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迷惑可以使人弄错方向，大的迷惑能够使人丧失本性。
我们在与人争吵时，观察不清时，遭遇失败时都会意气用事，从而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错误，要避免这些不该发生的事，就要三思而后行，不能被事物的外表迷惑，必须认真仔细地调查，深入细致地思考，才能不发生低级的又难以挽回的错误，让自己身心俱疲。
凭什么知道是如此呢？自从虞舜标榜仁义而扰乱天下以来，天下之人没有不为仁义而疲于奔命，这不就是以仁义错乱了本性吗？所以我且来试论这个问题：
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人没有不因为外物而错论自身本性的。平民百姓为了私利而牺牲，士人为了名声而牺牲，大夫为了家族而牺牲，圣人则为了天下而牺牲。所以这四种人，所从事的事业不同，名声也有各自的称谓，而他们用生命作出牺牲以损害人的本性，却是同一样的。
臧与谷两个家奴一块儿放羊却都让羊跑了。臧与谷是人名，家奴或童仆。有人问臧当时你在做什么，臧说他当时在读书；又问谷当时在做什么，却说是在玩投骰子的游戏。虽然这两个人所做的事不一样，但是他们把羊弄丢这件事却是同样的。
伯夷为了贤名死在首阳山下，盗跖为了私利死在东陵山上，这两个人，致死的原因不同，一个死于名，一个死于利，都是死在与自然性不相干的事情上，他们在残害生命、损伤本性方面却是同样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赞誉伯夷而指责盗跖呢？天下的人们都在为利益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些为仁义而付出生命的人，世人称他为君子；那些为财货而搭上性命的，世人称他为小人。他们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的人成为君子，而有的人却成了小人。如果从残害生命、改变本性这方面去看，那么盗跖也可以当成伯夷，既然如此，哪里还有什么君子和小人之分呢？
再说把自己的天性、本性规定为仁义的讲究与践行的人，哪怕做到了如曾参、史一样彻底，我也不认为那有多么好多么高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五味烹调，虽然精通如俞儿，我也不认为那有多么好多么值得称道；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五声音乐，哪怕高明到与师旷一样，也不是我所信服的耳朵功用得极致；把毕生的精神献给五色美术，虽然高明到离朱那个样子，我也不认为那是眼目本性的极致。
早在庄周时期，庄子就已经看出了社会分工化、专业化所带来的负面可能。烹调料理，做得太过了，如俞儿那样，对他本人，不会有好处。音律乐声，精通到了师旷那样，其实违背了人的天性。还有离朱，精通美术，从庄子的观点看，对自己也并无益处。庄子的认识没有达到提倡全面发展的程度，他要的只是正常、逍遥、天年、自然而然地生活，不要为了某个后天的目标而扭曲自身。而仁义的事情与此类事情同理，一辈子只知道仁义，和只知道韵律一样地不正常不全面。
我所认为的善，不是指仁义，只是善待自己所得的一切而已。
我所认为的善，不是一般所说的仁义，只是顺应性命的真实而已。
我所谓的聪敏，并不是指听见别人，而是省察自己而已。
我所谓的明达，并不是指看清别人，而是内视自己罢了。
看清别人而看不清自己，得到别人的肯定而得不到自己的肯定，这是让别人有所得而不能让自己有所得，让别人得到安适而不能让自己得到安适。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无论盗跃与伯夷，都同样是治乱邪恶的。我有愧于宇宙万物本体的认识和事物变化规律的理解，所以就上一层说我不能奉行仁义的节操，就下一层说我不愿从事治乱邪恶的行径。
“返璞归真”是庄子理想之美的精华。当现代人普遍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纷繁的社会形态中，心境浮躁、追名逐利。庄子则认为一个成功的人生，首先要学会宁静，学会返璞归真，学会放松心态，于平淡中见神奇，做真实的自己。
臧谷失羊：形容做事马虎，不能专心至致，目标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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