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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做书20多年,50岁的时候,这位“老编辑”离开出版社,创办了自己的出版品牌。B站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二季第四集《出版人的日与夜》也即将播出他——“出版界的吴彦祖”的故事。
到2022年为止,杨全强做书已近22年,从江苏人民出版社(简称“江苏人民社”)到南京大学出版社(简称“南大社”),再到之后主持河南大学出版社(简称“河大社”)的上河卓远文化。几经辗转,最终于2020年下半年他创立了新品牌“行思”。
年轻时的杨全强
20年来,杨全强选品与做书的风格并没有太大改变,唯一的变化可能在于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离开体制内出版社,独立做书。
一年后的现在,行思团队成员已扩容到10人,出书16本。选题方向一如既往——专注社科人文、文学艺术、文化生活,同时,也不时推出国内原创作者的作品。
《三只忧伤的老虎》《小说机杼》《一间中国的房间》……行思出的出书品种不算多,但几乎都收获了业内与业外的高评价,销量也较为可观,品牌一直稳步成长着。
有不少人感到奇怪——是什么让一位从业已久的“老编辑”选择离开体制内,独立做书?而在出版业变化频出的当下,行思又有何生存之道?
一位“老编辑”选择“独立”的理由
对书感兴趣,是杨全强从念研究生时开始的。他读的是世界文学专业,受专业熏陶,加之对学术的兴趣,自然而然关注起各大出版社的学术图书,文学、人文社科、哲学,都在他的涉猎范围内。读研三年,杨全强成了南京先锋书店最早一批常客中的一位。
读研究生时的杨全强
在读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黑皮书系列”(“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以及多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后,他渐渐有了投身出版业的想法,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做出这样的书。
“我想,我肯定是要做出版的。”他说。
所以,学世界文学出身的杨全强在毕业时放弃学术之路,选择来到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闻名国内学界的江苏人民社,开始了自己的编辑生涯。
从1998年到2006年,他先后在江苏人民社旗下的《光与影》杂志编辑部、图书编辑部任职,策划出《鲍勃·迪伦回忆录》《草莽艺人》《潘金莲的发型》《政法笔记》等书。随后,于2006年转至南大社,策划“棱镜精装人文译丛”“精典文库”,以及《南京人》《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致D:情史》《刺猬的优雅》等备受瞩目的系列丛书和单本书。2013年,再次辗转到河大社做副总编,主理图书品牌“上河卓远”。
与当时大部分追求稳定的编辑们相比,杨全强就像是一只无脚鸟,眼里几乎不存在所谓的“风险”与“事业前途”。他笑称自己的辗转来自出版工作的“七年之痒”。“可能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会很安全、舒适,但在同一个机构里做久了,难免需要做出各种妥协和让步,还有令人生畏的人际成本。”对于此前的种种成绩、做出的本本好书,他也毫不留恋。
“书做完了,就是完了。”在杨全强看来,编辑对一本书远没有别人以为的那么重要,“文本的价值,和它日后能留传多久,它未来的命运,都不取决于我,而在于文本本身。”书是作者的书,并非编辑的书。他做编辑的快乐,是自己出于个人趣味发掘一位作者作品的价值后,这部作品又被很多读者所接受、认可与喜爱。“有效传播”的过程对他来说是愉悦的,有时也会带来一些惊喜。
20年间,这份对做书的感情从未褪色,它早已成为杨全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当谈及离开上河卓远转而创立行思的原因,他给出的理由看似平淡,却也坚定,“因为种种原因,2019年后上河卓远已处于停摆状态,当时我要是留在河大社,就需要去开封或者郑州,这对我来说一是有现实难度,我的家在南京,而做书这件事,还是北京环境更好。”
“出版是一定要继续做下去的”。为了这个念想,告别河大社与上河卓远的杨全强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业内朋友成立了“行思”。
“行思”一名的灵感,源于他曾读过的一套名为“Thinking in Action”(《在行动中思考》)的书,“是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的,那个系列的书很好。”杨全强说,“当时我对中译本上‘行思’文丛的字样有较深印象,就跟朋友说,‘干脆拿这个丛书名的中译来做我们品牌名吧’。”
就这样,几名资深出版人做的独立出版品牌名,便以这种看似“随意”的方式被确定了下来。
新品牌招徕“新编辑”
得益于在业内倘徉多年所积累下来的经验与人脉,行思的开篇还算顺遂,往来都是此前有过合作的纸厂、印厂、版权代理……同行之间的继续合作自然有较高的信任基础。
现在,行思的团队已有10人,编辑、营销、版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排版、设计和发行则大多是与其他机构合作完成。
杨全强在团队里与其说是领导,不如说更像“前辈”,他以放手的姿态引导年轻编辑们前行,找到自己的做书方式和方向。无论是选题会上的讨论,还是编辑与设计师间的沟通磨合,他虽参与其中,但基本不过分干涉,只在必要的时候提点意见。
“我想看看他们想做什么,他们自己做出来的书会是什么样子。”相比从业已久的自己,新人或许会有更多创意与想法。“以前我什么都管,现在尽量能不管就不管了。”
这一想法的延伸,促成如今行思的新人编辑占比高达半数以上。这对一个刚成立一年的独立出版品牌难免有些冒险。也正因此,行思在招聘时颇费思量。他们一方面看应聘者所学的专业是否对口,另一方面会在面试和试用期期间,充分了解对方的实际能力、做事方式,以及对书的基本感觉等。
但磨合并非易事。
“像具体案头工作的磨合就会比较慢。”杨全强说。新人初上手,缺少审读、加工书稿的经验和敏感性。这时候,就需要“同事看一遍,我再看一遍”,然后再各自对稿子的处理进行具体交流。
案头是杨全强最看重的编辑素养。《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要求图书编校质量的规定与文件,在他看来,都是基础得不能再基础的最低要求。从审读、判断、加工稿件的准确性要求,到改稿尺度的把握等多个方面,无一不需要编辑细致、耐心,而且还不能“死抠”辞典。此外,对书稿质量的判断力也很重要,如何挖掘出有实力的新人作者,让一本有价值的书不被蒙尘,都考验着编辑的“眼力”。
数年前,曾有人叫杨全强“杨师傅”,也许正是因为感到他做书时的态度形同一个手艺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一个木匠在好好做家具”。现在,他又把这个“木匠素质”的要求寄托在了新人同事身上。他希望行思中的每个编辑在未来都“案头能力特别强”,有眼力,还能有“自己独特的趣味”。
因此,行思每个月都至少有两场非正式座谈交流会,编辑们可以在会上尽情交流出版,或聊手头的工作进展,或是自己遇到的问题,相互分享经验。实质上,这也算是新人培训课了。
编辑们走访书店
以务实的心态做理想的事情
除却座谈交流,行思每个月还会开一次选题会。
他们追求形成自己的做书风格与符号价值,为达到这一目标,编辑的选题标准首先看重一点——文本价值。综合一本书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后,再在此基础上综合考量品牌的整体收支情况,进而确定哪些选题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需要优先做,哪些可以押后做。
杨全强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也不认为自己多富有文化情怀,做一本书必定要先考量其市场受众。他说,“我可能是以一种务实的心态和考量在做一件看起来还满有理想的事。”
但他的“务实”,不是指要做大众向的书,也不追求图书畅销百万。“它(社科人文与文学艺术领域)的读者群就这么大,哪怕有本书只能卖5000册,只要它很有价值,这5000个读者觉得买得值了,那我就会做。”而且在他眼里,读者群就像是一潭“活水”,总会有新泉注入,从长远来看,这些冷门书也一定能等到更多读者。出于这个理念,在总体财务平衡为目标的前提下,杨全强会尽量给编辑自由,允许他们去做一些短期内经济收益不那么明显的书。
除却价值考量外,行思的选题标准还对准了“一流”,一流的作者与一流的文本。如果说英、美、法、日等国的一流作者、作品已被大部分出版社瓜分得所剩无几,那么,行思便将目光投向尚未有很多出版机构涌入的东欧、南亚、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
2021年7月,行思出品的《三只忧伤的老虎》正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小说家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的代表作。这部早在1968年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63年后,终于与中国读者见了面。上世纪90年代,云南人民出版社其实就曾有引进、翻译该书的想法,但由于翻译难度太大,最终不了了之。这本书,杨全强还是从作家孙甘露那里得知的,“孙甘露老师对文学品质的判断,我肯定是相信的。”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把《三只忧伤的老虎》的版权买了过来,并邀请曾译过《百年孤独》的年轻学者范晔担任该书翻译。
《三只忧伤的老虎》独特的叙事风格、实验性极强的文本游戏,以及独具风格的版式等,都要求译者和编辑反复打磨,仔细斟酌书中的字字句句。
读者在《三只忧伤的老虎》勒口上进行手绘
该书上市初期,行思联合联邦走马制作了《三只忧伤的老虎》的限量套装,还推出精酿啤酒、“三只忧伤的老虎”玻璃水杯等商品。到了2022年年初,又与当下大火的内地民谣乐队“五条人”线上演唱会达成合作,在其线上演出的中场休息时,进行抽奖赠书活动,也算出尽风头。
“五条人”线上音乐会中场抽奖赠书活动
截至今年1月,《三只忧伤的老虎》销量已达数万册,成为行思的代表作品之一。
另一部代表作,詹姆斯·伍德的《小说机杼(十周年增订版)》的出版过程相比起来要顺利得多。杨全强很喜欢伍德,对方解读文学的独特视角令他印象深刻。短短一年间,行思已相继推出詹姆斯·伍德的《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不负责任的自我 : 论笑与小说》等6部文学批评著作,并全部实现重印。
品牌成立的第一年,他们的图书重印率接近50%。
在品牌推广和营销方面,行思也不断组建着自己的新媒体矩阵。目前,已有微信公众号、微博、微店、B站官号......他们会围绕人文社科和文学艺术领域制作短视频,虽然人手精力有限,B站的视频也只发布过两个,但这两条视频已在十数天内吸引来3000粉丝,视频播放量过万。未来,他们还会在新媒体方面继续加大内容的更新力度。
此外,众筹也被列入行思2022年的计划清单中,杨全强想着至少会选择推进3到5种书。“2022年,维持好我们的自营媒体,把书做好,线下活动该做就做。也努力发掘一些新人作家,写诗的、写小说的、写随笔的、搞学术的,都会关注。”
行思的生存之道到底是什么?
他们认为图书都应具备长远价值,因此绝不以社会热点作为策划选题的参照,杨全强说,“话题是暂时的,但书不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会考虑做书的基本经济效益,注重维护、管理图书版权,以保证工作室能够稳步运行。
杨全强用“趣味”“品质”与“广度”三个词来描述行思的做书风格,而这三个词,其实亦可形容一个人的生活。他曾把出版视作“理想生活”,现在,他看似实现了这个梦想,并与一群年轻编辑一起共同打造属于“行思”的价值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