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一平、贾子建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月中旬，我在东莞厚街待了近10天，见了一些人，听了一些他们的故事。他们中有退休官员、工厂业务员、美甲店老板、五星酒店经理，也有夜总会经理、桑拿部主管和舞女、DJ，是他们的欲望和梦想，编织了厚街故事。
去东莞
阿凤美甲店是正月十二开门营业的，往年这时候都会迎来一轮火爆的生意。因为年前，厚街的姑娘们都会来做一套新指甲，光鲜亮丽地回到老家，亮甲片的保质期不过20多天，过完年回来就需要赶紧来换新甲片。可是，今年特殊，正月初九就掀起了“扫黄”风暴，阿凤美甲店里一直冷冷清清，老板华仔打电话给远在湖南的老婆，让她先别回来了。“开门一天的人工和房租就是2500块，开门头两天是1200块收入，昨天就只有800块了。”他很焦急，正犹豫着要不要离开东莞。
无数年轻人赴东莞寻梦，在那里留下青春勃发和逝去的故事。图为2011年1月30日，在东莞长安镇打工的两位年轻人准备返乡过年
2001年夏天，怀揣一门美甲手艺的湖南小伙华仔第一次来到厚街的时候，被这里的景象震撼了：“真是好地方啊，康乐南路满街都是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孩子。”他第一次来东莞，为的是考察美甲市场，找个落脚地开店。他还去了虎门，但发现两个地方的女孩差别很大：“虎门的女孩大都在服装厂上班，消费能力有限，有闲钱做指甲不如去买几件漂亮衣服穿。厚街不一样，尤其康乐南路周边，很多女孩是被老板包养的二奶，或者自己在夜场上班，她们消费能力强。”可是，最后华仔并没有把店开在厚街，反而选择去虎门摆了一年的夜摊。“我就是为了积累经验、锻炼技术，如果第一站选在厚街，手艺不行，做不出名气就栽掉了。”他真正瞄准的还是厚街。
第二年，华仔带着老婆阿凤“杀”了回来，把摊位摆到了华润三楼的电梯口。他们从一家盘发化妆的老板那里租到一个小摊位，一米长，每月租金是1100块。当时的康乐南路刚刚成型，华润商场是厚街人气最旺的地方。“洗手间门口都给租了出去。”华仔回忆，那时的康乐南路，平时人就很多，到周末，街上都是人推着人走。
2002年，华仔来厚街的那一年，可谓是东莞黄金时代的起始点。这一年前后，发生了很多对厚街来说意义非凡的事。先是3月18日，13万平方米的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在厚街落成启用，当晚，中央电视台的“同一首歌”也来到这里，为第二天开幕的第七届名家具展览助兴。展览中心拥有8000个展位，由厚街镇政府牵头兴建，其中镇政府出资30%，剩余的股份由当地29家集体所有制和民营企业所有，由家具展销会起步的厚街会展业由此具备了真正的大平台。那一届展期4天，接待观众30万人次，意向成交合同额比上届增长了七成，其中40%为出口订单。
与会展业关联最紧密的是高档酒店的兴起。这一年，开在会展中心旁边的嘉华大酒店在经过一年营业期考察之后，拿到了五星级的牌照，成为厚街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之前的2001年9月，赶在全国第九届运动会在广州开幕前，28层高的嘉华大酒店开业。厚街位于广州和深圳的中间点，到两个城市的车程都在一小时之内。嘉华大酒店的老板林干能早就瞄准了九运会的时机，为此，他还不惜重金，花2000万元在酒店旁边兴建了一个飞碟射击靶场，并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争取到了九运会飞碟射击比赛项目的举办权。
刚开始做美甲，华仔心里也没底，他做着最坏的打算。“我把表妹叫过来，让她和我老婆阿凤一起干，我对她们的要求是够自己吃用就行。我就回浙江打工去了。”没想到不过两个月后，他就发现夫妻共有的存折里多了7000多块钱存款。“这是两个月的纯利润，而当时油漆工一个月工资不过1200块。”于是，华仔立刻从浙江回到了厚街。
与华仔差不多同时来到厚街的还有江西小伙黄京和安徽人曹东波。黄京是追随女朋友而来，他大学毕业，学的是市场营销，初来厚街的时候心高气傲，找了3个月的工作也没找到。“当时厚街主要是订单加工，大量招聘的是技术工人和普工，主要是鞋厂和家具厂。企业只看经验，学历什么的都没有人问，没有行业经验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黄京最初的理想岗位是销售主管，后来降格到行政主管，可发现还是不行。“那时候工厂行政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招聘员工、安排食宿、给每个人记考勤、月底结算工资。”碰了一鼻子灰的黄京，花光了带来的钱，房东给他3天时间，交不上钱就要走人。无奈，他最后找了份在当地人才市场当助理的工作，现在做到了营销总监。
曹东波来厚街之前，已经在东莞的太平镇待了很多年，他做过文员，开过电器店、影楼，也摆过地摊，甚至靠帮别人排队和给自行车打气挣钱。2001年，父亲得了癌症，一场大病花去了他所有积蓄。“父亲临终前给了我一个他的日记本，上面记着我从到东莞以来每月给他寄的钱，加起来有18万多元。”来到厚街，曹东波要从零开始。他发现当时东莞的男女比例是1∶5左右，觉得女人的钱应该更好赚，就决定去开化妆品店，卖雅芳产品。去东莞的雅芳营销部门开会，曹东波是唯一的男性，但他没有退路。
为了招揽顾客进店，他专门跑去学跳舞，然后在大庭广众下表演。“第一年，我做到东莞雅芳销售的第一名；第二年我做到广东省第一名；第三年我做到全国第一名；第四年我已经是亚太区第一。”当时曹东波被称为“中国雅芳先生”，自己手下的直营店达到130多家，从东莞延伸到深圳、广州，手下的雅芳专卖店也多达470多家。“当时喜来登那里还是一片荒地，窄窄的国道有些地方还是用石子垫的，门口就是一条臭水沟。”他向我们回忆。现在，他名片上印的头衔包括：香港酷酷女人世界国际美容化妆品集团连锁公司总裁、广东省东莞市酷酷女人世界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酷酷两个字做成了黄底黑字，格外显眼，就位于喜来登大酒店旁边。
东莞厚街跨日鞋厂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制作皮鞋
“去东莞”，是那个年代激动人心的一句话。2001年，在广州打工5年的湖南青年Victor回老家待了半年，因为谈了5年的一场恋爱最后以分手结束。“那时候重感情，爱情就是一切，5年来挣的钱都花在女朋友身上，最后一无所有了。”在老家，他常常想起在广州打工的时候，经常见到几十万元的名车挂着“粤S”打头的车牌，便四处向人打听，得知那些豪车来自东莞。于是，这年底，他收拾行囊，跳上了开往东莞的大巴。“那时候，连东莞在哪里都不知道，只想着去淘金。”
稍晚一点，2004年3月的一天，湖北小伙韩宇跑到武汉火车站买了张开往东莞的火车票，出生在农村的他，从小就听村里大人说起去东莞打工的故事。大专要毕业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东莞。为了此行，他做了将近一个月的准备，买了行李箱、笔记本、文件夹和一套廉价西装。临行前那晚，他特意跑到武汉奥体中心，看了场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中国国奥队对阵伊朗。“那是大学期间的梦想，票是花80块钱从黄牛手里买的，很心疼，但也算是向这座城市告别了。”可是，当韩宇第二天下午站到东莞东站的出站口时，却发现这里一片杂乱。“当时有点失落，心里想，大名鼎鼎的东莞，怎么还没有武汉好？”找了间30块钱/天的小旅馆，放下行李，他就跑到网吧去搜集招聘信息了。很快，他在厚街一家印刷厂找到了一份业务员的工作，试用期3个月，每月800元，如果能够拿来6万块钱的订单，就可以留下来，但是，此后就不会再有底薪了，只按照业绩的3%提成。
比这些打工者稍早一点到来的则是港台投资者。2000年，台湾老板许振刚终于下了决心要来东莞定居，他租下了一座三层的厂房，专门生产塑料小玩偶，出口日本。整个90年代，许振刚频繁奔波在东莞、台湾和日本之间，几乎每个月都要在这三地之间飞一次。他还记得台湾人刚刚到东莞投资时的热情，“那时候还没有直航，都是先飞到香港，机场有直接到东莞的巴士，250块钱一张票，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了”。东莞各镇为了招商引资，几乎每个镇都在香港机场设有大巴接送。
1984年，台湾《劳动基准法》颁布实施，劳动力成本上升，掀起了一轮台湾工厂外迁的高潮。东莞市台办的资料显示，从1987年到2000年11月，台资企业已达4147家，成为全国地级市台商进入最多的地区。许振刚回忆，1995年时，台湾工人月工资2万台币左右（折合人民币约4000元），而大陆工人的月薪只有200多块，相差20倍。可是，当时台商对大陆政策仍心存疑虑，加之两岸教育、医疗相差甚远，所以，很少会把家眷带来，往往都是单身一人在东莞。因为当时大陆尚未培养出成熟的生产管理人员，工厂的高管只能从台湾请，“收入是他们在台湾工作的两倍才肯来，还要包探亲的机票，给租好公寓”。他们构成了东莞第一批商业消费的主力。
同样在2000年，当地家具老板方沛德痛下决心，砍掉在全国各地开的商场，收缩战线，专心做生产。方沛德1987年办家具厂，是当地最早一批家具企业，可是，别人在1995～2000年埋头赚大钱的时候，他却选择了一条错误的发展路线——去全国各地开家具商场。5年下来，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还拖累了自己的家具产品。这一年，他自己一个人背着包，转了10个城市，到处去看商场里卖得最好最贵的家具是什么样子。后来，他发现，有一款白色亮光镶嵌玉石扣的欧式家具在大城市很流行，一张床能卖到1.5万元。“凭什么我做的床只能卖3000元？”他到处打听，终于知道了生产这款床的家具厂就在东莞虎门，回来后，他马上跑去挖走了对方的两个高级技工。
两年后，他给自己的家具起了个名叫“天鹅城堡”，寓意白色的欧式家具，高贵、典雅，他信誓旦旦要走“品牌之路”，准备大干一场。
黄金年代
业务员韩宇和另外五个小伙子挤在一间宿舍里，每天早上7点就出门，坐公交车在东莞的各个镇之间跑单子。那时候，东莞是个大工地，尘土飞扬，早上出门穿的白衬衣，到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了灰色。公交车上人挤人，治安很差，小偷明目张胆。“经常在公车上看到小偷摸别人的手机，发现了就晃悠两下还给你，没发现就拿走了。”为了不被偷，韩宇从不敢在公交车上睡觉，哪怕要走3小时的路，他也打起精神硬撑着。
可是，即便如此，在2004年那一年中，他还是被抢走了3部手机。当时，厚街飞车党横行，韩宇被抢的第一部手机是TCL双屏翻盖机，是他来东莞前专门买的，用了刚刚一周，白天在路边接电话的时候被飞车党盯上了。韩宇本能地死死抓住，没想到，飞车贼掠走了手机盖，剩下另一半主机还捏在手里。没钱买手机，他就连上一个耳机当听筒，用这半部手机继续跑业务。“没有显示屏，不知道来电话的是谁，就逼着自己努力记住每一个客户的声音。”两个月后，他花200块钱买了部旧手机，一次站在街边发短信的时候又被抢走了。第三部也是如此。
韩宇并没有被满大街的飞车贼和小偷吓住，他很快就喜欢上了厚街。“在这里没人问你的来路、学历、家庭出身，只要能拿回单子，就是胜利，遍地机遇。”3个月后，韩宇顺利完成销售任务，留了下来；半年后，他从一个湖北老乡那里拿下了一个大单，从此在厚街站稳了脚跟，搬出了宿舍，租了个一房一厅，开始谈起了恋爱。
方沛德开办的家具厂，是当地最早一批家具企业
当时，在厚街流传着一个说法——“想要做老板就去做销售，100个业务员里能出90个老板。”韩宇像保姆一样服务着大客户，他帮他们接送儿子上幼儿园，帮着买菜做饭，他请采购经理和采购员吃饭、唱歌、桑拿，只要他们在饭桌上无意谈起自己喜好什么，韩宇就会默记在心上。就这样，一年半之后，韩宇的银行账户上就已经积攒了40万元。他辞掉了业务员的工作，跟几个朋友包下一间小厂房，准备自己做老板了。
“当时一个好的业务员，每年挣五六十万元很正常，按3%的提成，也就是2000万元的单子。”韩宇回忆。他自己厂的一个小姑娘，其貌不扬，但声音甜美。小姑娘特意去影楼拍了套艺术写真，放到网上，然后隔三差五地用Skype和上海一家世界500强的采购经理聊天。后来有一次，采购经理去广州出差，决定到厚街来看看，韩宇的老板亲自出面，请对方去嘉华大酒店吃饭，后来还专门带着样品跑到上海去公关，半年后，终于拿下了超级大单。老板没有贪功，而是把提成都算在了那个小姑娘头上，于是，她摇身一变就成了年薪40万元。
财富涌动在大街小巷，也涌动在每个淘金者的心头。从失恋中走出来的Victor，很快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起了销售。“当时80%以上的外来购房者是香港客人和台商，主要是用来养二奶，开发商做的房子也冲着他们来，基本都是小户型公寓。”Victor虽然来自湖南，但他早年在广州打工的时候学会了说白话（口语上对粤语的专称），很容易就跟香港客户拉近了距离，为了维持这层亲近感，他一直告诉客户说自己是广东人。“那时候，20万元一套的房子能够提成600块，一个月总能卖出十几套，赚万把块钱很正常。”
康乐南路商业街具备了现在的形态，已经有了康帝俱乐部酒店、海悦花园酒店等几家高级酒店。2003年，喜来登大酒店开业，成为第一家在镇上开出的全球高档连锁品牌酒店。华润商场的火爆也可从租金略见一斑，2002年华仔初租时是1100元/月，三四年后就长到了1900元/月。
美甲的价格最初很低，5块钱涂指甲油，10块钱基础护理，20块钱就可以花半个小时做出花花的指甲。华仔说最初他只是想把服务做好。“我跟员工们说宁可丢了等待的客人，也要把手上的客人做好。”2005～2008年是他感觉生意最旺的黄金年代，最多时他手下有20多个员工。他先是从电梯右侧的一米摊位扩容到增加了电梯左侧的4米摊位，后来又租下了一层自己的店面。最好时候，他一天的营业额是3000元，也就是说一天要接待近百个客人。
酷酷老板曹东波的客户多数是公司白领和小企业主的老婆。“2007年的时候是我最旺的时候，那时光VIP客户参加的年会就有上万人。”除了直接面对消费者卖产品，曹东波还负责培训直销店的营业员。“那时候每个月我要负责安排就业的学员就有几百人，那会儿这是最头疼的事。”想来学习化妆、美容知识的女孩很多，曹东波回忆，除了小部分的公司白领，很多学员都是工厂的女工，她们经过3个月的培训就可以拿到国家认可的技术证书。而当时美容化妆顾问的薪酬能比生产线女工高出30%。
黄京所在的人才市场成为这段时间厚街最拥挤的地方。一个企业招20多个工人，但是报名的有三四百人。人才市场上班一般是8点钟，但那个时候6点多钟就要跑到人才市场排队，等着进场的机会。天南海北的淘金者来到厚街，劳动力远远供过于求，这给了人才市场做专场招聘的机会。2003年3月，黄京筹划举行的首届家具业专场招聘会就有80多家企业参加，求职者超过3000人，比传统的综合性招聘会增加了近50%的岗位。他们后来又策划了鞋业、服务业专场招聘会，使全年的招聘场次由96场增加到了170场，每年服务的求职者达到20万人（次）。
厚街前传
2002～2007年，几乎在每一个讲述者眼里，这都算得上是厚街的黄金年代。财富涌动，梦想发酵，欲望横行。现在看，这段时间或许是财富洗牌的最后机会了。在这之前，厚街就已经完成了第一轮财富分配，并由此奠定了日后的江湖格局。
东莞的传统民居与现代城市建筑形成强烈的反差
1999年，村民选举第一次实施，方沛德被大家选为厚街镇双岗村的村主任。双岗村位于厚街和沙田镇交界处，是个有着五六千人口的大村子，土地约4000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里就有很多人去深圳打工，赚到第一桶金后回乡办起家具厂。1999年，厚街镇第一次举办名家具展，就是临时借用了双岗村自己建起来的家具展馆，由此成为厚街会展经济的起始点。
方沛德上任后，却吃惊地发现，虽然村里人多地多，但集体经济却很落后，村里一年下来收入少得可怜。他暗地查账，最后发现，从1995年开始到1999年，村里大量土地卖给私人建厂，前后累计有将近3000亩，可卖地的钱却没有收上来。村书记处处阻挠，无奈，方沛德找了自己在国土局的战友帮忙派人来清查，最后收回了6000多万元。
土地，是东莞当年起步的最主要跳板，也是造成当地贫富分化最主要的资源要素。据方沛德介绍，上世纪80年代，村里开始搞开发，当时是把土地集中整理，一部分盖成厂房直接出租给外来投资者，然后拿租金给村民们买社保、分红；另一部分则可以直接卖给村民个人，刚开始每平方米三五十元，到1995年就涨到了130元。方沛德早年去深圳打工有些积蓄，他在村里买了2000平方米，又去隔壁的沙田镇买了1万平方米，这两块地皮就是他现在最大的财富，一块自己拿来建厂，另一块出租。
像方沛德这样幸运的村民毕竟是少数，按照他的说法，“当年有实力买地的村民不超过20%”，大部分人还是只能选择土地上缴，按月领分红。不幸的是，双岗村卖地太多，大部分土地直接出售，村里用于创收的集体土地很少，每年只有3000万元的集体收入，扣除社保、管理、治安、办公等费用，每人每月只分红50块钱。有村民跟方沛德诉苦，说自己每月领分红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去买两袋米放在家里，先保证填饱肚子。听起来有点穿越感，一点都不像今天发生在东莞的故事。
厚街，始建于北宋徽宗宣和中期，距今已有800年历史，最初因选址“军铺”（随军眷属圩场）后面，故名“后街”，后来取生活“丰厚富足”为意，改名“厚街”。改革开放前，以穿越镇子的莞太路为界，路东有田种点红薯，还能勉强填饱肚子，路西水多田少，只能种莞草，编成凉席去卖，才能换回粮食充饥。方沛德本来兄弟六人，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饿死了两个，只剩下四人。他是老大，1975年去当兵，复员后在村里的机械厂干活。
方沛德的发家史，代表了最典型的当地富豪成长轨迹。1979年，方沛德还在机械厂做工，下午不上班时就去村头的河涌捞点小鱼小虾拿去卖。一天，他无意中看到对面沙田镇过来的几个人，无论男女都留着一头长发，他好奇地上前打听，原来是因为村里没有路通镇上，划船去镇上的理发馆来回要一天的时间，很多人嫌麻烦就索性留起了长发。一般人看个热闹也就罢了，方沛德却从中看到了商机，他找亲戚借了15块钱，跑到东莞买回一套理发用具，骑自行车去沙田村子里摆起了理发摊。“当时理一个头2毛钱，10分钟搞定，村民们都排着队来理发。”方沛德回忆起来仍两眼放光，“一天下来能挣10块钱，相当于机械厂半个月的工资啊。”
靠理发挣到1000块钱的时候，方沛德买了辆二手手扶拖拉机用来跑运输。当时正是村民们盖房子的集中时期，用来拉砂石的拖拉机供不应求。他白天给生产队干活，晚上开着拖拉机给村民拉沙子，听说深圳那边开始搞开发，很多当年逃港的人回乡修房子，他就软磨硬泡向生产队讨了张边防证，开着手扶拖拉机去闯深圳了。那时候，深圳处处在盖房子，只要把拖拉机停在出租房前，就自然会有人找上门来。他和同伙天亮而出，天黑收工，一天拉20车沙子，一车3块多钱，一天挣的钱就比一个月工资还多。
挣了钱就买新拖拉机，很快，方沛德的砂石车队扩大到十几台，他买了辆摩托车，天天奔波在各个工地上去收钱，很快每天竟能挣到几百块！像方沛德一样，现在厚街产业最大的几个大亨，基本都是当年在深圳做建筑工出身，他们都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冒险精神。方沛德经常在各个采沙场之间转悠，他发现现在深圳大学后面一个村子有一大片优质沙田，就找到村里的生产队长谈承包，收益归方沛德、抽沙队和生产队长，各占三分之一。说干就干，每天来排队买沙的车子络绎不绝，在码头支起一张破桌子直接收钱，每天就能有1万多元。“每晚回去分钱，一人分3000多块，那种感觉真是太刺激啦！”方沛德回忆。可惜好景不长，只干了20多天，就被得到消息的当地政府赶来制止了。
方沛德胆子越来越大，他又发现一个拉砖的小码头，每天都会有十几艘小船拉着香蕉前来，卸货后就被来自潮汕、惠州的大卡车抢购一空。连续观察了好几天，发现香蕉不愁卖，他就琢磨着怎么垄断这条线，找到生产队长把码头承包了下来。方沛德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他投入15万元，一口气收购了小船送来的全部香蕉，然后准备再加价卖出。可是，那些潮汕人更狡猾，他们知道香蕉最怕腐烂，堆在码头不出一周就变黑，所以，干脆打起了消耗战，车停在码头就是不去收购。第一天，方沛德的香蕉只卖出1/3，第二天，又收购了15万块钱的，结果还是只卖出了1/3。到第三天，方沛德发现势头不对，香蕉仍源源不断送来，他停止收购，开始低价抛售，甚至半价甩卖，一周之后，香蕉熟透，没卖完的只能倒进海里去。香蕉生意让方沛德亏了十几万元，元气大伤。1987年，他回乡办起了家具厂。
与方沛德的冒险不太一样，王胜培要保守一些。他父亲就是当年厚街村的老书记，上世纪70年代带领大家搞起了莞草编制，启蒙了大家的商业思维。毕业后，王胜培一直在经销鞋子，后来台湾人来厚街投资办鞋厂的越来越多，这里渐渐形成了鞋业的配套产业。1992年，王胜培也开始涉足生产，自己村里的地已经卖完了，他就与人合伙在莞太路旁边的赤岭村买下一块地皮，建起厂房，专门做鞋底和模具，供应台资鞋厂。现在，他的跨日集团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综合鞋厂，王胜培也当上了厚街鞋业协会的会长。
一双看似简单的鞋子，实际上至少需要几十家工厂的配套，涉及上千种配件生产，比如，一根简单的鞋带，就需要两三个配套厂。由此，产业聚集的优势越发明显，制鞋业逐步成为与家具业并举的厚街主力产业。最鼎盛的2008年，厚街的鞋子占到全世界贸易量的18%，这意味着，全球每5双鞋子中，就有一双是产自厚街。
香蕉生意或许改变了方沛德一生的命运，当年跟他一起去深圳做建筑工的同乡们，很多都发了大财。方沛德是林干能的妹夫，当年他在深圳开拖拉机拉沙的时候，大舅哥林干能也在深圳做泥瓦工。听妹夫说运沙更赚钱，他也想试试，可他开拖拉机的技术不好，不是翻车就是开进河沟里，还被砖头砸破了头，干了几天觉得不顺，就又回去砌墙了。
1985年，已经成为小包工头的林干能回到家乡双岗村，先是帮着村里修柏油路，接着又承接了小学校舍和村委会办公室的工程，之后，村里的厂房建设基本都承包给他。林干能由此起家，在90年代后期进入房地产开发，资本实力渐强。2001年，他投资的嘉华大酒店成为厚街第一家五星级酒店，林家也进入厚街大家族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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