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使用“绢帛”作为流通货币，可以一直向前追溯到魏晋南北朝这个最为动荡、分裂的时期。由于连年战争，以及国家分裂、社会更替的影响，社会经济往来变得更为困难和局限。
不得已之中，物物交换再度成为人们生活的被迫选择。许多地方的经济流通出现了钱币、谷物和布帛混用的现象。《隋书·食货志》载：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朝，社会经济流通才在政府的大力主导下发展为“钱帛兼行制”——大额交易用绢帛，小额细碎用铜币。从此，“绢帛”正式以国家政策规定的流通货币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
唐王朝建立在亡隋的一片废墟之上。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百废待兴，以自然经济发展为主，而商品经济则处于洗牌重来阶段，水平低下、发展缓慢。
唐高祖李渊 画像
唐王朝建立后，独具政治眼光的统治者为了稳定市场、安抚民心，很快出台了新的铸币政策。公元621年七月，唐高祖“废五铢钱”， 确立了“开元通宝钱”的国家法定货币地位。
唐朝前期，钱币的使用范围局限在都城或较大城市中，更加广泛的民间百姓更多的则仍然使用实物交易。因此，为了国家的平稳过渡、缓解铸币能力不足，统治者延承了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以绢帛为流通货币的民俗传统，实行“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这里的“钱”即铜币；“帛”则是纺织品的统称，包括锦、绣、绫、罗、绢、帛等二十余种。
唐代的“钱帛兼行”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平行的货币制度。因为当时“绢帛”的价格昂贵，所以逐渐形成了大额交易用绢帛、小额细碎用铜币的交易民俗约定。
开元二十二年的敕文写道：布帛论匹计价，不能用一尺一寸用于小额交易，菽栗等杂物的交易可使用钱币进行零星论价。这正是以官方规范了对钱帛各自的货币定位。
唐长安城繁华的街景
在唐朝初期，囤积巨量的绢帛是一种财力强大的体现，籍此绢帛的货币地位实际上要远高于铜币，这一点在高官富豪的争相囤积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著名的唐代宰相杨国忠上报过：“既居要地，中外饷遗辐凑，积绢至三千万匹”，可见数量之庞大真是匪夷所思。
“绢帛”其实也是丝绸之路上纺织物的统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使用最多、运输距离最长、散布范围最广泛的“货币”是绢帛。绢帛的广泛传播起因丰富，其影响也最为深远。
“绢帛”不仅是商品，更是一种货币，而且是最重要、价值最高的币种。唐朝的丝绸之路使“绢帛”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不仅给所到之处带去了精美的物品，还带去了先进的技术。
唐·周昉 《簪花仕女图》绢本
例如诸多绢帛之中的丝绸，不仅有助于改善当地人民的穿衣问题、丰富美化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有助于丝绸之路所到国家的丝织工业发展，更促进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绢帛因此受到广大受众的认可和欢迎，这奠定了“对外交易币值”的流通基础，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再例如当时唐朝在西北边防的地方驻军，所需军费开支的大部分都是使用绢帛丝绸运送支付的。因为在价值相同的情况下，铜币要比绢帛重两三倍，所以不适合长途运输。
这样一来，西北的驻军购置日常用品也往往都是用绢帛与当地的商人进行交易支付。而当地商人拿到这些绢帛，再继续往西域中亚运输贩卖……这一路上，绢帛承担了货币与商品的两种职能——既可以作为货币来买卖商品，也可以被运到中西亚等地作为纺织商品出售，于丝绸之路的商人而言获利非常可观。
唐朝火热的丝绸之路交易
所以“绢帛”通过丝绸之路的输出其实不仅仅是双赢，而是满足了皇、贵、政、商、民各个层级的意愿。
在唐朝初期，铜矿资源极为有限，再加上开采能力不足、冶炼技术不发达等因素，最终导致官铸铜币的流通效率不高，甚至当时铸造钱币的成本远高于铜币本身的价值。
这些现状直接导致了铸币总量不足，无法满足市场对金属货币的需求。此时的“钱帛兼行”政策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对缓解政府铸币压力、抚慰民间供需起到了相辅相成的巨大作用，为中唐盛世奠定了经济繁荣的基础。
但在中唐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逐渐暴露出其落后被动的一面。绢帛作为流通货币由于体积庞大、携带不便、分割不便、运输和储藏均不易与，逐渐开始不受市场欢迎，绢帛作为流通货币的职能逐渐趋于衰退。
在此时的商品交易中，人们更加乐于使用小巧、便携、容易存储的铜币作为媒介。籍此，市场方面出现了大量铜币用于货币流通的强烈需求。然而唐朝官方经营的铸币生产能力却无法满足这种需要，于是流通中铜币短缺的现象日益加剧。
后有投机者从中发现商机，大规模进行铜币的私自铸造。但由于技术、设备的落后（相对于官营），这种私自铸造的铜币质量参差不齐，常有滥竽充数的现象发生。
唐“开元通宝”钱
钱币铸造的混乱造成了物价紊乱、货币流通不稳定等后果，必定导致经济发展的混乱，久而久之，必定对国家财政支柱造成威胁。这一点直接动摇了统治者最为关心的统治根基。
如果统治者能够借鉴汉代以金银为上等钱币、铜为下等钱币的历史经验，及时起用贵重金属金银作为主货币、以铜币作为辅助钱币进行流通，施行金银与铜币相结合的主辅货币流通的货币制度，才是解决商品经济发展要求与“钱荒”之间矛盾的最佳选择。
但是，由于错误且落后的货币思想影响，唐朝的统治者们并没有意识到绢帛作为货币的“劣根性”，更没有主动自发地调整货币制度，而是反其道行地采取了极力维护钱帛兼行制的多种措施。然而，当绢帛货币受到市场冷落、铜币货币被需求所追捧，说明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唐朝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乃至国家提出了需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的信号，此时的唐朝更应实行从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兼行、向全部金属货币改进提高的改革。而此刻，绢帛作为与铜币并行流通的货币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累赘和逆行者。
绢帛逐渐退出唐朝“钱帛并行”的流通手段角逐，要说到在唐德宗即位后，破格提拔了出身名门世家的杨炎为宰相。杨炎宰相甫一上任即奏请实行“两税法”。在短短四个月后，唐德宗颁布有关赦令，唐朝很快便完成了两税法的改革。这场围绕赋役制度的改革时效较短，并且看似并没有实行强力手段，但却对中唐乃至晚唐的物价，以及钱帛两种通货的货币地位高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炎 画像
首先，“两税法”将“以粮绢计税”改为了“以钱计税”，这一改动直接点名了百姓“只许用钱币交税，而不许使用粮食、绢帛纳税”。
两种纳税方式的不同点在于，以前百姓纳税，用自己种植或产出的粮食布帛就可以了，而现在却需要向政府缴纳铜币。但是，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无法“种”出铜币来的，所以只能把自己种植或产出的粮食布帛交换成钱币然后去交税，这家家户户都去换钱的局面，必然会导致钱币愈发“物以稀为贵”，相应地，广大劳动者不得不贱价卖其所有物品。
那么此时，绢帛作为百姓所产商品之一自然也被贱卖了。由于大量农户需要铜币输税，绢帛便作为主要剩余产出被人民大量抛售，在被抛售的同时，绢帛的价格每年愈下。物物交换的简单流通手段逐渐向正统使用货币进行流通的方向正常发展。
其次，盐、酒、茶商等日用必需品的商品化极大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而广大民众的生活需要与其或主动或被动的会产生交易行为，而这一切交易行为，基本都用铜币为结算货币，在这一过程中，钱帛原本的并行制遭到破坏，绢帛的地位等同于其他杂物，在铜币面前只能折算。
最后，自两税法起，物价的持续低落以及虚实估对绢帛的压价，致使绢帛之价格累年滑落，也因为商品经济之发展，铜币之作用愈发重大，铜币慢慢挤占了原有绢帛的货币地位。
至此，由唐初期的“钱帛兼行”到唐朝后期的地位高下立判，绢帛这种依然环绕“法定货币”光环的货币大致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最终被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所淹没。
从唐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有其适应小商品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时候；也有其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阻碍作用的时候。但是在那条连通欧亚、绵延繁盛的丝绸之路上，“绢帛”的硬通能力对唐代货币流通、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总体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太平广记》
《唐会要》
《全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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