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从中民投入主亿达中国、孙荫环卸任之后，亿达中国就被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可惜的是，这只翅膀是借来的而不是来自内生增长，很难支撑那么大、那么多梦想。
——产业园区上市公司巡礼6
在创始人孙荫环时代，亿达中国在选择投资项目和布局进入哪个城市时格外谨慎。业内甚至流传着一些关于孙荫环错过一线城市土地和项目机会，与暴富擦肩而过的故事。
自从中民投入主亿达中国、孙荫环卸任之后，亿达中国就被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可惜的是，这只翅膀是借来的而不是来自内生增长，很难支撑那么大、那么多梦想。
2021年牛年，按理说应该是一个“牛气冲天”的年份。但是回上海还是留守大连？亿达中国的高管和员工心里五味杂陈。
尽管如此，“亿达之声新年音乐会”依然如期举行。这个新年音乐会已经陪伴了大连人民26个春秋。
亿达中国起步于大连，腾飞于大连软件园，很多员工都是辽宁人。春节期间豪华的上海总部人去楼空。春节假期结束了，亿达中国还要继续等待东家是否易主的消息。除了被转卖，亿达中国自己也需要变卖资产改善流动性危机。
虽然最近几年全国营收基本在原地踏步，甚至略有下滑，但是来自亿达服务的物业管理收入始终稳健，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上半年甚至给集团贡献了15.7%的营收。亿达中国最核心的资产依然是大连软件园，是亿达中国的“快乐老家”。
中国民营企业以中小型居多，体量巨大而且环绕明星光环的毕竟凤毛麟角。亿达中国和中民投这两家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优秀代表，但是今天却成了“难兄难弟”。
1984年大连人孙荫环开始创业，亿达成为国内第一家具有出国施工资质的乡镇企业。由孙荫环操盘的大连软件园随后成为21世纪初中国最具明星效应的产业园。短短几年时间，大连软件园就登堂入室成为中国火炬计划国家级软件基地。在2001年国家命名的10大国家级软件基地中，大连软件园是唯一一家民营企业。这固然有时代和机缘的造化，其中也必然包含孙荫环的大智慧。
东北分两块，大连和大连以北。大连讲胶辽官话，大连以北讲东北话。
1905年爆发日俄战争，一直到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大连曾被日本实际控制40年时间，所以大连当地有很多日本移民，会讲日语的人比较多。就连大连这个名字，起先是俄语发音，后来被日本用汉字注释下来做了城市名称。改革开放以后，日本企业来到大连投资的陆陆续续有不少。
同时，由于日本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亿达成功抓住了日本软件产业转移、服务外包的机会。2000年大连软件园前往日本举办软件产业招商会、说明会、招聘会等，吸引了大量日本软件企业入驻园区。
为了导入软件行业巨头，大连软件园还别出心裁推出了“产业楼宇定制”和“BOT模式”。
当时GE（国际通用电气）曾派人到大连软件园实地考察，发现这里没有适合自己开展业务的建筑物。大连软件园凭借民营企业的市场嗅觉迅速做出回应，“我们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新建一栋楼。”
GE遂与大连软件园签订了一份长期合作协议，GE提供建筑标准，大连软件园出资建设。随着“GE大厦”在大连软件园竣工落成，这栋建筑物让国内同行大开眼界，大厦的设计理念包括员工互动空间、卫生间男女比例配置等都与国内标准不同。大连软件园一炮而红。
2002年初，为了成功引入IBM，大连软件园再一次创新了服务模式“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大连软件园为客户提供场地、设备、工作人员及前期运营等整套基础服务，客户只需要派出管理人员即可。也叫“交钥匙”工程。
经过一年时间，约80人的技术团队圆满完成了IBM给予的工作任务，受到IBM高度评价。大连软件园不仅由此引入了一个软件行业巨头，还借助IBM的龙头效应聚集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
楼宇定制、交钥匙工程、开办软件学院、批量提供软件人才，总之，为客户提供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成为大连软件园的核心竞争力。
运营大连软件园的亿达中国（股票代码：3639.HK）于2014年6月27日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
然而，市场并非一成不变的。20多年过去，大连作为中国最早发展IT产业的城市之一，如今却已经被明显超越了，产业瓶颈悄然而至。
大连软件行业以外包服务技术支持为主，相当于IT行业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与一线城市相比，大连软件行业工资明显偏低，拔尖技术人才流失严重。
大连软件园在2019年国家火炬软件基地（一共44家）排名中，已经由前10名滑落到了第16名。
“亿达错过了很多机会，有很多遗憾，所以当市场机会再度出现时，亿达不能再错过了，再错过了就看不到太阳了。”
2018年3月26日，亿达中国在香港举行业绩发布会，当时的行政总裁、现在的董事长姜修文说了上述这些话。
2018年是亿达中国实施全国战略布局的转型年。亿达中国宣布进驻20余个城市，先后开发运营了武汉软件新城、北京中关村壹号等40余个产业园项目。
曾经热衷与亿达中国合作的国内外软件企业，是否有足够多业务填满这么多产业园？
其实，了解产业园运营的人都知道，靠收取租金和服务费的运营模式投资大，产出慢，利润低。中国产业园区运营者，一般遵循的都是用产业园的“商业计划书”来说服政府拿到土地。毕竟土地才是“硬通货”。
在亿达中国的财务报表上，主要收入还是来自大连和房地产。亿达中国从大连软件园起步，实际上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个“以产业园之名”的房地产公司。
不过，亿达中国做房地产应该说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同时期起步的房地产公司已经一骑绝尘。亿达中国开始全国布局的时候，不仅赶上了密集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并且中国城镇化已经过了拐点，房地产公司“躺着赚钱”的时代结束了。
亿达中国内部的业务板块分为房地产和产业园运营两部分。前些年房地产板块赚的盆满钵满的时候，一到年底发奖金，房地产板块大块吃肉，产业园板块只能大口喝汤。
利益的差别待遇并非总能刺激市场进一步成长。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政策市，就连底层员工的薪资也和国家政策息息相关。利益差异也带来内部纷争。
收购亿达中国可能是中民投犯的比较昂贵的错误之一。这是一场“致命的邂逅”。
成立于2014年的中民投是一块在中国民营企业界亮眼的金字招牌。由民生银行前董事长董文标牵头，国内59家知名的民营企业前来捧场联合组建而成，董事会里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注册资本500亿元，被誉为民企巨舰。
一方面中民投想大展拳脚，一方面亿达中国想走出大连。2016年11月，中民投旗下公司中民嘉业以30亿港币的价格收购亿达中国，孙荫环成功变现离任，亿达总部随即由大连迁往上海。
一般来说企业并购成功率很低，但每一位决策者都认为自己会是例外。以投资为主业的中民投遍地开花，由投资深度介入产业运营，经历了资产规模快速膨胀。2014年底中民投资产总额是564亿元，到了2016年底已达2724亿元。
押注这么多资产，很多还是过剩产能，无法产生稳定的现金流。2019年中民投陷入流动性危机，资产被法院冻结，包括它持有的部分企业股权。 按理说，民营企业每个毛孔里都渗透着市场化的基因，应该足够克制和冷静。但是在投资冲动面前，一样如少不更事的莽撞少年。
祸不单行。中民投高管陈东辉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拘留。这最终在技术上触发了亿达中国一笔42.77亿元贷款的提前还款协议。尽管债务最终进行置换暂时逃过一劫，但这只是亿达中国漫长去债务杠杆的开始。
为了自救，中民投多次出售旗下资产，包括121亿元退出董家渡地块，减持阳光城股份，16.5亿元出售中民筑友等。中民嘉业在2020年9月公告称，正在与潜在买家洽谈，“潜在交易”或将导致亿达中国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截至发稿，这项“潜在交易”尚无明确进展。
被收购之后的亿达中国个性模糊，地位尴尬，如今又被插上了售卖的标签。看看亿达中国近年来的销售数字，2015年74亿，2016年83亿，2017年73亿，2018年85亿，2019年72亿，2020年60亿。
如果仅从销售数字上看，亿达中国无论是全国布局，还是被并购、被售卖，似乎差别都不大。然而，亿达中国2019年借款利息就达14.76亿元，超过全年13.07亿元利润总额。
亿达中国和中民投一样，宣布出售物业资产促进资金回流。计划出售二线城市若干主要物业，包括青云天下、河口湾、大连蓝山、长沙小镇及郑州科技城等。2019年10月，以8.7亿元价格处置了子公司武汉春田股权。
《赢家的诅咒》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写的关于经济学悖论的一本书，大意是指在拍卖中竞标成功的赢家由于过高估计标的物，不但实现不了预期目标反而会吃亏。这就是所谓“赢家的诅咒”。
近20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享受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高增长、高薪水、高福利，导致很多从业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梦，以为经济永远高速成长，投资并购是不二利器。
如今亿达中国正面临再被转手的微妙处境。能够接盘的，有能力接盘的，愿意接盘的，除了国资委、大型国企，恐怕也很难找到其他买家。
国进民退，固然有政策设计的主观因素，同时也暴露出民营企业自身的短板。
2019年完成控制权变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量超过188家。其中有41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由个人变更为中央国资委、地方国资委、地方政府等在内的国资系。东方园林实际控制人何巧女将16.8％股份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委托给朝阳区国资委，让出上市公司控制权，通过公私合营化解危机。
这41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2196亿元。主要原因多是资金问题，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民营企业资金链普遍出现紧张。
英国的一位管理学大师理尔斯·鲁宾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们在追求完美的决策过程中，往往会把最合理的决策扔在一旁。如果中民投当年没有接盘亿达中国，二者的命运是不是不会如此尴尬？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