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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羽飞(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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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1-01 13:00
  • 龙泉小编

提起宋朝,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很是不少,譬如大家熟知的书法、瓷器、绘画和宋词。“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和我明之孝宗”。这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对前朝两位帝王的评价。其中宋仁宗赵祯,这位宋朝第四位皇帝,在位42年以其“无为而治”,居然落了个“仁宗盛治”的光荣称号,“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这是史书对他的评价。史实真果如此吗?客观点说,宋朝是一个老打败仗、老出投降派、老没出息的朝代,就连钱穆老先生也曾由感而发谓之:“唐汉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平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给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宋赵佶《瑞鹤图》


西夏觉醒后的反扑

公元906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了后周江山,再次重现了中国历史上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如果你不能保持强大,总有一天,将被取而代之。宋朝从建立到灭亡,一直是外患不断,始终处于强大的对手的威胁之下,而且是两次亡于外族入侵。相对于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各朝相比,宋朝的外患是最严重的。

北宋的外患除了北面的辽国,联金灭辽后,1125年背信弃义的金兵南下攻宋,最终酿成“靖康之耻”。

北宋的另一个外患,是西北的党项族,北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西夏位于我国西北地区,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唐朝中期开始占据下周,也就是今天的陕北地区。党项人不管中原政权如何变化,都始终表示臣服,接受册封割据一方,但是不宣布独立。然而到了宋仁宗时期,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可能也意识到了“王侯将相,另有种乎?”凭啥世世代代臣服于宋朝,于是决定“我的地盘我做主”,李元昊宣布脱离宋朝,独立建国。李元昊宣布称国的消息,经过层层传递到达宋仁宗赵祯御案上,此时赵祯的选项里只有派兵镇压了。

被遗忘的传奇王朝—西夏遗迹


1040年,有着7000万人口的北宋,在宋仁宗当了18年皇帝之后,打响了“伐夏”的第一枪。地点就在今天陕西延安附近的三川口,双方交战的结果,是以宋军全军覆没,阵亡一万多人,多员大将被俘而告终。

三川口之战,让宋仁宗深感西夏强盛,遂下令封夏竦为陕西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负责迎战西夏战事。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李元吴再次算领十万大军南下攻宋。其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今宁夏隆德),另一部分则攻打怀远(今宁夏西吉东部),李元昊放出假消息说要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目的旨在引诱宋军深入,以便趁火打劫劫。由于宋军的长途追击,粮草供应难以为继,人困马乏,战斗力自然低下,追至好水川,正好遇上李元昊的西夏军队主力伏击,宋军溃败,主将任福战死,宋军在此几乎全军覆没。

好水川之战地形图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定川寨之战,宋军继续惨败,主将以下15员将领战死,士兵阵亡9000余人。宋军屡败屡战,却又屡战屡败。此时的西夏军队自然指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在周边地区大肆烧杀抢掠,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从1040年到1119年,双方你来我往打了将近80年,其结果是依然是宋朝胜少败多,无奈之下,只好于1044年与西夏议和,纳贡了事,来了个花钱买平安。

历久弥坚的“三冗”问题

连续的惨败让宋仁宗寝食难安。宋朝军队战斗力低下,在北宋朝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影响北宋军队战斗力最核心的因素,其实是北宋王朝对“军队”的定性。宋太祖赵匡胤与赵普等“二三大臣”之间的一次谈话,谈话的主题是如何才能让王朝千秋万代。赵匡胤是这样阐述的:

“可以利百代者,为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是说:唯有养兵这件事,可以让王朝存续千秋万代。如果遇上大灾之年,只会有造反的民众,而不会有造反的士兵;太平年岁出了变故,则只会有造反的士兵,不会有造反的民众。

黄袍加身的宋太祖


上面这段话,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意思不免过于模糊。后来宋神宗对此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说法:

“前世为乱者,皆无奈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这样一来,宋太祖及其之后的王位继承者,军队的职能除了抵御外敌,史无前例地承载了社会上无业游民、消化国家内部不安分子的职责,逐渐成了北宋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凡事有利必有一弊,这项基本国策也成了日后抵御外敌时,逢战必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为这些无业游民和地痞流氓的职业精神实在令人堪忧,他们心中怎么可能有家国情怀呢?很明显,这项基本国策直接导致了北宋军人素质的集体低下,同时拉低了武职官员在政治集团中的地位,因而饱受文职官员的歧视。

宋代开国之初,军队数量大约在40万上下,宋仁宗时代,军队总人数已达120万之多,这样庞大的军队必然使得宋朝财政支出比例过于繁重,国家财政70%用来养活军队,剩下的就是给各级官僚发高工资。赵匡胤为了王朝的“百代之利”,搞到了“将无常师,兵无常帅”的地步,不惜以牺牲军队的对外战斗力为代价,由此“冗兵”、“冗官”、“冗费”的弊端开始蔓延。

杯酒释兵权后的副作用—三冗两积


没有有战斗力的军队,给国家造成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范仲淹在《让枢密直学土右谏议大夫表》里向朝廷汇报说,三次战争,北宋方面军民死伤被俘总数超过20万,面对这样的局面,除了议和也别无他路。1044年,北宋终于向几十万人口的小国低下了屈辱的头颅,和议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一、北宋每年赐给西夏绢13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

二、西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的宋朝领土,从中间划界,西夏分走一半。

三、宋朝每年在春节等三个主要节日,每个节日赐给西夏白银22,000两,绢23,000匹,茶1万斤。

宋朝和西夏达成和平协议以后,交了巨额的保护,本来以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边的辽国得知消息,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凭什么给西夏那么多真金白银,给了我辽国多少好处?于是撕毁了36年前的澶渊之盟和平协议,发兵南征有的心中的不满。宋仁宗只好派使者去议和,议和的结果是辽国退兵了。史书说这个使者,严厉斥责了辽国撕毁协议的无耻行为,让辽国君臣羞愧不已。但其实是欲盖弥彰的鬼话,都兵临城下了,有那么容易退兵的吗?所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退兵的前提是加钱,这银子每年增加十万两,绢再增加十万匹。赔款从原来的二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绢,增加到三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花了那么多钱换来的和平,但是换不来内政的清明。

宋太祖重文抑武下的苦果


变革于内忧外患

在宋仁宗统治时期,距离北宋建国不过七八十年,由于社会各种矛盾的日积月累,最终爆发了一连串的农民起义。宋仁宗在位42年的岁月里,前20年处于矛盾积累期,后20年农民起义就一波接着一波的爆发了。比较大的起义发生于1043年,这一年对于仁宗来说是一个多事之年。庆历三年(1043年),王伦领导了沂州起义。王伦起义军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进入江淮地区后,以致“江淮州县颇有奏报,朝廷不欲人知,召进奏院等于枢密院,奏状不令漏泄,指挥甚严”。庆历三年夏天,张海、郭淼山领导了京西、陕南农民起义。史载“属岁大饥,群盗啸聚”,所到之处“京西十余郡,幅员千里,官吏逃窜”。庆历三年八月,光化军起义。邵兴是北宋光化驻军宣毅军员僚,因其头领对宣毅军土兵百般奴役,激起群愤,在张海农民军的影响下,发动了武装起义。到了庆历三年九月,爆发了湖南瑶族人民起义。这起起义,是由反对北宋官府的食盐专卖政策引起的。之后的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爆发了贝州王则领导的宣毅军士兵起义。

内忧于兵变民反的仁宗朝


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有兵变开始,然后逐渐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相结合,性质发生变化后演变成农民起义。其中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宋代推行重文轻武、以文治制政策,武将受到种种限制和防范,其政治地位相对于文官低了一等,而一般士兵的地位就更低下了。宋代实行募兵制,应募为兵者,脸上需刺字,如同对待犯人一般,当时已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

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充分的暴露了北宋国策阴暗面,也让土大夫们感受到了形势的严峻性,谏官欧阳修在给仁宗的奏疏中说:“臣窃见自古国家,皆因兵革先兴,而盗贼渐起,遂至横流,后汉、隋、唐之事,可以为鉴。”枢密副使富弼也是深有同感,他给仁宗的奏疏中这样写道:“臣窃谓非盗贼果能强盛,自是使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张,唯恐不才不贤者怨恨,不早罢去,故以州县委贼残害,……今盗贼已起,乃是便满天下之渐,若朝廷依旧避人怨恨,不早更张,臣恐盗贼愈多,窃据州县,或称将军,或称太尉,或称帝王,兵戈四起,所在潜伪,事到如此,生灵如何?社稷如何?自此以往,只忧转炽,若不早为提备,事未可知!


昙花一现的变革

宋仁宗庆历三年,以范仲淹、韩琦、富弼为首的主张改革派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行列,这足以表明宋仁宗决心兴利除弊、锐意革新的政治态度。

这一年的九月,宋仁宗在天章阁,也就是皇家藏书之地,召见中枢、枢密院官员,询问治国方略和当前要务,并下手诏给范仲淹、富弼等人,让他们就国是发表各自意见。其中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宋仁宗的连日催促下,充分总结了自己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路,归纳为十项改革主张:

一、澄清吏治

①明黜陟(严控官吏升降

②抑侥幸(限制官僚滥进)

③精贡举(严密科举取土)

④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

⑤均公田(土地再分配)

二、富国强兵

①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

②减傜役

③修武备(整治军备)

三、厉行法治(严格执法)

①重命令(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

②推恩信(落实朝廷的会正和信义)

范仲淹的实现改革方案,宋仁宗全部接受。改革开始第一步措施,就是削减吃空饷的规模,规定不满小5岁的小孩不能吃空饷,结果,这第一步就遭到了激烈的反抗,无法实施下去,弹劾奏章都快把范仲淹给淹没了。

作为开创“宋学精神”第一人的范仲淹,其主导的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任务,再辅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顾军事经济等领域。

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的各种弊端,肯定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韩琦就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必然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从振纲纪,实现天下安定。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讥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伎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

此时,若干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暴露了新进士大夫的自身弱点,授人以柄,从而导致了改革派内部爆发了矛盾冲突。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及时利用,以致朋党之议甚嚣尘上。宋仁宗深陷惶恐,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这些事件中首推台谏的分裂。

著有《醉翁亭记》的欧阳修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土为之参选标准,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欧阳修上任伊始,表现的十分活跃,遇事必奏,弹劾官吏,无所顾忌。而他在新政之初攻击最多的,竟然是以弹劾官员为主要职责的御史台。当时御史台的长官王拱成,与欧阳修不但是同年进士,同时也是连襟。按常理,这种同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朋党。或许是因为二人都极端自负,谁也不服谁的缘故,他们在新政期间竟然成了死对头。由此,御史台成为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进而形成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


另外一个冲突,是滕子京事件。滕子京跟范仲淹是同年进士,腾、范=人志趣相投,可谓患难与共。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利剑行子君接任空缺。然而没有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弹劾腾子京滥用“公使钱”,数额达16万贯之炬。更有甚者,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按察后,竟然擅自缝毁了账本。仁宗接利奏章后非常恼怒,责令御史台全力追究此事。这件事逐渐演变成了范仲淹与御史中丞王拱辰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发表长篇大论坚持认定滕子京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来力保自己的这位老朋友。王拱成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该予以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当然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一时间争相论奏,你方说罢我登场,朝堂之上热闹至极。

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四年二月,滕子京被贬为岳州知州,在仁宗看来,即便御使们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

就在藤子京贪污案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围绕着修筑水洛城一事,又引发了范仲淹与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的矛盾。在经略西北政策方面,范仲淹与韩琦两人早有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则主攻。范仲淹离开陕西后,郑戬主持西北防务,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沪修建水洛城,以便秦州、渭州的军队可以相互应援。而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知渭州尹洙,却反对修筑水洛城。命令刘沪停止修建,但刘泸不听,照修不误。引起尹洙的愤怒,刘沪因此被捕入狱。范仲淹与韩琦双方由此发生了激烈冲突,韩琦支持尹洙,多次上演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戬、刘沪等人庇护,要求把尹洙调回京师。范仲淹与韩琦同为新进士大夫的领袖,尹洙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这一次他们却在修城事件上,争锋相对,不但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也进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

昔日“四贤”为各自的主张,互不相让。可见,在坚持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真理和正义方面,士大夫们丝毫不给对手留有余地。此后这种土大夫的主体意识,更以极端的方式横空出世,《朋党论》就是欧阳修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试图为朋党正名,结果却适得其反。

欧阳修自认是朋党,还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他的文章容易使人得出结论:凡是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一族。但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孤文,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欧阳修直白地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是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他甚至要求宋仁宗照此标准“进贤退不肖”。此举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让不少中间派感到了不安,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的阻力。

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告流产,除了诸多意外,还有来自前朝旧臣夏竦的报复。因为范仲淹的崇拜者石介,写诗得罪了夏竦,他便唆使自己的女奴,偷偷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发谣言,将富弼、范仲淹牵扯在内,谣言的重点就是妄图废黜当今圣上,而另立新主,目的就是为了推行新政。所谓谎言说了一千遍就是真理,你不信也得信。夏竦的这一招显然非君子之器,但制敌效果精准。由此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发猛烈,宋仁宗见势也就站到了反对派一边,下诏罢免的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的宰执职务,将他们贬出京城,新政首脑人物眨眼之间罢黜殆尽。与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从开始到结束,庆历新政半途天折只搞了一年零四个月。

后记

一场由新进土大夫,带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心,开展了新政改革,并没有在北宋帝王,与大夫共治天下的顶峰时期推行下去。但是,宋朝皇帝对士大夫的宽容与开明政策,最终还是使这些一心报国的文人,能够施展所长。曾有历史学家说,观儒家的好要往宋朝看,而且是往北宋看。即使一些秉承着大忠之义的官员,暂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贬流放,但整个社会,包括皇帝在内,依然会有一天意识到它的价值,让这些被贬的官员能够有一天重新发挥余热。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关学创始人,人称“横渠先生”的张载,用四句话高度概括了士大夫的使命与责任,也可以看作是仁宗文治的精彩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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