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后的阳光儿童村只剩一片废墟。 摄影/《财经》记者 刘经宇
文 | 《财经》记者 刘经宇
编辑 | 鲁伟
“偌大的沈阳，为什么就容不下我们这10亩地？”自阳光儿童村被拆之后，这是付广荣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68岁的付广荣又被称作“付妈妈”。在1999年付广荣将第一个孩子领回家以后，她就逐渐习惯了这个称呼。付广荣共有64个“孩子”，其中43个为女杀人犯的孩子，21个为出狱的少年犯。从2000年起，付广荣和这些孩子共同生活在阳光儿童村——沈阳市大东区榆林大街26-3号、一个依靠社会捐助维持的“家园”。
2020年11月6日，付广荣和孩子们的家没了，阳光儿童村被强行拆除。近日，《财经》记者在现场看到，阳光儿童村已是一片狼藉，只剩下满地的建筑垃圾。
11月22日，沈阳大东区前进街道办事处人士回应《财经》记者称，阳光儿童村租用集体土地建设，没有在相关部门备案，属无证房屋，经评估，该区域当前征收补偿价约600万元，但儿童村提出4000万元的补偿要求，且要求进行异地安置，双方最终没有达成共识。
运行近20年的阳光儿童村已成历史，付广荣和她的“孩子们”命运何往？
周良是在阳光儿童村长大的孩子之一，他一直负责儿童村的日常管理，但现在已无事可做。“家没有了，哪怕再给我们重建也没有那个味道了，这个院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有我们的痕迹，那些树都是我们一起种的，现在也都被砍了。”周良说。
据周良所述，11月6日那天自己没什么事，睡醒以后没有急着起床，正躺在床上玩手机，突然发现正在充电的手机断电了，他还没反应过来，几名男子已经冲进卧室将他带出了房间。周良后来才意识到，应该是有人翻墙进了院子，随后剪断院门上的锁链，给其他人开的门。
周良称，自己被人带到一辆车上时，身上只穿着睡衣和塑料拖鞋。一同被带上车的还有儿童村一名志愿者的孩子，他们的手机都被收走，只能眼睁睁看着三四台挖掘机把自己住了20年的家夷为平地。周良说，就连他去上厕所，都会有两个人跟着。
拆迁持续了三天，付广荣告诉《财经》记者，事发时还有6个孩子因在附近工作，居住在儿童村里，被拆迁后自己和几个孩子无处可住，后来经过他人协助沟通，儿童村所属的大东区前进街道办事处才在附近一家酒店为他们开了4个房间。
住进宾馆时，7个人都没什么行李。周良身上不太合身的外套，是被困在车上时实在太冷，拆迁方工作人员给他的，其他的衣服和裤子则是儿童村里其他的兄弟给他拿来的，贴身穿的睡衣和内衣，已经几天没有换洗过了。
11月12日，《财经》记者在现场看到，阳光儿童村只剩下建筑垃圾，地上随处可见一些破碎的照片、报纸、杂志、书信。付广荣酒店房间的桌子下面，有一个纸箱，里面放的都是从废墟中捡回去的残破文件。“最让我心疼的是我这么多年积攒的书，还有全国各地的女犯给儿童村写的1万多封信。”
付广荣告诉《财经》记者，起初她希望可以不拆儿童村，“这里承载了很多孩子的回忆”，如非拆不可，她则希望拆迁方能为儿童村择址重建。然而从6月份接到拆迁通知起，她一直没能和对方有效地沟通解决方案。“只有一次，他们来了两个人，有个人坐下和我聊天，另外一个人拍了一张我们聊天的照片，但是也没有确定处理方案。”
被强行拆迁的并不只有儿童村。
儿童村旁边的食品厂和儿童村同一天被拆。老板娘称，之前和拆迁办的人沟通过拆迁赔偿的事，但是双方未能达成一致。11月6日上午11点左右，拆迁办的挖掘机挖倒了儿童村和食品厂之间的围墙，“他们进来几个人，把我和我老公拉出去了”，随后食品厂被拆。
家在儿童村北边的佟先生说，他家是在11月13日被拆的，“早上八九点钟，来了几个人到我们家通知要拆迁，我因老母亲在，也不敢跟他们起冲突，就比较配合。”在此之前，佟先生在6月份时得知有拆迁的动向，11月12日，拆迁办来了一个人与佟先生商谈赔偿一事，“我们家整个院子是一亩地，单住宅面积就有500多平方米，但是他们给的估价在六七十万元，我肯定觉得低嘛。”
沈阳市大东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此次拆迁是全市土地攻坚工作的一部分，土地具体用途目前不清楚。儿童村由前进街道办事处会同相关部门予以拆除。
11月22日，大东区前进街道办事处方面回应《财经》记者称，儿童村始建于2000年，占地约7500平方米，房屋面积3868.34平方米。“反家庭暴力展览馆”位于儿童村内，馆内有一些宣传图板及部分办公桌椅。该土地为大东区二台子村集体土地。
前进街道办事处方面称，自征收启动后，征收工作组与儿童村负责人有过多次协商，但因对方诉求过高，一直未达成补偿共识。11月6日，为保障征收进度，征收指挥部对儿童村进行“协助搬家”。当时，儿童村现场实际只有两人，征收人员对其进行了劝离，没有扣留人员行为，而且还为两人提供了大衣保暖，随后对房屋进行拆除。后在付广荣的要求下，征收工作组协调宾馆，妥善安排好企业人员食宿。
付广荣则表示，早在2011年时，儿童村一带便曾有一次动迁，“当年给儿童村的估价是500万元左右，我说可以不要钱，给我们择址重建就好，后来重新找了评估公司，按照择址重建的标准，给出的估价是4000万元，后来这边就没有拆了。”此次拆迁前期，拆迁办的人前来与付广荣商谈赔偿一事时，付广荣将2011年的评估材料给了对方，才有了要求赔偿4000万元的说法。在儿童村被拆之前，付广荣提出两个补偿方案，一是由拆迁办择址重建儿童村，二是给予补偿，“我自己再去找地方重建也行”。
付广荣在废墟中找到一封女犯写给儿子的信。摄影/《财经》记者 刘经宇
1999年中秋节，时任辽宁省政府法制教育中心主任的付广荣来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做报告，活动临近结束的时候，一名叫黄华的女犯突然跪了下来，请求付广荣帮她找到自己的孩子。
付广荣了解以后得知，黄华长期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后来实在无法忍受杀死了丈夫。案发之前黄华已有一儿一女，她在入狱之前将孩子托付给了村中一位老人。“那个老人的儿子智力有问题，三四十岁了娶不到媳妇，当时黄华就跟老人说，请她帮忙照顾孩子，出狱后愿意嫁给老人的儿子。”付广荣回忆。
1999年中秋节后的第一个周末，付广荣来到了黄华的老家，她到现在都清楚记得，当时不到5岁的圆圆坐在老人的门槛上，浑身脏兮兮的，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背心，右边的肩带斜挂在胳膊上，脚上的凉鞋看起来挺新，但是左脚的鞋跟却被割掉了，走起路来一高一低。
老人告诉付广荣，黄华的女儿已经丢了，应该是被人拐走了。因为老人家境贫困，老伴生病，儿子智力不好，家里连炕席都没铺，圆圆脚上穿的凉鞋，是老人采药卖了点钱给孩子买的。付广荣说，村子里有孩子欺负圆圆，“说凭什么你一个杀人犯的孩子能穿新鞋，便拿镰刀把他一只鞋的脚后跟割掉了”。
圆圆的遭遇令付广荣感到心酸，便把圆圆带回了沈阳，本意是想把孩子送去孤儿院，却被告知，因为圆圆的母亲还在，是有监护人的，因此不能被孤儿院接收。这让付广荣很不理解，“圆圆母亲在监狱里，无法行使监护权，他是事实上的孤儿。”
一来二去，付广荣决定自己将圆圆抚养长大。没过几天，这个事迹被刊登在了辽宁女子监狱的报纸上，随后短短几天时间之内，付广荣接到了几十个女犯人从监狱打来的电话，都是希望她可以帮忙找找孩子。
为此，付广荣又重新回到女子监狱做了调研，结果令她吃惊，“在1100个左右女犯中，竟然有110人都是因为无法忍受家庭暴力，将丈夫杀死了，比例是很惊人的。”
随后付广荣走访一些女犯家庭，把一些条件确实困难的孩子接到沈阳来抚养。在这个过程中，孙平、孙安姐弟俩的不幸遭遇，更促使付广荣下定决心要去帮助这些孩子。
在孙平、孙安的妈妈入狱以后，奶奶自感无力抚养，便把两个孩子交给亲戚照顾，但是亲戚一直对孙平、孙安的妈妈心怀怨恨，并迁怒于孩子。白天大人出去种地，早出晚归，两个孩子在家里就一直饿着，姐姐孙平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喝农药自杀。
奶奶在得知这件事以后，无力责怪亲戚，把孙安带回了家，结果没过多久，孙安夜里一直哭，说肚子疼。“他们家那个位置，晚上是没办法带孩子去县城看病的，后来老太太从邻居家借了一点糖，给孙安喝了糖水，看着孩子不哭了，就以为没事了，到第二天睡醒的时候，才发现孙安也已经死了。”付广荣说，“我们去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已经埋在屋后山坡上，孩子的奶奶说，得把这俩孩子埋在看得见家的地方，孩子妈妈出狱以后，起码要找得到孩子。”
时隔20年，付广荣每每回忆起这件事，都忍不住掉眼泪。
回到沈阳以后，付广荣卖掉了自己在省政府大院的两套住房和律所的办公楼，还动用为女儿准备的嫁妆，凑了100多万元。后来，她以56.7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儿童村所在的10亩地50年的使用权。在这块地上，她建起了阳光儿童村。
不过，如今陷入纠纷的土地问题早在2000年时就已埋下伏笔。
付广荣告诉《财经》记者，当时这块地的位置，属于沈阳的郊区，土地性质是工业用地。“我们一直都没有办下来土地证，只有儿童村这栋楼有房产证，后续建起来的‘反家暴展览馆’，以及没建好的第三栋楼都没有房产证了。”
一份《厂区协议转让书》显示，上述土地的转让方为沈阳市东陵区前进乡二台子农工商联合公司（下称“二台子公司”）。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向《财经》记者确认，二台子公司实际是由当年村里的生产队转化而来，负责处理村子里部分农业、工业经营、土地事宜等。
协议书提到，甲方（二台子公司）帮助乙方（付广荣）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费用由乙方支付，在土地证没办理完毕以前乙方可以使用土地。付广荣称，后来二台子公司的人通知她，因为政策问题，这块地的土地证未能办理。对于付广荣的说法，截至发稿，《财经》记者未能获得相关方的更多回应。
儿童村被拆迁后，拆迁一事备受公益界、法律界关注，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和律师李仁杰为付广荣提供了法律援助。李仁杰告诉《财经》记者，分别针对“征收决定合法性”和“违法强拆及赔偿”，他们已经提起了两起诉讼。11月26日，他们收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两起诉讼都已被受理。
据李仁杰介绍，如果被迁人的土地和房屋证件齐全，那么拆迁方需要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不得低于市场价的原则对被拆迁方给予补偿。
李仁杰认为，因为阳光儿童村缺乏完善证件，所以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按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县级以上政府履行调查、认定程序，确定是否补偿以及如何补偿。“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强拆肯定是违法的。无论是集体土地还是国有土地，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想要实施强制拆迁，必须经法院裁定。”李仁杰说。
2000年下半年，阳光儿童村初步建成时，第一批24个孤儿已经入住。到2001年冬天，儿童村里一共住进了43个女杀人犯的孩子，付广荣和她的阳光儿童村光环绕身，很多公益人士和法学界的专家学者都很认可其价值。
2002年时，辽宁省政府还将儿童村设为辽宁省法制道德教育基地，付广荣也在儿童村后面盖起了第二栋楼，其中的一层便是“反家庭暴力展览馆”，展馆里主要展示多年来各地的服刑女犯为付广荣写来的信，还有儿童村内许多孩子的故事，以此来呼吁大家关注家庭暴力。
但与此同时，也有质疑的声音出现。2004年，多家媒体质疑阳光儿童村的账目管理存在漏洞等问题。
针对外界的质疑，付广荣坚称，“我经历过组织审查，没有经济问题。”时任东陵区审计局副局长乔士林向《财经》记者证实，当年审计局成立了工作小组，历时一周，从银行、账目到捐款进行了审计，未发现付广荣存在经济问题。
在儿童村的志愿者文哥看来，当年的儿童村成立时间尚短，运作和账目管理上难免会有不成熟的地方，“我们做事要看结果，最终这些捐款和物资，都是用在了儿童村上面，是帮助了这些孩子们，这是最重要的”。
也有人曾质疑付广荣经常会带孩子们，利用公益的名义去结识一些名人。而文哥认为，这是付广荣的英雄情结，“她很崇拜英雄，有一些有名的专家学者之类的，她都喜欢去认识一下。”对此，付广荣则强调，自己希望可以邀请这些成功人士来到儿童村，为村里的孩子们开讲座，“把他们经验分享给孩子们，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到一些更好的思想”。
2005年，辽宁省政府在关于孤儿认定的条款中加入了“父母服刑期间，尚没有确定监护人的未成年人，比照享受孤儿的待遇”。看到这个条款后，付广荣松了一口气，“儿童村的历史使命完成了。”
随后几年时间里，付广荣找到国内多位法学界的学者、专家，呼吁国家层面完善孤儿管理条例。
2016年6月16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提出：“对于服刑人员的缺少监护人的未成年子女，执行机关应当为其委托亲属或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保护机构监护提供帮助。”
2019年，民政部、最高法、最高检等12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要求，进一步聚焦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群体，建立和完善基本生活、医疗康复、教育资助救助、监护责任落实等相关措施，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帮扶救助工作。除了父母重病、重残等情形。同时，明确将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人员的子女纳入保障范围。
此后，付广荣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重刑犯的高墙外延续教育上。在她的帮助下，一些出狱的重刑刑满释放人员参与成立了“妈妈送你去天国”的殡葬连锁门店，这些刑释人员担任入殓师，提供为死者净身、化妆、穿戴寿衣、出殡等服务。付广荣称，她看到很多刑释人员就业难，往往又缺乏专业知识，“但是他们对死亡也许会看得淡一些”，因此有了从事殡葬行业的念头。这一举措也得到了法学界很多专家学者的支持。
付广荣还会帮助这些刑释人员举办婚礼，每次的婚礼上都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和志愿者来参加。付广荣希望，能帮助刑释人员重拾信心，更有底气融入社会。
（应受访者要求，周良、孙全、文哥、黄华、圆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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