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点，记者来到位于楚河汉街万达广场5楼的一家知名连锁KTV，只见店内大厅前台围满了前来预约和咨询的老年人。记者就“6000多首歌从KTV下架”询问该KTV经理：
“记者：现在像《死了都要爱》、《十年》，《听海》，这些歌都有吗？
KTV经理：有啊，我们已经下载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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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记者又走访武昌、汉口多家大型KTV和商务会所，他们大多表示目前曲目较之以往无明显变化，即使有些歌曲版本涉及到侵权，还是可以找到其他替代版本，所以影响不大。汉口壹方购物中心某KTV店经理：“我们目前有1万9000多首，现在可以唱。”
有专员经营的大型KTV或商务会所未受影响，那无店员经营的小型自助式的迷你KTV呢？随后，记者走访位于楚河汉街的迷你KTV自助点唱区。只见一间间5平米左右的透明小玻璃房排成一排，不时有年轻人在门外排队等候。
记者走进发现，每间迷你KTV房间都配备有一台自助式点唱机和一把椅子，只要按点唱机提示操作便可即时付费点唱。据记者查看，此前媒体公布的遭下架的6000多首歌，如《十年》、《挥着翅膀的女孩》、《听海》等热门歌曲都显示：因版权问题已下架，据记者初步估算，下架歌曲中，港台热门曲目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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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排队等候的小王是一名95后，她表示，相对于以前去大KTV聚会，现在更喜欢来这种小型的迷你KTV或移动KTV，但歌曲不全是个很影响心情的事：
“有点失望，想唱的歌突然没有了，就跟喜欢的明星突然消失了一样，我觉得这跟KTV没关系，版权应该放宽，唱歌是老百姓的一个需求嘛。”
小晴是武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每周去KTV练歌是她自己定下的学习要求，最近，小晴发现，《听海》、《死了都要爱》这些歌曲已由原来熟悉的MV版本悄悄变成了演唱会版本：
“66000多首全部下架，起码顾客要少60000人，KTV没有歌可唱的话，就没有必要去了，KTV要跟版权方去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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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大学读法学专业的小李对于6000多首歌遭下架的消息表示遗憾，但从版权的立场来看，小李也觉得可以理解：
“这些是去KTV必点的歌单，但是因为版权没有了也是应该的，要尊重人家的版权，我们作为消费者是享受KTV的服务，KTV的服务没有到位，应该由他们出面去协调，而不是靠公众舆论去解决。”
今年62岁的李奶奶是一名音乐爱好者，经常和老年大学的朋友组队来大型KTV练歌的她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的KTV迎合的都是年轻人的口味，而那些属于他们年代的红色歌曲似乎从来就没有“全”过：
“经常没有，让他们加他们说加不了，很失望，我们年龄大了，想唱，怕以后唱不到了。”
伴随着此话题发酵，发布此公告的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据《著作权集体条例》的相关规定，音集协只能代表会员授权的作品发放许可，本次公布的6000多首作品的权利人均非音集协会员。因此，此次“删除歌曲，依法依规”：
“这次公布的这6000多首歌不是我们协会管理的作品，著作权方并没有加入我们协会，给KTV发放的授权里面不包含这6000多首歌，不是我们协会的作品的话，KTV应该配合下架。”
而对于此次一次性下架6000多首歌是否会对市场和消费者造成影响，音集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应该不会，因为大部分的权利人的作品都是在协会管理的，现在删除的这些歌曲都不是特别流行的歌曲，大部分都是点唱率不是特别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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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涉到版权问题的歌曲应不应该管？管理的范围该严还是该适当放宽？记者就此事咨询武汉市文化局版权管理处科长薛汉卿。薛科长表示，由于音乐行业的词曲作者较为分散，音像制品的版权归属以及维权问题由来已久：
“以前很多KTV未经授权免费使用，对作者来讲很不公平，因为很多作者就是靠创作歌曲谋生的，但是合法权被占用，长此以往的话，作者没有动力创作更好的作品，对音乐产业发展很不好，没有作者愿意去创作，公众以后就听不到更多优秀作品。”
而对于如何科学管理的问题，薛汉卿觉得，作为连接消费者与权利人的KTV经营者，对版权形成规范的使用意识很重要：
“不管是哪种KTV，不管用哪种歌曲版本，不管是通过音集协也好，还是直接找到音乐发行方或是词作者，播放歌曲时首先要对是否获得授权进行自查，还是应该有先授权再播放的意识，应该把它作为KTV行业整体的行业规范，不能恶意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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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汉卿介绍，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应该形成一个良好的运营机制：你获得更多授权，就有更丰富的曲目吸引更多消费者进来消费，从而获得更多收益，有了更多收益才能去获取更多曲目，行业的健康发展应该遵循这样良性循环过程，而在这之中，消费者应该努力形成为正版买单的消费习惯：
“消费者要尊重别人的版权成果，消费应该有能力为正版付费，应该形成为版权买单，为创作者买单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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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音集协目前的版权方包括环球、索尼、华纳、滚石等唱片公司，曲库包含十五万首以上的歌曲。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被要求下架的6000多首作品中，原先有超过一半的作品属于音集协管理。广东方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善平认为，促使部分权利人退出音集协的一大原因是公众对歌的喜好程度没有体现到版权费的收入差别上来。因此，他建议，KTV在获得版权使用许可的情况下，可与权利人共同协商定价，以保护和激励权利人：
“用消费者的投票来决定它的价值，消费者如果点了这首歌，在系统里做一次计数，这首歌在整个消费系统里或时间段内被点唱的总次数作为它获取版权费的参考，结合这首歌在这个时间段内被点唱的权重占这个时段内的总收入，来获取版权费用，采用阶梯化、个别化收取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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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11月5号上海进博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所说，“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 薛汉卿表示，未来，在对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相关机制和保护力度将会越来越规范：
“以前侵权只要赔偿就行，现在引入惩罚机制，不光赔偿还要惩罚，侵权盗版代价更大。中国越来越需要更多创新产品出来，就要有好的保护和激励创新的机制来鼓励创作，以后应该更加规范，力度越来越大。”
（记者周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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