等人，让他们就国是发表各自意见。其中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宋仁宗的连日催促下，充分总结了自己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路，归纳为十项改革主张：
一、澄清吏治
①明黜陟（严控官吏升降
②抑侥幸（限制官僚滥进)
③精贡举（严密科举取土)
④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
⑤均公田（土地再分配）
二、富国强兵
①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
②减傜役
③修武备（整治军备）
三、厉行法治（严格执法）
①重命令（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
②推恩信（落实朝廷的会正和信义）
范仲淹的实现改革方案，宋仁宗全部接受。改革开始第一步措施，就是削减吃空饷的规模，规定不满小5岁的小孩不能吃空饷，结果，这第一步就遭到了激烈的反抗，无法实施下去，弹劾奏章都快把范仲淹给淹没了。
作为开创“宋学精神”第一人的范仲淹，其主导的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任务，再辅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顾军事经济等领域。
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的各种弊端，肯定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韩琦就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必然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从振纲纪，实现天下安定。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讥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伎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
此时，若干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暴露了新进士大夫的自身弱点，授人以柄，从而导致了改革派内部爆发了矛盾冲突。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及时利用，以致朋党之议甚嚣尘上。宋仁宗深陷惶恐，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这些事件中首推台谏的分裂。
著有《醉翁亭记》的欧阳修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土为之参选标准，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欧阳修上任伊始，表现的十分活跃，遇事必奏，弹劾官吏，无所顾忌。而他在新政之初攻击最多的，竟然是以弹劾官员为主要职责的御史台。当时御史台的长官王拱成，与欧阳修不但是同年进士，同时也是连襟。按常理，这种同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朋党。或许是因为二人都极端自负，谁也不服谁的缘故，他们在新政期间竟然成了死对头。由此，御史台成为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进而形成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
另外一个冲突，是滕子京事件。滕子京跟范仲淹是同年进士，腾、范=人志趣相投，可谓患难与共。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利剑行子君接任空缺。然而没有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弹劾腾子京滥用“公使钱”，数额达16万贯之炬。更有甚者，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按察后，竟然擅自缝毁了账本。仁宗接利奏章后非常恼怒，责令御史台全力追究此事。这件事逐渐演变成了范仲淹与御史中丞王拱辰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发表长篇大论坚持认定滕子京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来力保自己的这位老朋友。王拱成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该予以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当然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一时间争相论奏，你方说罢我登场，朝堂之上热闹至极。
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四年二月，滕子京被贬为岳州知州，在仁宗看来，即便御使们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
就在藤子京贪污案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围绕着修筑水洛城一事，又引发了范仲淹与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的矛盾。在经略西北政策方面，范仲淹与韩琦两人早有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则主攻。范仲淹离开陕西后，郑戬主持西北防务，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沪修建水洛城，以便秦州、渭州的军队可以相互应援。而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知渭州尹洙，却反对修筑水洛城。命令刘沪停止修建，但刘泸不听，照修不误。引起尹洙的愤怒，刘沪因此被捕入狱。范仲淹与韩琦双方由此发生了激烈冲突，韩琦支持尹洙，多次上演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戬、刘沪等人庇护，要求把尹洙调回京师。范仲淹与韩琦同为新进士大夫的领袖，尹洙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这一次他们却在修城事件上，争锋相对，不但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也进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
昔日“四贤”为各自的主张，互不相让。可见，在坚持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真理和正义方面，士大夫们丝毫不给对手留有余地。此后这种土大夫的主体意识，更以极端的方式横空出世，《朋党论》就是欧阳修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试图为朋党正名，结果却适得其反。
欧阳修自认是朋党，还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他的文章容易使人得出结论：凡是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一族。但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孤文，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欧阳修直白地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是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他甚至要求宋仁宗照此标准“进贤退不肖”。此举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让不少中间派感到了不安，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的阻力。
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告流产，除了诸多意外，还有来自前朝旧臣夏竦的报复。因为范仲淹的崇拜者石介，写诗得罪了夏竦，他便唆使自己的女奴，偷偷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发谣言，将富弼、范仲淹牵扯在内，谣言的重点就是妄图废黜当今圣上，而另立新主，目的就是为了推行新政。所谓谎言说了一千遍就是真理，你不信也得信。夏竦的这一招显然非君子之器，但制敌效果精准。由此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发猛烈，宋仁宗见势也就站到了反对派一边，下诏罢免的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的宰执职务，将他们贬出京城，新政首脑人物眨眼之间罢黜殆尽。与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从开始到结束，庆历新政半途天折只搞了一年零四个月。
一场由新进土大夫，带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心，开展了新政改革，并没有在北宋帝王，与大夫共治天下的顶峰时期推行下去。但是，宋朝皇帝对士大夫的宽容与开明政策，最终还是使这些一心报国的文人，能够施展所长。曾有历史学家说，观儒家的好要往宋朝看，而且是往北宋看。即使一些秉承着大忠之义的官员，暂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贬流放，但整个社会，包括皇帝在内，依然会有一天意识到它的价值，让这些被贬的官员能够有一天重新发挥余热。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关学创始人，人称“横渠先生”的张载，用四句话高度概括了士大夫的使命与责任，也可以看作是仁宗文治的精彩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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