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蛙小吉
2011年，《到阜阳六百里》上映。这部仅用18天就完成拍摄的片子，斩获了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电影全篇只有80多分钟，是一部大城市外来打工者的群像。它用半纪实的方式，讲述了一群漂泊在上海的“阿姨”们，想要回到家乡过年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和制造业、服务业的腾飞，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是中国经济的扛鼎者，推动着城市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1982年到2017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0.53万亿元增加到82.71万亿元，同期，流动人口规模也从657万人增加到了2.44亿人。像候鸟一样迁徙，成为许多中国人生存的主题。
扛着行李的农民工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正是这种流动使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结构的变迁进程加速。但宏观数字的背后，是无数鲜活个体和他们的生活。而这部电影，是这些个体生活的小小切面。
主人公曹俐在影片中的居所阴暗狭小，对比起镜头中辉煌蓬勃的城市，仿佛一出“上海折叠”。在电影的最后，阳光从窗外洒落，照亮了狭窄的出租房，也照亮了她的脸庞，就像照亮了她的生活。
她最终也没有搭上那趟回家的大巴车，因为故乡已经没有回去的理由。而载满三十个阜阳阿姨的大巴摇摇晃晃滑入车流，带着或欢喜或失落的她们往老家开去。
曹俐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无数漂泊在大城市中“异乡人”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过去10年间，很多异乡打工者完成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代际交替，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奋斗的城市扎根，他们中有的人开始从大城市返乡、买房，在当地从事着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相对的高收入工作。
这其中，阜阳下属的临泉县，是一个典型的样本。它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全国劳务输出最多的县（80万—100万），接近二分之一的临泉人，都在外漂泊过。
阜阳火车站节后农民工返程客流高峰
比脱贫更重要的，是脱贫人口就业。国家乡村振兴局近日表示，2022年，将确保年度全国脱贫人口就业规模高于3000万人，力争比2021年有所增加。数据显示，2021年脱贫人口就业规模达到3145万人，比上年增加126万人，工资性收入显著提升，占比达到67.9%，为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美团平台统计，有超过6万名临泉籍外卖骑手，在过去5年里送出1亿单外卖，总计收入5亿—8亿元。大量的现金流入县城，成为县域经济发展来源。同时，更多骑手、商户因为美团这类生活服务业公司，开始在临泉就业，成为脱贫人口就业的新方向。
下面，是他们的故事。
来自临泉的骑手王玉坤对“学历”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体会。有一年，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应聘过一个国企，企业的最低学历要求是大专，初中便辍学出来打工的他最终没能入职。
2013年，他去读了一个成人学校，结果等到他大专毕业后，大专学历就可以入职的岗位要求变成了全日制大学本科。
王玉坤并不缺少能力，在满18岁之后，他和村庄里一起玩到大的伙伴一起进入了一家汽车零配件企业。仅仅工作一年多，在接触到一些技术上的东西后，他便被公司委派到武汉汽车主机厂做售后，一个月也能拿四五千。
但受限于教育程度，职业发展也就到此为止了。他当然不甘心，但是也没办法，起点不同，走到现在他付出的努力已经超过很多人。
2016年，王玉坤决定买房。起因是孩子上学需要提前半年在网上报名，网上报名的时候，他发现没有资格，在武汉读书的前提是要么有户籍，要么有住房。他不想送孩子回老家读书，就得想办法解决读书资格的问题。
没几天，他就定下了一套武汉经济开发区的学区房，总价70多万，首付28万左右。其实和很多农村出身的孩子一样，王玉坤最怕的就是欠债。一个月拿几千块钱，怎么敢想可以买个几十万的房子。实在是因为影响到孩子的前途了，被逼得没办法。
王玉坤记得，拿到房产证的那天，第一件事是去学校给孩子报名。入住第一天，他特地给孩子买了一个玩具，兴奋得一夜没睡，觉得不可思议，想自己终于有家了。从临泉到武汉，这条路他走了十几年。
骑手展示的房产证
2017年，为了缓解压力额外增加一些收入，王玉坤开始在美团兼职跑外卖。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下了班出去跑外卖，一个月能多拿四五千块钱，骑手工作为月供钱提供了保障。那两年，他白天在公司里面上班上到六七点钟，晚上干到凌晨一两点，辛苦几年，房贷已经全部还完了。
最近公司业务量下滑，效益不景气，王玉坤琢磨着辞掉工作，专职做骑手。他知道，其实工作衫的领子是什么颜色和金钱的关系越来越模糊，但它和面子的关系始终不变。
体力劳动固然是光荣的，但他依然希望孩子的起点比自己高，能有更多选择。不管如何，向上的渴望，始终在代际之间流动传递。回顾来时的路，他想，“真正的自由，是这个时代能够给予我们每个人多少选择的空间”。
骑手，作为典型的“流动一代”，他们通过自我奋斗，弥合着城乡间的收入差异，他们选择了自认为更好的生活方式，在成为“县城新中产”的同时，也努力垫高下一代的人生起点。
在北京跑单的众包骑手王文广今年34岁，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骑手。从他的跑单App的后台，可以看到他累计跑了近八万单，在全国骑手里排到前列。
据王文广说，如今他每年能挣十多万，这对原生家庭并不富裕的他来说，已经是从前没有想到的。
王文广16岁那年就辍学外出打工了。他曾经在服装厂做过裁剪师傅，在钢结构厂做过电焊工，在工地上刮大白，在浴池里搓澡，足迹遍布浙江、福建、广东、哈尔滨、天津、河北等地。
成为骑手的契机是因屡被欠薪，据王文广回忆，他曾经在河北沧州高铁站注塑，如今七八年过去了，包工头到现在也还没有把工钱给他结清。做骑手的收入自由且确定，这让他有一种安全感。
不久前他在老家临泉县的金科集美云璟买了一套总价七八十万的学区房，房子的斜对面就是临泉当地最好的高中临泉一中。很多本地人认为，只要考上这个高中，985、211也能拿下。王文广打算等女儿到达上小学的年龄后，就送她返乡就学。
王文广如今每天都争取接女儿放学
原生家庭带来的匮乏，让王文广足够坚韧和努力。他一直坚信“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在北京跑外卖的这5年他基本不怎么休息，就回家过了一次年。付出当然很多，收获也不少。
他还记得2003年去深圳打工那会儿，正值非典，找工作没人要，没有钱就睡在公园，可以几天不吃饭。但现在，他已经通过骑手的收入，奋斗出了属于自己的家。
王文广打算再跑几年外卖就回老家干装修，这样可以陪孩子。而且这几年家乡发展不错，许多年轻人都回乡置业了，装修市场还不错。他的一些骑手朋友在挣下第一桶金后也都回家创业，有的在卖烤冷面，有的卖烧烤，有的做了厨师。
在数字经济还未全面下沉，信息流动效率较低的年代里，起点较低的人们谋生选择也较为匮乏。很多人并非不够努力，也并非不想规划未来，而是无力规划。好在，最苦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J.D.万斯曾在其自传体著作《乡下人的悲歌》中写道：“乡下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出走。”或许确如其言，王文广和王玉坤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代表着出走带来的“有限的成功”。
而王怡然选择了回去，作为安徽家庭少见的独生女，她的原生家庭比两个男生要富裕不少。王怡然笑着告诉笔者，她家只有三种人：“公务员，老师，还有家族败类。”辞去体面工作跑回家开店的她，可以说是“败类中的败类”了。更何况她挨到27岁还没结婚，在临泉简直称得上人间奇葩。
唯一值得称道的，或许就是曾在互联网大厂工作过的她在杭州买了一套六十平米的小房子，现在那套房子在链家上挂价235万。
王怡然的父母在杭州开了家小餐馆，作为一个典型的“流动儿童”，她在临泉生活的日子可能不到人生的三分之一。但谈起家乡，她记忆中最深刻的仍然是地黄的花蜜和苍耳的刺球；而谈起杭州，她只记得在餐桌上做作业，油污弄脏了她的作业本。
回去，是极其个人化的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她受够了“毫无意义”的内卷，OC（组织文化建设）的工作让她觉得自己只是庞大机器中“一颗毫无价值的螺丝钉”；一方面也是杭州的创业成本极其高昂，她承担不起。如果回到家乡，她的经营逻辑称得上是“降维打击”，“成功率可能更高”。
曾有人善意地规劝过她，作为一个“城市女青年”，一旦回到家乡，她首先面临的就是人际和文化上的双向冲击。但王怡然并非全然没有把握，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临泉的常住人口是168万；而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这个数字是153万，这是一个有着回流人口趋势的县城。
临泉县城新楼盘近年纷纷拔地而起
作为一个劳动力大县，年老的打工者回来了，年轻的打工者也因为极低的置业创业成本考虑回迁，这极大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王怡然的烘焙店，就是专门为这些习惯了大城市生活的人开的，再加上追赶潮流的年轻学生们，她的生意好得出乎想象。美团外卖平台上的一款爆款欧包，一个月里能卖出上千份。
从遥望家乡的童年，到遥望异乡的青年。人们一方面懂得仰望，一方面学会接受平庸。而那些获得了“有限的成功”，选择回归家乡生活的人，享受着自己能够付得起代价的自由。王怡然的生意也因此获得了成功。她告诉笔者，打算明年再开一家分店。
在去年的《新中产白皮书中》，我们提到了“液态人生”这个概念。但当我们将视角从“中产”扩大到整个“中等收入”人群，就会发现，“液态人生”并不是独属于“高线城市新中产”的标签。
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类似骑手这种灵活就业，生活实现了新的可能。最近发布的《2021年度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了一组数据：有24.6万名来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骑手在美团外卖获得收入，78.9% 的骑手为农村户口或已“农转非”，全国农村户籍外卖骑手月均收入比农民工高13.4%。
当惯例被摧毁、传统被瓦解，社会结构由“固态”向“液态”转变，不确定性和各种变化影响着每个个体的选择与命运。他们被大城市的观念和氛围浸润，在两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中摆渡穿梭。
他们回到故乡，再造故乡；他们扎根城市，获得新的故乡……而这或许是我们听过的、最好的县城新富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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