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张明扬
昨天（3月5日），一则人大代表的两会建议火了，直接冲上社交媒体热搜首位：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建议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
张兴海表示：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上班，导致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愈加突出。
张兴海说的似乎没错。近年来，工厂招工难问题愈加成为中国经济的痛点之一，去年，央媒还刊文关注：《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走进工厂？》。
事实上，张兴海代表的建议名称是《关于鼓励和政策支持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的建议》，而将工厂与外卖作为此消彼长的关系“对应”起来，更多是一种舆论吸引关注度的噱头。
当下，中国制造业已连续十二年位居全球第一，从业人数超过1亿，据说当下的缺口在2000万以上；而外卖行业从业人数，尽管近年来增长迅速，但外卖骑手的总人数不过在700万左右，这其中还包括大量兼职人员。
可见，以上两个行业的从业人数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就算让外卖小哥全部转业进工厂，也不足以弥补那2000万缺口。所谓“此消彼长”更多描述的是一种观念和趋势，而非真实的经济现象。
很多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最缺的是复合型的高级技工，而不是仅掌握初级技能的普通工人，这更多涉及的是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制造业的升级还对初级工人的就业造成了“挤出效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分流”到了包括外卖在内的现代服务业。
而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也不构成“对立”关系。工业发展与城市化息息相关，而城市化又有赖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说到底，现代城市生活离不开外卖和快递等现代消费型服务业。
去年就曾有经济学家刊文指出：“只有工业化的生产，没有城镇化的生活，工业化还能不能走下去？没有现代城市生活提供的消费需求，工业品卖给谁？”
图/图虫创意
这里涉及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发展本身，而是人的福祉？
但是，将外卖与制造业勾连在一起讨论，也是有价值的。价值并不在于“真实的对立”，而在于“在比较中求解”。
求解“中国制造业招工难、用工荒”，就制造业谈制造业可能无法得出更全面更切实的结论，特别是涉及到“年轻人为什么不肯进工厂”这样事关代际差异与感受的议题之时，将外卖行业视为“他山之石”来作比较研究，至少是朝着求解方向更近了一步。
在昨天那则热搜之下，网友说出了不少心声，其中想必有不少外卖小哥：“工厂为啥不给多开工资，同时提高自己的核心技术呢？”；“厂里时间不自由，流水线停不下来，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要限时”；“总是说年轻人不去干这不去干那，为什么不问问原因呢？”
没错，舆论要做的不是动辄批评年轻人的职业选择，而是去多探寻个中原因。
细细分析以上那则热搜，热度最高的评论基本都是集中在两方面：收入和工作自由度。而这两者都是外卖小哥的职业“比较优势”。
就收入而言，去年有外卖企业就公布过一个数据：6成全职骑手月收入高于5000元。而在一二线城市，勤快点的、对路况又熟的骑手收入接近一万甚至破万都是挺常规的情况。
有不少外卖小哥还特别满意于“收入透明，多劳多得”和“收入不仅不拖欠，且到账快”这两点，很显然，这两点称赞是有些针对性的，拖欠工人工资的新闻这些年并不少见。
工作自由度更常常被大众舆论所忽视。相比三班倒甚至12小时两班倒的工厂流水线，尽管近年来有不少“算法控制外卖小哥”“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说法，但在这些有过度诠释之嫌的理论架构背后，一个容易被选择性遗忘的事实是，外卖小哥毕竟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长。
很多外卖小哥就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至少外卖我今天想送就送，不想送就不送”，“送外卖相比进工厂，无论肉体上多累，但精神上不那么累，还相对自由”。
在工作自由度的理路之下，外卖行业之前一个备受外界“看空”的特点——即所谓的工作不稳定，也有了新的诠释角度。
世界是多元的，价值观更是如此。在许多年轻人通过报考公务员追求工作稳定性的同时，也有大批年轻人选择更具自由度的灵活就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前一段曾表示，目前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
图/人民日报截图
无论是社会青睐“稳定工作”的传统固有观念，还是外界对外卖平台用工模式的质疑，都无法否认这样一种趋势：在数字经济的大潮下，一些选择灵活就业的年轻人正在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于大时代的“确定性”——勤奋、拥抱变化、对新事物保持开放性。
安徽省临泉县是全国劳务输出最多的县，在这几年成为国内闻名的“骑手县”。在过去五年里，六万名来自临泉的骑手在一家外卖平台上就送出了超过一亿笔订单。
对于这些勤奋的临泉年轻人而言，骑手这份工作是“确定且自由”的，真切地改变了六万个家庭的生活，让他们开始有机会在家乡置业，并给予了孩子超越父辈的教育起点。
在与外卖行业的“比较研究”中，破题“工厂如何吸引年轻人”，至少是更有路可寻了。
首先是收入，这里存在两重“倒逼”。
第一重倒逼是，外卖行业的相对高收入将会倒逼制造业进一步提高员工收入，我们不能将此仅仅理解为“压力”，也要置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别是“共同富裕”的政策背景下理解。
同时，提高劳动者收入，对扩大内需，进一步强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都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可以说，这种倒逼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第二重倒逼是，考虑到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不高的现实，提高从业者收入的压力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在价值产业链上继续爬升，以技术进步换取更高利润。
当然，狭义的制造业转型是一个中长期过程，不能寄望于立竿见影。但中国制造业一个肉眼可见的进步是，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从2013年到2020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已经连续八年位居世界首位，2020年装机量占全球的44%。
▲机器人流水线（图/图虫创意）
在这里又产生了一次正向循环。工业机器人取代的大批工业就业岗位，又流向了外卖平台等数字经济产业，这样不仅有效规避了失业风险。被机器人赋能、员工更精简的工厂也更有财力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
在这个正循环中，工厂经济效率提高了，不同行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了，不能更完美了。
随着中国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劳动力人口面临不断减少的趋势，即使没有其他行业的竞争，未来制造业招人也将会越来越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制造业目前的智能化转型算是提早布局，将来逐步展现出更大的战略意义。
除了收入，当然也有工作自由度和工作环境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就业观念的转变，这一代年轻人越来越不能接受长时间的强制加班，这是一种进步。但不得不说，在这方面，中国制造业“自我革新”的空间还很大，除了降低工作时长和减少强制加班之外，需要进一步改善企业工作环境、改善员工生活条件、住宿条件、伙食质量，全面提升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了？在知乎的多个问答帖子下，回答基本类似：普通的流水线工人每天都是重复的动作，还有质检员来盯，日子极其枯燥、无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卓别林1936年在电影《摩登时代》中刻画的场景仍然没有过时。
从根本上，这同样是一个有关“工作自由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要依靠工厂的智能化转型，企业管理者的观念也要更新：时代变了，员工也变了。
舆论场的一个特点就是“遗忘”。我们不能因为这几年的热点是批评互联网行业和各种“困在系统里”，就遗忘了前些年舆论对富士康的种种调查和批评，更何况，富士康在工厂里的劳动条件还算是相当不错的。
在这方面，尽管数字经济平台备受批评，但实际上各项条件还是要明显好于部分工厂的。这当然并不是说外卖等数字经济平台的劳动权益就没有继续进步的空间，而是我们可以将这种“差异”和“比较”作为一种必要的良性竞争，在你追我赶中，稳步推动中国劳动者权益的全领域提升。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重要的是要根据社会的期待和年轻人的变化脚踏实地地做些什么，而不是一味地抱怨，甚至说什么：这一届年轻人不行。
在收入和工作自由度以外，职业发展空间也是当代年轻人的一个关注点。坦白说，缺乏更多的高附加值岗位，这是一个中国经济的普遍问题，每个行业都或多或少的遇见了自身的困惑。
图/图虫创意
对于这个问题，张兴海代表在建议中也专门列了一条：激励企业拓展产业工人成才通道，以高质量就业促进共同富裕。
在这方面，制造业同样可以参考外卖行业的一些正在进行中的探索。2021年10月，一家外卖平台与国家开放大学合作，为有学历提升需求的骑手提供零经济压力、更便捷的深造渠道，每年为骑手一次性提供完成学业所需的全额奖学金，帮助骑手获取大专学历。
如果有清晰可见的职业上升空间，躺平不会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工人如此，外卖小哥也如此。
工厂如何吸引年轻人，是一个涉及面极广，需要久久为功的大课题。
外卖行业不是这个大课题的“对手盘”，而更是可供参考的“他山之石”，在跨行业的研究与比较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将年轻人吸引回工厂的更切实方案。
图/图虫创意
这两年很流行一个概念：“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不是手段，人是目的本身”。
从这个理念出发，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年轻人的职业抉择，而不是动辄指责；另一方面也要创造更好的就业条件，给年轻人更多看得见的未来，让进工厂成为他们自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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